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性双重矛盾与政策导向
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性双重矛盾与政策导向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从来没有持续进行过产业与科技革命的社会，在数千年以家庭分散的农耕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根本不适应促进产业和科技革命，甚至还严重而普遍地抑制产业科技革命的发生。因此，中国社会总人口自有文字记载开始到如今，始终是农村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的产业分工最大规模一次爆发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发生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变和巨大的提升。完全可以说，1980—20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时期。当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不仅在经济、且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严重而明显的问题。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中国社会历经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固然，对于这种爆发式经济增长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判断，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矛盾和重大缺陷。然而，不容否定的是，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在1980—2020年的40年年间，远远超越以往历史4000年积累的社会物质财富数量的总和。这是一个事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40多年。由于长达4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高耗能、高负债的粗放型运行，目前，使得整个经济领域矛盾和困境重重，各种问题积累到这种状况，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休眠”状态中，并且面临一场总崩盘的考验。 中国经济再次遭遇一系列综合性的困境和问题，1、体制性问题，2、结构性问题。政治周期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是体制性障碍与矛盾。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在具体的政策方面执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在体制方面，则是主张“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简政放权”到朱镕基认总理期间的“抓大放小”，都直接体现着中国政府对于市场化的一种逐步确认过程。1992年中共14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目标，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年11月14届3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12年前后市场化的改革导向的结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严重缺乏有效的调节分配收入差距的税收机制，并且，普遍缺乏对于经济活动的准确监督，同时存在许多税收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直接导致许多行业和许多领域贫富差距以及分配不公的政策根源。尤其是房地产业一些巨富和暴力现象的产生，包括金融行业收入的失常，都根源于税收能力和税收政策的严重滞后。在官商勾结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不可克服的现象。因此，权力贪腐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副产品”和衍生品，而是一种联结在一起的固有现象。在中国，从来都是政治权力直接控制社会财富和分配财富。中国自1949年中共建政后，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市场体系似乎做成了一顿“夹生饭”。所以，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市场化的政策导向和措施还能不能得以延续？任何延续？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有如下不同的路径和选择：一是终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导向；二是根据现实的情况继续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三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蓝本，设计和回归1950—1980年的模式。我曾经在经济论文中设想并且推断，中国会在21世纪前20年确立起较为牢固的产权制度。但是，这种推断显然没有变为实现。同时，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的困境中。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是多层次的，1、行业型，2、区域型，3、城乡型，4、供需型，5、劳动力结构失调，等等。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构成方面，使得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量远远超过农业，同时，兴起一系列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产业领域，虽然在核心技术方面都是学习和接受欧美国家的结果。然而，新型产业领域总算出现了。并且，社会劳动力结构开始了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转型。当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就其内部而言，从来没有能够持续进行一场改变整个社会劳动力结构和人口构成的深刻而全面的产业革命。至今为止，农村人口以及农业劳动力仍然占大多数。事实上，中国经济从来不存在经典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繁荣—滞涨—萧条—繁荣”的周期。中国从来是一个以分散的农业为产业基础的社会，从公元前12世纪的姬昌时期一直到20世纪末页，都是如此。 人民币体系面临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实体经济的高负债必然成为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沉重负担，有可能致使金融体系面临熔断的风险。价格机制不合理和结构性失调以及一系列重大的产业调整，也会导致在某些领域和行业发生商品与劳务供应链脆断现象。由于崭新的科技发明与广泛应用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新的产业结构难以在短时间里确立起来，眼下的情况是，在1980年代美国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发生后创造了信息经济形态，而眼下，尚未看到新兴产业与成熟技术的出现。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的水平以及自主的发明力都普遍不适应现代经济的需要。与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衡相对应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劳动力的质量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的不适应问题。劳动力失业与行业性短缺问题，将在未来数十年间严重困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良性发展。从行业结构上说，眼下个行业实体企业的严重的高负债问题，必然会向金融领域传到。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经营困境已经成为客观事实。最关键的是，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规避金融危机的爆发。尤其是在全部金融体系中，深沪股市的崩盘，将是对全民财富的一场难以承受的洗劫。眼下中国遭遇的种种社会问题，要比1976年中国从“政治挂帅”到“经济中心”的转型艰巨和复杂许多倍。在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世贸组织。而现在，自2018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发生后，到2021年11月，欧盟27个成员国和英国、乌克兰、加拿大、土耳其与列支敦士登等32个国家，又将从今年12月1日开始，取消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将处于被割绝的风险。之后国内的供应链尤其是高新科技产品的供应，将处于更加艰困的状态。而且，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定会加重中国经济的困难，会导致国内经济处于严重萎缩的局面中。现在，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必须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趋势做出正确判断，并且提出和制定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我认为，纵观各种现实情况，如下三个方面最为急迫：一是从政策上大力消除各类企业以及家庭的债务负担，再次激活微观企业的活力；二是通过精准的财税政策，调整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分配机制；三是建立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的紧密联盟，有效的促进产业供应链衔接与技术升级。不仅历史上，而且现实中，华夏民族是一个最容易接受并且受到政治权力支配和影响的民族。因此，中国的政治周期对于社会经济始终处于决定性的和支配性的作用。我相信，只要制定持之以恒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劳动者便会迅速爆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和发明力。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问题；一是劳动者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问题。前者是经济的自然形态，后者属于体制层面的问题。人类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包括：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等不同环节。必须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知识水平即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创造和发明能力，才是最核心的生产力。 徐国进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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