秦勇：善待城市新居民，服务业才能升级
中国对于如何发展大城市的态度一直在改变和调整，但在对待农村的时候，总是缺少一点平等的精神：从最初限制进城（制度产物“盲流”），到默认进城但并不给市民身份（另一制度产物“农民工”），再到最近北京和上海明确制定了人口规划，并按规划开始逐步清理一些“低端人口”。这种政策的逻辑问题是没有看到，“低端”一定是相对于“高端”而言的，“高端”中也总还有相对“低端”的成分。实际中，“低端”和“高端”很大程度上是相依相存的，而之所以有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是因为“低端”和“高端”本质上只是工种的差异。比如，加入WTO后中国承接了全球大量低端制造业，但在国际大家庭里中国从来不是低端人口，待中国经过15年的产业升级之后，现在制造业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那么，一个城市中的“高端”能否脱离“低端”呢？一个现代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分为生活品、生产资料、居住、通勤、生养、教育、医疗、运动或娱乐。假设这座城市就八个人，每个人生产八份，在完全交换经济下大家都是“高端”人士。先不讨论各个行业的资源禀赋问题，首先可能出现的矛盾就是居住服务提供者要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提供了所有服务，之后就可以坐享其他人提供的服务了，要么就是在分拆到一生的时间里持续性地提供居住服务，但居住服务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居所，这意味着居住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周期不匹配。而前一种情况下，供给者恐怕趋之若鹜。对于居住服务提供者来说，他们可能也并不想提供一次就坐享其成。但是扩大再生产会打乱这个均衡，居住服务提供者扩大再生产后，可能有了超过可以购买这八份服务的能力，它甚至可能请来其它领域的人帮他进行生产，这将进一步打破供需的平衡。
还有一种可能，现代社会实际上极大地限定了我们的认知模式：也许提供居住服务的生产效率和普通生活品的效率是一样的，甚至是更高的，毕竟简单的居住基本靠人力，而简单生活品的产出还很大程度上靠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的直接矛盾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居住服务提供者面对着极其有限的需求，可是劳动力如果向其它部门转移，就会打破原来的均衡。在较为落后的早期经济形态，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可能可以维系均衡，因为个体的专业分工有限，大家的劳动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可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专业分工越细化就越容易出现供需错配。
专业分工和开放经济是互为前提的，到了现代，经济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化，专业才能在竞争中胜出，这同时也加大了供需匹配的复杂性和不同经济部门间更为深刻的依赖性。这种平衡需要更为文明的群体相处方式，如果仍然以丛林式规则相待，那么被认为“低端”的劳动力，因为其自身的基本需求已经是在很低的水平上得到保障的，他们也就没有动力维系这个均衡，反而很容易去打破低端服务的供给均衡。
也许在未来人工智能的世界，大家已经不再需要太多“低端”服务了，这些服务都可以由机器实现，但是人类期望机器提供服务真的只是因为效率比较高么？在某一方面可能是的，使用人的服务质量无法实现统一，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需要大量的沟通，这本身是一种效率损失，而在改用机器人以后，可以实现恒定的服务质量。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的是，追求这种服务提供者与被提供者之间的效率，可能也会牺牲对等和尊重。如果我们长时间面对的都是不需要被尊重的服务者，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可能会相应退化或文明特征会逐步消失。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机器还达不到与人的平等沟通的能力，它恐怕也很难提供一些有微妙差别的需求。
在城市的吸引力方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经济吸引力，尤其是北京，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首都绑定的各种资源。但是如果经济是所有的驱动力的话，那恐怕越驱逐越流入，因为假如经济吸引力已经今非昔比，就不用大动干戈，人口流出将是自然的过程，一定是自信经济潜力巨大才会有适度限制的考虑，而市场的力量决定了这也将是行不通的，正如为曾经的“盲流”换上“农民工”的新身份一样，市场的力量总归会以某种形式受到肯定。
什么样的社会中的城市对其居民是有多重意义、而不是只有经济意义呢？这并非以经济发展阶段来划分，而是以社会心理的稳定程度来划分，在一个群体心理躁动的社会，人们总是怀有对经济阶层跃升的想象。造成群体性躁动的原因，可能是通过社会话语权整体偏于过度美化成功机会与社会机会众多，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即公开承认扩大化的贫富差距并且不断压缩低层人民的生存空间，前者是积极的躁动，而后者是充满戾气的躁动。前一种大致就是美国文化渲染的“美国梦”，后一种是非常危险的文化要素，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形成极端对立的社会阶层，但要修复这种社会心理则需要不止一代人退出舞台。近年来美国的文化基因也在面临挑战，躁动的老一代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却是一个相对稳定固化的社会文化现状，这与年轮一代的躁动格格不入，从而造成社会的激荡和分裂。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躁动的社会，目前中国人目前所处的又是一个各种文化要素冲突的时代，更需要注重引导这种躁动进入良性循环，比如更加注重社会平等，注重对农民工这些城市新居民利益的保护。而中国服务业的升级也需要这些大城市的新居民逐步提升技能，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在城市立足并得到归属感，这样他们才愿意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建设新城市。中国服务业的升级是消费升级的必要准备，近期频频爆发的保姆虐童事件就是一记警钟。
平时我们生活遭遇这样的尴尬也比比皆是，比如大多数城市中的理发师都是来自三、四线城市的人，他们在受过职业培训后提供的服务已经比较昂贵，而这个领域再难吸引本地的城市居民，然而影响这个领域服务质量提升的因素是，这些人也很难在大城市沉淀下来，很多学艺到一定程度了就回到家乡创业，因此理发师一直都由经验和技能没那么精湛的人补充进去，其结果是城市居民为这项服务承担的不断上涨的价格可能主要源自房租价格的上涨，并非来自服务质量的提升。
从价值的角度看，世上的价值应无高低，价格高低是经济活动的客观结果，并不一定是价值高低的信号，或者在普遍意义上是使用频次的代表，因而使用频次高恰恰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证明。城市的过去因为它的经济吸引力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城市的未来需要靠它的制度吸引力，为新的城市人口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待遇，以完成服务业的升级。服务业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难以确定产品质量，同时又有很强烈的文化内涵，只有经验积累和文化沉淀才能确保一个相对稳定的质量，而这都需要通过服务业就业人口境遇的逐步改善和提高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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