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张靓文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fdhgadfh.jpg?itok=IvSQrxis
唐山大地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二十多万，受伤几十万，是有记录以来世界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难。我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7月，正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我们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的一支设计队伍，就驻扎在原唐山铁道学院的大院内。年初传说，京津唐地区要发生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大家思想上都比较紧张。可是一个冬春过去了，还是平安无事。渐渐地，人们好像忘了这件事。不料，就在7月28日凌晨2点40分，天崩地裂的大地震突然爆发了。顷刻之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在唐山大地。此时此刻，人们都在睡梦之中。
事后回忆起来，那天的天气特别闷热，蚊子也特多，傍晚四周的青蛙叫得撼天动地。这些反常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和大家一样照常工作和生活。直到凌晨楼房发生剧烈的震动，我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时只听得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滚滚而来，紧接着一道道刺眼的白光穿过窗户，射进房间。起初，我还以为是电闪雷鸣，是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但是，又觉得不像，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扔原子弹了？还没有等我明白过来，身下的床板就猛烈地颠簸起来，一下子把我抛得老高。我立马坐起身来，求生的本能使我迅速做出决定：下地，冲出房间，逃生。可那时已经身不由己了，想抬腿抬不了，想下地下不了，心想事不成，全身都不听指挥。无奈之下，只好听天由命，蚊帐掉下来裹在身上，我也无可奈何。此时我才明白，是地震。
开始时，是上下震动；后来变成左右晃动。我们女同志住的是一座两层楼房，我住楼上。随着强劲的晃动，房上的预制板一块一块窜出横梁，落到地上。与此同时，两侧的立墙向一边倾倒，靠近我身边的一堵高墙倒在我身上，另一边的高墙向隔壁房间倒去。与我同屋的一位同事夺路而逃，幸免于难。这时，整座楼房轰然倒塌。我只觉得四面八方的东西一起向我压过来，身子直往下沉。我来不及思考，也不觉得害怕，头脑一片空白。在不停的抖动中，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整个儿被埋在瓦砾之中，动弹不得。
原先裹在身上令我很无奈的蚊帐，此时倒成了我的保护伞，既缓解了外来的冲击，又为我阻挡了尘埃。尤其幸运的是，一块砖头正好架在我的鼻梁上，我还能正常呼吸。此时，头脑倒清醒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房屋是否都倒了，同志们是否遇难了？我还能坚持多久，能不能活着出去？要是出不去了，岂不就此就要和我的丈夫、孩子永别了？我丈夫不善家务，他们以后怎么办？此时此刻，我心中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一连串的担心与问号……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隐约听到外面有动静，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只听两位男同志在互相庆幸。一个说：“好险哪！我头顶上的那块大石头正好掉在我的枕头旁，差几公分我就没命了。”另一个说：“幸亏我住在机电馆，房屋是框架结构，墙倒了，房架没塌，人都出来了。”听到他们谈话，我立刻感到有救了。我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听见我的呼救声呢，还是只想保全自己好不容易拣来的性命？他们竟然不理不睬，由近而远地离去了。
由于被埋的时间太长，我的四肢已经麻木，呼吸越来越急促，大汗淋漓，困顿不堪，直想睡觉。但是，我想起老人们说过，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睡着，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为了争取最后一点希望，我咬牙坚持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又听到声音，并且由远而近向我这边奔来，一边跑，一边喊：“底下有人没有？底下有人没有？”声音很熟，这是房建科的陈工。我竭尽全力呼喊，有人！有人！上面问，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张靓文！听到我的回音，他们立即动手扒砖头土块，不一会儿我的头露了出来。同事们说，这下没危险了。留下两人继续挖，其他人去别处救人。
等到把我的上身挖出来以后，他们想把我从土里拔出来。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也拔不出来，原来我右腿上压着一块很大的预制板。要把预制板搬开，没有起重设备是不行的。于是只好另想别法，先把我身下的砖瓦土块掏空，然后把我的身体向下沉，再横移，终于把我从土堆中挖了出来。我环顾周围，我们的宿舍已成一片瓦砾，旁边的西讲堂也已倒塌，一个很大的人字型屋顶直落地面。我们这批伤员就被安置在楼前这块空地上。挖出来的还活着的人放在东边，断了气的放在西边。可是有些刚才还有气的伤员，一会儿也断气了，只得再把他们挪到西边去。那时，活人和死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因此也没有人觉得害怕。人们已经麻木了，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是28日早晨6点过后获救的。由于我被埋在里面四个多小时，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只能在地上躺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重伤员。我为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感到十分幸运，因此躺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非常担心我的队友们，不知他们的处境如何？当时，但凡有点能力的人，包括一些轻伤在身的队员，都全力以赴投入抢救。直到午后，队里的同事才陆陆续续过来看望我们，可是谁也没有认出我来。原来我的脸上又肿又紫，满面淤血，眼睛成了一条细缝。我们的石总工程师带伤前来看望我们，就是找不着我，只好大声呼喊：张靓文在哪里？张靓文在哪里？
震后的灾区一片狼藉。整个地区断水、断电、断路、断绝一切交通和通讯。我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气候时好时坏，一会儿烈日暴晒，一会儿大雨如注。渴了，能动弹的人连滚带爬到附近泥塘中淘点泥浆水喝；饿了，那些腿脚利索的同志，到处去找食物，拿回来供大家充饥。那时不分单位、不分你我、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犹如到了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然而，听说开滦煤矿已把唐院地下的煤层都掏空了，一旦唐院在余震中下沉，我们这批难友岂不又要遭难？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我是完全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全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心中更加不安。
后来队领导决定，把我们这批无力自救的伤员，转移到院外的铁路线旁。据说，勘察选线时规定，铁路两旁的煤层是不准开发的。这下总算让我们安下心来，等待东北的部队和北京局的救援队伍前来救援。队上又找来一些篷布和木棍，给我们支起简易的帐篷，感觉又好了一点。与此同时，不断传来噩耗，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遇难了。特别不幸的是，我们队里有个李工程师，他的老家在东北营口，那里一直预报有地震，他总是提心吊胆。为了预防不测，他让全家老小一起来唐山小住。谁知没有过几天，就发生了地震，除了李工本人获救而外，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全部遇难；马工程师正在医院手术台上抢救，赶上一次强烈的余震，耽误了手术时间，就此告别了人间；一些重伤的队友，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匆匆离我们而去。另有一些队友，地震中被震落到楼房的地下室，上面压着硕大的人字型屋顶，只听到他们一阵阵呼救声从下面传来。可是，没有起重设备无法相救。我们只能盼望部队快点过来。可是，在一次强烈的余震之后，再没有他们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在期盼着。但是，听到的都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某处公路断裂，需要绕道而行，救援部队一时还进不来。我院的救援队伍早就出来了，由于各路救援队伍都向这个方向开来，车队堵了几十公里长，现在进退两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这里。
我脚上的伤口开始感染，食物也很紧张。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有人去附近的菜地里摘些瓜果来，分给大家吃，我们躺在地上的伤员都舍不得吃，认为自己躺在地上，没有太多消耗，这些食品应该省给那些忙于救灾的同志们吃。这样，一个西红柿、一条黄瓜经过许多人的手，传来传去，最后还是送回到原来的箩筐里。这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29日开始见到直升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又见到直升机在附近抛东西。原来是一袋袋烙好的大饼往下撒，顿时大家一拥而上。哪知几十米高空撒投下来的烙饼砸在地上，就成了面一半、沙一半的混合物，很难吃进口了。幸好我们食堂还有一点残羹剩饭，让我们勉强又支撑了一天。
比较起来，生计问题还不算最严重。最大的威胁是余震。我们发现近在咫尺的一处险情：我们帐篷前面立有一个铁路大灯塔，如果遇有强烈余震，很可能砸到我们帐篷上。死过一次的人，神经格外敏感。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向领导提出转移的要求，因为当时面临的救灾任务实在太重，不能再给领导添麻烦了。于是，我们每人都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便随时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白天大家尽量爬到外面去休息，晚上轮流值班，时刻注意余震的动情。有一次发生强烈余震，我竟一下子就从帐篷里窜到帐篷外。到了外面，定下神来，我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窜出来的？平常情况下，这个过程起码要花三、五分钟。这大概就是求生的本能了。等到余震平息下来，再想回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此时我想起一句话来：“人急生智，狗急跳墙”。其实，反过来说，“狗急生智，人急跳墙”，也完全可以。人在极端情况下，身体里的潜能是很大的，这与动物一样。
部队是30号上午才开到我们这里（因为部队进入唐山后，先去抢救当地的重点单位，我们属于外驻单位）。解放军到来以后，查看了待救的地方，同样束手无策，没有现代化装备，谁也对付不了那些巨大的水泥墩子和大屋顶。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伸出援助之手，但统统被拒绝了。那时正值“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疯狂时期，“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多死几个人算什么？就这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被埋在地下的同志，悲惨地离开人世。死那么多人，当然是天灾，但何尝不是人祸？
铁道部的救援队伍31日到达我们驻地。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倍感亲切。他们先把我们这批伤员安置到车上，然后其他队员也都上了车，浩浩荡荡，撤离唐山。唐山已经面目皆非，市区的房屋全部倒塌，不见楼房，不见马路，不见路标，只有一片汪洋，连开车的方向都很难辨别。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车站的水塔、市区的一块语录碑、沿路的电线杆，竟然还像模像样地屹立在那里，这恐怕只有研究地震力学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汽车一路缓慢行驶，有的马路断裂，有的地层错位。唐山火车站内的天桥扭成麻花，钢轨全部弯曲，静静地躺在地上。沿途摆满了一个个长长的塑料袋，里面都是遇难者的尸体。由于天气炎热，塑料袋内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气味四处弥漫，地面上苍蝇围着尸体和一些腐烂的东西飞来飞去。为使灾区避免发生瘟疫，直升机不断从天上喷洒杀菌的粉末。在地震中家园被毁灭，变得一无所有的灾民，低着头，背向路面，光着身子，默默地等待着救助。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这满目凄惨的环境，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流泪，没有人哭泣。语言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那么沉寂，那么安静。曾经教过我们的马老师，全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震后在铁路旁边搭了一个小帐篷，无声地守在里面，也许沉默是最好的解脱吧。在我离开灾区之前，我托队上的同事，打听曾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工作的一批老同学，结果得知他们那里是地震的重灾区。工厂的宿舍在刘庄，正是靠近震中的地段，他们的惨状可想而知。吴济怀、施明娟两口和两个小孩无一幸免。姚振玉和萧老师遇难在当地的开滦煤矿医院，他们唯一的小孩在广州的姑姑家，从此成了孤儿。还有教我们高等数学的杨教授夫妇，也都遇难在唐院。我队最后清点，与我同住一楼的同事和家属共有76人，地震后救出16人，其中一人因受内伤，不久内脏大出血离开人世，最后存活15人，我是其中之一。
接运我们的卡车缓缓地离开这个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以后，我的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到了天津，才知道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我们这些伤员只能进驻天津北站的“宁园”公园。院机关临时调来很多帐篷，就地扎营，铁路医院的大夫为我们伤员清洗伤口、包扎、上药。家在天津的家属，十万火急的赶来认领自己的亲人。很多家属找不到亲人，就向我们打听情况。事前队领导早有交代，万一家属问起他们的亲人，我们一概都说不清楚，由院领导去解答他们的问题。以后我们这批伤员中，伤势不重的，也都陆续回到自己家里。我还不能行走，队上通知家属前来护理，要不就由单位派人护送回家。我丈夫从北京赶往天津，见我还能出气，只是受了点伤很感欣慰，当下就决定背我回家，与我同行的几位同事一起护送我上火车。当车上的旅客知道我是从唐山地震中救出来的灾民时，纷纷给我让座，表示慰问。一路上，我丈夫给人介绍说，我是“出土文物”，价值连城。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灾难中，我得以逢凶化吉，与死神擦肩而过，无疑是大难中的幸运者。可是我的许多同事，包括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情况怎么样呢？回到北京以后，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令我寝食不安。
28年后，东南亚重现了一次类似的天灾——大海啸，死亡人数也近二十万，但是救灾的规模空前浩大，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救援行动。尽管这次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唐山大地震，但是，及时的救援行动，肯定大大地减少了灾害的损失。自然灾害，现在还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我们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让抢险救灾留下不该有的遗撼，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伤痛。
《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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