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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瑞米柯賓 发表于 2023-12-16 23:19:17

轉載 社會民主主義論綱

作者 王江松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郭飛雄的政治哲學和政體革命方略述評

      2016年1月22日，郭飛雄二審被判有期徒刑6年，這是他的第二次獲刑，此前已經坐牢5年了。本文是對郭飛雄的一審自辯詞和二審上訴狀的述評，一則表達對他的敬仰和支持，二則借此機會梳理一下自己在中國政治轉型問題上的一些想法。

　　一、對憲政民主的政治哲學思考

　　為什麽西方國家都已實現了憲政民主，而中國卻長期淪陷在極權專制之中呢？憲政民主是不是就真的不適合中國國情呢？在《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為什麽必須》這篇上訴狀中，郭飛雄論及以下要點：

　　1.從中國歷史傳統並不必然生長不出憲政民主

　　中國當然有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和中央集權政體，但這一政體中也包含有一些可以加以現代化的要素，比如多相制、六部專業分工制、言官禦史制、三省制、廷議制等，就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分權、監察，而科舉考試也建立了較為公平的文官資格選拔機制，實現了政治機會和社會地位上一定程度的流動性，更何況在秦朝以前還有更為悠久的封建制多元政治傳統和多元競爭的思想文化傳統。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其來有自，並非簡單移植西方政體。這個民主政體之所以陷入癱瘓和失敗，一方面是因為皇權專制政治的基因和邏輯並沒有也不可能一舉根除，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俄羅斯極權烏托邦運動趁虛而入，乘勢而起，經過與中國知識分子運動和農民起義的次第結合，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贏得了最後勝利。

　　2.後極權政體的結構特征與民眾權利要求發生根本沖突

      郭文列舉了毛時代烏托邦極權政體的基本特征：（1）軍權私有化；（2）政治權力私有化和政治特權階層的創生；（3）實行全面的行政和社會集權的超級國家；（4）無限權力下的一夫獨裁。1978年後，大病求治的中國社會開始改革開放，資源占有制由全面公有向多種成分並存結構撤退，直至私有制占據大半份額，中央計劃經濟被拋棄，這實質宣告了違反人性的烏托邦實驗的歷史性破產。全面集權、全面專政的極權政體蛻變為稍為緩和的後極權政體，但其所取得的實用層面的成就，無法掩蓋其固有的結構性缺陷：（1）權力私有制本質的不合法性；（2）政治特權階層核心領導力的逐代衰減；（3）高度集權和制度荒野下的貪腐特權共同體的形成；（4）惡法治國、特務政治和集權便利綜合癥；（5）政府結構上戰略性分權制衡的闕如。這一政體無法實現人民主權下的道義合法性和授權程序合法性，無法築成有效的制度囚籠來管束並根治權力的濫用、專斷甚至瘋狂，無法穩定、系統地實現公仆隊伍的政治管理精英化，並使之合格履行為民眾謀福利、創機會、排風險、謀遠略的積極職責。後極權政體本身已成為中國民眾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最大的侵犯者、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破壞者，這就是當今中國在政體問題上的基本國情。

　　3.憲政民主政體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對癥下藥的良方

      郭文在逐一論述了成文憲法的理想性和至上權威、間接民主制下的普選、分權制衡、法治、聯邦制、多黨制等憲政民主政體的結構性內容之後指出，與暴力支持下的極權-後極權政體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全面集權的巨型立體金字塔結構截然相反，憲政民主政體以階層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利益集團多元、公民社會多元為社會基礎和政治參與變量，以實力普遍崛起、一人一票的人民為主導力量，以兩黨或多黨、政團多元或派系多元、無數職業政治家或參選人為中介，以中央政府和二三四級政府的扁平結構在憲法或法律規制下的並立合作狀態為制度框架和運行平台。憲政民主政體相對於後極權政體，在合法性、參與性、活力性、規範性、專業性、公正性、高效性、穩定性、遠略性等方面，無不具有根本的制度優勢。

　　4.憲政民主政體的人民主體性和主權性

　　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絕非由少數精英主導的制度框架搭建工程，人民既是制度舞台的搭建者，又是舞台上的演出者。人民是制度的主體，人民的權利是制度的靈魂。在政體革命進程中，與客體性的制度革命同時發生的，是主體的權利革命。通過政體革命，人民由後極權政體下沒有政治權利的草民，現實地轉變為擁有充分政治權利、自由言說並自由地行進在大地上的真正主權者。在憲政民主政體中，人民並非放手讓民選公仆行使治權，而自己消極地退回到私人事務中，而是通過法律創制行動和全民公決行動參與制憲立法、參加選舉，賦予政治權力以合法性；人民行使權利、對分立的政府和議會實施有效的大眾控制；當公仆出現懈怠或濫權時，人民通過行使言論批評權、行動抗議權、司法訴訟反制權等，對公仆進行民間制衡；人民還通過層層地方自治平台，直接參與近距離的地方事務治理。

　　5.憲政民主政體的普適性和本土性

　　憲政民主政體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善”，是具體實踐中的規範導向，是設計工程圖紙的框架參考，而非工程圖紙本身。在政體革命之路上，中國不可能覆制、照搬任何國家的制度。由於中央集權制與強束縛—弱自由—頻暴政之間的因果關系，拆散中央集權制對於中國的政體革命乃勢所必然，為此我們需要學習借鑒美國聯邦制。但中國不應像早期美國那樣，令中央政府僅僅保留軍事、外交大權；在早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應保留相當部分的經濟調控布局、福利國家安排、人權維護服務、科學技術文化系統運籌等權力。小而強的政府更令人喜愛，但放任自由主義的政府哲學不應成為中國的教條。可行的政府哲學應當是在免於權力強制的前提下，在適度積極和高質量低成本方向找到某一均衡區間。

　　6.憲政民主政體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對於反民主的黑暗勢力的各種謊言，我們不能不據理批駁，但對於那些真誠肯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價值而在憲政民主操作策略上的不同意見，我們必須予以尊重，在相互砥礪中完善自己。多元競爭，首先是道義所需，同時也具有戰略價值。不僅不同的思想，而且不同的政治或社會力量，只要表現出一定的建設性，都應得到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兼收並蓄。我們樂意看到中共內部的民主派、改革派、反腐派、強國派能夠果決掙開貪腐特權共同體的裹挾，勇敢地迎接民主化的歷史機遇。對於視憲政民主為萬丈深淵的後極權維穩體系，我們也有良言相送：因為有人道和正義的底線支撐，以善意、溫和、寬容為本質特征的憲政民主對於任何對手都不可能是一條絕路，所有向善者、立功者、有所節制者都能分享憲政民主政體下的發展機遇。

　　二、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的操作方略

　　政治哲學重在理論思考，而政體革命方略重在實踐操作，前者指向政治變革的方向、理想、價值和目標，後者指向政治變革的途徑、手段、方法和策略。郭飛雄的自辯詞《未來的歷史意味深長》闡述了其政體革命方略，這是他對憲政民主事業的最大貢獻。

　　1.一批對憲政民主事業具有使徒般熱忱的先行者和殉道者，是憲政民主政體革命方略的重要探索者

      郭飛雄對憲政民主達到了宗教信仰一樣堅定執著、毫不動搖的高度，為此，他承受了極為酷烈的肉體和精神摧殘：“我曾遭受13天13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曾長達42天被手腳穿插釘鐐在床板上，曾遭受無數次辱罵、毆打、拔頭發折磨。在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中，行刑者將高壓電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電刑。當日淩晨，悲憤莫名中，我一頭猛力沖向玻璃和墻，以死抗爭，又僥幸未死、未殘！在任何情況、任何逼迫、任何折磨下，我都堅守住了兩條底線：絕不放棄自由民主理想、絕不出賣或者指認他人。在和平年代未曾料到的嚴峻考驗面前，我守住了自幼就堅持的人生信條，守住了心田永恒的潔。”他在四次被關押期間五次絕食，總絕食時間為186天。郭飛雄這種偉大的獻身行為，也收到了政治策略方面的效果：一是向世人昭示集權統治的殘暴，揭穿其“人權入憲”“依法治國”等彌天謊言，二是通過自己調動人性潛能承受極限打擊的範例，幫助普通人去除對極權主義的極端恐懼，三是激起國內外正義良知之士的普遍的義憤，甚至也激起部分極權體制內天良未泯者對自由民主人士的尊敬以及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羞愧。

　　2.由思想啟蒙推進到政治行動，是憲政民主政體革命的關鍵步驟

      郭飛雄不僅是一個思想者，更重要的是一位行動者。他指出，對於自由民主主義者來說，行動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行動，我們才能擺脫極權主義通過暴力和謊言制造的政治恐懼，恢覆我們自然、健康、自由、主權的人性。當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推動者，必須找到為自己、也為民眾進行心理療傷的有效方法。除了呼喚、高揚自由民主價值的理想性，激發公民對個人尊嚴、自由、權利、主權意識的覺醒和尊崇外，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帶領覺醒的公民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憲政民主事業而行動。行動是最好的啟蒙，行動是主體自覺實現的客觀見證。行動，以及承擔其後果後更堅決、持續的行動，是公民個人走向良心起義、尊嚴自證、靈魂升華的唯一道路，也只有行動，才能避免人民因缺乏實例支撐而陷入仿徨無主的困局。

　　3.政治行動有一個逐漸升級的過程，需要適時以不同的組織操作方略整合已經激發起來的民眾民主力量

      郭飛雄自陳，捕捉重大歷史機遇，在個案抗爭平台上進行政治實驗、集結民力，推進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進程，是我們維權運動主要的政治操作方略之一。他把維權運動分為由低到高五個階段。隨著自由陣營聲威的增長、職業政治活動家的日趨成熟，以及政治恐懼癥減弱後越來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維權運動的主幹部分漸漸由中性法律區間和低烈度政治場域，移向強政治場域。在維權運動的這一強政治階段，郭飛雄的基本政治操作方略是：

　　（1） 有序鋪開對公民的選舉權與參選權、言論自由權、集會遊行示威權、結社自由權、地方與基層自治權、監督權與罷免權、法律創制權、全民公決權等政治權利的公開、積極履行；（2） （2）有力推進公民社會建設，幫助各類抗爭者進入法律性活動空間，促進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自治，以獨立、發達的公民社會作為民主運動的實力依托和全體人民自由聯合的基本方式；（3） 在民主運動的龍頭街頭政治方面，采取可控的政治實驗方式和多種平衡手段，避免激烈對抗，減少負面效應，探索有序政治開放、官民共贏之路；（4） 用法治資源重構中國社會大勢，將陣容龐大的維權律師群體推上歷史變革的樞紐地位；（5）上述操作思路皆秉承一種有序政體革命模式，其間內含著對程序文明的深層預設，沒有憲法和法律的重修，就不可能做到公民履行政治權利的常態化，也不可能實現全國圓桌共識下的政治開放進程。

　　4.把集會、示威、遊行等公民政治行動常態化、有序化和持續化，是沖擊極權專制制度的突破口

      南周集會是一場小規模的街頭政治實驗，廣州公民社會堅定履行公民政治權利的群體行動取得了初步勝利，街頭政治並非專制者所污稱的動亂之源，獨立自治的公民社會可對之有序、建設性地進行並收放自如。歷經24年打熬後，中國反對運動已基本成熟，有能力營造格局、控制格局，有能力通過公民社會將各階層凝聚起來，向著憲政民主的最終目標發起步步為營的沖刺，也有能力在無畏的、永不停息的行動中融化敵對、促成共識，開辟多元共贏的政治通道。

　　5.引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廢惡法、修良法，是落實中國公民政治權利的必經之路

      維權運動已進展到向著強政治的社會運動升級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所遭遇的首要障礙是惡法當道，和平轉型必須從突破惡法的重重鎖鏈開始，步步擴展公民的行動自由，步步增大公民的政治權利，步步剝奪非法特權和奴役人民的強權。由此可見郭飛雄參與並推動敦促全國人大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聯署活動，和對同一主題的“八城快閃”街頭宣傳活動的基本思路：對於致力推進有序政治革命的維權運動來說，在滿足和平轉型所要求的法治優先、程序共建、共識共贏的約束條件平台上，有必要推動一場社會立體縱深參與的除惡法、修良法的變革運動。

　　三、未來的歷史意味深長

　　郭飛雄的自辯詞和上訴狀，既可以看作是對極權專制制度的系統批判，也可以看作是與獄外的同道中人的深度思想對話，其中涉及的問題都極具現實性、當代性和本土性。我在這里挑出幾個來做一點簡要評論。

　　1.啟蒙者、理論家、政論家與行動者、組織者、職業革命家的分工合作

      社會運動和憲政民主運動必備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意識、組織、行動，在時間向度上，意識略先於組織、組織略先於行動，但在空間向度上，三者又是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比如，組織和行動固然要有一定的意識先導，但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和意識革命，實際上只有在行動過程中才能完成；組織與行動互為條件；即使是在意識領域，啟蒙者之間有一定組織性的彼此呼應，也比曠野中的孤獨呼喊要好得多。三者彼此激蕩，使革命由點到面、由表層向深層推進。這里存在一個參與者的分工合作問題。有些人，比如郭飛雄，同時兼有啟蒙者、理論家、政論家與行動者、組織者、職業革命家的身份，但一般人主觀上做不到客觀上也並不要求做到，於是一些人主要承擔思想啟蒙、理論建構和政治評論的角色，另一些人主要承擔行動和組織領導的角色。前者要盡其所能地把道理說深、說透、說準、說精彩，這樣才能激發和普及民眾的革命意識，後者則是把已經有了一定革命意識的民眾由小到大、由近及遠地團結和組織起來，並且按照一定的計劃、步驟、謀略、策略去行動。然而，分工和專業化不等於各自為戰，承擔不同角色和功能的人們又必須高度協同，才能夠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就要求雙方都有自覺的合作意識，前者要向後者提供思想、理論、宣傳、輿論方面的服務，後者要向前者學習和咨詢世界各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和本國革命形勢的分析，這樣才能形成一種理論和實踐、思想和行動相互激蕩的、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力量場”，而不是一遇打擊和挫折就淪入四分五裂的無力狀態。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合作，以至雙方相互攻訐，前者把後者稱之為漿糊黨，後者則把前者稱之為口炮黨。

　　2.改良改革、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改良和改革的年代，在那種氛圍下，一些知識分子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隨著國企改革迅速結出權貴資本壟斷的惡果，海內外一些知識分子在本世紀初又喊出了“改革已死、革命當歸”的口號。然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於革命的記憶和理解，就是英國內戰、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總之，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就是暴力革命，這種革命是與某種制度之內的改良或改革截然對立的。改良與革命的二分法的確也反映了近現代很多國家的歷史事實，但卻被後起的新型革命所證偽，被改良改革、和平革命和暴力革命的三分法所取代。

　　把和平革命歸入改良，是不能成立的。改良是量變，而和平革命是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質變；改良是掌握權力的階級或集團自上而下推動的，而和平革命則是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民眾自下而上推動的。單是這兩點，就足以把改良改革與和平革命根本區別開來。至於改良改革與和平革命在反向運動過程中會出現某些重合和交叉點，並不能否認兩者的質的區別。另一方面，和平革命與暴力革命也不是截然兩分乃至水火不容的，事實上，即使是成功的暴力革命，如果不以相當程度的公民社會力量的發育為前提，革命以後出現覆辟和反動的幾率就非常高，而和平革命也不必然就是甘地式和平不抵抗，在總的和平進程中並不排除使用必要的暴力。所以，和平革命準確地說是以和平博弈為主的革命，而暴力革命準確地說是以暴力推翻為主的革命，在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是兩者混合的，只不過兩者所占比重不一樣而已。真正的問題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把兩者結合起來，避免兩種極端的後果，一是眼睜睜地聽任少數人的暴力破壞和中斷和平革命進程，二是以暴力作為革命的唯一手段，而放棄民眾的自我組織和民主聯合（一旦放棄，等待民眾的一定是新的專制）。

　　3.公民維權、公民養成與政治反對、政治革命

　　公民維權、公民養成與政治反對、政治革命其實是憲政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前者是初級階段、築基和低層建築階段，後者是高級階段、高層建築和封頂階段。這兩個在時間上先後相繼的階段，其實又可以說是同一運動中的兩個同時存在的不同方面，不能說公民維權、公民養成就是非政治化、去政治化的，而政治反對、政治革命就是純粹的上層建築革命，區別只在於，在公民維權和公民養成階段，政治目標和要求是隱微的、有意收起來的，並不直接挑戰官方的“政治正確”，以便能夠獲得維權運動的實際進展和發育公民社會的有限空間，而在公開的政治反對和政治革命階段，公民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發育所取得的成果已經作為前提和基礎而存在了，此時主要的任務是直指政權。很顯然，沒有第一階段的準備，政治反對和政治革命就是沙灘上建房子，分分鐘會被摧毀，而沒有第二階段，憲政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完成。

　　維權有兩個基本層次，一是根據中國現行憲法和法律維護公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二是根據國際人權憲章和公約維護更多更高的權利。顯然，按事物的正常發展邏輯，首先要進行第一個層次的維權，然後逐步進展到第二個層次的維權。問題就在於像有些人所說的，現行法律體系是共產黨專政的工具，依法維權不成了維護現制度了嗎？

　　這對我們維權者當然是一個矛盾，但也要看到，這對當權者也是一個矛盾：總體上說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惡法框架，但其中畢竟也有一些統治階級根本不願意落實的良法條款，而這就成了公民維權的依據。維權運動的意義不只限於維護了法定的權益，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分散孤立原子化的個人聯合和組織起來了，並且因此而變成逐步享有一些事實上的公共參與權利的準公民、預備公民了。這是舊社會胎胞里孕育生長出來的新質社會要素，這個東西比什麽都重要，相反，如果不是通過合法的維權行動逐漸組織起來的話，民眾就會永遠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況，而這正是極權專制的社會基礎。

　　4.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路線圖和時間表

　　在郭飛雄那里，“人民”還是一個模糊的整體，還沒有對“人民”進行精細的階級、階層分析，因而未能形成憲政民主革命主體的具體形成和主次序列，也影響到他對未來革命進程路線圖的描畫。這可能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通常都會反對階級分析）給他帶來的局限性。

　　我不憚於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因為我是一個繼承了自由主義合理內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若幹仍然具有活力（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的思想。在當下中國，權貴官僚階級是一個超級強大的階級，是掌控整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第一階級，並且具有非常明確的階級意識，其他弱勢的階級如果囚於自由主義的、非階級的、個體化的公民幻想，而不能形成強有力的階級意識、階級團結和階級組織，怎麽可能對抗和推翻這種壟斷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的階級統治呢？怎麽可能實現憲政民主呢？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一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在這一矛盾結構中，可以劃分如下幾個階級：權貴官僚階級、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通過階級分析，我提出一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間階級——民營競爭性大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即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一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和投機”；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中層與上層決戰”。

　　中國憲政民主革命有沒有時間表？很難做出準確的預測。八九事件和蘇東轉型之後，很多人做出樂觀的預期，沒想到極權專制統治又維持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有鑒於此，郭飛雄自己準備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和理想主義者一道把憲政民主政體操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制度現實。其他人的預測也很不一樣，有幾年的，有一二十年的。我的分析是，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拒不向民眾讓步，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革命形勢很快就會成熟，五六年之內實現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轉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願意打出歷史學家吳思所說的那幾張好牌（開放經濟壟斷領域、動用3萬億美元儲備和60萬億國有資產用於民生、土地私有化），那麽在官民拉鋸、民進官退的過程中，一黨專政、極權專制再保持一二十年弱勢的甚至形式上的存在，也屬於和平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

　　5.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與自由民主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和自由民主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自由民主主義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直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共產黨淪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已經保持一百年左右了。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黨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

　　在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短期內一定會冒出幾百個政黨，不過，政黨政治的邏輯，至今尚未超出階級政治的範疇，因此，圍繞著我在上面所做的階級分析，各政黨之間一定會合縱連橫、重組整合，最終形成四個主要的政黨：

　　（1） 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基礎的自由民主黨；（2） 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3） 以工農階級最底層為基礎的新共產黨；（4） 以大資產階級為基礎的保守黨。

　　不管是什麽政黨，只要遵守全民公決制定的憲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認憲政、民主和法治這一基本的社會契約和政治競爭規則，只要不訴諸暴力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爭取選民的投票支持，就都是合法的政黨。

　　3.大陸公民致香港同胞書

　　前幾天，我們看到《香港抗爭者致大陸同胞書》，一則以喜一則以愧。喜的是，香港抗爭者深刻地意識到了大陸和香港兩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民之間血濃於水的關系，意識到了共產極權專政是阻撓和破壞中國人民自由民主事業的共同敵人；愧的是，由於大陸人民還沒有像香港同胞一樣普遍覺醒和組織起來，由於共產極權專政用高墻封堵來自香港的真實信息並且對大陸人民實施洗腦灌輸，污蔑毀謗和煽動仇恨香港抗爭者，嚴厲打擊傳播真相的良知公民，雖然有一部分自由民主人士在頑強地傳播來自香港同胞的聲音，但畢竟不敢在墻內公開而有組織地聲明對香港同胞的支持，更不敢勇敢地走上街頭或以其他形式實際地、強有力地支援香港人民的抗爭。

　　然而，我們深刻地認識到，這次聲勢浩大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是對中共政權全方位地從鄧小平威權專制覆辟到毛澤東極權專制的逆歷史潮流而反動的英勇反抗，是對中共悍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這一具有國際法意義的協議、顛覆以港人治港和一國兩制為核心的香港基本法等一系列非法行徑的偉大抗爭，其正當性、正義性、合理性、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得到了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和人民的支持和聲援。

　　我們深深地知道，這個依靠暴力和謊言起家並統治中國70年的政權，一如既往地把香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合法和正義的行動，抹黑為由境外敵對勢力操縱、由極少數人策劃的暴亂和叛國活動，並且以各種卑劣的方式有計劃地制造暴力沖突，以便為其出兵鎮壓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雖然中共政權也評估到了制造第二次六四大屠殺的風險和代價，但絕不能低估其再次以至多次喪心病狂地血腥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可能性。大陸公民與香港同胞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謹以兄弟姐妹的摯情厚意提醒你們，繼續Be Water，流動和滲透到整個香港社會；勇武抗爭者與和理非抗爭者聯合起來，分工合作，形成牢不可破的統一陣線；避免直接的暴力對抗和流血犧牲，充分發動、利用、整合來自全世界、大陸和香港的所有的自由民主力量，形成終結極權專制政權的反包圍圈和全球聯盟。

　　大陸公民絕不會放棄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八九六四民主運動這樣做了，90年代的組黨運動這樣做了，始於03年的維權運動這樣做了，08憲章運動和茉莉花運動這樣做了，新公民運動和南方街頭運動這樣做了，基督教運動、勞工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一些列社會運動這樣做了……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和香港同胞每年紀念六四的活動和七一遊行、03年反23條立法、14年占中、19年反送中血脈相通、彼此呼應、相互促進的。我們尤其銘記香港同胞在大陸人民遭受六四鎮壓以及汶川大地震等多次大災難時給予的慷慨捐獻和人道援助。

　　我們欣喜和敬佩地看到，香港同胞已經走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爭取自由民主偉大鬥爭的前列，這是對大陸自由民主運動的巨大的感召、示範和推動。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大陸遍地都是災民和難民，有教育養老醫療災民和難民，有下崗失業災民和難民，有宗教信仰災民和難民，有血汗工廠災民和難民，有金融災民和難民，有強征強拆災民和難民，有覆轉軍人災民和難民，有毒空氣毒水毒食品毒藥品毒疫苗災民和難民……我們相信，所有的大陸災民和難民最終都會像香港同胞一樣意識到災難的根源，向著極權專制政權及其獨裁者發出勇敢的吼聲！

　　自由平等，憲政民主，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世界洪流，唯道是從！香港加油！中華加油！

　　（2019年8月12日）

　　4.致民主國家政府和人民書——關於香港局勢和中國未來

　　香港人民反送中、爭民主的偉大運動已經持續將近三個月了，不僅創造了一個城市參與抗爭比例最高、參與成員最廣泛的歷史記錄，而且數量如此巨大的香港抗爭者，竟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能夠把行動保持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範圍內，創下了歷史記錄。

　　若這件事發生在民主環境，他們早就獲得抗爭的勝利了，錯誤的政策早就改變了，或者違法的政權早就垮台了。然而，由於中共邪惡政權的支持和控制，香港特區政府對於香港人民依據“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這些《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確立的原則提出的五項訴求，不僅始終沒有滿足，反而動用警力（包括引進大陸中共警力）和港陸兩地黑社會進行暴力鎮壓，反過來誣陷、栽贓抗爭者是“暴徒”和“恐怖分子”，並準備進行更大規模和更加殘酷的鎮壓。

　　就在此刻，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香港人民頭頂，香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已經面臨著迫在眉睫的摧殘！如果坐視香港人民遭受淩虐和屠殺的慘劇發生，那的確是文明國家、憲政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奇恥大辱。

　　一個歷史時刻已經來臨：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聯合起來，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實行嚴厲和全面的制裁，捍衛香港有限而珍貴的自由和法治，並進一步摧毀中國大陸的極權專制暴政，實現全中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這一切都是如此明顯：中共的極權專制暴政，不僅已經荼毒中國人民70年並造成了亙古未有的人權和人道災難，而且，邪惡的中共政權正在覆制上個世紀希特勒納粹政權模式，已經構成對全世界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各國安全和國際和平的巨大的威脅！

　　美國等民主國家曾經給予中國有力的支持，中國人民對此銘記於心。但歐美國家的政府也曾經幾次作出誤判：一是放縱蘇俄支持中共顛覆了中華民國；二是以中共政權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三是將貿易與人權脫鉤並輕率地將中共國引入世界貿易組織。導致這些綏靖主義政策的原因，有認知上的謬誤，有一廂情願的善意，有與蘇聯進行冷戰的需要，還有一個很多人不願揭穿的事實，那就是歐美國家里面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團，與中共相互勾結和利用，榨取中國人民創造的巨大財富。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其人性之惡在憲政民主法治下受到相當嚴格的壓制和約束，卻通過與中共國的經濟貿易和政治合作得到了極端的釋放和滿足。它們是極權專制國家潛伏在民主國家里的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通過各種方式影響以至操縱了歐美等民主國家的一些對華政策。

　　現在，這些國家已經明顯感覺到來自這個新型極權的威脅和危險。在很大程度上，這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自己的綏靖主義政策種下的苦果。

　　在這種綏靖主義政策下，中共權貴官僚資本集團像病毒或腫瘤一樣迅速發育和生長起來，攫取和控制了天量的財富，每一個權貴官僚資本家族都富可敵國，令西方大資本家、大企業家也自嘆不如，艷羨不已。

　　憑借著巨大的錢袋子支撐的槍桿子、刀把子、印把子、筆桿子，中共建立了歷史上一切專制政權都無法比擬的高科技極權體制，牢牢地控制了14億中國人民。中共建政70年以來，中國人民不僅經歷了經濟落後時期的貧困、饑餓和政治迫害，死傷過億，而且正在承受所謂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富裕時期高居全世界榜首的貧富兩極分化，數億人生活在世界貧困線之下，勞無所獲、老無所養、病無所醫、學無所教、居無所定。在付出缺失人權和公民權利的高昂代價後，在遭受禍及子孫後代的環境災難和道德淪喪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停留在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

　　與此同時，中共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示弱求強的策略，轉而采取富於進攻性、侵略性的政策，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報等各個方面向世界擴張和滲透，美其名曰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美其名曰向世界貢獻中國模式、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美其名曰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質是企圖控制、奴役和掠奪全世界，就像對待中國人民那樣。

　　現在，全世界民主國家都應該警醒了，都應該堅決抵制中共極權的擴張，和中國人民一道徹底鏟除中共專制政權。

　　從現在起，民主國家應該建立起反對中共極權專制的國際聯盟，這一聯盟應該體現在在三個層次：

　　——首先要建立理念和戰略層次的高度共識。要意識到與中共的鬥爭，關系到人權與極權、民主與專制的歷史總決戰的大結局，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在這一點上，不僅各國政府要負起責任，作為國家主權所有者的各國人民更是責無旁貸。如果各國人民懶於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不對各國特殊利益集團施加嚴厲的控制和監督，那麽各國政府的綏靖政策就不能得到根本改變，也不可能建立起憲政民主國家一致反對極權專制國家的國際聯盟。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官民之間、朝野、兩黨之間之間初步建立了遏制和反對中共的共識，這種共識需要進一步加強並且擴展到其他憲政民主國家。

　　——其次是要建立這一國際聯盟的制度框架和組織體系。聯合國和安理會需要改組，常任理事國應當實行多數決，廢除一票否決制；對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和人權公約的簽署國，要有監督其國內配套立法的國際檢查機制，對於違背國際法、制造人權災難、犯有反人類罪的政府，應有執行和懲罰機制，人權紀錄糟糕的國家不能成為人權理事會理事；由聯合國授權的維和部隊有制止國家恐怖主義等犯罪行為的權力；長期違背世界貿易規則的國家，應當被逐出世界貿易組織，或建立替代性的、能夠屏除極權專制國家的新的世界性和地區性貿易組織。

　　——第三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並建立新的法律和政策工具體系。各國應依據憲法和法律梳理和重新建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對中共國等極權專制國家的經濟、貿易、金融、科技、政治、文化、情報、軍事等各方面的關系，對它們進行系統的制裁和打擊。比如擴大馬格尼茲基法案的實施範圍和力度，凍結乃至沒收極權專制國家權貴官僚從本國人民那里掠奪並轉移到歐美國家的資產，將來歸還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和民主政府；限制和剝奪他們及其直系親屬的移民資格，等等。

　　這里不存在幹涉國家內政、侵犯國家主權的法律和道德問題。按照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任何國家在雙邊關系中有權根據本國憲法和法律拒絕與暴虐、流氓政權進行友好交往，也可以與其他國家一起根據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對這些國家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予以國際制裁。一個國家的制度問題最終要由本國人民來解決，但國際上的幹預和幫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當然知道，中共極權專制暴政一定會把國際上的制裁後果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它一定會綁架14億人民，把人民當做炮灰和工具與文明世界死磕到底。我們希望民主國家聯盟對中共極權專制集團進行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打擊，以降低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和損失，但我們也知道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在沒有兩全其美的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寧願作出犧牲，也要爭取盡快結束中共的統治而避免一眼望不到頭的漫長黑暗、令人窒息和絕望的未來。

　　中共政權在其垂死之際正加劇實施的對人民的剝奪和壓迫，我們一定會奮起反抗，與全世界自由民主力量一起，推翻和摧毀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後的極權專制堡壘。

　　考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我們深信，自由、平等和正義一定會普及全球各地；我們的戰鬥，一定會光耀千秋萬世！

　　（2019年8月14日）

　　5.自由VS極權，民主國家的人民豈能置身事外

　　面對香港人民捍衛自由、爭取民主的偉大運動，中共一方面以密不透風的高墻對大陸民眾封鎖真實的信息，一方面開動全部宣傳機器，極盡造謠、污蔑、抹黑、構陷之能事，把香港抗爭者塑造成為港獨、漢奸、賣國者、暴徒、恐怖分子，激起一部分大陸民眾狂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誘發他們非理性的沖動，為鎮壓香港抗爭者制造虛假的民意基礎。

　　這當然是中共慣用的招數，先後用來對付八九民運以及西藏、新疆和全國各地民眾的維權抗爭，本來不足為奇。然而甚為遺憾的是，這個用爛了的招數竟然屢屢奏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各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基本上除了發出道義上的譴責外，就礙於所謂主權和不幹涉內政而袖手旁觀了。這種綏靖主義態度和政策，為中共極權在全世界的擴張提供了便利條件。民主國家對中共的綏靖主義，其直接原因固然是中共與這些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內外勾結，對中國這塊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進行掠奪性剝削而大發橫財，但深究起來，不能不說，根本原因是，民主國家的人民只是沈默的大多數，安於自身的現實利益和看起來和平安全的生活，而不能從長遠利益出發，以國家主權所有者的身份，對議會和政府施加決定性的影響。

　　應該說，發達民主國家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和流血犧牲，推翻了專制制度，率先建立了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社會制度，贏得了基本的自由、平等和正義。這當然是他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為仍然生活在專制和極權之下的人民提供了光輝的榜樣和示範，在他們的感召之下，世界上已經有超過半數的國家實現了民主，更多國家的人民正在努力實現民主。

　　然而，人類的前途和命運仍在未定之中，民主國家的人民並非一勞永逸地獲得了自由、平等和正義。不僅民主國家的內部還存在企圖覆辟專制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最近三十年崛起和膨脹的中共極權，正在糾集全世界的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國家，形成與憲政民主國家分庭抗禮進而一決勝負的態勢，它們對內奴役和壓迫人民，對外進行經濟政治文化滲透，已經對民主國家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試問民主國家的人民，與中共極權的經濟貿易和政治妥協，讓誰得到了最多的利益，又讓誰蒙受了最大的損失？得利最多的是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其次是民主國家的大資本權勢利益集團；受損最大的是中國人民，其次是民主國家的人民。以美國為例，制造業的衰退和工人失業、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尼系數的提高，嚴重的社會對立與分裂，就是美國人民付出的沈重代價。

　　民主國家以人為本、以民為主，人民的損失就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損失，人民的自由和發展問題，就是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長期以來，民主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通過遊說、院外壓力、政治代理人、智庫和輿論，推動議會和政府制定了對中共的綏靖主義法律和政策，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為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基本制度帶來了重大的挑戰和危險。

　　中共正在裹挾和綁架十幾億中國人民，形成反對民主國家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態勢。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激發起反對世界專制國家聯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激情，就像他們曾經在二戰時期勇敢站出來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一樣。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民主國家人民的覺醒、投入、奉獻和犧牲，就不可能出現反法西斯同盟，就不可能產生丘吉爾和羅斯福、蒙哥馬利和艾森豪威爾等偉大的反法西斯領袖和英雄，就不可能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人類也許至今還處在法西斯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我們知道，專制社會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與民主社會里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含義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張主權高於人權，後者主張人權高於主權。前者以國家之名奴役個人和人民，把個人和人民當做肉盾和炮灰。後者以國家的力量保護個人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尊嚴和幸福。前者無需人民同意就可以發動對外戰爭，後者的對外戰爭必須征得人民的授權，等等。但也正因為如此，專制國家的對外政策說變就變，而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卻需要等待人民的覺醒和共識，當人民局限於某些眼前利益的考慮，或者懶於行使自己的權利、履行自己的責任時，就會放縱特殊的權勢利益集團對專制國家作出綏靖、勾兌或無原則的妥協，直到大難臨頭，大家才幡然醒悟。如果專制國家的人民被捆綁起來一致對外，而民主國家的人民一盤散沙，一旦打起來，誰輸誰贏就很難說了。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叫做“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句叫做“狹路相逢勇者勝”，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還有幾句古話可以拿來與民主國家的人民共勉：“兩強相遇勇者勝，兩勇相遇智者勝，兩智相遇仁者勝。”我們相信，民主國家的人民也有自己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感情，只不過在和平時期是潛在的和溫和的，一旦民族國家面臨危機，它們就會被激發起來，而且因為它們牢牢地建立在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基礎之上，其所產生的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是專制國家的人民被暴力和謊言制造出來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感情所無法比擬的，而且專制國家的人民完全可能把矛頭和槍口轉向專制統治者和壓迫者。我們相信，民主國家及其人民擁有更高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力量，有更多的手段、方法和技術戰勝專制國家。我們相信，民主國家代表了人類歷史的前進方向，站在更高的道德和仁義基點之上，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在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歷史大決戰中，勝利當然屬於勇、智、仁三者皆備的一方！

　　我們知道，中國等專制國家的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歸根到底要由這些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爭取和實現，我們也不認為民主國家的人民有解放專制國家人民的道義上和法律上的義務，但是我們內心確信，無論是從全人類的自由民主事業的進程而言，還是從捍衛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成果而言，民主國家的人民都應該積極主動地承擔起特殊的歷史責任，幫助專制國家人民擺脫極權專制的奴役和壓迫。我們很高興看到，美國率先形成了官民之間、朝野之間、兩黨之間抵抗和打擊中共極權的基本共識，但更希望看到美國人民站出來推動更廣泛的共識並且付諸於行動，不僅要保證這種共識和行動，不因為川普總統是否連任而動搖，不因為哪一個政黨執政而變更，而且推動世界民主國家反極權反專制大同盟的建立和鞏固。

　　我們很清楚，民主國家的經濟可能會受影響，股市可能會震蕩，人民的就業和收入可能會受影響，生活成本可能會提高，這將是民主國家的人民為世界自由民主事業付出的代價，但這種代價，將換來專制國家的瓦解，其飽受奴役之苦的人民將贏得自由與尊嚴。為了人類美好的未來，為了世界永久的和平，這一切犧牲都是值得的。

　　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人民偉大的抗爭，他們的英勇無畏、克制理性，雄辯地證明他們完全配享自由和民主，如果全世界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被極權力量所鎮壓和摧殘，那將會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留下恥辱的一頁。他們的追求和抗爭，正在感召和激發中國人民和其他專制國家的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勇氣和力量。全力支持他們的抗爭，就是爭取人類更美好的未來。

　　從香港人民的抗爭開始，中國將成為專制與民主對決的最大的戰場，一場中國人民反抗極權、爭取自由的終極之戰正在來臨！我們期待，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起推動這一激動人心、永彪青史的偉大事業！

　　（2019年8月25日）

　　6.紀念六四，反思六四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海內外民運從年初就開啟了紀念活動，其中一個標志性活動就是在自由雕塑公園豎起了一座巨型的六四紀念碑。重新審視六四，汲取經驗與教訓，為更好地推動轉型做準備，也是紀念的應有之義。

　　一、六四的發生和失敗都是必然的

　　六四民主運動因為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而引爆，發生的時間點和方式具有偶然性，但發生的原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這就是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和民眾日益增長的自由民主需求與共產黨專制制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這一點，對六四屠殺負有首要罪責的鄧小平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說六四是早晚要來的，是繞不過去的，只不過他選擇的是通過血腥屠殺來維護專制制度，而不是像蔣經國一樣向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讓步。

　　六四民主運動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客觀上是因為共產專制制度的經濟社會基礎還沒有被根本動搖，而民主力量的經濟社會基礎還剛剛萌生，主觀上是因為共產黨已經毫不猶豫地把人民當成敵人和血腥鎮壓的對象，而人民還沒有把共產黨當成革命的對象，沒有形成目標明確、組織有序、堅強有力的革命主體力量。

　　系統地反思六四民主運動失敗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比較六四民主運動與將要和必須進行的憲政民主革命的異同，是民運必須做好的功課，也是社會成功轉型的基礎工作。

　　1、關於運動的性質。六四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在共產專制制度下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參與者把它限定為一場“愛國民主運動”，限定為一場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運動，還不是一場徹底改變共產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

　　80年代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國有制、計劃經濟的松動和黨國對人民的松綁，還沒有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競爭的格局和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現代憲政民主革命的經濟社會前提，參與者只有對自由民主的抽象訴求，還沒有形成包括憲政、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法治等在內的明確具體的政治訴求。學生和知識分子要求的也就是新聞自由、反官倒反腐敗、落實82憲法等初步的一般性民主要求，並沒有否定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以至於用雞蛋投擲毛像的湖南三義士還被學生扭送派出所。它是近代以來包括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四五運動在內的最後一次傳統的「愛國民主運動」。不能因為共產黨兇殘地鎮壓了這次運動，就反推它是憲政民主革命。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把六四界定為一場政治改良運動，並不是貶低它的歷史地位，更不是看輕參加者和犧牲者的巨大的歷史貢獻，正因為六四槍響，共產黨就徹底暴露了其反人民反人性反人權的本質，使得六四以後的任何一次民主運動，不可能再是改良運動，而必然成為革命運動。六四成為傳統的、一般性地反制政府的愛國民主運動與徹底否定極權專制制度的現代憲政民主運動的分水嶺。

　　2、關於運動的主體及其組織。運動的主體主要是學生和部分知識分子，工人、農民還沒有大規模加入，學生也並沒有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市民」這一模糊的身份中固然包括了工人、職員、小商小販、知識分子、幹部、退休人員、城郊農民等社會成分，但他們每一種成分都不是以組織起來的階層和集體力量的形式，而僅僅是以孤立的個人的形式或臨時性群集參與運動的，基本上也就是「烏合之眾」，與相對有組織的學生沒有形成結構性的聯系；工人農民還沒有成為權利主體，沒有自己明確的經濟政治要求，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主要是出於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工自聯只是一個上層構架而沒有基層組織，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也是一個上層構架，並無社會動員、聯結和協調統一行動的權威和功能；市民的聲援和抵抗行動，固然是高尚、偉大和英勇的，但同時也是無序的，不能形成有組織的集體力量。學生與市民的松散結合，高峰時有排山倒海之勢，但卻難以形成進退有序、連綿不絕的持久的社會力量，不能將學生罷課發展成為全市和全國大罷工和大罷市，從而癱瘓中共賴以生存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這樣的力量，要想抵抗或解構中共軍隊的鎮壓是不可能的。學生組織高自聯本身也是一個上層構架，沒有基層組織以及自下而上的選舉、決策、監督機制，出現分裂和錯誤決策時，沒有有效的糾錯機制。

　　3、關於運動的策略。六四運動中還沒有來得及形成一種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收放、張弛、中止和退出機制，沒有形成對專制力量的分化瓦解策略，低估了專制力量采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不能及時有效地避免慘痛的犧牲。共產黨對學生市民的血腥鎮壓當然罪無可逭、人神共憤，但如果學生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離開天安門廣場返回學校，應該可以避免大規模的屠殺。事實上，5月24日晚本來有一次計劃中的凱旋大遊行，但由於剛來北京幾天的外高聯以及北京高自聯激進派的反對而流產。有人說即使學生撤出廣場，黨內改革派在此前也已經出局了，對學生和市民的大規模鎮壓還是會發生。應該說，學生撤回學校後，即使軍隊進城，市民也不會阻攔了；即使對各大學實行軍管，以防止返校後的學生再度上街——在這兩種情況下，軍隊大規模殺人的可能性都很低，因為這對於恢覆共產黨統治秩序沒有什麽必要。

　　至於有人說，學生撤出廣場返回學校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會給共產黨內改革派聚合和崛起的時機，也能為民主運動爭取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從而推動中國完成和平的顏色革命，或至少過渡到半民主辦專制的威權體制，避免中國共產黨做出一個對中華民族最壞的選擇，那就是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共產黨權貴市場經濟——這應該屬於過度聯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進退有序、“見好就收”的策略固然可以避免大規模流血犧牲，但並不能導致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這與兩年後蘇聯共產黨垮台的情況不同。蘇聯已經有了74年的統治，人民已經受夠了，已經對這個體制完全絕望了，而且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喚起了多種政治力量，而中國人民還沒有達到這種歷史的自覺，並且經濟體制改革還給人民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共的統治合法性，1989年第一個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改弦易轍、換旗易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中國人民的失敗、犧牲和慘痛經歷，恰恰成了蘇聯東歐社會政治轉型的重要催化劑。

　　二、以憲政民主革命的勝利告慰六四英烈

　　基於以上三點反思，我們應當承續六四志士未竟的自由民主志向，將六四愛國民主運動推進到憲政民主革命的高度，徹底終結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建立憲政民主法治。

　　1、思想和理論準備。要有一個完整的、長期的、清晰的憲政民主革命理論、目標、戰略和路線圖。六四以後，經過三十年高速經濟發展，不僅中國GDP總量成為世界第二，而且民營市場經濟雖然在結構和政治上屈服於黨國極權統治，但在量上（包括企業數、GDP生產力、對稅收就業的貢獻等等）還是超過了共產黨直接控制的國有壟斷經濟，民營市場經濟也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民（中小企業主、知識分子、白領和藍領工人、個體戶和農民）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關，這就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建立準備了經濟和社會基礎。由於中共權貴官僚統治集團拒絕接受普世價值和優良政體，拒絕接受自由公平法治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國際貿易秩序，並且竭盡全力將“中國模式”“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推向世界。因此，不要對中共主動改革轉型存在任何幻想。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深刻意識到，經過三十年的巧取豪奪、全面監控和秘密安排，中共不僅在國內打造出超級專制和維穩體系，而且在國際上滲透和拉攏了一些國家。因此，沒有廣大中國人民尤其是底層民眾廣泛的參與和投入，僅僅依靠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要摧毀強大的極權專制制度、完成憲政民主革命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就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歐美憲政民主革命時期所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民運界進行廣泛深入討論並達成基本共識。

　　2、組織和人才準備。盡管民間力量的組織化被中共嚴防和嚴打，盡管組織化面臨極大的風險，但它仍然是憲政民主革命不可或缺也無可回避的基礎工作，因此，哪怕是回到雞毛信等原始的通訊聯絡方式，也必須完成一定程度和範圍的組織化工作，為大規模的街頭革命和全國性抗爭奠定一定的組織基礎。現在各個階層、行業、地方的群體性抗爭此起彼伏，但卻無法形成橫向聯系，關鍵原因就在於缺乏組織。現在一些有智之士正試圖克服這一結構性缺陷，把分散無序的群體性抗爭導入某種時空節點，這已經抓住了要害，但目前還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

　　要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有賴於在各大城市的各種群（相當於中層公民組織的雛型）與產生於各企事業、城鄉社區、利益群體的基層公民組織之間建立起經常性和結構性的聯系和協調，一方面中層要把幫助和促進基層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另一方面基層要源源不斷地向中層輸送代表和人才，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點和面的結合，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就能迅速轉化為更大範圍的聯合行動。

　　基層組織的建設是重中之重，建立和發展基於各種經濟社會文化紐帶的互助會、聯誼會、自治會、代表會、讀書會、交流會，諸如工會、農會、商會、學會、學生會、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等等，進而形成跨單位的行業性和地區性中層組織，進而形成跨行業跨地區的全國性高層組織，是徹底推倒和取代極權專制制度的公民社會基礎。當然，沒有這樣一個公民社會的組織化過程，並不等於共產黨就不會垮台，但是共產黨垮台以後，中國是迅速建立起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還是長期停留和糾纏在後極權和威權狀態，則直接取決於公民社會的發育程度。

　　3、策略和戰術準備。當然不能說六四大屠殺是學生未能及時撤出天安門廣場引起的，也不能說只要學生撤出了天安門廣場，就會贏得中共改良從善並主動實現中國和平轉型的結果，但六四大悲劇的確把民主運動、社會運動本身的節奏、張弛、進退、收放問題凸顯出來了，把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策略、戰術、方法和技術問題凸顯出來了。應該全面、深入、科學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廣泛吸收古今中外政治革命、社會變革、社會運動、街頭運動的經驗教訓，形成一整套憲政民主革命的策略、方法和戰術，包括宣傳、動員、組織、行動各方面和環節的工具箱、策略和戰術組合，以減低革命的成本和代價，提高革命的產出和成果。在這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對中國民主轉型具有直接借鑒意義的經驗，吉恩?夏普先生對之作了全面的總結，而一些海內外民運和社運人士正在做非暴力抗爭方法的推廣和普及工作。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準備過程。這種準備越充分，未來中國良性轉型的概率就越大。

　　（2019年6月4日）

　　7.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宗旨和綱領

　　基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的一般原理，基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由對立走向融合的人類歷史宏大走向，基於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歷史演變路徑，基於當代中國勞資關系和勞工運動的具體發展趨勢，中國社會民主主義及其政黨的性質、宗旨和綱領就變得清晰可見並可以昭告於天下了。當然，這只是我們從邏輯上推理出來的結論，至於這個性質的政黨是一個還是同時有好幾個，是叫做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勞動黨、社會民主工黨，還是別的什麽名稱，以及什麽時候由什麽人來組建這樣的政黨，那不是本文可以預測的；本文只是指出其產生和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無法描述其具體實現方式。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性質和宗旨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以當代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普通知識分子為主要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政黨，同時爭取其他階級和階層中一切同情弱勢群體、尊重勞動價值、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個體公民的支持和加入。

　　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基本的經濟政治社會理論、路線、目標和綱領，同時吸取人類普世價值和一切文化精髓，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哲學思想、科學知識、道德觀念、藝術趣味的人們，都可以加入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共同體。

　　3、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融合自由和平等、競爭和合作、獨立自主和團結互助兩方面訴求的正義原則或社會公正原則作為基本的價值理念，追求和踐行憲政、民主和法治，捍衛普選制、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反對來自任何階級的專政，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專制和權治。

　　4、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近期目標是號召、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與其他同樣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各階級民眾一起，推翻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實現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完成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根本轉型，初步建立公平正義的市場經濟、憲政法治的民主政治、社會保障體系與自由包容的多元文化；中長期目標是在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中，一步一步提升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建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消滅剝削、兩極分化和階級對抗，實現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5、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極右的、極權專制的老共產黨，在一切方面都處於敵對狀態；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中右的自由主義政黨，在推翻極權專制制度的憲政民主革命中，是盟友關系，在憲政民主制度下，分別代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競爭執政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極左的新共產黨，在推翻老共產黨統治的過程中是盟友關系，在雙方遵守憲政民主制度的情況下，相互競爭勞工階級的政治代表地位，在新共產黨力圖顛覆憲政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彼此成為敵人。

　　6、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理所當然加入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認同社會黨國際的基本宗旨和綱領，與此同時，鑒於當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勞工群體，當代中國工人維護和爭取權利的集體行動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廣的勞工運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勢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這一點理應引起世界各國人民、世界工人階級、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國際的高度重視。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治綱領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引導、幫助、推動當代中國勞工運動朝著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方向發展，通過維護勞動者在現行法律下的實體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益，通過各種方式實現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等程序性權利，以實際行動和工作成就贏得工人的支持和擁護，從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中汲取廣泛深邃的力量源泉。

　　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倡導和推廣工人代表制，建立包括同鄉會、互助會、聯誼會等等在內的多種形式的工人草根和基層組織，支持這些工人組織發起企業和行業範圍內的勞資集體談判，必要時發起罷工、停工、怠工、上訪請願、示威遊行等集體行動；罷工一般是經濟性的，必要時也可以是政治性的，是否罷工由工人通過投票民主決定。在1989年愛國民主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中國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中國工自聯），是當代中國勞工運動可以和應該繼承的政治遺產和組織資源。

　　3、在極權專制制度沒有推翻之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憲政民主革命政黨；在革命勝利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就轉變為憲政民主改良和建設政黨。作為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窮盡最大探索和努力，爭取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運動的方式完成中國的社會轉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循環的可能性，但不能排除甚至應該積極準備在關鍵性的時空節點上對頑固捍衛專制暴政的敵人采取強制性措施，包括正當的武力防衛和積極的武力打擊，以減少和避免革命隊伍和無辜民眾可能遭受的大規模流血犧牲。

　　4、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讚成各革命政黨和革命團體，動員和組織各自依靠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進行持續不斷的和平抗爭和非暴力不合作社會運動，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加強橫向聯合和組織，利用一定的事件和時機，發動全民性、全國性的與極權專制的決戰，以民心動搖軍心，以民變促動兵變和政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號召和促進工人階級以全國總罷工等方式發揮舉足輕重的革命主體作用。

　　5、在舊政權癱瘓之時，各地方革命團隊迅速成立獨立於中共中央政府的地方公民委員會，取代中共地方政權行使地方臨時政府職責，成立工人糾察隊、學生糾察隊、市民糾察隊、社區糾察隊，收編和節制當地警察，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嚴禁私刑覆仇；地方臨時政府必須保障生活必需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基本供給，並引導和組織基層單位自治委員會的選舉，形成基層自治與地方自治之間的代表機制和自下而上的權力制衡關系。

　　6、全國各主要革命政黨和革命團體，成立全國公民委員會，取代中共中央政府行使中央臨時政府職責，接管所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政法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保障全國生活必需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基本供給；召開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協商會議和制憲會議，以全民公決的方式產生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憲法，隨後舉行第一次大選，由全民直選產生第一任總統和第一屆國會，並成立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新憲法絕不預先規定哪一個政黨居於領導地位和哪一個階級是領導階級，各階級及其政黨在憲政、人民主權、普選制、代議制和多黨制的共同規則下展開競爭並獲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毫不猶豫地規定那些致力於顛覆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黨和政治團體為非法組織。

　　7、由國會參眾兩院制定《社會轉型正義法》，解散中共及其所屬非法組織，還原歷史真相，依法清算、審判和懲罰中共政權及其相關責任人員所犯反人類、反人民、反社會罪行，同時赦免在社會革命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戴罪立功的中共黨員和官員，重用無罪而有功的人員，留用無罪而能幹的公務員；沒收權貴官僚資本集團非法財產歸人民和國家所有，追回被非法轉移到境外的巨額財產，用於補償一切自中共建政以來遭受摧殘、迫害的個人和家庭的生命、健康和財產損失，褒獎憲政民主革命功勳人物，撫恤憲政民主革命烈士的遺屬。

　　8、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完全確認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以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人權公約所列各項人權和公民權利為立國基礎和宗旨，完全認同由普選制、總統制、議會制、多黨制、聯邦制、三權分立制和軍隊國家化等構成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將會不遺余力地引導、動員和組織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加入到這個制度的建設和鞏固進程之中；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會完全依靠選舉爭取成為執政黨和參政黨，在選舉失敗時承認選舉結果並忠實履行在野黨的監督職責，即使在獲得壓倒性選票優勢的情況下也絕不圖謀一黨專制，在極權專制公開或變相覆辟時堅決捍衛憲政民主。

　　9、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確認在憲政民主制度初期主要實行代議制和間接民主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同時認為各黨派應該創造條件和開辟空間，讓人民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包括參與企事業自治、社團自治、地方自治，直至中央一級的全民公決、創制和覆決，盡力減少和防範精英政治可能並一定會帶來的政治權力的異化和蛻化變質。在與工人群眾組織的關系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努力促進工人階級的聯合和團結，但堅決承認工會等工人階級組織的多元性和獨立自主性，決不自命為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各工會保持平等合作的政治關系，努力爭取工人選民的支持，當好工人群體的代議士和代言人，而不謀求對工會的領導地位。

　　10、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接受自由主義的守夜人政府、最小政府理念，致力於通過合法的執政地位，通過立法和政府政策推動第二次分配，主張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縮小貧富差別、消除兩極分化，特別重視通過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加強工人和所有勞動者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從根本上提升勞動者和社會底層民眾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但也反對大政府和全能政府，堅守小政府、大社會的憲政底線，鼓勵工人、農民、婦女、小生產者和小商人等等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通過結社、聯合、互助、集體博弈等等社會化的方式提升與壯大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力量。

　　11、在中央和地方、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民主自治制度和聯邦共和制度，化解由共產極權統治以及其他原因導致的、歷史地遺留下來的地方分裂和民族仇恨，在歷史補償、充分自治、非暴力、聯邦制以及更為寬松的邦聯制的原則和框架範圍內，解決台灣、香港、澳門、新疆、西藏等地區沖突和民族沖突問題，在所有地區和所有民族合作共贏、在憲政民主和聯邦共和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與此同時，依照國際文明慣例，制定規範地方聯邦實體獨立建國行為的憲法和法律程序。

　　12、在對外政治關系和國際政治領域，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憲政民主中國與一切憲政民主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和戰略夥伴關系，結成反對極權、專制、獨裁、暴政的國際聯盟和國際統一戰線；積極參加聯合國、安理會、國際人權理事會等等國際政治組織和國際政治事務，承擔和履行世界上最大憲政民主國家的國際義務；支持仍然處在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制度下的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正義與實現憲政、民主、法治的偉大事業。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經濟綱領

　　1、廢除農村虛假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通過土地確權普遍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制，包括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不能私有化的歸村民集體所有，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自治委員會行使法人所有權；更大範圍的、不能歸村集體所有的礦藏、河流、湖泊、森林山脈、草原、荒地、灘塗等等，歸全體人民所有，由人民授權國家行使法人所有權；城市居民和企業以及其他法人組織，對其購置的房屋以及附著於其上的土地，享有永久所有權，其余不能或尚未私有化的城市土地，歸全體人民所有，由人民授權國家行使法人所有權。上述土地所有制與共產黨土地所有制遵循的是完全相反的邏輯，前者形成從個人、公民到全民、國家的所有制鏈條，後者則是以人民和國家的名義剝奪了個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是實際上的共產權貴官僚集團土地所有制。

　　2、農民對自有土地擁有完全的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企業需要農民土地，只能通過土地交易市場按自由平等的原則購入；政府因公共利益目的需要征收農民的土地，必須依法給予足額的補償，不能達成協議或沒有窮盡法律程序時，不得強征農民土地和強拆土地上的建築物；對城市居民、企業和其他法人組織的房屋和土地所有權，也遵守同樣的交易和征收原則。

　　3、與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倡導單一私有制不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確認和捍衛公民對不動產和動產的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前提下，積極倡導私有財產的聯合所有和聯合經營，包括但不限於成立土地合作社或合作農場，以土地和其他財產入股的、適合於農村地區產業鏈條的農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由個體業主和工人聯合而成的城市合夥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其目的是要在符合獲得正義和轉讓正義原則的優良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出產權明晰、具有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優良公有制經濟，實現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直接結合。這當然與蘇俄的集體農莊和中國50年代建立的農業合作社和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天壤之別，後者以暴力和專制權力剝奪了農民和公民的私有財產權。

　　4、消滅權貴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建立普遍的公民個人私有制與作為其必要補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消滅權貴官僚市場經濟，代之以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首先是要把權貴官僚資本階級通過所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獲得的個人和家族資本，通過使用權力從市場中搶劫和訛詐得到的財產，通過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行賄受賄、特許和壟斷經營得到的財產，經過審查、甄別和法庭裁決後予以沒收、歸入國庫；其次要把權貴官僚資產階級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操縱和控制的、尚未被他們私有化的國有資產，包括土地、資本、國有企業等等，奪回到人民手中，委托民選的國會及其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直接控制和管治。

　　5、保留一部分不適合於私有和民營的公有財產和國有企業，它們具有自然壟斷優勢，但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也不涉及競爭性行業，在國會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社會公眾監督之下合法運營，為社會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它們的總量需要降低到國民經濟的20%左右，之後再逐步降低到市場經濟國家通常的10%左右。這是一個國退民進、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應該制定和依照統一的私有化法律來進行。依據這些國有財產來源於人民的創造、貢獻和犧牲這一歷史事實，依據人民應當在國有財產私有化過程中得到權益和補償的公正性原則，參照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私有化進程的經驗、先例和規則，第一步應該以私有化股權或私有化債券的方式，將劃入私有化範圍的國有財產量化到每一個國民；第二步是持有私有化股權或債券的公民，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產權交易市場，選擇成為某一企業的股東，或者轉讓手中的股權。這樣的私有化，一是實現了起點的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補償了人民的風險和犧牲，具有較大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二是公開透明，能夠避免發生中共所實行過的那種卑鄙無恥、黑箱操作、搶劫與詐騙並舉、嚴重破壞了公平正義的私有化。

　　6、小微企業實行個體私有制、大中型民營企業實行股份制即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私有制與合作制、國有企業實行全民參股的公共所有制，使整個國民經濟形成一個從優良私有制到優良公有制的所有制鏈條和結構；憲法不會預先規定那種所有制占主導地位，不會預先規定“資本主義道路”或“社會主義道路”，各種所有制經濟形成公平競爭、功能互補的市場經濟體系，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市場經濟。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市場經濟通過一系列制度和管理創新，同時追求自由和平等、經濟效率和經濟民主，力爭在生產經營和第一次分配領域，盡量消除剝削、壓迫、歧視、貧富兩極分化，讓勞、資、政、社會各方共享市場經濟的成果，因此，社會市場經濟又被稱為公平市場經濟、共享型市場經濟，如果得到實現，那就是把千百年來公平正義、共享共富的理想與最富有效率的市場機制結合起來了。

　　7、社會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對於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價格的自發調節作用，但認為價格的決定和利益的第一次分配是所有市場主體主動博弈的結果，因此主張作為弱勢一方的勞動者，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必要的時候有罷工的權利，以集體討價還價這種新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部分替代、部分補充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後者表面上完全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實質上是由資方集體地、心照不宣地把工資壓到地板價即赤裸裸的生存工資水平而決定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以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為軸心的勞工運動，提高了工人的工資，縮短了工人的勞動時間，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扭轉了勞資力量顯著不平衡和勞資分配顯失公平的狀況，使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上升到社會市場經濟的新的歷史階段；勞工運動不是市場經濟的擾亂性和破壞性的外生變量，而是市場經濟內在的、積極的、建設性的變量，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機制。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支持和推動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勞工運動。

　　8、社會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私有財產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在企業中具有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優先性，但不認為投資者、資本家擁有對於企業的全部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為勞動要素也是企業的結構性組成部分，勞動力所有權也是一種生產要素所有權，企業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結合體和勞資命運共同體，不完全是投資者和資本家的私人領地，同時也是勞動者作為主體的公共場所，只不過在開始時前者處於優勢和強勢地位，後者處於劣勢和弱勢地位而已。進入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工人參與企業管理逐步提上議事日程，工人委員會或工廠委員會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法定機構，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分配擁有知情權、建議權、參與決定權和監督權，德國甚至把參與管理提升到勞資共決的高度，成為社會市場經濟的標志和象征。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認為，剔除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的虛偽和欺騙特征，可以把它改造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在公有企業試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與股東大會、董事會的共同決定制，在私有企業和混合企業試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參與管理制，在所有設有董事會和監事會的企業中，試行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制度。

　　9、社會市場經濟的更高階段和更高形式，是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人力資本並且直接獲得企業產權，在產權層面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直接合一，這就是風行於發達國家的員工持股制度。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雇員成為股東和資本所有者，從一方面看可以說是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同化了，從另一方面看又可以說是資本勞動化、人性化、社會化了，這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向對方的轉化，是誰也沒輸、勞資雙贏的正和博弈，社會民主主義對此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當然，即使在憲政民主之後，中國仍然處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作為兩者之結合的社會市場經濟的較低階段，普遍推行員工持股制度的條件還不具備，但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為，在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科技企業，在合作經濟組織，可以和應該率先試行員工持股制度，率先實現產權層次的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在員工普遍持股的情況下，股東大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工人委員會和董事會甚至可以合二為一，即“職工股東大會”和“勞資董事會”。

　　10、社會市場經濟承認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實體。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但同時也認為企業與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處於千絲萬縷的聯系之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利害相關者，因此利害相關者的代表參與和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就成為必要的了。一方面企業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消除企業生產經營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性，而增加其正的外部性，另一方面，社會有權保衛自己不受企業和市場的侵害和支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推動中國勞工運動的同時，也支持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殘障者運動、LGBT運動、少數族群運動等等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運動。

　　11、社會市場經濟也包含這樣的內容：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有責任代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對微觀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以糾正或彌補市場的失靈和缺陷；正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所說的，只要有可能就鼓勵市場競爭，只要有必要就進行計劃調節。政府有責任依據其所掌握的詳盡的市場經濟信息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計劃，引導企業的投資經營決策；政府也可以運用財政政策（基本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采購和轉移支付）、貨幣政策（金融、信貸、利率、匯率）、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土地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工資政策等經濟手段以及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在經濟蕭條時擴大有效需求和就業，在經濟繁榮時抑制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接受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支持憲政民主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並且特別支持其中與勞工權益密切相關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就業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積極的勞動力供給政策、積極的勞動力中介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就業保護政策和積極的勞動力價格保護政策，通過這些政策的運用，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憲政民主國家的計劃調節和宏觀調控，與納粹國家和共產黨國家的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有兩點本質的區別：前者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本體和基礎，後者否定和扼殺自由市場經濟；前者來自人民授權、通過民主程序實施、接受民眾和社會監督，後者由獨裁專制政權強制實施。

　　1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中國應該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廣泛的國際貿易過程，但與中共對外不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並以國家名義進行經濟犯罪、對內壓榨勞工並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經營、與國際壟斷集團和極權專制力量相互勾結並通過損害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以瘋狂滿足其貪婪欲望的做法完全相反，主張在自由、平等、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下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競爭與合作，為此提出三條對外經濟政策：第一，國家不能消極被動地接受國際經濟剝削，而應該代表人民爭取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和國際經濟貿易過程中分享到公平的份額；第二，立即停止靠犧牲中國勞工的基本人權、收入和福利以及破壞自然環境來維持所謂競爭優勢的禍國殃民的對外經濟戰略，國家應該在國際經濟貿易談判和協議中，把勞工和環境保護條款提到優先考量的位置；第三，經濟全球化應該既是資本要素的全球化也是勞動要素的全球化，應當以勞動要素的全球化制衡資本要素的全球化，應當促進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和團結以及全世界工會和勞工政黨的聯合和團結，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公平正義、勞資共享的社會市場經濟。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文化綱領

　　1、文化的最高原則和綱領，是憲政民主國家都標舉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中共的憲法也部分列舉了這些自由，但在其序言中卻公然宣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各族人民的指導思想，公然在憲法中強制灌輸所謂“國家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剝奪了公民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權利。按憲政的政教分離原則，所有的宗教、哲學、科學、道德、藝術觀點和流派，都屬於私人生活和公民社會的範疇，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在不妨礙和損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國家政治權力不能進行幹涉更不能加以剝奪。個人思想的自由和私人言論的自由是不可能因而也沒有必要加以強制的；公共空間的思想表達和辯論，內容上以不鼓吹和宣揚法律予以懲處的犯罪行為為限制，形式和程序上以不質疑動機、不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攻擊為限制；只要遵守辯論規則，只要不訴諸行動並觸犯法律，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激進的和極端的思想意識，也有表達的自由。須知真理是在與錯誤的辯論中勝出的，而不是在辯論之先就被宣布的，要相信民眾的認知能力、識別能力和判斷能力。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倡導文化民主，那就是在文化的多元、自由競爭的前提下，讓民眾通過自覺自願的追隨和認同，對不同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優劣勝負做出評判。

　　2、中國文化要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並對世界文化做出獨特的貢獻，一是要拋棄維護奴役、等級、不公與極權、專制、王霸統治的文化糟粕；二是要挖掘、發揚追求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文化基因；三是要把中國文化中的優良成分與西方文化的優良成分結合起來，並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從而實現中國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換；四是要緊緊圍繞著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對當代中國問題做出創造性的解答，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和範例，也為世界文化寶庫增添財富。這就需要我們破除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國粹主義與全盤西化的二元對立。應該說，在這個偉大的文化轉型過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相比其他流派的文化建設，具有獨特的優勢：

　　與國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相比，它是接納了西方文化的現代文化；與自由主義和西化主義相比，它具有傳統和本土的根基；與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相比，它融匯在世界主流文化之中。

　　3、根據文化與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對應關系，會形成三種主要的文化類型：權力文化、資本文化、勞動文化。這里的權力，是憲政民主法治下的權力，是有限的、文明的權力，這種權力對現代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形成一種現代的權力觀念和權力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資本在未來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仍然是一種起主導作用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力量，但也應該防止資本取代權力成為社會的專橫和統治的力量，培養一種現代的、有教養的、文明的資本觀念、財富觀念和資本文化、財富文化。勞動文化說起來是一種歷史最悠久的文化，甚至是一切文化的母胎或原型，但在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先後崛起並占據統治地位之後，呈現出不斷衰落的趨勢，只是在19世紀以來隨著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發展壯大而表現出覆興的氣象。在現代社會，這三種文化應該建立一種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不能重覆歷史上出現過的權力崇拜、資本崇拜和勞動崇拜。鑒於當代中國的勞動文化還處於極端弱勢的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理所當然格外重視勞動文化的發展。

　　4、根據文化與其他社會領域的對應關系，會出現性別文化、年齡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家庭文化、社交文化、消費文化、民俗文化、生育文化、環境文化等等，這些文化也具有獨立的內容和發展要求，不能簡單地歸入權力文化、資本文化、勞動文化三大主幹文化之中。

　　5、按照文化的層次，會出現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小眾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任何一種文化類型都會出現這兩個層次的區別，一方面向高精尖發展，一方面向民眾普及。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勞動文化一方面應該在精英、高雅、小眾範圍內與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展開競爭，創造出高精尖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要把重點放在把精英、高雅和小眾的勞動文化普及於平民、通俗、大眾的勞動文化之中，同時從平民、通俗、大眾的勞動文化中，提煉出精英、高雅、小眾的勞動文化，這樣才能與權力文化和資本文化進行整體的、全面的競爭。

　　6、教育。按照文化的內容，可以分為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學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藝術文化，其中教育是基礎和出發點，沒有教育，就沒有各類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經過長達70年的黨化教育，中國教育業早就已經被改造成為批量制造愚民和腦殘的飼養業，這個預定目標是通過以下兩條途徑達到的：在教育制度上，實行黨對教育的絕對領導以及相應的官僚等級管理體制，從大學到中小學，依次授予副部、廳局、處、科、股等行政級別，學校內部也實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完全剝奪了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的自主權和民主辦學的權利；在教育內容上，以黨的意識形態貫徹始終，摒斥普世價值和人文精神，窒息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禁止教師自由講學，以自上而下的壟斷性考試捆綁所有的學生和教師。憲政民主革命後，將以普世價值教育、人文精神教育、公民教育，完全取代黨化教育；以基於自由、平等、正義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完全取代充斥著奴役、等級、不公的假大空、偽醜惡教育；以素質教育完全取代應試教育；以學生自治、教師治校、家長參與管理的民主教育體制，完全取代黨管教育的官僚主義教育體制。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重視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同時，特別強調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政治下的勞動教育，讓每一個人從小就認識到勞動在人類歷史中永恒的基礎地位，尊重勞動的價值和勞動者的權利，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有利於提高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健康的勞動文化氛圍。針對我國教育重理論輕實踐、重科學輕技術的問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在提高基礎教育、大學通識教育和科學教育質量的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為農業、工業、服務業提供大量匱乏和稀缺的技術工人，在滿足產業升級和產業發展需要的同時，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源水平和市場競爭實力。

　　7、宗教和哲學。人類作為宇宙的花朵、萬物的靈長，不滿足於有限、短暫、形而下的肉體生存，而追求無限、永恒、不朽、終極、形而上的人生意義，宗教和哲學就是滿足這一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徑。人們對超驗存在的體驗、領悟、思考必定是多元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和哲學思考自由也是必然的。以強制權力將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考定於一尊，將宗教政治化為國教、將哲學政治化為國家意識形態，既是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損害，也是對宗教和哲學的損害，既使國家和政治神秘化、絕對化、極權化、專制化，而完全扼殺了自由、平等和正義，也使宗教和哲學奴才化、惡劣化、教條化、僵死化，而完全失去生機和活力。在中共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統治的70年間，以蘇俄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國家哲學，以唯物主義、無神論掃蕩宗教信仰，民國時期已經形成的儒、釋、道、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多教並存的局面被破壞殆盡，中西各派哲學思潮自由競爭、大師輩出的繁榮景象被摧殘毀滅。然而，面臨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最深刻和全面的社會轉型，正需要宗教和哲學最自由而富於創造性的發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願意與其他一切追求憲政民主的政治文化力量一起推動這種發展。

　　8、科學技術。即使在遠古和古代人類還沒有自覺的科技意識的情況下，科學技術也自發地成為人類進步和發展的第一推動力，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日益自覺地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條件，使得科學技術革命一浪高過一浪，也使得歐美文明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人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開始意識到自己民族和文化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嚴重缺陷和落後，做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科技救國種種努力並打出了“民主與科學”的現代化旗幟，但這個過程被日本侵略戰爭和共產黨奪權戰爭所擾亂和中斷。中共也意識到科學技術對於鞏固其統治的極端重要性，也提出了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擇手段地引進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成果，然而，這個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政權在本質上是蒙昧野蠻的，它永遠也不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也絕不實行的一個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依靠創新，創新依靠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依靠憲政、民主和法治的保障。

　　遑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創新，即使是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的創新，也離不開一個自由、平等、公正的科學技術的激勵和評估機制，一個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科學技術管理體制，這樣才能解釋中國科學技術人員最多而成果最少、中國人在國內像蟲到國外成龍的普遍現象。社會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法治的中國將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機制和根本的保障機制。中國的體量這麽大，問題這麽多，遇到的挑戰這麽強，現代化的任務這麽重，一旦砸爛禁錮著中國科技人員的枷鎖，切斷捆綁著中國科技人員的繩索，徹底解放出他們的創造潛力，徹底發揮出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必將貢獻出無數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成果，湧現出一批又一批蜚聲世界的偉大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認為科技創新是專業科技人員的特權，而主張向全民普及科技意識和科技文化，創造條件讓工人、農民、市民等普通民眾進行力所能及的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為國家科技發展奠定強大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眾基礎。

　　9、倫理道德。憲政民主中國面臨著倫理重構、道德覆興的雙重任務：一是要把農業經濟、皇權專制下的奴役等級倫理和身份道德，轉變為工業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下的自由平等倫理和契約道德；二是要治愈共產極權暴政所造成的亙古未有的倫理潰敗和道德災難，這一大潰敗和大災難，不僅意味著民國時期已經初步形成的新型倫理道德被扼殺在搖籃之中，而且意味著數千年來維系古老文明的傳統倫理道德也慘遭荼毒。中共先後制造了兩次倫理道德大破壞，第一次是毛澤東極權專制時代，通過數十次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消滅了一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倫理道德，甚至蓄意制造出夫妻反目、親子相殘的人倫慘劇與群眾鬥群眾、派系武鬥和滅絕人性的對“階級敵人”的集體屠殺；第二次是鄧小平威權專制時代，以貓論和先富論為依據，假借改革開放之名，通過釋放人性之惡來滿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貪婪欲望，默認、縱容甚至鼓勵專制權力擁有者私分人民過去創造和積累起來的國有財產，以官商勾結、錢權交易的方式搶劫、掠奪、詐騙、偷盜人民新創造的市場財富，上行下效，相當一部分民間中小企業主和普通社會成員也紛紛通過假冒偽劣、缺斤短兩、剝削勞工、破壞環境、坑蒙拐騙、官黑勾結、欺行霸市等等缺德不義、違法犯罪手段聚斂財富。在威權專制向極權專制最後反彈的崩潰時期，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種道德惡行一齊爆發出來，不僅對中華民族而且對世界形成巨大的威懾和危險。當然，即使在極權專制和威權專制時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並沒有完全滅絕，維系中國數千年歷史而不墜的傳統道德和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形成的新型倫理道德，畢竟在無數善良的勞動者和各界社會精英那里得到了保存和發展，這是憲政中國重構和覆興倫理道德的基礎和寶貴資源，我們相信，在經濟政治制度根本轉型後，人民的倫理道德狀況會迅速發生巨大的改善，與我們同文同種的台灣在轉型後短短一二十年就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社會之一，可以對此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和證明。

　　10、文學藝術。傳統中國的宗教、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確大大遜色於西方，但在文學藝術領域卻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足以彪炳千古，繪畫書法建築園林也可以獨樹一幟。民國時期產生了足夠多的文學藝術大師。中共建政後，老一輩文學藝術家幾乎被一網打盡，文學藝術領域呈現出荒蕪雕零的慘象，只有標準化、公式化、政治化、共產主義化的紅色文藝唱獨角戲。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管控的放松，又因為文學藝術本身就具有審美的、情感的、娛樂的與非政治意識形態的特征，因此借機得到了較為自由的發展，甚至產生了一批堪稱大師的人物，但好景不長，進入21世紀以來，文學藝術領域又恢覆了嚴厲的政治管控和意識形態審查。需要格外指出的是，70年來的黨文化嚴重毀壞了漢語言的文學性，最近10多年來愈益強化的維穩和監控，更是毀壞了漢語言文字的正常表達功能，其顯著的表現，一是生編一些畸形醜陋的詞組來顛倒黑白、愚弄公眾，比如休假式治療、釣魚式執法、自主性墜亡、保護性拆除、戴套式強奸、禮節性受賄、政策性提價、確認性選舉、臨時性員工，恐懼和屈從被稱為情緒穩定，強奸幼女被稱為嫖宿幼女，輪奸被稱為輪流發生性關系；二是設置大量網絡敏感詞，使得正常文章根本就發不出來，逼迫作者不得不使用錯別字、同音異義字、諧音字、文字中穿插數字和符號，搞得斯文不如掃地、漢語不覆為漢語矣！憲政民主中國將會掃除所有的黨化垃圾文藝，恢覆文學藝術的正常表達和表現功能，並在真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格局下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不言而喻，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會特別強調和倡導勞動文學和勞動藝術的發展，以改善勞動者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弱勢地位；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會支持和推動女性、少數民族以及其他一切弱勢群體的文學藝術的發展。

　　11、文化產業。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信息和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信息、智慧、文化的生產、經營和交換，已經在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個產業的基礎上成為獨立的第四產業，並且反過來對前三個產業發生巨大的影響。從前，文化領域基本上與政治領域一樣屬於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由國家財政支出提供經濟支持和保障，民間文化並不占主導地位，在知識成為經濟、文化成為產業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知識和文化的生產、經營和交換當然就脫離了國家的控制而轉入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範圍，第四產業本身獲得的利潤和收入在本行業和本企業從業人員範圍內進行自主分配，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成為新興的知識階級和新興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是以工人階級為主要社會基礎的政黨，但認同工人階級向知識階級、中產階級大規模轉化的趨勢，因此在其參政和執政過程中，會積極推動知識經濟化和文化產業化的進程，推動勞動知識化和智能化的進程，推動工人階級白領化和腦力勞動化的進程，推動勞動者不斷積累和提高其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文化資本的進程。

　　12、對外文化交往。憲政民主中國當然應該全方位大規模引進發達國家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學文化、科技文化、倫理文化和藝術文化，也要引進所有其他國家有價值的文化，但這不等於要連根斬斷和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承認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或世界主流文化價值，也承認西方人率先發現和弘揚了這一價值，但堅決否認西方人對這一價值的專利權和壟斷權，堅決否認西方人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普世價值觀強加於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原因很簡單，普世價值或世界主流文化價值來自於人性、人類共通性，而不是來自於西方種族性。中國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中國人無不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自由、平等、正義的基因和要素，只不過被奴役、等級、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壓制住了而已，西方傳統文化也長期由奴役、等級、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占主導地位，只不過這一地位被近代以來源於自由、平等、正義的文化基因和要素的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顛覆了而已。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現代文化的基因和種子，中國人就絕對不可能接受西方現代文化，即使用國家權力強推全盤西化，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就是要解放傳統文化中的現代要素，並且與引進來的西方現代文化有效對接和結合起來，兩者共同構成整個中國文化結構中的主導力量。日本、韓國和台灣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先例，那里已經形成了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文化格局、文化性格和文化風貌。我們相信，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向人類文化寶庫做出卓越的、獨創性的貢獻，這才是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偉大覆興。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社會綱領

　　1、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的同時，必須提出自己的社會綱領和社會政策。這里所說的社會，不是廣義的、包羅萬象的、哲學意義上的社會，而是狹義的、特殊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主要指介於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之間的邊緣、交叉和過渡地帶，如社會保險、社會福利、教育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環境保護、文化產業、公共輿論等等社會生活領域，以及介於主要階級之間的邊緣、交叉、過渡階層和群體，如非正規就業和自由職業群體、少數民族、身心障礙群體、性少數群體、流民和無業人員、黑社會等社會生活主體。

　　2、建立全民義務教育體系。教育是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領域，關系到所有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展開自由平等競爭的起點公平問題，國家應建立從小學到中學12年義務教育體系，並爭取實現公立大學的減免費教育，在這個基礎上鼓勵和規範民辦教育和私立學校的發展，以滿足各階級階層在教育方面自由選擇的需求。徹底廢除中共統治下形成的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任何一個兒童和青年，都不能因為經濟上的貧困、身心殘疾或其他原因而喪失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所有孩子在常年居住地方就近進入中小學，不允許因為戶籍、父母階層和身份而被選擇性地分配到條件相差巨大的學校。

　　3、建立全民養老保險體系。中共憲法也假惺惺承諾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但實際上僅僅建立了體制內企事業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養老制度，農民、大多數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和自由職業者、家庭婦女、大多數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大多數覆轉軍人、身心殘障人員、城市貧民等等，都沒有納入養老保險範圍之內；在人數有限的退休養老體系中，又存在企業退休人員、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中共高級幹部之間的巨大的養老待遇差別。湧現出許許多多老年人八九十歲還不得不掙錢糊口、乞討、撿拾垃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紮、絕望自殺的人間慘劇和社會悲劇。憲政民主中國首先要實行全民普惠制養老制度，任何一個年老公民都可以獲得一份能夠維持基本生存的養老金，在這個基礎上，根據各人所繳納的養老保險金數額、按照相同的工資替代率領取養老金，同時鼓勵企業年金、商業保險和社會互助等補充養老保險。

　　4、建立全民醫療保險體系。中共統治下的醫療衛生體系，成為權貴官僚資本對人民敲骨吸髓、無度榨取的暴利產業，形成了與養老等級制一樣的醫療等級制：農民小病不能報銷、大病住院只能從新農保獲得低比例的報銷；絕大部分農民工不能加入職工醫療保險體系；相當部分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和覆轉軍人沒有醫療保險；對普通城市戶籍企業職工和部分獲得醫療保險待遇的農民工而言，相當多貴重和救命的藥品排除在醫療保險目錄之外，只能自費；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走公費醫療，報銷比例比較高，報銷範圍比較廣；高幹享受耗資巨大的醫療保健和醫療特供，一個人花費成百上千人的醫療資源。無數平民百姓，因為沒錢看病而只能在家里等死或者拿刀子和鋸子給自己做手術，因為交不起費而被醫院拒之門外，因為不能及時交費而被拒絕施救並絕望死去，因為不能續費而被無情地趕出醫院，因為只能交一部分費而強迫家屬做出救孩子還是救母親的滅絕人倫的殘酷選擇，因為絕望抗爭而在醫院跳樓死或在家里喝藥死、上吊死、投水死……憲政民主中國將要徹底改變這一反人類的醫療制度，實行平等的醫療保險制度，讓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都得到社會的平等的保護和保障，絕不能因為其經濟上的貧困而等死或喪失身心健康；取消權貴官僚統治階級的醫療特權待遇，任何人需要特別的醫療保健服務，只能自費從市場上購買；醫院和醫護人員恢覆救死扶傷、平等對待所有病人的人道主義職業倫理，其經濟效益和體面報酬得到國家財政補貼、社會保險基金、市場化醫療業務收入以及社會捐贈的有效保障。

　　5、建立全民工傷職業病保險體系。在中共統治下，農民根本就不列入工傷職業病範圍，就像他們從來沒有被列入退休範圍一樣；全國有不少於600萬塵肺病農民工，其他工傷和職業病農民工不計其數，他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絕大部分未被列入工傷職業病保險範圍，只能拖著病殘之身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一人得病，全家返貧。憲政民主中國必須建立工傷職業病專項保險基金，從制度上徹底解決工傷職業病的預防和治療以及病人的康覆和生活問題。

　　6、建立全民失業保險體系。在中共統治下，失業概念不適用農民，而且只有百分之十幾的農民工加入了失業保險，失業率統計以登記失業人數為準，因此很多人失業後不僅得不到失業保險金，更得不到重新就業所需要的培訓和中介服務，只能像一只小船在汪洋大海一樣的勞動力市場盲目漂流。憲政民主中國將把失業和就業問題當作國家最為重要的民生和經濟問題，給失業人員構築安全防線，幫助他們解決失業期間的生活問題並盡快實現再就業，同時重視在職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以抵禦隨時可能發生的結構性失業的風險。

　　7、人口、生育、婦女權利和家務勞動。物質資料生產和再生產與人口生產和再生產具有深刻的同構對應關系，後者大大超過前者或者大大落後於前者，就會導致物質資料生產嚴重不足或者嚴重過剩。兩者之間的良性關系主要通過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來實現，這種平衡如果完全是自發地實現的，其間很可能會產生饑荒或生產過剩的現象，因此有必要通過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調節來防止和減少這兩種現象。但這兩項政策應該是社會政策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政府可以並應該提供經濟資源，但引導公民進行合理的人口生產和生育行為的應該是民間專業的社會組織，政府強制計劃生育，不管是強制少生還是強制多生，都是對自由生育權這項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人格尊嚴的粗暴踐踏，都是把人當作牲口來圈養。中共政府過去以計劃生育之名虐殺了數億處於孕育之中的生靈，等到人口老齡化驟然來臨時，又引誘甚至強迫民眾多生，這是雙重的罪惡，憲政民主中國應該予以嚴正的清算。不論是激勵生育還是節制生育，都要通過科學而人道的社會政策來實現，其中包括建立覆蓋全民的生育保險制度、普及科學合理的生育文化以及對於人口生產和生育撫養第一主體的婦女的普遍和特殊權利的全方位保護，不僅保護她們的職業和公民權利，而且保護她們的女性和家務勞動者的權利，她們的家務勞動應該被視為生產性的、必須支付報酬的勞動。

　　8、平等居住權和住宅政策。每個人都有居住的需要，因為貧窮而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而不得不露宿街頭或曠野，這在現代已經是不能容忍的社會恥辱了，也就是說，平等居住權已經成為一項基本人權了。在中共統治下，由於權貴官僚資本集團故意哄擡房地產價格，使房地產具有金融和財政功能，以維持其極權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致使絕大多數農民工因為買不起房又由於政府不提供廉租房，而失去了在城市平等居住的權利，而竭盡幾代人之力按揭貸款買房的白領階層，實際上差不多成了終生的房奴，另一方面，特權階級不僅通過權力和資本直接獲得大量商品房，而且通過經濟適用房、集資建房、團購買房等等本來應該扶植弱勢群體的住宅社會政策掠取大量福利房。憲政民主中國要通過房地產立法和住宅政策來實現公民平等的居住權，一是要合政府、社會、企業之力，為低收入人群和貧困家庭提供廉價商品房源和廉租房源，二是要普遍建立住房公積金或住房保險基金，所有公民都有權加入這項保險，其個人賬戶所積累資金專門用於購房和支付房租。

　　9、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會互助。這是社會保險制度和五險一金的補充，也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中社會救濟是對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最貧窮者或遭受天災人禍一時無力自救者的現金、津貼、補貼、實物救助；社會福利是針對社會困難群體提供的物質幫助和服務支持，前者包括現金援助、收入補貼等，後者包括醫療衛生服務、文化教育服務、勞動就業服務、住宅服務、孤老殘幼服務、殘疾康覆服務、犯罪矯治和感化服務、心理衛生服務等等；社會優撫是對烈軍屬、覆轉軍人、殘疾軍人及其家屬等特殊人群的撫恤、優待和補助；社會互助是社會成員自願組織和參與的扶弱濟困活動。中共的憲法和法律以及政府政策也承諾了這些社會保障項目，但一則財政投入太少，無力覆蓋龐大的困難人群，二是這些有限的社會保障資金是通過政府部門和官員自上而下分配的，結果被層層截留，到達真正貧困的人群手里的已經所剩無幾了，比如很多城鄉低保名額就給了各級官員的親友，導致楊改蘭殺死四個孩子並自殺之類大慘劇，比如覆轉軍人優撫政策沒有得到落實，導致全國數十萬覆轉軍人頻頻上訪維權，甚至一度包圍了軍委大樓。這種情況需要從制度上予以根本改變，由一個憲政民主政府與眾多的公民社會組織合作來完成社會保障事業。

　　10、環境保護政策。中共倡導的所謂“中國模式”，實質上是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模式，其對中華民族造成的一個滔天罪行，就是對自然環境和資源進行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式的破壞性和掠奪性經營，使大好山河變得滿目瘡痍，導致嚴重的空氣污染、河流湖泊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地污染、糧食污染、蔬菜污染……有用的資源被賤賣，天文數字的財富被轉移到國外，留給中國人民的是一個有毒的、不適於居住和生存的環境。這需要未來憲政民主政府和公民社會花費幾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修覆。為了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可持續生存、長遠的發展與恒久的福祉，無論付出多大代價治理和保護環境都是值得的。

　　11、民間社會團體、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憲政民主國家的社會政策，一方面是政府根據社會生活需要與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意見制定出來的，另一方面又是通過社會組織得到實施的，一般來說，政府並不直接去完成具體的社會工作，而是通過對民間社會團體的政策導向和指引，或者通過把項目招標、下放、外包給公民社會組織，或者通過購買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生產出來的公益產品和服務，來完成社會治理和社會整合的。這里的民間社會團體、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是相近或相同的意義。在中共極權專制下，只有工、青、婦等等官辦的“人民團體”，它們其實不是什麽社會團體，而是黨和政府的外圍組織，受同級黨委直接領導，承擔一部分政治和行政職能，本身也具有行政級別，並按照行政區劃自上而下建立其組織等級和系統，其幹部和工作人員享受國家幹部和國家工人的待遇。在威權專制時期，這些官辦組織的性質、職能和待遇並沒有變，但允許社會上出現了民辦的團體和組織，出現了公民社會的萌芽，出現了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然而這個時期很短，自2013年以來，對NGO或者NPO的掃蕩開始了，不讓注冊，注冊後不許接受境內資金和境外資金，逼遷、整頓和注銷，以經濟犯罪、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尋釁滋事、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等等罪名對其從業人員予以刑事打擊，艱苦發育了20來年的民間社會組織被摧殘殆盡。

　　然而，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的客觀發展需要，是公民結社自由的具體實現，是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是任何人與任何權力集團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在中國社會大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過程中，它們會很快湧現出來並成為團結和組織公民和民眾的中堅力量，在大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成功之後，它們更會得到自由、廣泛、蓬勃的發展。以社團、民間社會組織承接和替代政府的一部分職能，減少政府權力清單和減小政府規模，以社會力量約束、限制和監督政府，是社會民主主義既追求社會公平、建設福利國家，又恪守自由和憲政、維護小政府大社會基本格局的最有效的選擇。

　　12、對外社會交往。各國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之間的交流和交往，是真正的人民外交或民間外交。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與國家和政府相對而立的民間社會和公民社會，沒有結社自由，沒有獨立自主的公民組織和社會團體，當然就不存在真正的民間外交了，所謂中美兵乓外交、中日民間友好交往等等，都是由官方主導的。憲政民主國家的社會組織以及國際社會組織也知道中國工、青、婦等所謂社會團體的黨化和官辦性質，不承認它們是真正的、自由的社會組織，即使與之有一些形式上的交往，也不可能有工作內容上的實質性交流。比如，號稱世界上最大工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就不是最大的國際工會組織——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2006年與世界勞工聯合會合並為國際工會聯盟）——的成員組織，雙方之間老死不相往來，中國的數億工人活生生被中華全國總工會阻隔在世界勞工運動之外了。憲政民主建立以後，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將推動中國公民社會與全世界公民社會最廣泛的交流與合作，這種合作和交流將會為中國公民社會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創造最為有利的國家環境和國際條件。

　　（2019年8月）

　　8.歷史正在向中國憲政民主左翼發出深切的召喚

　　當代海內外華人民主思潮，或者是泛自由民主性質的，或者是“憲政民主右翼”性質的，唯獨缺乏“憲政民主左翼”的聲音，甚至還沒有這個概念。如果這種情況不予改變的話，那就意味著，在中國社會和歷史根本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下層和底層民眾很可能是失語和缺位的，或者即使在場和出場，由於沒有在大事變之前形成比較一致和理性的政治意識，他們的政治參與就很可能趨向於無序化、非理性化，以至於出現很大程度上的暴民政治。在下層和底層民眾不參與或非理性參與這兩種情況下，都很有可能甚至會必然導致極權專制的覆辟，或形成普金—盧卡申科式的威權專制。

　　憲政民主左翼應當並可以浮出水面了

　　是時候公開亮出“憲政民主左派”或“憲政民主左翼”的旗幟了。

　　1992年以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自由主義思潮浮出水面。當時也有一個“新左派”站出來反制自由主義，但因其存在否定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而且是純粹的學院派，遠離被下崗的老工人與成長中的新工人，停留於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提不出切實可行的經濟政治方案，因此，他們後來便分化了，一些人成為毛左和其他極左，一些人成為國家主義者和當局的座上賓（極右）。於是導致自由主義或右派在民間思想學術界一家獨大，而且正因為一家獨大、缺乏制衡，本來應該是中右的自由主義，卻表現出極右化的趨勢，終於，在2020年美國大選時，中國右派（包括自由派公知、人權律師、民運人士）選邊站隊，大多數成為“川粉”。

　　至於在西方真正付諸操作並獲得很大成功的、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代表的憲政民主左派（中左），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間，基本上只是少量學院派學者純客觀的學術研究對象，並未落地成為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現象，只有極少數學者以及一些網絡社區的草根思想者，才正式把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當做當代中國問題的分析範式之一，把它們提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推動力量、下層和底層民眾的訴求表達以及未來憲政民主的基本組成部分的高度。還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最近也開始意識到自由主義極右化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他們開始傾向於進步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即左翼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左翼），從許章潤、張千帆、笑蜀、賀衛方等人的文章和表態中可以看出這一取向，當然，他們也無一例外地被狂熱的川粉斥罵為“黃左”和“左逼”。

　　在海外華人圈和民運圈中，屬於寬泛意義上的憲政民主左派（不限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數要多一些，如夏明、王天成、滕彪、方舟子、林垚、傅志彬、仲維光、程益中等人，但他們也各自為戰，不成氣候；甚至，早就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和中國工黨等組織，但由於孤懸海外，不接中國本土地氣，目前還看不出它們做出了什麽成就。

　　大致說來，憲政民主左派或憲政民主左翼，包括三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一是以勞工運動為社會基礎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至於憲政民主框架範圍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雖然更左一些，但與極左的共產主義還是有本質區別的，也可以歸入憲政民主左翼；二是以女權、環保、少數族裔、性少數等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為基礎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三是進步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它在歐洲屬於憲政民主右翼陣營，但在美國，由於社會主義傳統基本缺位，它就成了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憲政民主左翼，在中國，它至少應該成為憲政民主左翼團結和合作的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應該有人出來為中國偉大的社會轉型過程和未來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的建設，提供必不可少的憲政民主左翼視角和方案。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沒有憲政民主左翼力量的形成、發展、努力和奮鬥，僅靠憲政民主右翼，是根本不可能推翻極權專制統治的，即使極權專制自己垮台了，如果僅僅是右翼反對力量取而代之的話，也絕對不可能建立憲政民主，充其量只會得到一個威權專制，甚至不過是換一個馬甲的極權專制而已。

　　憲政民主左派與憲政民主右派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

      歐美國家建立憲政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取代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形式上是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原則的憲政民主（當然，這個形式上的憲政民主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進步），在內容上，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就是有產階級的威權專制，甚至就是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資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者、婦女、少數族裔、黑奴是沒有選舉權和結社權的。只有通過一百余年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才落實了普選權，弱勢群體通過左翼政黨如工黨、社會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參與國家政治，實現了憲政民主左翼與憲政民主右翼相互制衡與輪流執政，才形成了真正的和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在當代世界，談到憲政民主，一定是左右競爭與合作的政治制度，這已經成為常識或左右兩邊的基本共識了。

　　然而，大部分中國自由主義者，卻把18、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及其20世紀的翻版即以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跨越時間和空間條件，縱向和橫向移植到了中國。誠然，正如古典自由主義在反對封建專制上厥功甚偉一樣，中國自由主義者也是反對極權專制的，這一點與憲政民主左翼是一致的，但是，在當下語境中，這些自由主義者同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尚未成形的憲政民主左翼，對準了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運動以及一切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他們跟在米瑟斯和哈耶克身後鸚鵡學舌，把一切左翼都打成極左，把憲政民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打成共產極權主義和通往奴役之路，這在客觀上就與極權專制形成合力了，因為極權專制不僅是嚴厲打擊追求自由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也是嚴厲打擊追求平等和基本福利的工農群眾的。比如，當農民工進行罷工抗爭和集體維權時，當工人試圖組建自己的工會並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時，當局無一例外出動警察和維穩力量進行鎮壓，這些自由主義者雖然不好意思公開發聲支持政府的鎮壓，但也從來不支持和聲援勞工運動，而是從新自由主義的學理出發，反覆闡述工會導致勞動力壟斷、集體談判破壞勞動力市場定價機制、罷工違反契約，這實際上就是默認和支持低人權、無福利的血汗工廠以及政府對工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剝奪。怪不得極右派代表人物張五常高聲歌頌中國政府是最好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中國模式是最好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了。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歐洲本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毫不沾邊，而是一種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根本就不再是極左而早就變成了紅色權貴的極右專政，那麽，在異議和反對力量中，實際上也形成了一種尚未掌權的極右思想政治力量，一種可以稱之為“民間的極右”，或一種“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一種既緊張對立又客觀一致的關系：之所以是對立的，因為它的確是反對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這一點無需懷疑；之所以客觀上是一致的，因為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反對來自下層和底層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

　　我們同情地理解到，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之所以走到這一步，的確源於對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一種恐懼的記憶，那場革命把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一網打盡，而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名義建立了一種極權主義專政。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的邏輯和歷史的謬誤（所謂自然主義謬誤），就是英國哲學家休謨所指出的從“實然”（is）中直接推出“應然”（ought），而忽視了人類主觀選擇改變因果關系的能動性，從客觀上存在過民粹主義革命的事實推出一切來自下層和底層的革命都必然導致暴民專政的結論。在他們看來，只要下層和底層參與和推動社會革命，就一定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和暴民政治，只有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精英主導的革命，才會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他們一方面堅決反對權貴官僚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另一方面又絕對不願意喚起民眾一起完成憲政民主革命，於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極權專制主義的無情打擊和羞辱之後，絕望之中的他們就把希望轉移和投射到像郭文貴和川普這樣的外部力量。從這個角度解釋郭粉和川粉現象，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他們不知道的是，十幾億民眾不動的話，幾十個郭文貴和川普都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他們不知道的是，當他們把憲政民主左派與下層和底層民眾推到對立面和極左陣營的時候，他們自己也在不知不覺間極右化和法西斯化了；他們更不知道的是，即使外部力量真的顛覆了中國現存的極權主義，在十幾億消極民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謂“自由主義憲政民主”，仍然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極權專制或威權專制而已。

　　誠然，下層和底層民眾之中的確存在著民粹主義革命的潛能和傾向，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恰好不是把民眾推到老極左和新極左一邊去，而是集憲政民主右派和左派的力量，全力以赴地去爭取和吸引民眾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的優良政體。在這個過程中，一個追求普世價值而又親身投入下層和底層民眾維權運動的憲政民主左派，是成敗與否的關鍵，也是未來中國能否真正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關鍵。

　　中國憲政民主左翼任重而道遠

　　如果主觀上崇尚和追求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右翼能夠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並認同下層和底層民眾的自由和平等權利，願意向中間和中道靠攏的話，那當然是憲政民主左翼衷心歡迎和真誠慶幸的事情。的確，我們希望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應該固守在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保守主義的水平上，而應該與時俱進到現代自由主義即進步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的層次。但是，如果中國特色自由主義進一步極右化，雖然這是我們憲政民主左翼不願意看到的，我們也不會因此就放棄對憲政民主的追求，而應該把更多下層和底層民眾團結在普世價值與憲政民主的旗幟之下，以強大而又文明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吸引更多的古典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現代自由主義者，從而形成整個中國各界反對極權專制的偉大聯盟和宏大合唱。

　　對於中國憲政民主左派來說，存在著多重艱苦卓絕的任務，既要深入民眾，為民眾的利益和權利而奮鬥，又要防止和化解民眾中的極左化傾向和趨勢，引導民眾認同和追求憲政民主；既要團結那些認同憲政民主的右翼人士，又要反對那些威脅憲政民主的極右派。慘痛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可置疑地證明，極左和極右會導致多麽駭人聽聞的人道和政治災難。

　　憲政民主左翼主張，團結、動員、組織最廣大的民眾參與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轉型，既是應該的（無法想象讓絕大多數民眾置身於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外），也是必須的（非此不足以推翻人類歷史上最大而且最強的極權專制政權）。

　　憲政民主左翼主張，在將來的制憲過程和選舉政治中，下層和底層民眾擁有和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權與通過自己的政黨組織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擁有通過憲政民主實現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要求的權利。

　　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憲政民主左翼願意擱置與憲政民主右翼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利益追求上的直接沖突，分別動員和組織各自的民眾力量爭取早日完成憲政民主革命；在憲政民主制度初步建立之後，遵循憲法、法律和政治倫理，與憲政民主右翼展開公平的競爭，共同實現中國的偉大覆興！

　　（2020年6月）

　　9.憲政民主左派與憲政民主右派合則雙贏、離則兩敗——答《中國良心知識分子談憲政民主》問卷

      1.您理解的“憲政民主”有哪些基本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什麽？

　　憲政民主的第一個基本要素是憲政，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的邊界、大小和範圍，就是劃定個人與國家、公民社會與政治權力的邊界，規定政治權力只適用於公共生活範圍而不能侵入私人生活範圍。

　　憲政民主的第二個基本要素是民主，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的來源、最終主體、產生程序，就是要通過公民、民眾的選舉和授權，產生一個具有正當性、合法性、權威性、公信力的政權和政府。

　　憲政民主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把憲政和民主這兩個基本要素組成為一個穩定而又充滿活力的政治結構和政治制度。歷史上有過沒有憲政的民主，也有過沒有民主的憲政，近代以來才實現了憲政與民主的結合，但即使如此，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比如憲政更傾向於保護自由和競爭、限制政府權力範圍，民主更傾向於追求平等和福利、擴大政府權力範圍。讓憲政始終能夠容忍民主和平等的發展趨勢，讓民主始終能夠遵守憲政和自由的底線，這就是法治所要解決的問題。

　　法治是憲政和民主兩個基本要素的張力結構，是現代社會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政治哲學、政治科學、政治藝術和政治技能：通過制憲和立法、普選制、多黨制、三權分立、新聞輿論監督、公民文化、社會運動等一整套法治機制，鞏固和發展憲政界定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礎上的憲政。

　　2.您是否將憲政民主視為各國都必須追求的理想政體？讚成或反對的理由是什麽？

　　這是一個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問題，需要徐徐梳理一下。

　　接著前面說，歷史上之所以產生了憲政、民主和法治，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人們對於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追求，其中憲政主要滿足了自由訴求，民主主要滿足了平等訴求，法治主要滿足了正義訴求；正如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一，正義也是自由與平等的對立統一。

　　那麽，為什麽人們會有對於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追求呢？有人說，這是出自人的本性的“天賦人權”和“自然權利”，而滿足這一訴求的憲政、民主和法治就是“自然法”的原理。這一盛行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然法理論，在早期憲政民主革命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從十九世紀就衰落了，因為它不能解釋，為什麽在古代和中世紀，一直是奴役、特權、不正義的力量占統治地位，一直盛行極權、專制和王霸統治，並且，這種情況也一直被人們解釋為天賦君權和自然法規（這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然法理論）。

　　所以，自然主義必須邀請歷史主義一起來解釋自由平等正義、憲政民主法治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它們確實基於人的本性，尤其是人的個體主體性，但在人類歷史早期，人的類主體性在人性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個體主體性只能在類主體性的母腹中孕生，經過長期發育後才脫離母腹呱呱墜地。

　　我的一個假說是，在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人作為類從自然界中脫穎而出，最初是自發地確立了人類主體性，後來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分別在古代希伯來、希臘、印度和中國得到了自覺的意識，歷史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因此稱這個時期為人類的軸心時代；第二次飛躍是人作為個體、作為個人，從人類的血緣、宗法、地方、政治、宗教共同體中脫穎而出，最初是自發地確立了個性和個體主體性，後來在公元1600前後幾個世紀間，通過文藝覆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得到了自覺的意識，並依此來改變人類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原來，人權、人道主義、普世價值（自由、平等、正義）既具有自然的、人性的根據，又是長期歷史演化的產物，同時還是無數個人努力探索、不懈奮鬥、奮勇追求的結果。由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構成的經濟結構，是這種新的普世價值的物質基礎，而憲政、民主和法治則是其政治保障。一種新型的文明湧現於西方世界。

　　既然大家都是人類，具有共通的人性，那麽，分居於地球各地的人種、群落、民族、國家，除被外力毀滅或者因為處於極度惡劣的自然環境而只能停滯在某一種狀態這兩種特殊情況外，絕大部分都會經歷上述兩次飛躍，只不過時間上會有先後而已。也就是說，走向自由平等正義和憲政民主法治，是大勢所趨。

　　另一個更為嚴酷且無可逃避的事實是，那些率先經歷了第二次飛躍的國家和地區，人的創造力、生產力、科學技術、物質財富、精神財富、文明程度、綜合實力等等出現了爆炸性的、呈幾何級數的增長，並且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的觸角伸向全世界，對於尚未完成第二次飛躍的國家和地區形成巨大的威懾、壓迫和挑戰。在這種形勢下，後發國家和地區除非像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的那樣奮起應戰，利用後發優勢迅速完成現代化，那麽，在殖民主義時代就只好淪為殖民地，在後殖民的全球化時代，就只好被文明世界遠遠地拋棄在地球上某個日益荒蕪和雕敝的角落了。

　　3.民族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興起，世界上主要的憲政民主國家都面臨重重困難、嚴峻挑戰。您認為憲政民主制度能否經受考驗，是否還有強大生命力？

　　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憲政民主的國家已經有一百多個了，目前被認為是完全民主國家和基本民主國家的有80多個，被認為是威權國家和極權國家的也有80多個，數量上基本持平。

　　最近二十來年，出現了一波歷史的回潮：大部分從前蘇聯解體而產生的民主化國家，都跟著俄羅斯和普金倒退回去了；中東地區一度發生的茉莉花革命所產生的民主化國家，除突尼斯還在勉力支持外，其余都退回到威權主義了，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甚至，在歐美一些發達的憲政民主國家，也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和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更有甚者，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模式（權貴市場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正通過世界貿易、一帶一路、大外宣和戰狼外交，向外部世界擴張。憲政民主國家面臨嚴重的挑戰。

　　但是，如果以為中國模式足以與憲政民主模式分庭抗禮，甚至可以戰而勝之的話，那就太高估自己、太低估對手了。且不說，僅發達的憲政民主國家占有的全球GDP、全球科技力量和全球軍事力量，就都在60%以上，從內在的、長程的競爭力而言，美蘇冷戰已經證明極權專制沒有可持續性，中美冷戰將再一次證明這一點。有人認為，中國不同於前蘇聯那樣僵化封閉，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引進了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成功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了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特洛伊木馬，甚至可以掌控世界經濟體系。在過去半個世紀歐美國家對中國實行擁抱接觸、門戶開放、和平演變戰略時，這樣說確實有道理，但在歐美國家放棄這一戰略，轉而采取競爭和對抗戰略，通過打造憲政民主國家聯盟，整合各國的經濟、科技、文化、軍事力量，對中國進行全面圍堵時，這樣說就是不識時務了。中國模式中的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成分，一旦與世界脫鉤，就會迅速走向停滯和衰退，即使依靠內循環和自力更生，也只能茍延殘喘，根本的原因在於，現代文明是一個由“市場經濟+科學技術”“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法治”三個子系統耦合起來的整體，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如果得不到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法治的支持的話，必然會走向衰落。在脫離了中國與歐美國家的經濟和科技交往之後，中國大概率會向毛澤東式的計劃經濟、一元化意識形態與極權專制三者耦合的超穩定結構倒退，也許可以抵禦外部世界而維持很多年，但卻逃不過內部周期性崩潰的無情命運。

　　4.憲政民主制度是否符合當今中國的最大現實需要?是否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曾經預言過“文明沖突”，尤其是儒教和伊斯蘭教與現代西方文明的沖突。您怎麽看待儒家文明與現代西方文明的關系？

　　告別極權專制制度，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現實需要，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和核心利益：

　　首先，中國以一國之力，即使能夠糾集幾十個有利就上、無利就跑的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形成所謂軸心集團，也無力與憲政民主國家聯盟抗衡。經濟和科技脫鉤、政治和外交圍堵，必將使中國陷於孤立，那時，中國或者會像北朝鮮一樣退回到閉關鎖國、停滯衰退狀態，或者會發生歷史上多次發生過的周期性崩潰和文明的大規模毀滅，這絕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最底線和最基本的利益。

　　其次，從1840年算起，歷經十余代人的現代化努力，尤其是最近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領域，已經積聚了不少現代性要素，它們是在中國超穩定社會結構中生長發育起來的異質性、創造性要素，只不過還沒有整合為一種新的結構並完成對舊結構的否定而已。市場經濟要素正在掙脫權力的控制，民營企業在資本、GDP、稅收、技術創新、就業、新增企業數量等方面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的大半壁江山，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國際化了，哲學、宗教、藝術、文化事實上已形成多元化的態勢，知識分子、白領階層、民營企業家、中產階級的隊伍還在不斷壯大，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階級人數已經達到三億以上……所有這些具有現代性的經濟、科技、文化、社會要素，無不要求得到政治上的表達和法律上的保障。相當一部分清醒的人民已不再受騙，他們通過互聯網和自媒體不折不撓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相當一部分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每年都發生數十萬起、波及數千萬人的“群體性事件”。在這個基礎上，一小部分先行者前赴後繼地推動著民間抗爭的組織化和政治化與整個政治制度的憲政化和民主化。一旦中國實現了憲政民主，中國就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大家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憲政民主國家，繼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實體，這才真正稱得上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覆興！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抓住機會，實現憲政民主，完成社會轉型，不僅是最可欲的，而且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第三，再從三千年中國歷史來看，雖然說，自秦漢以來，形成了由地主小農經濟、陽儒陰法的意識形態和帝王官僚專制制度耦合而成的超穩定結構，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障礙，但其中也有一些傳統是可資利用的，比如皇權只到縣級，縣以下由鄉紳自治，這與憲政民主下的公民社會和基層自治是吻合的；科舉制曾經是打通下層和上層的中介和中間通道，未來憲政民主制度也需要一種從下層選拔人才、溝通上下的中間機制。先秦儒學、陽明心學，包含了一些世俗化、多元化、人道化、個性化的要素，左派王學更是把它們提升到了近代啟蒙思想的高度，這些都是可以繼承的。老莊哲學和道家思想也包含了一些自由、平等的觀念。至於被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消滅掉的楊墨之學，前者“無君”，是古代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最強音，後者“無父”，是古代的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最強音，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西方文化對接的基因，它們雄辯地證明，中國人也是人，人類所具有的，中國人無不具有；自由和平等，並非西方人的專利，古代中國人，也有對於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只不過被超穩定社會結構壓抑住了而已。

　　5.中國是否有必要制定新憲法？如果有必要，應當如何建立具備民意代表性的制憲機構？憲法草案應否訴諸全民公決？理由是什麽？

　　即使共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蔣經國、德克勒克式的人物，推動和主導政治轉型，現行憲法也是要大修大改的，重新制憲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貫穿於現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不相容的。何時制憲，在什麽歷史情形下制憲，現在不好預測，不過，既然是重新制憲，有幾個環節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民參與、廣泛討論，俾使組成為人民的個人和群體的各種價值追求和利益訴求充分表達出來；二是由有識之士進行初步整合，形成一些有代表性的憲法文本；三是通過制憲會議或制憲委員會，比較、研究、綜合這些憲法文本，形成最大的共識、社會公約和憲法草案；四是將憲法草案交付全民公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讚成方能通過和生效。

　　6.中國未來應當實行總統制還是議會制？請說明理由。

　　我主張議會內閣制，而總統僅為虛位元首。有人擔心議會制容易產生弱勢政府，難以承擔大國轉型的艱巨任務，至少在轉型期應搞總統制，等到建立和運行比較穩定的憲政民主制度後，再改為議會內閣制也不遲。這個考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可以通過強化議會制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德國、英國等國的議會制政府的行政能力並不比美國、法國差。目前，在成熟穩定的憲政民主國家，只有美國等極少數國家實行總統制，只有法國等極少數國家實行半總統制半議會制，絕大部分都實行議會內閣制，這也證明了議會制相對於總統制的優越性。

　　7.議會應當采用一院制還是兩院制？請說明理由。

　　效仿德國等議會制國家的兩院制，其中眾議院由全國選民選出，負責產生和監督政府、全國性立法、國家財政預算；參議院由聯邦各州產生，眾議院提交給參議院的涉及聯邦各州事務的法案，必須征得參議院同意，對眾議院的其他法案，參議院亦有否決權，眾議院須以三分之二多數才能最終通過被參議院否決的法案。

　　8.未來中國是否需要實行聯邦制？如果實行聯邦制，如何劃分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中國可以劃分成多少個省或者州？理由是什麽？

　　美國、英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巴西、德國等大國，無不實行聯邦制，即使實行中央集權制的法國，也有比較充分的地方自治。

　　中國存在台、港、澳、疆、藏等地區和民族的歷史遺留問題，只有聯邦制才能夠予以化解。中央國家機關負責統一制憲和全國性立法，提供和保衛基本的、統一的市場經濟框架，負責國防、外交以及其他不可分割、覆蓋全國的公共事務，地方國家機關負責各地的經濟、文化、治安、社會事務。應擴大現有的省級行政區劃到60個左右的聯邦單元，主要是為了削弱規模太大的聯邦單元很可能會產生的離心和分裂傾向。

　　9.地方自治應當以省還是以縣為單位？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幾大要素是什麽？

　　在聯邦制下，省州是聯邦單元，縣市是地方自治單位，現在的地級市這一政權層級應予取消，縣市直接與省州對接。現在的鄉鎮這一政權層級也應予以取消，村與縣市直接對接，實行完全的村民自治。

　　地方自治的基本要素包括：（1）自治地方即自治縣、自治市；（2）自治條例，由中央立法機關制定，規定自治內容，劃分自治地方與各聯邦省州、中央政權的權限；（3）自治權，縣州依法享有獨立的自治權，省州和中央不得進行行政幹預，縣市違法，由省州或中央提起訴訟，由法院審理裁決；（4）自治機關，由自治地方人民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不由省州和中央任免。

　　10.台灣、香港、澳門、新疆、西藏應當在憲法上享有什麽樣的特殊地位？您對香港未來的“雙普選”有什麽建議？

　　香港、澳門、新疆、西藏與大陸其他聯邦實體情況不同，應該享有更大的自治權利，中央應分別制定基本法予以保證。台灣的情況更加特殊，可能會有三種方案：第一種，在統一的“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簡稱為“中華民國”，再簡稱為“中國”）之名下，成為享有除國防外交之外所有方面高度自治權的聯邦實體；第二，在“中華邦聯”之名下，成為享有國防外交自主權的獨立國家；第三，成為完全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但與中國保持同文同種的戰略聯盟關系，相當於中華民族擁有兩個獨立的國家。在國際法上，民族不等於國家，一個國家可以有好多民族，一個民族也可以有幾個國家，比如德意志民族曾經有西德和東德兩個獨立國家，朝鮮民族也有韓國和朝鮮兩個獨立國家。無論采取上述哪一種方案，都比“武統”要好得多，後者是最壞的也應該是被整個中華民族所唾棄的方案。

　　香港的雙普選，是具有國際法資格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具有憲法意義的香港基本法的莊嚴承諾，是實現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讓香港人心真正回歸祖國的必要條件，落實雙普選，本來會使香港成為未來中華聯邦的重要模版和示範。取消雙普選，等於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只會導致香港的衰落和港獨運動的興起，也會加速台灣的分離和獨立傾向，於港、於國、於國際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11.應當如何設計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應當符合哪些基本條件？

　　應該按照聯邦制和議會內閣制的一貫原則來設計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國際上有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我認為可以綜合這兩種制度，即效仿德國的二票制，第一票由選民選出各個選區的議員，數量為聯邦眾議院的一半席位；第二票選出進入議會的政黨，各政黨按得票比例分享眾議院的另一半席位，但未獲得5%支持率的政黨沒有資格按比例分享議席，其黨員獲得選區議員的，只能以個人名義參加議會活動。參議院議員則按各聯邦實體所占名額，由各州選民選舉產生。總統不再由全民直選產生，而由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選舉產生。

　　12.英美以兩黨制為主，歐洲大陸則是多黨制。您認為未來中國應當建立多黨制還是兩黨制？理由是什麽？

　　兩黨制和多黨制沒有嚴格的區分，因為兩黨制也是廣義的多黨制。

　　所謂兩黨制，大概是說經常由兩個黨輪流執政，其他小黨沒有執政機會；所謂多黨制，大概是說沒有兩個相當大的黨能滿足輪流執政所需的選票支持，於是只能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聯合執政，這樣，小黨也就有了參與執政的機會。兩黨制的優點是政局穩定，但包容性不夠，多黨制則相反，包容性強而政局不穩。

　　在未來中國憲政民主的第一階段，估計會有成百上千個政黨湧現出來，很可能會出現無法組閣的政治僵局，或者即使勉強組閣了，也會頻繁出現內閣垮台現象。治理這一現象的一項有力措施，是設置政黨進入議會的較高門檻，5%顯然不夠，得有10%，才能強有力地促進理念、綱領和政策相近的政黨加速合並重組，形成較大的政黨，經過幾年整合，形成溫和右派政黨、溫和左派政黨、激進右派政黨和激進左派政黨等為數不多的幾大政黨。

　　13.執政黨和國家之間應當是什麽關系？如何保證行政中立和去政治化？

　　政黨是公民結社參與政治生活的組織形式，本質上屬於“社會”的範疇，而不屬於“國家”的範疇，但通過普選和競選，某一政黨進入議會成為多數黨團的話，它就獲得了組閣的權力，就成了執政黨，其實際執政的成員就成了國家權力機構的一部分。

　　執政黨在立法的層面沒有辦法去政治化，它會努力把自己的政策變成國家的法律，當然，其間會與其他議會黨團反覆博弈，最終通過的法案不會只是一黨的意志，而是多少體現了全民的意志，多少是一種全民共識和社會契約。

　　進入行政即執行法律的層面，由執政黨組成的政府或內閣，就要謹守行政中立的原則了，也就是，必須忠於憲法和法律，即使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沒有法律的授權也不能做，即使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沒有法律的授權也不能禁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美國大選，川普敗選，他指責民主黨舞弊，並提起數十起選舉訴訟，要求在各級政府任職的共和黨人支持自己，但在各縣、各州和聯邦擔任行政長官的共和黨人，包括副總統彭斯和川普執政團隊的其他主要成員，依法辦事，拒絕了川普的請求並承認了選舉過程的合法性和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這是對行政中立原則的最經典的詮釋。

　　14.您認為領導人是否應當實行任期制？應當如何保障任期制？

　　其實，在憲政民主國家，任期和年齡限制反而不那麽重要，因為存在激烈的政治競爭和權力制衡，即使能夠出現卡里斯瑪型的政治領袖，也很難長期掌權，即使長期掌權，也很難演變為個人獨裁。除了實行總統制的國家，因為總統掌握太大權力，故而被嚴格限制在兩屆任期外，議員和法官都沒有任期限制，議會制國家就更寬松了。在極權專制國家，最高領導人已經掌握了獨裁權力，也無需和不可能有任期和年齡限制。只有在威權專制國家，領導人尚未掌握獨裁權力，他們力圖取消任期和年齡限制，而黨內反對派、異議人士和民間輿論，才把任期和年齡限制當做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未來中國如果實行總統制，當然要有任期限制，如果實行議會內閣制，可以不設任期限制，或只設寬松的任期限制。

　　15.您如何評價中國目前的司法狀況？未來中國如何實現司法獨立？

　　中國目前沒有司法獨立，司法姓黨、黨管司法是被公開誇耀的事實。未來中國如何實現司法獨立？一派觀點認為，可以在現行政治制度範圍內，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率先完成司法獨立或相對獨立，這一派被稱為“法治先行論”；大部分憲政學者認為，在憲政和民主沒有確立之前，在三權分立制度沒有確立之前，司法獨立和法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制度的憲政民主化，是司法獨立的必備前提和條件。

　　16.民主的要義是多數人統治。如何在憲政民主的中國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多數人的統治只是憲政民主的一個方面，不等於整個憲政民主的完整體系，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是憲政民主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少數人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和健康權、私有財產權和勞動收入權、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來自於自由而平等的個體歷史地形成的權利，民主要以保護這些平等的權利為前提，並進而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保護少數人的權利，既意味著保護少數通過和平競爭變成多數的機會和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保護多數變成少數時的權利。如果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只保護多數人的權利，而剝奪少數人的權利，這樣的民主就是極權民主，甚至就是暴民專政，而不是憲政民主，而且這種民主很快會轉而侵犯多數人的權利，極右法西斯主義政權和極左共產主義政權就是這麽幹的，它們已經給人類帶來了極其慘痛的經驗，我們決不能重蹈覆轍。

　　17.憲政就是依憲治國。您認為應當如何保障憲法在未來中國的崇高地位？違憲審查機制應當如何設計？法院有權解釋憲法嗎？

　　要保障憲法在未來中國的崇高地位，就必須使憲法具有可訴性和強制力，必須對所有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執法行為和司法行為，建立是否違憲的審查機制，撤銷違憲的法律法規，懲罰違憲的行政和司法行為。

　　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都設有憲法法院或在最高法院設有專門委員會，負責違憲審查。憲法法院、最高法院當然有權並且只有它們才最有資格解釋憲法，相反，立法部門不能對自己所立的法律是否合憲做出審查，不能做審判自己行為的法官，因此，必然的邏輯結果是，它對憲法的解釋權就低於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對憲法的解釋權。這是由三權分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18.您認為維權律師和法律界在司法獨立、憲政轉型和社會法治化過程中可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各國律師在實現司法獨立、憲政轉型和社會法治化的過程中，都發揮了特殊的以至不可替代的作用，遠可以追溯到英國、美國、法國革命中律師群體的光榮歷史，近可以見到台灣、韓國等國政治轉型過程中律師群體的巨大影響力。我國的人權律師、維權律師已經成為推進憲政民主進程的最堅強的社會力量之一。律師之所以能夠成為這樣一個群體，一是因為他們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和技能，能夠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辯護；二是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的身份和角色，給了他們一定的言論豁免權，當他們為當事人辯護時，有較大的言論自由；三是他們有相對獨立的職業收入，不依賴於國家財政的供養，這有利於堅守“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當然，他們也因此而成為黨化司法體制的眼中釘、肉中刺，遭到停業、注銷、吊銷、刑拘、指定監居、酷刑、判刑等各種各樣的打擊迫害，但只要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相對於法官和檢察官的獨立地位不被取消，只要律師制度不被廢除，他們就有一定的言論和維權空間。

　　韓國電影《辯護人》講述了一個律師從商業律師到個體維權律師，再到社運律師的成長過程。這也會成為中國人權律師的發展路徑。目前，我國人權律師和維權律師基本上還停留在為個體維權的階段，即為各種各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遭受侵害的公民提供辯護的階段。但為個體維權的成本很高而功效較小，而為集體行動、為社會運動提供法律服務，人均成本會攤低，而功效、收益、社會效用則會成倍擴大；再者，為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提供事前和事中的法律服務，比為個體維權行為提供事後的法律救濟，對於推動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憲政民主的進程，無疑具有更高的意義。這是我國人權律師、維權律師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19.分權、制衡、法治的制度安排，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自由。你認為未來中國應當如何擴大和增進個人權利和自由？如何擴大和增進社會自治？如何處理保障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與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關系？

　　保護、擴大和增進個人權利和自由，是實現和鞏固憲政民主的根本動力和目的。從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法哲學、社會哲學和歷史哲學基本原理來看，個人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個人的自主性、創造性、成就欲、發展欲，是社會發展的源頭活水，個性的發展是歷史進步的終極動力。個人在漫長的早期人類歷史中被共同體所禁錮，但個體性和個體人格也在共同體中得到孕育和生長，終於在近現代破殼而出，於是平等個體的自由和權利，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旋轉軸心和構成原理，憲政民主法治是這一軸心和原理在政治領域的實現。

　　在中國，一百多年前，也開始進入思想啟蒙和個性解放的時代，但這一進程由於國內國際諸多原因而中斷了。改革開放，可以被理解為是一黨專制出於維持和鞏固其統治需要而對普通民眾個性的松綁、容忍和放養，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人性的自發發展趨勢，由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由於接續了49以前已經初步形成的個人自由傳統，由於引進了西方文化豐富的個性自由文化，個性的自由發展，也逐漸由外力恩賜的，變成了內生的，變成了內在的需要和動力，變成了目的，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的產生奠定了最為重要的內在根據和內部條件。

　　從個人自由和權利通向憲政民主，又有一個必經的環節，那就是社會自治，或者叫做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的建設。無數個人，必須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形成各個領域、各種範圍的相互競爭而又合作的關系，才能使抽象的（作為內在身心需要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變成具體的、外在的社會現實，否則，孤立的個人，就會像一盤散沙，面對高度組織起來的國家時，不僅無能為力、無所作為，而且隨時會被強大的國家所控制、規訓、傷害、壓迫和奴役。無數個人只有自組織為公民社會並且掌握大部分經濟社會文化資源，才能形成大社會小國家的基本格局，才能把權力關進籠子，才能以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取代極權專制權治的政治制度。

　　中國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必須服從於集體、民族、國家、人民、歷史等等“整體”“總體”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整體大於部分，大河無水小河幹，沒有國哪有家？當然，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畢竟，整體不能化約、還原為個體，整體不等於部分的簡單相加，但更為根本的是，沒有個體哪有整體？在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只有個體才具有原創性、主動性，才是整個過程賴以重新進行的原動力和發動機，才使得人類歷史具有“進步”和“發展”的性質，否則就會永遠停留在動物世界一般的原始狀態了。這就是為什麽率先確立了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近現代西方國家得到了加速度發展並把沒有確立這一原則的國家遠遠地甩在後面的根本原因！無數事實雄辯地證明，所謂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正好是以保護和激勵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前提和基礎的。在那些壓抑和剝奪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極權專制國家，也許在短期內會取得驚人的政府效率和國家能力，但在長程的競賽中，一定會輸給憲政民主國家。眼下全世界都在抗擊新冠病毒，出現了兩種抗疫模式，一種是嚴重限制和取消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行政-強制模式，一種是保護個人基本自由和權利的科學-民主模式，前者在短期內有效，但缺乏可持續性，後者在短期內效率低、代價高，但卻是一條從根本上解決疫情的正確道路，長期而言效率最高、代價最低。

　　20.言論和新聞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保障言論自由不受國家幹預或操縱？您如何理解寬容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系？

　　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是第一階梯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因為人們總是先有思考和說話，後有選擇和行動，先有私人生活範圍的選擇和行動，後有公共生活範圍的選擇和行動，而新聞自由就是在公共生活範圍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憲政民主不可能建立在思想控制、禁言封口、洗腦撒謊、屏蔽真相和歷史造假等等的基礎之上，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是憲政民主的第一塊基石。另一方面，又只有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思想言論新聞自由才能夠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充分的發展。

　　中國尚未建立憲政民主，因此，雖有現行憲法第35條的承諾，思想言論新聞的自由卻得不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諸如防火墻、新聞出版審查、網絡刪帖封號乃至動用刑法打擊追求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人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另一方面，如果因此就不去追求思想言論新聞的自由，我們就永遠得不到這一自由，而憲政民主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極權專制條件下，我們如何一點一點地追求和擴大我們的思想言論新聞自由？應該說，任何一種極權專制都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取消人的思想言論新聞自由，至少人的頭腦是不可能被完全操控的，多少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就是在極權專制條件下創作了流傳千古的偉大作品，只不過當時可能藏之名山留諸後人了；至少人們還可以在私生活和私人交往的小圈子里努力踐行思想和言論自由。互聯網為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實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寬廣的平台，只要不關閉互聯網，即使被人工和自動監控、被打擊迫害，只要不屈服不放棄，網民就會有無窮的智慧、有無數種方法和技巧發出聲音、報道真相。此外，翻墻進入國外社交媒體形成中文思想、言論、時政和新聞群落，通過國外媒體發表觀點、文章、論文和著作，在國外形成華人思想輿論文化圈，影響世界並反饋到國內，也不失為推進思想言論新聞自由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

　　就在2021年9月7日，身在墻內的株洲公民陳思明在推特上公開宣布：“中共當局窮途末路，會用盡各種非法手段來打壓言論自由，禁錮人們的思想以及廣泛地踐踏人權。可以預計中國的人權狀況會越來越惡劣。關鍵在於人們怎樣對待中共。關於翻墻，公安找我談過不知多少次，每次我都理直氣壯地宣示這是我的基本人權。反共是我的思想自由；上推特是我的言論自由。要抓，請便！”這是數字極權主義時代中國公民勇敢的言論自由宣言，值得我們追隨和效仿。

　　21.集會與結社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在中國應當如何實現？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已經上升到行為層面了，它們是形成民間團體、公民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也已經是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了，可以看成是第二階梯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也是憲政民主的第二塊基石。眾所周知，現行憲法第35條也有相關承諾，但卻被具體的法律法規明確地取消了，迄今為止，它們得不到法律的保護，而最多只能以某種消極的形式得到偶發的、零星的實現，比如在很多群體性事件和集體維權行動中，包含了一些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元素。所以問題的關鍵也在於，在極權專制條件下，我們如何逐步追求和擴大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權利？

　　從人性論上講，集會、結社源出於人的社會性本能或社會交往需要，“社”的本義是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後引申為“團體”，“會”的本義是積聚柴禾，引申為聚合、會合和“用來聚集的地區”，社、會合並而言，就是“在一個地方所聚集成的一個團體”；遊行、示威、請願、罷工也出自人性中團結、合作、集體行動的需要，聚眾造反、起義暴動、暴力革命是比較粗糙和早期的形式，遊行、示威、請願、罷工、非暴力革命，則是比較文明和現代的形式。

　　任何一個極權專制社會，實際上不可能長期壓制和窒息人們的社會性需求，正如不能長期壓制和窒息人們的個性需求一樣，否則必然像高壓鍋不斷積聚壓力，如果不減壓就必然引起爆炸。這也好比在十字路口只有紅燈沒有綠燈，而過路口是人們必然的需要，等得不耐煩了，就必然會集體闖紅燈；又像是大街上根本就不建公共廁所，而拉屎撒尿是人們必然的需要，憋不住了就會隨地大小便。

　　極端自私而愚蠢的統治階級逆人性而動，為了維護其專制獨裁，像防範洪水猛獸一樣防範民眾的集會、結社（自組織化）和遊行、示威、請願、罷工（集體行動）。但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組織化和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把幾百萬幾千萬人聚集在一個城市里，把幾千人幾萬人聚集在一個工廠里，把幾百人幾千人聚集在一個居民社區里，大大降低了組織化和集體行動的成本和難度，另一方面，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和企業管理體制，其決策缺乏公意依據和民眾授權，很容易傷害到民眾，又缺乏及時糾錯的機制，這就隨時可以引爆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這些年不斷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就是明證。

　　問題是，群體性事件雖多，留下來的組織化遺產卻很少，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當局絕不容忍任何可見的、具有橫向和縱向聯系的實體性組織的存在，出現一個就剿滅一個，因此，“無組織的組織化”就成了中國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而真實的議題，恰好此時，香港青年人主導的反送中運動，提供了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無形、無中心、無大台、無垂直行政管理層級，但同時通過網絡實現協調一致的行動，創造了在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好幾次多達100、200萬人以上參加集會遊行的奇跡！當然，在體量和力量大於香港一二百倍的中央政府的打壓下，反送中運動失敗了，但不等於香港人創造的社會運動模式也失敗了，相反，如果這一模式能夠同時引入大陸幾十、幾百個城市，就一定會取得成功。

　　最好是國際社會能夠以最新科學技術摧毀中國的網絡防火墻，這樣就會大大加速中國人民通過網絡進行的自組織化進程。即使不能做到這一點，只要有足夠的翻墻者能夠充分利用Telegram、Whatsapp、Signal、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和工具所具有的建群功能，建立各縣鄉、各市區、各行業、各維權板塊、各政治派別的公民群，也能夠初步完成民眾的組織化。時機一到，這些網絡社群就可以變成實體社群，聯合各界民眾，通過遊行、請願、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等數十種非暴力抗爭運動，一起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

　　22.宗教自由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保障宗教自由不受侵犯？

　　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政民主制度所要保護和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每一個公民都有信仰與不信仰的自由，每一種宗教都有平等存在和發展的權利。只有實行政教分離，把宗教信仰列入受國家和法律平等保護的私人生活範圍，才能真正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有一種宗教成了國教，並禁止其他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就蕩然無存了，而唯一得到保護的國教也會淪為極權主義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工具。

　　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具有半宗教信仰半世俗道德性質的儒家受到統治者格外的青睞外，道教、佛教基本上處於私人精神生活領域，其他各種民間宗教也雜然並呈，並不爭奪唯一國教的地位，從未出現過其他文明中出現過的宗教裁判、宗教仇恨和宗教戰爭。這本來是值得繼承的為數不多的中國好傳統。但共產主義來到中國後，暴力中斷了這一傳統，所有宗教都被掃除，而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強迫人們必須接受、信仰和踐行的絕對真理，成為洗腦和控制的工具，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邪教信仰的所有本質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本土宗教傳統得到一定程度的恢覆，外來的基督教也一度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好景不長，先是佛教的一支法輪功受到殘酷的打擊迫害，繼而基督教也在各地受到摧殘，許許多多法輪功和基督教信徒為捍衛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家庭、健康、自由甚至生命！

　　中國的宗教信徒們，為了得到真正的信仰自由，必須加入到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偉大鬥爭中去，所謂宗教不涉足政治，是自欺欺人的說法。說宗教不染指政治權力、不追求政教合一，這是對的，說宗教不在極權專制和憲政民主之間選邊站隊，那就不對了。恰恰相反，由於宗教信徒具有世俗人士所不具有的信仰優勢，可以在推動憲政民主事業方面發揮道德楷模和意志榜樣的作用。宗教信徒具有天然的組織資源，完全可以率先實現教會本身的憲政民主化（在宗教組織內，保護私域的自由，實行公域的民主），為整個中國的憲政民主提供示範。教會組織還應該與社會各界民眾的切身議題結合起來，為他們的維權抗爭提供資源支持，比如很多勞工兄弟姐妹信仰了基督教，那麽基督教組織就應該針對勞工維權的議題和訴求，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救濟、道德上的鼓勵、心理上的撫慰。基督教也因此更能夠深深紮根於底層民眾之中。

　　23.大學自治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占有什麽樣的地位？如何在中國當下實現大學自治？

　　在民主國家，大學是為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源源不斷地培養和輸送人才的專門機構，在政治方面，不僅為憲政民主提供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理論的探索和支持，而且身先示範，成為民主自治的榜樣。

　　歐美大學自治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學生自治（學生會），第二個層次是教師自治（教師工會），第三個層次是校務自治。第一個層次的學生代表和第二個層次的教師代表可以進入第三個層次的校務自治。校務自治，無論是德法意以學術評議會為核心的治理體系，或是美國以校董會為核心的治理體系，還是英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分工合作的治理體系，都具有獨立於政府的自治權力，同時也較好地平衡了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等各方的權益。

　　中國目前是黨辦教育，教育姓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學生會不是自治和民主的，而只是黨委—團委（學生工作部）—院系黨支部—輔導員這個垂直系統控制下的學生被組織。教師工會也不是自治和民主的，一般由黨委副書記擔任工會主席，僅限於搞一些福利和文娛活動，以及充當同樣有名無實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的所謂日常工作機構。

　　不可能有民選的學生代表和教師代表參與校務管理；學校本身當然也沒有自主辦學的權利，而必須接受上級黨政的領導。在這樣一個體制內，也有兩個有一點亮色的地方，一是很多學校設有院校兩級學術委員會，在科研管理層面享有一些民主決策權；二是普遍出現了一些學生興趣社團，帶有相對自治的色彩，對於活躍學生課外生活發揮了較為良好的作用。

　　在中國推進大學自治非常困難，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到憲政民主實現了以後才來開始實現大學自治。大學是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知識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民主自治的主觀條件最為充分，而且還有一定的歷史傳統可以繼承和發揚光大，一百多年來，大學生一直走在愛國、民主運動的最前列，甚至成為八九民運的主導力量，成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各大城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和外省高校自治聯合會，而民國時期的大學自治、教授治校也是有聲有色、傳為歷史佳話的。在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和學生理應也完全可以發揮極為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24.公民社會在憲政民主制度中擁有什麽樣的地位？“人民主權”這一理念如何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實現日常化、程序化？

　　公民社會特指以公民為主體、以個體自由和公民權利為軸心形成的、與政治國家相對而立的社會生活領域，在歷史上曾被成為“市民社會”，或與“官方”相對而立的“民間社會”，包括家庭、企事業、社區、社群、社團、階層、階級等一系列存在形式。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公民社會的相當程度的發育和發展就不可能形成否定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內在需要和主體力量，另一方面，憲政民主是公民社會的完成和上層建築，只有憲政民主才能使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獲得政治法律保障，否則，已經初步發育成型的公民社會，就會被極權專制力量所摧毀。

　　人民主權，不能理解為一個盧梭式的、擁有自己的大腦和意志（公意）的人民整體具有統一的政治主權，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無數具有特殊利益和意志的公民個體的集合體，他們通過交換、交往、交流形成一些基本共識；他們通過政治參與、投票、公決產生一部憲法，形成一個社會契約體或政治共同體；他們通過普選和競選產生國家政權，由議員、行政官員和法官組成一個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人民通過周期性的選舉彰顯和行使選擇權、否決權和終極決定權。

　　只有這樣理解的人民主權，才是憲政民主意義上的人民主權，才是真正可以落實的、具體化的、日常化的、程序化的、每一個普通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民主權利。如果是極權主義、民粹主義的人民主權，作為整體的人民就不得不把治理社會的政治權力授予一個唯一能夠體現公意或完全代表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政黨，在這種制度下，具體個人就完全失去了政治選擇權和參與決定權了。

　　憲政民主是一個個體化、具體化、日常化、程序化的政治參與和整合過程，一方面，每一個公民都經常性地參與企事業自治、行業自治、社團自治、地方自治，夯實憲政民主的微觀、中觀社會基礎；另一方面，每一個公民也通過議員、公眾媒體和自媒體、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周期性的選舉、法律訴訟、全民公決等等渠道和方式，來行使自己對各級國家機關的批評監督權、參與決定權、創制權和覆決權等等“人民主權”。

　　25.您認為目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如何？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之分在中國今天有沒有現實意義？

　　江湖時代，算是威權專制和寡頭共治時期，公民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一度得到一定的發展空間。從2012年開始，新公民運動、南方街頭運動、女權運動、網絡異議、基督教、訪民和維權群體、律師、勞工運動，依次受到大規模打擊和整肅，處於萌芽階段的公民社會被打散，公民運動陷入低潮，人民基本上又回歸到原子化狀態了。

　　盡管如此，消極公民和積極公民的區分還是有意義的。首先，所謂消極公民，是指一些人已經有了公民意識和憲政民主追求，但在高壓管控下，不能夠公開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更不能夠積極地組織和行動起來，處於不主動與體制合作也沒有自己正面建樹和作為的狀態。

　　消極公民是潛在的、不完全的公民，但與臣民、奴民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了。只有很少數的人已經達到了積極公民的程度，他們在利用每一點可能和空間踐行公民理想，他們當中最優秀的，是先知先行者、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不是已經進了監獄，就是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甚至已經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的建設，有賴於臣民、奴民大規模地轉化為消極公民，有賴於消極公民大規模地轉化為積極公民。

　　26.“第一代人權”主要是消極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第二代人權”是指積極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二者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麽樣的地位？在中國推進憲政民主的進程中，二者同時並舉是否可行？

　　第一代人權指作為憲政民主國家立國前提的那些歷史地形成的“個體性人權”，如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人格尊嚴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它們是不通過國家和政府積極幹預就已經生成的，所以又被稱之為“自然權利”或“消極人權”。第二代人權指通過憲政民主國家和政府積極幹預而產生的“社會性人權”，通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也可以叫做“積極人權”。第一代人權與第一階段的憲政民主相匹配，第二代人權與第二階段的憲政民主相匹配，它們分別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

　　歐美國家確實經歷了從第一代人權到第二代人權的長達一百多年的過渡時期，甚至在第一代人權中，也沒有普遍、平等的政治權利，大多數人的結社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受到財產、階級、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制，這些限制的完全破除，與“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平等人權一樣，是在長期的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推動下，才得到實現的。在現代憲政民主制度中，兩種人權是相輔相成的，第一代人權是前提和基礎，受到憲政的保護，第二代人權是升華和提高，受到民主的支持，兩種之間的矛盾，由周期性選舉和政黨輪替來調節。

　　在推動中國憲政民主的進程中，兩種人權應該並且可以同時並舉，理由如下：

　　1、後發國家不一定要亦步亦趨地重覆先發國家的發展步驟，可以利用後發優勢，把先發國家經過長期探索和試錯得到的理論和制度建設成果收為己用。

　　2、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已經超過歐美國家確立和落實第二代人權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資源和經濟能力，完全可以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建立全民社會保障等問題。

　　3、歐美國家是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傳統基礎上完成政治轉型建立憲政民主的，自然重視第一代人權，共產黨國家卻是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前提下開始政治轉型的，存在巨大的國家對人民的平等和福利欠賬，人民的平等和福利訴求也比較強烈，因此，如果不回應這一訴求，單純強調第一代人權的話，會遇到民間的阻力，也不利於激發民眾對第一代人權的追求。當年波蘭的社會政治轉型，主要不是被私有制、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的發展對第一代人權的需要所推動的，而恰好是工人階級不斷對政府施加的福利問責，導致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大部分成功轉型的前東歐國家，都是同時實現兩代人權的，它們也都順利地加入了人權門檻較高的歐盟。

　　當然，同時並舉並不等於所有追求憲政民主的主體都在兩代人權上平均用力，中產階級可以多在實現第一代人權上用力，但也不要反對而應主動兼顧第二代人權的實現，勞工階級可以多在實現第二代人權上用力，但也要與中產階級一起實現第一代人權，畢竟，第一代人權具有人性上的相對優先性和歷史上的相對先行性。

　　27. 您認為平等或反歧視具有什麽樣的社會作用？如何有效實現平等、禁止歧視？

　　在人類價值榜上，自由相對優先，平等緊隨其旁，兩者是空間上的左右關系，不是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沒有平等的自由是少數人極端的自私和任性，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多數人平均的窮困和被奴役。只有自由和平等之間形成一種合理的張力，才會產生第三種價值，即正義，或社會公正。這三種價值是憲政民主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其他如仁慈、博愛、奉獻、犧牲等價值，作為個人追求當然很高尚，但不能成為公共制度建設的基本原則。

　　自由，作為每個人、所有人的自由，已經具有平等的含義了，人格平等、資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與自由是完全一致的，自由主義者也是讚成和提倡的，他們不提倡並強烈反對的是起點和結果的平等。另一方面，歷史上大多數平等主義者也並不是平均主義者，他們也承認個性、自由和差別的價值，只不過他們認為，平等相對自由還有獨立的價值，不能簡單化約和還原為自由；懸殊的貧富差別、貴賤差別、智愚差別既沒有天生的必然性，也是不可接受的，而有一定差別的共同富裕、社會地位平等、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僅是可欲的，而且是能夠實現的。

　　如果自由主義根本否認任何形式的再分配，它就變成了極右翼的自由至上主義，無法解決市場失靈和馬太效應等問題，最終淪為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果平等主義根本否認自由的相對優先性，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競爭，那就會導向平均主義、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20世紀已經給出了慘痛的教訓，不要再一次嘗試了。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平等主義（社會主義）只有向對方靠攏，才能形成自由和平等的合理張力，才能建成一個公平、正義、公正的社會。應該說，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右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人類目前已經達到的兩種較好的選擇。

　　28.女權運動和勞工運動在憲政民主制度中各有什麽樣的地位？二者應當避免哪些陷阱？

　　女性占人類的一半，人權當然包括女權，猶如女權當然是人權一樣。女權運動是對數千年來男尊女卑、男女經濟婚姻社會文化政治不平等的反抗，是對男女平等人權的追求。如果婦女人權缺失，憲政民主就只完成一半，因此女權運動是憲政民主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

　　人口的一半是婦女，而大多數婦女的經濟社會身份是勞工，勞工階級占當前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勞工在經濟上是無產者和窮人，在社會上是賤人，在政治上是無權者，在文化上是知識匱乏者，這個階級是被侮辱被損害被剝削被奴役最嚴重的階級，有著改變現存社會的最強烈的動力和願望。在歐美國家歷史上，勞工群體曾經自發地參加了實現第一代人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此後，勞工運動和以勞工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追求和實現第二代人權並使憲政民主由古典階段上升到現代階段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國勞工運動也承擔著相似的歷史使命，不同之處在於，它同時追求兩代人權與現代憲政民主的實現。從本世紀10年代爆發的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一波高潮來看，其主要訴求既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結社權、政治權利等第一代人權，也包括集體談判權、罷工權、勞動收入增長權、社會保障權、精神文化發展權等第二代人權。由此可知，中國將會建成的，不是1.0版的憲政民主，而是2.0版的憲政民主。

　　吸取歷史的教訓，女權運動和勞工運動應該避免的陷阱是極端化和極左化、覆仇心理和專制循環，即以女權專制報覆男權專制，以勞工階級專政報覆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實現的是男女平權和勞資平權，而不是婦女對男人、勞工對資本家的統治；要實現的是憲政民主，而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翻新的極權專制。在未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中，一定會有各種極右和極左思想政治力量站出來爭奪影響力和權力，對此，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並以強大的憲政民主聯盟壓制極右、極左力量的崛起。

　　29. 如何保護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受教育權和參與全國競爭的公正機會？在中國憲政民主轉型過程中，應當如何維持族群和睦？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客觀上都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一般而言，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完整，少數民族多少會從中央政府得到一些特殊的保護、照顧和補償。中共政權也承諾了民族區域自治，也給予了一些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優惠政策，但由於遍及全國的高度集權的黨國極權專制，不僅漢族，少數民族也都受到嚴格的統治和控制，這就消解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和優惠政策，引起少數民族的抱怨和離心傾向。為了防止少數民族的抱怨和離心傾向擴展到漢人和漢族地區，黨國就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少數民族進行有針對性的規訓、洗腦和壓制，傷及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語言文化、生活方式，引起一定的乃至激烈的反抗，黨國嚴厲鎮壓這些反抗，又引發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和分立獨立要求，這就是疆獨藏獨形成的因果鏈條。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實行聯邦制，憲法上有比中國更為寬松的民族區域自治框架，但也由於共產黨高度集權的一黨專制滲透到了各加盟共和國，並未消解而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終這兩大共產主義聯盟都陷入了國家分裂以至血腥的民族仇殺，這是中國在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應該特別吸取教訓的地方。

　　30.如果實行聯邦制和地方民主自治，中國邊疆地區是否會出現政治分裂或軍事沖突？如何避免這種現象發生？

　　憲政民主制度下的聯邦制，是消解民族沖突、實現民族和解的最好方式，英、美、德等等聯邦制國家都是成功的實例，但在過渡和初級階段，控制不好的話，也會引發政治分裂以至軍事沖突，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共產黨倒台後就出現這種情況。

　　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呢？從邏輯上推理，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得到主體民族支持的民主聯邦中央政府要成立民族問題真相與和解特別委員會，清算中共政權對藏、疆等地區少數民族所犯過錯和罪惡，對受到傷害的當事人給予精神上的撫慰和經濟上的補償；二是實行聯邦制，真正落實民族區域高度自治權；三是頒布政黨法，只允許依據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層建立全國性政黨，少數民族和漢族一樣選擇加入不同的全國性政黨進入政治競爭，不允許依據民族分別和地區分別建立民族性政黨和地方性政黨，從源頭上取消國家分裂的動力機制和組織動員力量；四是頒布一個聯邦制試行時間表，比如30年，測驗聯邦制對於化解民族沖突、促進民族融合的效力，在此期間嚴禁和打擊任何武裝沖突，時間一到，如果少數民族仍然不願意留在中華聯邦之內，可以通過和平談判另立國家。

　　31.中國目前有沒有政治反對派？“忠誠的反對派”應當忠誠什麽、反對什麽？

　　上世紀80年代及以前，只有個別政治反對人士，還沒有政治反對派。六四槍響以後，政治反對派浮出水面，先是胡石根等人於1992年成立了小規模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之後是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國等人於1998年成立了較大規模的中國民主黨。這兩撥建黨行動遭到中共嚴厲打擊，一百多人共計被判刑一千年以上。此後，2003年，以孫志剛事件為標志，出現了公民維權運動，在此基礎上，產生了零八憲章運動，這一運動以劉曉波被判刑11年而告一段落。幾年以後，郭飛雄、劉遠東等人在南方推動街頭運動，許志永、丁家喜等人在北方推動新公民運動，雖然沒有正式打出反對派的旗號，但具有政治異議和政治反對的意向和內容，這一波行動也被打擊，上述四人以及不少同道均被判刑。2015年，郭飛雄在獄中寫作了一審自辯詞和二審上訴狀，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他的憲政革命方略和操作思路。坐了18年大牢出來的胡石根，繼續活躍在民運、工運、自由基督教運動等多個領域，2015年2月1日，他在七味燒聚會中提出“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是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是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的著名政治觀點，因此再次獲刑七年半。在開始於2015年7月的709大案中，數百名維權律師、人權律師被整肅，其中數十人被刑拘、批捕、指定監居、酷刑和判刑，數十人被注銷、吊銷執照。老資格政治犯高智晟在被監視居住於陜西榆林老家小山村的惡劣環境下，幾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2016年中國人權報告》《2017，起來中國！》和《中華聯邦憲法（草案）》，之後被神秘失蹤，至今已經五年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了！2018年，更老資格的政治犯秦永敏因為多次派人到民政部注冊人權觀察組織並在全國範圍組織玫瑰團隊，第四次獲刑13年。2017年丁家喜、許志永先後出獄後，改“新公民運動”為“中國公民運動”，明確了政治反對立場，2018年秋，兩人召集了煙台聚會，2019年年末，兩人召集了廈門聚會，於是被公安部門成立專案組偵查，在逃期間，許志永發表“新年獻詞”“勸退書”“美好中國”系列文章，全面公布了“中國公民運動”的反對綱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10年來，湧現出以吳淦、王默、謝文飛、董瑤瓊、張盼成、王一飛、方斌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草根出身的反對派和政治犯！以上只是掛一漏萬地列舉了一些著名人物，據維權網統計，截止2021年8月31日，除已經出獄的，中國在押政治犯多達1170名。此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僑居和流亡海外的人士，先後成立了中國民聯、中國民陣、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工黨等數十個政治反對組織。

　　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應該成為“忠誠的反對派”，其含義有三：一是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絕不靠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自己謀取權力；二是忠於歷史、忠於事實，絕不靠虛構歷史和造謠撒謊打擊對手、擡高自己；三是忠於正義、忠於倫理，絕不通過煽動、鼓噪、忽悠民眾，用殘忍的暴力手段奪取政權，絕不心狠手辣、不擇手段地摧毀政敵，以至斬草除根、不留後患。忠誠的反對派的目的不是要搞死一切政治對手，自己獨掌大權，而是要建立政黨競爭合作與和平輪替的、造福於全民的、每個政治參與者都得到尊嚴和安全的憲政民主制度——政治反對派的忠誠的最本質的含義、忠誠的政治反對派的最寶貴的意義，就在這里。一個國家有忠誠的反對派，那是這個國家的幸運和福氣。

　　32.您認為道德勇氣在走向自由的時代具有什麽樣的作用？

　　目前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存在的沈默究竟是一種可諒解的人性弱點，還是在放棄自己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

　　政治勇氣和道德勇氣，以及具有這種勇氣的英雄人物，在建立憲政民主的艱巨過程中，具有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感召力、公信力和影響力，這幾十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數百上千這樣的英雄，其中可得諾貝爾和平獎者不止劉曉波一人。正是這些英雄，以他們頂到上限的勇氣，拉擡了普通人勇氣的下限。

　　相比而言，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存在的沈默，一方面固然出自可以諒解的人性弱點，另一方面也是放棄了自己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對此，那些英雄豪傑反倒不會沈溺於指責、抱怨和失望，他們深知，政治勇氣和道德勇氣只能用來要求自己，不能用來要求他人。所以問題在於，知識分子究竟要沈默到什麽時候？每個人都面臨一個道德決斷的時刻，中國（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取決於數億人把自己勇氣的下限，擡高到敢於吶喊和抗爭的程度。

　　33.未來中國是否可能通過全面政治妥協、多元圓桌會議等途徑，實現和平的憲政轉型？

　　以波蘭為代表的前東歐國家，台灣、南非等等，都成功地通過全面政治妥協、多元圓桌會議的方式，實現了和平的憲政轉型，前蘇聯也是這樣轉型的，只不過後來退回到了威權專制而已。我們當然希望中國也是如此，但可能的方式和路徑會不止一種，邏輯上會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共產黨內出現雅魯澤爾斯基、戈爾巴喬夫、蔣經國、李登輝這樣的最高領導人，在政權面臨危機時，毅然決然改弦更張，與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達成政治妥協，共產黨同意開放黨禁，反對派暫時同意保留共產黨執政地位。以後再進一步完成向完全憲政民主的過渡。

　　第二種，在巨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及大規模、全國性民眾抗議運動倒逼之下，黨內分裂，黨內趨向自由民主的力量，或者戰勝頑固派，改變黨名黨綱，同時開放黨禁，修改憲法，舉行大選，與其他政黨展開競爭，勝選了繼續做執政黨，敗選了就做在野黨；或者從共產黨內拉出來成立新的政黨，造成多黨競爭格局，推進憲政民主。

　　第三種，在更大規模的全國性抗議和更強大的反對派力量聚合起來的情況下，共產黨抱成一團頑抗到底，對民眾運動和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之後長期實行軍警管制，把國家和社會拉回到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恢覆國有制、計劃經濟、人民公社，整個中國很可能在相當長時間成為超大型的北朝鮮。

　　第四種，更強大的民眾民主運動和反對派力量，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戰勝共產黨的武力鎮壓，召開各派反共政治力量圓桌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重新制憲，舉行大選，建立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成立議會制政府，清算共產黨的歷史罪行，除嚴懲首惡外大赦天下。

　　第五種，共產黨與民眾抗議運動和政治反對派長期拉鋸，經濟體系崩潰，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盜匪橫行，最後，共產黨棄船外逃，反對派力量又不能有效整合，形成有效治理全國的中央政權，各地軍閥、政閥、財閥趁機崛起，形成割據局面，民族沖突和戰爭爆發，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以至內蒙古、東北紛紛獨立。中國長期陷於分裂和倒退狀態。

　　第一、第二、第四種都是可欲的，其中第二種是代價最低而各方可以接受的，第四種最理想，但民眾運動和反對派力量很難強大到這個程度；第三、第五種是不可欲的，其中第五種是最壞的，因為會帶來無可計量的人口滅絕，如同歷史上歷次朝代大崩潰一樣。

　　34.有學者主張溫和的中右與溫和的中左締結為主要社會聯盟，這在未來的中國有多大的操作可能性？

　　這個問題在這里可以先這麽倒過來回答，如果讓極右或極左力量一家獨大，甚至讓極右力量和極左力量結成聯盟，而溫和的中右和溫和的中左各幹各的，甚至相互攻擊起來，結果會怎樣？那一定是極權專制或威權專制重新建立起來，唯獨不可能有什麽憲政民主。首先要意識到中右和中左結盟的極端必要性，然後再盡一切努力擴大和增強操作的可能性。具體觀點我將在第37題展開較為詳細的論述。

　　35.您認為中國未來的憲政民主制度需要繼承和保守最近七十年、最近一百多年和過去二千年歷史中哪些積極因素？

　　最近72年，即從1949年中共建政開始算起，頭四年的《共同綱領》

　　及其短暫的新民主主義實踐，其中包含的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耕者有其田、民主黨派有限參政等要素，還是需要繼承和保守的。從1954—1978年，其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必須予以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等於在經濟層面回到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理論上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以及加入世貿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實踐中私營、民營經濟在獨裁政治權力的控制下，仍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就業和90%的新增企業。這些都是應該發揚光大的。至於政治上的一黨獨裁、權貴官僚對市場經濟的橫征暴斂以及最近八九年來向極權專制的大規模倒退，是必須堅決否定的。

　　從1840—1949年100余年，可資繼承和保守的有：從部分到全盤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和科學技術，學習西方的立憲、民主和法治（戊戌變法、清末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學自治，言論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包括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等多種思想政治力量的同台競爭，反帝愛國主義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國民大會和47憲法等等，當然，袁世凱和張勳覆辟、北洋政府腐敗無能、軍閥割據、國民黨倡導和實踐的訓政（黨國黨軍黨化教育、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極對立、國共內戰等等，是應予否定的。

　　從商代算起，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經3421年了，這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了，可圈可點的東西有很多，絕不像全盤西化論者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一團漆黑。即使從秦帝國建立到清帝國滅亡這2132年漫長的帝制時期，其治理經驗，對於將來全世界最大的憲政民主聯邦制國家的治理來說，也是可資借鑒的，比如政教分離，基層自治，通過科舉考試廣泛選拔人才打通上下等等，還有從春秋戰國到清末民初雖然沒能成為主流但也時隱時現的自由與平等思想脈絡，則可直接用來接引西方文化。

　　總之，歷史具有連續性，我們應該對前人的遺產進行創造性轉化，以便對於未來進行轉化性創造。各現代化強國都很好地揚棄（發揚、拋棄）了自己的傳統。即使僅僅從全面引進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該尋找到可以把它們深深置根於中國人身心結構的對接基因，道理很簡單，在一片鹽堿地上，是種不出任何莊稼的。

　　36.您認為，中國應當如何處理與歐美民主國家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更有力地推動人類的和平、文明和自由？

　　（1）歐美國家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先行一步完成了人類第二次飛躍，即個人從共同體中解放出來，並由此建立了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多元競爭文化體系。與此相比，中國還是不發達國家，應當虛心向歐美國家學習。

　　（2）中國人實現憲政民主的過程無論如何艱難曲折，也不應和不能指望由歐美國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要爭取國際上出於價值觀和道義的援助，但中國憲政民主化主要依靠中國人自己，只有這樣中國人才有資格、尊嚴和信心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由中國人自己建設成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憲政民主國家，才是中國人最大的驕傲和自豪。

　　（3）中國人也不能因為要效仿歐美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就忽視和放棄自己的民族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比如，在世界產業和市場鏈條中，中共政府為了獲得其壟斷專制獨裁利益，並不能與國際資本和跨國企業進行強有力的談判，而是與之合夥損害我國勞工權益和生態環境。

　　未來憲政民主政權將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為中國爭得更公平的利益和更高的尊嚴。

　　（4）作為後發的現代化國家，中國可以自覺地避免或減少歐美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向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的、個人主義、自由放任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一邊倒的弊端，保留和運用中國傳統文明和文化在天人關系、人人關系、人己關系方面注重和諧中庸、節制優美的智識和道德資源，對現代的和後現代的人類文明和文化做出自己特殊的貢獻。

　　37.對以上問題的回答，均請您說明理由。您是否還有其它意見或建議？

　　本問卷涉及到了中國政治轉型幾乎所有的方面，本答卷一一做了認真的回應，所依據的是國際社會通行的關於憲政民主的闡釋和分析框架，那就是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而不是國內流行的左右兩極對立的“二分法”。

　　本來，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引進四分法了，保守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在極右的位置，自由主義、三民主義在中右的位置，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左的位置，共產主義在極左的位置（它的階段性、策略性、變通性、統戰性形態，就是新民主主義，在理論上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在民國時期，中右和中左（第三種力量、第三條道路）都不成氣候，而極右（國民黨）和極左（共產黨）的力量都很強大，國共對決，碾碎了中間力量，也碾碎了和平民主憲政的所有希望，最後，極左戰勝極右，建立了共產中國。

　　這段歷史給中國留下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兩極對立的左右二分法，以至中共建政以後，繼續以左自居，不斷革命，依次把國民黨殘余勢力、政治上不站隊的中間派、不太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舊知識分子、保守的小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做右派和革命的對象，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甚至被尊稱為領導階級和老大哥的工人階級，其實也沒有擇業、遷徙、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等基本自由，也沒有真正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等政治權利，他們也是在經濟上被長期剝削的對象，只不過比更慘的農民好一點兒，還能幾十年如一日地掙紮在溫飽線上，並且最終在90年代的國企改革中被掃地出門了。共產黨不自知的是，極左一旦掌權並對全社會進行極權統治，它就變成最保守和反動的極右了，而它繼續標榜的馬列毛主義的極左意識形態，不過是極右的面具和馬甲而已。必須明確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極權專制主義和改開年代形成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都是極右，骨子里信仰的都是帝王專制所依據的君權神授論、血統論、暴力決定論、強權真理論、精英至上論，只不過變換了一些說辭而已。

　　然而，改開年代重新回到歷史舞台的自由民主派卻跟共產黨一樣搞不清狀況，完全沿用了左右兩分法和左右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只不過顛倒了對左右的評價：共產黨認為左就是好的和對的，而右就是壞的和錯的，相反，大多數自由民主派認為左就是壞的和錯的，右就是好的和對的。他們為自己的右派立場和身份而感到自豪（有人甚至公開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場就是“骨灰級極右”，而左派非蠢即壞，是一切災難和罪惡的淵藪。

　　這種簡單粗陋的分析範式根本就無法解釋改開年代已經出現的多元思想，也不能在一個連續的光譜中找到它們各自的位置。

　　首先，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在國際四分法中，是極右，而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它是左，這是嚴重的誤判。它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本就沒給底層民眾什麽平等和福利，反倒搞出來駭人聽聞的等級制和負福利；它甚至沒有什麽極左平等主義、平均主義、民粹主義的實質性內容，因此不僅與中左毫無關系，連極左都不是。

　　第二，自由主義，在國際四分法中，相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確是中右派，但相對於極右派，它又與中左派共享更多的價值，但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自由主義包攬了右邊，它如何與比自己更右的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劃清界限呢？難道把它們都打成左派嗎？

　　第三，按左右兩分法，西方意義上的中左即社會民主主義，在二分法中國語境下，溫和一點的右派會把它拉進右派陣營做同路人，激進右派如大陸川粉，則毫不猶豫地把它視之為與毛左、極左只有一步之遙的左派。但其實，社會民主主義既不同於右派，也絕不同於極左派，在原理和歷史兩個層面，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共產極權主義的死敵。

　　第四，在改開時代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新毛左、新極左、新共產黨，按二分法，就完全沒有辦法把它們與正在掌權的、已經變成極右政黨（盡管表面上還在標榜一些極左意識形態）的老共產黨區分開來了，應該看到，固然新極左將來很可能也會建立新的極權專制，但目前它對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否定，其激烈程度與自由民主派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反過來，當權的共產黨收拾這些新共產黨也不會手軟。

　　如果引進國際上通行的四分法，以上的邏輯矛盾就都可以解開了：

　　極右：權貴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極端民族主義、逆向國家主義（分裂主義）、逆向種族主義（反華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絕對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精英治國主義。

　　中右：保守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

　　中左：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認同憲政民主構架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文化批判理論）、女權主義、生態主義以及其他一些來自西方的新左翼理論。

　　極左：新毛左、托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應該說，不是所有的自由民主派都繼承和堅持左右二分法，早在2000年左右，陳子明、秦暉、謝韜、許紀霖、王江松等人就已經引進國際上的四分法來分析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狀況了，陳子明還精準地把極右稱作專政右派，把中右稱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為憲政左派，把極左稱為專政左派。網上有一個叫胡常根的民工，經獨立觀察和思考，也對當代中國思想政治狀況做了四分：右憤（右糞）、民右（民主右派）、民左（民主左派）、左憤（糞）。他的用語有些粗魯，但對於中國現實問題的分析，往往比大部分公知來得更貼切和準確。

　　如果進一步概括上述思想成果的話，可以把四分法表述如下：極右（極權專制右派）、中右（憲政民主右派）、中左（憲政民主左派）、極左（極權專制左派）。一目了然的是：

　　（1）中右和中左共享憲政民主。

　　（2）極右和極左都是極權專制。

　　（3）中右與中左是盟友，中右既與極左相對立，也與極右相對立，而中左既與極右相對立，也與極左相對立。

　　（4）極右與中右靠得最近，處於同生態位競爭（爭奪的主要對象都是社會中上層），因此，中右對於克服極右更有效也負有更大的責任；與此同時，中左與極左靠得最近，處於同生態位競爭（爭奪的主要對象都是社會下層），因此，中左對於克服極左更有效也負有更大的責任。

　　根據當代中國權強資弱、資強勞弱的基本社會格局，極右當權派當然在控制整個社會，其他民間的極右派表面上是批判極右當權派的，但其實共享一些同樣的價值和邏輯，形成一種不一定自我意識到的互補關系。自由主義中右派或憲政民主右派，本來在民間思想文化界占有優勢，但由於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囚於左右二分法，拒斥中左派或憲政民主左派，結果是，當他們把追求平等和福利同時兼顧自由的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就把自己極右化了，從而壯大了民間極右陣營的實力，這一次圍繞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大部分自由主義公知選邊站隊，成為川粉，最充分地暴露了他們極右化的邏輯和價值觀，這對中國社會轉型以及對他們自己，絕不是一件好事情。試想，以在野的極右精英對抗掌權的極右精英，別說搞不贏，即算搞贏了，也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不過是以一種新專制取代老專制而已，與普通民眾何關？與憲政民主何關？

　　社會民主主義中左派或憲政民主左派，是比較後起的思想政治流派，人數不多，影響也不大，但它面向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和底層民眾，具有極大的潛力，考慮到它在發達國家早就已經成了主流思想政治力量之一，如果中國不停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腳步的話，它在中國就會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和前途，但它目前處境艱困，一則受當權極右派的政治打擊和在野極右派的思想攻擊，二則受到處於同生態位的新極左派的高度防範和攻擊，只得到了人數不多的中右派即憲政民主右派的理解和同情。至於新極左派，它不僅同時受到民間極右派、憲政民主右派、憲政民主左派理論上的批判，也受到當局的政治打壓（佳士事件就是明證），但預計它會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在中國日益極化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中，還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它的做大絕不會是一件好事，萬一掌了權，共產主義又要在中國再來一遍。

　　根據以上力量分析，要比較順利地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最佳選擇就是建立憲政民主右派與憲政民主左派之間的思想政治同盟：它們有分工，那就是前者主要承擔動員組織社會中層和部分上層的任務，後者主要承擔動員組織社會下層和部分中層的任務；它們有合作，就是一方面要共同對抗極右和極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相互聲援和支持對方所引導的民間社會運動，如前者聲援和支持勞工運動等下層民眾的維權運動，後者聲援和支持以企業家、業主、知識分子等中上層為主體的維權運動。雙方必須明確意識到，目前雙方的分歧是次要的，雙方的共識才是最重要的，等到憲政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了，那時候才有條件進行爭奪執政地位的公平競爭。

　　如果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不能建立強有力的聯盟，如果他們各自為戰進而相互攻擊，可以說，中國的憲政民主是永遠也建立不起來的。

　　本答卷就是按照上述思路回答每一個問題的，凡是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共享的東西，我都沒有加以特別的說明。鑒於憲政民主左派的聲音和力量特別小，所以，在涉及它與憲政民主右派的理念和政策區別時，會著力於強調和介紹它這一方面的觀念和思路，所以這份答卷可以被看成是憲政民主左派關於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一份系統性研究報告。

　　社會民主主義、中國憲政民主左派（翼）、勞工運動等底層民眾維權抗爭運動之所以在中國社會政治轉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和意義，是因為它們關系到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依靠什麽力量才能實現這一轉型？二是在未來憲政民主結構中，如何合理安排上、中上、中下、下等各個階層的憲法地位？如何讓缺少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的下層民眾，也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他們如何通過憲法賦予的可能性、通過有效的政治和法律通道，提升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

　　關於第一個問題，其實很直白很簡單，那就是僅僅依靠人數不多、先天基因不足後天發育不良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不足以完成這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要發動和組織下層民眾加入到爭取憲政民主的歷史潮流之中，才能形成足以推翻這亙古未有地強大的極權專制的社會政治力量。如果真誠的憲政民主右派也意識到並承認這一事實，那麽問題來了，以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政治綱領和政策，它有能力喚醒、號召、動員、組織下層民眾嗎？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那麽什麽思想政治力量可以做到這一點呢？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可以做到這一點，例如歐洲2.0版的憲政民主主要就是由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動所完成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左派、憲政民主左派所領導的勞工運動和底層民眾抗議也居功至偉。因此，知識分子要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憲政民主右派陣營里，另一部分要成為憲政民主左派，深入下層民眾，推動勞工運動和各界下層民眾維權運動，就像韓國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在韓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所做的那樣。

　　關於第二個問題，假使極權專制倒台了，在取而代之的憲政民主制度中可以沒有對下層民眾的權利和權力安排嗎？可以把對推倒極權專制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的下層民眾當做炮灰和工具掃地出門嗎？可以像歐美國家1.0版的憲政民主那樣，不給他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給他們成立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和罷工抗爭的權利，不給他們建立政黨、競選議員、參與立法甚至組織政府的權利，不給他們維持基本生活和社會保障的權利嗎？當然不能！所以在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制度構建過程中，要同時體現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的貢獻，要同時容納中右翼的政黨和中左翼的政黨，要同時表達和實現社會中上層與社會下層的權利、利益、意志和訴求。簡而言之，要建立2.0版的憲政民主制度，而不能簡單重覆歐美兩百多年前的1.0版的憲政民主制度。

　　在這個過程中，憲政民主右派和憲政民主左派分別和共同承擔艱巨的歷史任務。從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右派這方面說，要引導、說服社會中上層節制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訴求，要給予下層民眾的經濟政治文化訴求以應有的尊重，要防止精英主義、贏家通吃、弱肉強食的極右化沖動和需求，要與各種各樣的極右思想政治力量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努力把中上層社會成員爭取到憲政民主的陣營中來。與此同時，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派，也要引導下層民眾接受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右派的合理內核，接受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要說服他們克服覆仇、平均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等極左化沖動和需求，要與各種各樣的極左思想政治力量進行堅決的切割和鬥爭，努力把大部分下層民眾爭取到憲政民主的陣營中來。

　　2021年

　　10.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無意中暴露了中層之惡

　　一、某思想沙龍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一輪爭論

      群友姜濤把孫毅安的文章（《疫情期間，那種惡，無邊無際》）轉進某思想沙龍群並說了一句：“這個家夥跑出來嘰里呱啦說什麽底層之惡、文化之惡。”

　　肖雪慧：沒有點開。標題所謂“底層之惡”跟這幾年很流行的“底層互害”說，都是在把並非普遍的現象普泛化而醜化龐大底層的同時，轉移目標，把真正禍害全社會並導致部分底層、社會其他階層或各階層之間相互敵視的根子隱藏在視野之外，轉移了真問題。

　　王大衛：精英主義者的慣用話術和套路，最極端的是海外的牲人論：中國人，從上到下全他媽不是人，活該亡國滅種。

　　王斌：我以為，大可不必將指責底層者斥之為那麽多批判性符號，因為他指證的現象是存在的，而且還真不能視為個別。我們需要分析的是，在那個場景中的那人還是一普通的“底層人”嗎？作為一種現象，若我們的認知仍停留在“底層”的概念上，我們可能漏掉了一些其實常在，但被我們用底層一語而遮蔽掉了的東東。在我看來，在那個場景里，那人已然不再是一語概之的底層身份了，此刻他被賦予了他素常所不曾掌有的權力，而也正是此權力讓他從底層身份中超逸出來，從而獲得了某種優越，這才有了他可以喝斥他人的準“司法權”。推而廣之，那個進監的前警察沙皇就其本質不也是一底層農民嗎，不過只是在後來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耳，可以說此人是那位底層人的超級放大版，僅此而已。所以，在此出現的本質其實是中國語境下權力與人的關系，而非僅是一種籠而統之下的底層現象。另外，我也反感知識分子動不動就以知識（且不說此知識是否可靠）的優勢指手劃腳，感覺自己在登高望遠，其實在這旮旯里你也不過是一底層，只是遺憾的是你看不見自己真實的身份而已，若你看見了，還甭說，你可能才算一個有了覺悟的知識分子。

　　今日與許大先生餐敘，他笑言，前一段，他們小區進入防疫禁止，保安們立馬換了一張臉，不再是點頭哈腰了，過了幾天，疫警取消，他們一個個頓生巨大的失落感。此一“劇情”可以呼應我的上述看法。

　　德州老劉：孫那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剛經歷的經驗事實，都是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他發出一些感慨和評論，沒覺得有離譜的地方。那些現象和評論都能幫助人了解底層的現實。仁人志士要去“啟蒙”底層，也得先知道底層是怎麽回事吧。體制都是人弄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去中國的基層看一下，大部分惡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社會習俗、潛規則、人性（貪婪、懦弱）等問題。當代中國也不是十八世紀遍地文盲時代的歐洲，大部分基層群眾至少是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很多人比要給他們啟蒙的很多知識分子更精明，早就會“運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啟蒙運動針對的十八世紀歐洲的宗教蒙昧和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一些關於底層的說法讓人想到《悲慘世界》中Thénardier那兩口子：“都是社會（制度）把我們害成了惡人。”

　　Thénardier兩口子的態度代表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不能責怪底層，都是制度的錯。問題是，同樣的制度怎麽沒把Valjean和Javert變得更惡？從人性上講，維護體制的Javert比把自己作惡都推到體制頭上的Thénardier那兩口子強多了。

　　沒有比把底層問題推給制度更簡單的了，連Thénardier兩口子都會。

　　如果有機會在中國底層生活一段時間，可能會有一個比較符合現實的了解，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問題，大部分跟政治和體制沒有關系。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美國的新納粹、三K黨等極右組織的骨幹基本都來自底層的兩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當年，瑞典學者Myrdal到美國來研究種族問題，發現歧視問題最厲害的是在白人底層。這是每個社會都有的現象，不能推到制度頭上。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制度早就廢除了，但美國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和歧視在低層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國底層的問題道理類似。

　　不是說要歧視低層，我本人就來自低層，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很多問題（勉強叫惡的話，也是小惡）跟政治和體制沒有多少關系，比如說造假、糊弄、粗魯、暴力、恃強淩弱等，一直是這樣。即便沒有底層生活經驗，看一點寫基層社會的雜書，也能獲得這種知識。比如說造假，清朝人寫的雜記中就有買了皮鞋回家穿才發現是牛皮紙做的，這跟政治關系不大。

　　二戰以後，各個主要國家都通過實施社會政策促成階層遞進來改良社會，這種做法的前提是，承認底層的社會問題比其他階層多。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還階層遞進個啥？（讓他們）在底層呆著就是了。這不是常識麽？

　　王瑋：底層不是天生就惡，道德淪喪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孫毅安承認自己也是惡的一部分，他就應該分清作惡者和受害者的區別，他更不能因為底層之惡而給政府之惡洗地。比起來，大惡是根源，無邊無際的底層之小惡是無邊無際的制度與文化的產物。譴責底層之惡，從譴責政府之惡開始。

　　一個人態度惡劣制止孫毅安抽煙，算不上惡。如果孫因此動手打人，倒是與惡靠近了。把地溝油毒奶粉假藥假牛奶，疫情中不準急癥病人就醫這些明顯是制度之惡的事算在底層頭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是給政府的洗地言論。所有這些現象都存在，只不過證明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都是謊言，在現實中破產了。

　　@德州老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沒有為小惡辯護的意思。

　　就像我高興看到攻擊國會山的川粉們被審判服刑一樣。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邪惡在上邊。

　　占全喜：好的制度可以讓惡人變好，但也不能完全遏制人性之惡，只可以讓人性之惡得到最大的抑制；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惡，但不能讓所有的好人變惡，只能讓人性之惡得以更大釋放。

　　@德州老劉：並不是因為底層“惡”要多一點才需要改良，而是因為當時制度本身很“惡”，必須改良。

　　王大衛：常識和實際歷史進程是，制度之惡損害了底層民眾的權益，底層民眾奮力維權抗爭，迫使上層做出妥協和讓步，怎麽會是上層對底層之惡做出綏靖或“社會政策”讓步呢？有的話，請舉一例。再者，底層之惡也是應當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怎麽能夠對它搞綏靖主義呢？

　　張雪忠：諸如“國民性”“底層之惡”之類的說法，都是一些缺乏公共見識的文人整出來的東西。這些人看待社會問題的方式，是極其直觀和具象的，完全不具備分析社會現象之成因的知識能力。

　　實際上，在任何社會，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人們所直接面對的具體執行者，都一定是“底層”的人員。在這里，能否透過現象看出真正的責任所在，就看一個人是否具備基本的公共見識。比如，在美國，哪怕是權力體系的最末端出了問題，如果是聯邦層面的事情，人們就直接質問總統，如果是州層面的問題，人們就直接質問州長。你不會看到美國的文化人說這是“底層之惡”。

　　一個社會的墮落主要是精英的墮落，而精英墮落的主要表現是責怪底層。

　　YU：【底層之惡還是高層之惡】和個稀泥：孫毅安文中所說的底層之惡的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文章也沒有為高層之惡洗地的意思；但如果要追根究源，底層之惡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制度之惡、高層之惡——現象與根源，可以一起討論。有不少自由派爭論制度批判與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的關系，譬如張雪忠老師重視制度批判，反感魯迅、柏楊的文化批判論。在我看來：制度與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把其中哪個作為絕對決定因素，或者嚴格界定兩者的因果關系，都是不妥的。

　　肖雪慧：昨天沒有點開孫毅安那篇，今早點開了。我不認為他當時做法和他文章的表達是合適的。他抽煙，那個保安叫他掐滅，從他的敘述，保安態度是有點粗暴，但他罵了一大串，遠比幹預他的保安態度過分，有些話甚至跟最近某女書記威脅人的說法很相似（大意說要保安後悔他媽把他生出來）。真正居高臨下的是他，由這件他本身做得有虧的事引出底層之惡，這種借題發揮有點無厘頭。

　　@YU說制度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為因果，讚成。但當用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固化文化中劣質因素時，文化就是制度。拿教育來說，對教育的控制在49之後至文革結束前的27年，特定意識形態不僅進教材進課堂還要對學生入腦入心、從幼兒開始；所謂文化安全戰略，推出一批流氓馬前卒……都是以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把敗壞人心的劣質文化固化下來。至少在大鍋，社會和民眾有怎樣底色，制度是強有力因素。生活在這里，制度對人的壓抑、侮辱無時不在。每天切切實實在承受。

　　還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動用國家機器、用一個覆蓋社會一切領域的宣傳系統，並把持教育、出版、歷史書寫……等領域，進行系統、全面和持續的灌輸，全方位灌輸對語言、記憶、思維方式、感覺的入侵，造成的惡果是很難清除的。孫毅安本人的表述就讓人能清晰看出來。

　　“底層之惡”“仗義多是屠狗輩”是截然對立的兩種判斷，都能找到無數經驗事實支撐。但都是一些人根據有限的觀察和體驗提出的。但相比之下後一判斷多少做了保留，不是對一個群體一竿子打一片的總體判斷。

　　底層是一個很大很龐雜也很難一概而論的群體。我有多次被坑經歷，坑人的有底層，也有同道中人。但我沒資格對其中任何一個群體下總體判斷。接觸到的底層，有很自私、占便宜、坑人的，但更多並沒有什麽壞心思。下過鄉，接觸很多農民，有的一直保持聯系。其中可能有想要鯉魚躍龍門的，但更多只是想過好自己日子。從各種報道看，由底層升遷的，貪婪的、幹壞事惡事的不少，但高層世襲的就更好？！要想得出結論，需要有調查、有數據。不能靠感覺和自己有限的觀察。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指“底層特有、固有和大多數底層人都有的惡”嗎？如果一種惡，高層中層也有甚至更甚，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不是底層必然有的，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只是底層少數人有，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有沒有高層之惡、精英之惡、中產階級之惡的說法？任何一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是否可以據此認為這些惡是這個階層的惡？請教！

　　DAI：孫毅安那篇文章，是夾帶了自己的私貨的，如果不了解他的為人，很容易被他迷惑。給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另一個電影分享群的一次罵戰。他在群里曬出了他創作的一個寫楊靖宇將軍的正能量電影，一位群友表示了不喜歡，他便罵人家是日本人生的崽子，由此開始罵戰。其間污言穢語，不堪入目。最後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被群主踢出群。所以，不要光看一個人怎麽寫，還要看他文字背後的人品。孫毅安容不得別人對他的主旋律電影有任何微詞，隨便摘錄幾句他的話：“我告訴你，我的《臉對臉背靠背》是豆瓣評出來的建國以來最好的電影第二名。第一《霸王別姬》，第二《臉對臉背靠背》，第三《活著》，你用一輩子去學習吧”；“我今天的成績，你和你兒子孫子加起來，三輩子都趕不上。我能和你對話是你祖宗的造化，祖墳冒青煙了你知道不？你燒香去吧”。

　　他以著名編輯自居，寫的基本是正能量主旋律的東西，對底層充滿骨子里的傲慢。他批底層之惡時夾帶的私貨在這里：“不要把醜陋和罪惡的原因都推給別人，政府哪個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作惡？”

　　不是說底層沒有惡，也不是說底層之惡不可討論，而是作者試圖用底層之惡掩蓋體制之惡，他本人是體制內大編劇，善於寫歌頌主旋律作品，盡享體制好處，當然不敢罵體制，只好拿底層撒氣。

　　王大衛：我看那孫編劇就是一條欺下媚上的中層惡棍，偽精英而已，豈有他哉。從他文章讀出好來的人，還是應該好好回答郭學明老師的連環之問。

　　王瑋：沒有底層特有的惡。底層之惡這個詞是一個偽概念。

　　劉書慶：不誇張的說，社會問題的主要責任在政府，包括底層互害。也是政策塑造出這種社會生態。底層的人爭奪那點可憐的資源，會表現的特別野蠻，就像湖南操場埋屍案一樣，日本有個片子楢山節考，說當地有個風俗就是把上了歲數的老人拋棄，也是生存環境惡劣造成的。高層的人搶奪資源表面上可能沒有那麽血淋淋那麽殘酷，但是他們使用的方法可能給更多的人帶來持久的傷害，比如挑動社會動亂甚至戰爭。

　　底層的惡，無論是否原諒，它都會產生並橫亙在世人面前，寫再多的文章，再多的教化，可能都很難改觀。因為它背後是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背後是政策法律制度。只要這些問題在，底層的惡就會散發。

　　指責底層之惡，就是素質論的變種，很容易被組織作為拒絕改革變革的由頭。這個理由太淺顯了。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只要底層所能爭取的資源仍然那麽有限可憐，生存環境仍然那麽殘酷，底層的惡就不會減少，哪怕你通過寫文章教化了幾個人，也幾乎於事無補。這就是我一貫反對批評指責底層的原因。而且很多時候，文人對底層的批評三觀都是有毒的，他們寫文章動機不是提高他們的權利意識而是單純的譴責他們的惡念。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單獨的底層之惡，而是普遍的人性之惡，只是底層和高層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中外皆然，單獨的個人是否做惡確實取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但在概率角度上沒有意義。

　　王斌：倘若說文章作者比他指責的底層人還惡可以成立，那麽接下來的討論可以結束，因為上述已是一價值判斷，無非惡的孰高孰低之別，可我要問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群是這麽討論問題的嗎？不分析，一上來就一價值定論？

　　王大衛：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作為事實以及對事實的描述，是可以成立的，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1）它們都是在等級專制制度的大背景上產生的，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構成這一制度的三個環節；（2）哪個階層在這個制度和鏈條中得利最多，維護和鞏固它就最起勁，因此也就最惡；得利次多者，次惡；得利最少者，再次；（3）如何改變這個制度和鏈條才是最根本的問題，簡單地在現象層面譴責各階層之惡是遠遠不夠的，這樣很容易掉入各階層相互指責、轉嫁、踢球卻同時維護整個制度和鏈條的陷阱。

　　段毅：@王大衛 太有意思了。從底層到高層，分析了半天突然發現還有中層之惡。結論：惡在哪層都有，但惡在各層級釋放的影響度卻有不同，簡單講，底層的惡可閃避，躲著就行，所謂獨善，中層我不說了，王大衛兄可分析，高層之惡的特性是烈度極強，凡人閃躲不及。

　　王大衛：把底層被煽動、忽悠、綁架而參與作惡的全部責任都歸之於底層本身，這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嗎？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麽？手握幾百萬大軍搞土改，農民不擁護可以嗎？土地和工廠到底被誰搶走了？

　　孫毅安睜著眼睛說瞎話，把屎盆子扣在底層頭上，居心何其毒也。

　　這是典型的“中層之惡”！

　　段毅：由於工作原因，與底層接觸超過中、高層，故不乏惡的感觸，有時也會生氣或憤怒，但這種情緒稍有一段時間便會忘棄，但於中、高層，但有惡的感觸則心底生恨，難有絕期。

　　王大衛：哀莫大於，勞工律師段毅舍身為農民工維權，卻有個別得到幫助的農民工受人教唆反咬段律師一口。然而，段律師對農民工階層不離不棄，而有覺悟的珠三角農民工奮起響應段律師倡導的“工人代表制”，掀起了中國勞工維權運動的第一波高潮，因此也成就了段律師不可抹殺的歷史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精英”對待底層的態度，這才能建立良性的中產與底層的雙贏關系。值得一提的是，段律師是全國第一家私營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早在90年代就已經“先富起來了”。今天我們躲不過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成為怎樣的中層？我想這是本群這一輪討論的意義所在。

　　王大衛：總結大部分群友的意見，可以對孫毅安的言論做出以下幾點評論：

　　1、孫毅安的爆發遠遠超出了維護自尊、合理自衛的尺度或比例原則

      孫毅安無意中把自己強橫惡霸的嘴臉原汁原味、活靈活現地描述出來了！在人員密集的核算檢測現場抽煙，既違反了此處不能抽煙的規定，又違反了此處須戴口罩的規定，維持公共秩序的人員有責任提出警告（否則就是失職），他聲音太大、態度太嚴厲，你可以提出異議和批評，但你的反應之激烈超出他10倍不止，以至於他若再敢反駁你，你一定會訴諸暴力，“讓你媽後悔把你生出來！”你有錯在先，他只是在糾錯時對你的態度有點粗暴而已，而你的態度和行為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惡了。

　　人們有理由問你，如果警告你的是一個身份和地位比較高的國家工作人員，你會像對待藍衣青年一樣對待他嗎？如果提醒你的是一個排隊等候檢測的、受不了抽二手煙的居民，你會跟他要禁煙標志嗎？人們有理由推測，你之所以金剛怒目、怒發沖冠，不過是因為你感到被一個身份和地位遠遠低於你的人羞辱了，你有一種極強的要制服他的沖動，哪怕訴諸暴力，出了事，大不了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擺平罷了。

　　2、孫毅安從幾個有限的案例出發，推出了“底層之惡”的全稱和本質判斷，把一切惡推給底層，而無一字追究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和制度之惡

   你出了口惡氣，對方也被你的狂怒嚇壞、鎮住了，你豈止扯平了，簡直就是大獲全勝了！但你還遠遠沒有解氣，你迅速找到一個道德制高點，惡狠狠地說：“疫情期間，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底層的惡。那種惡，無邊無際”；“我難以用語言形容他們。底層的惡，超出你的想象。”

　　但是，包括你遇到的這個藍衣青年的粗暴在內，你列舉的那幾個例子，都證明不了“無限的底層之惡”，而只證明了“不受限制的權力之惡”，作為執行者的底層志願者、糾察員、社區工作人員，不是大惡，不是首惡，不是源頭之惡，最多就是權力擠壓、生存壓力下的“平庸之惡”“附庸之惡”，你對“不受限制的權力”不置一詞，卻把所有的憤怒傾倒在底層頭上，你這不是欺下媚上又是什麽？

　　3、孫毅安把或然推理當成必然推理，把片面原因當成充分必要條件

    （1）“他們恨官，是因為他們當不了官”——官兒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兇暴邪惡、人神共憤的程度了！

　（2）“他們仇富，是因為他們掙不到錢”——富人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貪婪無度、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3）“他們擁護反貪，是因為他們沒有貪污的機會”——他們根本就當不了官，哪來貪污的機會？如果他們偶然當上了官，他們就不是底層了，因此，你這個針對底層的推理，純屬臆想。

（4）土改、公私合營是由武裝權力自上而下發動、推動、貫徹的階級鬥爭，土地和工廠全歸了“國家”所有，怎麽能把責任全歸到底層？

（5）反右和文革是最高領袖一手策劃、一手控制的階級鬥爭，所有被引蛇出洞或奉旨造反的全都被收拾了，反日反美遊行，哪一個不是由權力操控的，誰見過中國公民享受過示威遊行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嗎？

　　是的，底層經常被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脅、驅趕去作惡，尤其是針對底層本身的作惡（餓死的3700多萬人全是底層），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要批判和否定“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挾、驅趕”他們的集謊言和暴力於一身的極端專制權力，孫毅安居然對底層咬牙切齒地喊出“如此本性惡劣的群體，無論遭受什麽苦難災禍，我都不同情”的惡毒的詛咒，他這不是在說，極權專制是最適合底層的嗎？底層遭受任何奴役和剝削，都是他們罪有應得嗎？

　　4、孫毅安冒充屁民和底層來給自己對底層的惡毒咒罵披上客觀公正的外衣

      對於前一天的帖子招致異議，你表示自己並沒有錯，只是說了實話，說出了真相，為了表明自己是客觀地、負責任地剖析底層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以退為進地說自己也是屁民，也是底層。

　　這是很低劣的話術，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讓我們來看看你的身份和地位，這里只撿幾個含金量較高的：國家一級編劇，西部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事，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陜西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陜西省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社會分層依據經濟資源、政治資源、社會交往資源、文化資源的擁有狀況，綜合平衡下來（正高+廳局級國企高管+行業領袖），孫毅安至少處於社會中層，如果把中層再細分為下中、中中、上中的話，孫毅安妥妥地處於上中位置，2021年中國人口為14.126億，孫大抵處於14億人之上，這樣的人跟一個農民工和一個月只拿百把塊錢養老金的老農民，同處於社會底層？你的編劇才能果然並非浪得虛名，怪不得成了國家一級編劇！

　　5、孫毅安用底層之惡把政府的地板洗得錚光發亮

      孫毅安接著說，底層的惡有很多表現，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村民瘋搶翻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貨車；老人不幸摔倒了，好心人將他扶起或送醫，老人一家會把好心人訛到懷疑人生；深圳兩歲多的小悅悅在疾速行駛的車流中仿徨無助半小時，無人伸出援手，最終被汽車碾死……哪個政府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給未熟的水果噴催化劑和色素，難道是鄉鎮政府提供的技術指導？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是怎麽產生的？注水肉是天然長出來的？河北一個縣飼養的羊，都在飼料里加瘦肉精，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民以食為天，可是市場上蘇丹紅，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勝防。如今哪個人的食品是安全的？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做惡？

　　孫毅安最後再一次強調：底層的惡超出想象，底層的兇殘，難以想象。這個真相沒人說，只好由我來說；此刻我有點像當年武漢的艾芬醫生：老子到處說。

　　瞧瞧，孫毅安倒成了敢說真話、揭露真相的英雄了。

　　底層這麽大人口基數，要說沒有大量惡的現象，那也是不客觀的，無論是誰，指出這些惡的現象，也是沒有問題的。你的問題是，你只字不提中層之惡，更不提上層之惡，只字不提在等級專制制度中，底層、中層、上層各自之惡有大小、主次、源流之分，從上到下，依次呈現出由大到小、由主到次、由源到流的分布態勢，你進行抓小放大、突出次要忽略主要、揚其流而藏其源的選擇性批判，你就是有意無意地轉移人們對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制度之惡的追究，這是既不符合事實，也缺乏公正，並且也是無效的批判。

　　你提到的那些惡劣現象，的確有些來自於底層的貪婪，但制度的原因，諸如公權力的不受制約與官商勾結、低人權低民主低福利低環保的掠奪性開發經營模式、法治的缺位等等，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在這個制度中獲利最大的上層和獲利較大的中層當然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對彭宇案的一個荒唐判決（“不是你推倒的你幹麽要去扶他”），比一萬個冷漠的路人更加敗壞了社會的道德；錢權交易庇護毒食品毒藥品二氧化碳排放、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不給受害者公道和賠償，是大面積假冒偽劣的主要推手，更何況，那些表面上由底層勞動者操作的違法勾當，背後都有一個通到上面去的利益集團，底層勞動者只得到一份可憐的糊口工資而已。

　　對於你的這種曲辯和洗地行為，魯迅先生說得好：“倘使對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

　　6、孫毅安對“底層之惡”的大張撻伐，原來只不過暴露了“中層之惡”而已

      前面說了，孫毅安當然不屬於底層，但也很難算是上層，他屬於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成長起來的中間階層，這個階層包括知識/技術/管理人員、中小企業主、中下層公務員，連同家庭附屬人口，占人口總數的20%左右，大約3億人。這個階層的歷史進步意義、歷史之善和倫理之善，我們先不在這里表彰，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歷史局限性、歷史之惡和倫理之惡。

　　它產生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先天不足，對權貴官僚階層有嚴重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必須充當權貴官僚的白手套；它後天發育不良，隨著黨對經濟的控制收緊、國進民退以及經濟本身的下行，它呈現出萎縮的趨勢，在其經濟和政治的主體性還沒有發育形成前它就萎縮了，數量上也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占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規模。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它本能地具有把來自上層的掠奪和壓力轉嫁到比自己弱勢的底層勞工和貧民身上的趨勢。它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向上層爭取權利，又想保持住自己的那份利潤和利益，於是利用一些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話語，向底層進行意識形態洗腦和進攻，一方面為自己的剝削行為提供正當合理性辯護，另一方面對底層進行污名化，使之不能形成爭取自己權益的歷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上的意識和自信。這就是這些年來不斷出現的素質論、牲人論、暴民論、民粹論、文化決定論的社會心理背景，而孫毅安們的底層之惡論，就是一個最新的、倫理學形態的版本，由於孫毅安特殊的“個性”“男性氣概”和“勇武精神”，這個倫理學版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對於底層的歇斯底里的深仇大恨的程度。

　　“中層之惡”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欺下媚上！恃強淩弱！

　　二、某思想沙龍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二輪討論

      郭學明：底層是十億人左右的群體，存在這個群體共有之惡嗎？底層之惡是一個全稱判斷，能禁得住證偽嗎？法官中有惡法官，可以定義以法官群體全稱形成“法官之惡”的概念嗎？企業界有黑心老板，可以據此定義“企業家之惡”的概念嗎？三年三班有幾個學生考試作弊，可以據此定義三年三班之惡嗎？精英中出了張維為，可以得出“精英之惡”概念嗎？把社會中最大群體中個別人或部分人的惡說成整個群體之惡，這是“底層之惡”概念不成立所在！每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但不能株連擴展到整個階層！只有黨衛軍褐衫黨契卡紅色高棉這樣的邪惡組織才可以全稱判斷為黨衛軍之惡！法西斯之惡！契卡之惡！紅色高棉之惡！我反對大衛教授說底層之惡現象存在的說法，請您舉個例子給我，哪種惡是底層全體領屬的惡！底層之惡說是對億萬善良底層人的侮辱與輕蔑。

　　YU：郭老師：別激動。您說的都有道理。你昨天也問過“底層之惡”是不是全稱概念、是否成立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它是否是一個全稱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如果是全稱概念，那它肯定是錯的。別說“底層”這個群體了（有相當多的善良人），就連黨衛軍、法西斯、契卡、紅色高棉里面都不乏少量好人。只有把“底層之惡”當作一個非全稱概念（即“存在於底層中的惡”，而不是“底層人均惡”）來理解，這個概念所表述的現象才是基本屬實的（大衛兄與多數人說的，應該是從這個角度理解的），才值得進一步探討（現象的實質——是否底層獨有；現象的根源——人性、文化還是制度）。

　　如果把“底層之惡”理解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它的確是一個客觀存在（先姑且不討論是否底層獨有及其根源）。底層人中固然有很多善良的人與善行，也有很多惡人與惡行。我們老家農村，我從小就見過很多兩方面的人與事，有的可追究到制度根源，有的則比較難，說起來話太長。

　　郭學明：那麽，就應當說“存在於底層人中的惡”，而不是在各個社會階層中單單建立“底層之惡”概念，突出“底層之惡”。都是學者思想家，又不是不會語文，又不是沒看過波普爾，為什麽不能準確表達！事實上，一些精英的表達也具體指向了整個底層！過去，江總接見外國記者說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是人民素質還有待提高，現在，一些主張自由民主的精英討伐底層之惡，異曲同工！“底層之惡”說的實際效果就是讓人以為存在一個底層而不是底層個別人部分人的獨有固有的惡！

　　喚起對底層憎惡。

　　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哪些惡是只有底層才存在而其他階層沒有的惡？請教！

　　YU：這個很難說。我的初步判斷是：根源都是人性之惡，有的被不好的制度所放大。這些惡，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可分別稱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存在於高層的惡”，近似簡稱“底層之惡”與“高層之惡”。啊呀呀，與郭老師這樣認真的辯友，進行這麽嚴格的討論，一步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錯呀。

　　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底層之惡在很多情況下是高層之惡帶來的（譬如防疫）。但話又說回來，很多高層之惡也是底層之惡成就的（沒有他們那麽慫包，高層能那麽威風作惡嗎？）就像那些沒領到菜就高叫、領到菜後就“懺悔”的慫包，看著都生氣！當然，我對底層慫包的“怒其不爭”，沒有對高層壞人的痛恨那麽濃烈。

　　張千帆：整體主義命題從來是錯的。一切概念都必須能夠被降解為個體，或以個體為基礎，否則就在耍流氓。不同階層的惡相互放大惡性循環。

　　王瑋：@YU?把底層之惡解成底層中存在的惡，是標準的偷換概念。

　　顯然不符合漢語語義學對詞義的邏輯限定。底層之惡假定了一個特定的底層人群，這個人群有一個特定的惡的屬性，這個意思明明白白，不能隨便曲為之解。這里隱含了說話者的歧視，輕蔑，排斥，也隱含了自居為上層人的傲慢，自滿和得意。這是不能不查的。

　　郭學明：先做加法，再做減法。先把底層人的惡都列出來，再減去其他階層都有的，剩下的就是底層獨有的。

　　我先列一些拋磚引玉，不一定對：偷東西、掏包、哄搶、狐假虎威、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假摔訛錢、仇富、盲從……我就想討論清楚，只有底層存在的惡究竟有沒有、有多少、有多嚴重，討論一次問題就應當搞清楚。

　　JIAO：偷東西、掏包（底層小偷小摸屬於盜竊，上層貪腐也屬於盜竊，是大盜）、哄搶（底層民眾哄搶翻車的貨物，上層通過權力瓜分一些國企民企資產）、狐假虎威（底層上層都有）、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底層訛詐某個個體，上層以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訛詐或綁架民眾）、假摔訛錢、仇富（底層仇富，上層意識形態既仇外也仇視蔑視底層）、盲從（底層愛盲從，上層也是如此，官員不僅盲從，且當上有所好時，還下必甚焉）……以上列舉之惡，無一沒有上層之惡的對應物，不同的只是危害更大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拎出所謂底層之惡討論的意義何在？

　　劉中岳：如果沒有底層所獨有的或發端於底層特殊人性的惡，就推翻了“底層之惡”這個概念（標簽）。

　　吳祚來用“附庸之惡”代替“底層之惡”，感覺比@德州老劉說的“乖巧之惡”更貼切，也比我說的“賣身求榮之惡”更簡練。其實大家有一個共識，“底層之惡”這個詞用的非常不準確，不恰當，作者還進而把“底層中存在的惡”標簽為底層所獨有或普遍的現象，就更不應該了。

　　JIAO：平庸之惡，要比所謂底層之惡的概念更有分析的價值；底層之惡，也不如底層互害更有分析的意義。

　　所謂底層之惡，是一個偽概念。除非把貧窮當成一種罪惡，因為貧窮，確實是底層與上層最明顯的也是最本質的區別。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更包括權利上的貧窮。盡管在黨國，所謂上層也存在權利貧窮的問題，但底層則是權利角度的赤貧。

　　郭學明：繼續做加法：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批鬥知識分子、紅衛兵、武鬥、批鬥黑九類、農村管教黑五類。

　　JIAO：這些都是上層之惡，極權政治之惡，底層屬於被裹挾的從犯，有些民眾則是受害者。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近幾年來一些精英特別是保守主義者詆毀底層反對平等價值觀的惡意滿滿的概念！

　　JIAO：提出所謂“底層之惡”的人，有責任為其概念進行定義，如郭學明所提到的問題，列舉一下有哪些惡可以稱之為底層之惡。這類惡是出於人性本然還是制度環境使然。提出此概念的意義何在。是一種有別於平庸之惡的新概念發明，還是對於底層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或者是對底層沒能覺醒起來當炮灰為將來自認的上層們鋪就摘取轉型桂冠道路的不滿？

　　王斌：本群有個90後女孩關於我們底層作惡的討論有一篇頗深刻的哲學性表述，估計她怕得罪人，故只發在她的朋友圈，我很想轉過來，但怕人家不同意，便忍了。這女孩以域外之眼看我們，及中國問題，厲害！

　　王斌應大家要求轉過來@Laurel發在微信圈的帖子：

　　有主張人性惡的，有主張人性善的，明確主張人性善的，如孟子，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者，近代的盧梭，現代的自由主義者，主張人性惡的，像荀子，亞里士多德，以及基督教，近代的霍布斯，當代的自由主義者等等。這樣的主張本身具有形而上學的預設性，既然是理論預設，其目的就是為了解釋現實，它們雖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事實支撐，但其本身並非就是事實陳述，命題的提出者本人也具有某種程度的超然性。作為人性論的預設，它們當然是全稱命題，這跟聲言“底層之惡”是完全不同的。“底層之惡”作為一個命題其問題根本不在於它是否是個全稱命題，而在於這種提法本身就是惡的，是充滿了惡的。首先什麽是底層？誰是社會底層？劃分的標準是什麽？是在公權力鏈條上所處的位置嗎？是完全無權者嗎？是一個人所處的經濟地位嗎？是經濟決定論嗎？是按照社會財富占有量多少來劃分嗎？不管按照什麽標準，人類歷史上還有比耶穌?基督更底層的存在者嗎？那些原始基督徒哪個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並固守於這個底層？他們都是底層之惡的化身嗎？其次，凡是提出“底層之惡”的人本人就是惡的，他們骨子里充滿了惡毒。他們的惡首先在於他們把自己擺在了生物鏈的高端，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底層。這是傲慢。他們究竟來自何處？誰給了他們非底層的位置？

　　這個非底層來自於什麽？社會地位？財富？知識？受教育程度？最後，提出這種邪惡概念的人多半是某些麻木的良知殘缺的偽知識分子，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墮落的群體，尤其是在近七十年的中國。凡是他們認為惡的，多半惡不到哪里去。他們是一個最缺乏思想的群體，是離思想最遙遠的群體，也是一個最喪盡天良的群體。

　　另外，“底層之惡”這個命題中的惡所指的，當然不僅僅是泛泛而言的人性惡之一般的形式的惡，這個惡是有所特指的，比如某些根深蒂固的惡，某些粗魯的惡，某些直截了當的惡，某些赤裸裸的惡，且不去說這樣的惡比起那些所謂的非底層的遮遮掩掩的經過多重偽裝的各種處心積慮的惡是否是更小一點的惡，問題在於這種所謂的底層之惡是本源性的，還是非本源性的，也就是說它是因呢還是果？這些偽知識分子嘴里的底層之惡是否只是應對統治者的邪惡被逼出來的應對手段？也就是說這種所謂底層惡只是邪惡的統治者之邪惡所造成的？如果是這樣，那些動輒聲言底層之惡者不是變相地向統治者遞投名狀嗎？

　　王大衛：讀後感兼答郭學明諸君：這位年輕學者好生了得，同意王斌兄對她的評價（本來我是向大家推薦郭學明老師針對孫毅安們的“連環之問”的，沒想到風雲突變，郭老師直奔我來了，好像我這個孫毅安的激烈批判者瞬間成了他的同夥了，因此有必要認真回應郭老師的質問；更有趣的是，郭老師是一個同情、尊重、善待勞工的良心企業家，而我是一個勞工公益志願者，因此我們之間的爭論，有點像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

　　如果“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專門針對底層而言，我也是堅決反對的，事實上，孫董孫大編劇的文章在本群一露頭，我就近乎本能地予以堅決否定了。但我堅持認為，作為現象描述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不過同時還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它們構成等級專制制度之惡的三個環節，而且就惡之大小、主次、因果而言，上、中、底層不可等同視之。這種倫理學上的分層，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上的分層一樣，是有價值的，對我而言，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具體分析在等級專制制度鏈條上不同階層之惡的特征，有的放矢提出糾治之策，而不是停留在對一般、抽象的“人性惡”的泛泛的譴責上，這反而模糊了不同階層應負的具體責任；（2）承認底層由於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境遇，會產生一些特殊的惡行惡德（僅僅具有概率統計意義，並非每個底層人都具有，當然也不是先天的和不可更改的），是直面問題，而不是護短甚至搞底層崇拜，這對於像我這樣長期為底層發聲和維權的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有效抵禦來自上層和中層把我們污名化為討好底層的民粹主義。

　　當然，如果有學者能夠證明“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純屬多余的概念，我也樂於用奧卡姆之剃刀，一刀除之，而無憾焉！

　　YU：同意大衛兄的基本觀點以及您與郭老師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占全喜：@王大衛?同意你的分析。補充一點，@郭學明?老師多次在群里提醒大家做加法和減法來分析有沒有專屬於底層的惡，至今沒有一位群友，也沒有看到一位群外網民舉出一例底層特有的惡。支持“底層之惡”這一說法的也僅僅是認為“底層存在惡”，並沒有說“中層、上層沒有這種惡”，所以基本上可以認為“底層之惡”是一個偽命題。

　　但“底層之惡”作為一個詞組，文人要使用那是其自由。好比《醜陋的中國人》里的醜陋也不是中國人所特有。所以“中國人之醜陋”也是一個偽命題。但並不妨礙《醜陋的中國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意義。

　　YU：這是王斌老師特別欣賞的那位90後外國美女的帖子？

　　（1）

　　首先，我想高度肯定她的漢語表達能力，以及淩厲的辯論風格（蘇格拉底式的詰問）——這方面我認為她已經跟我不相上下了，遠超我在那個年齡段的多水平。是個難得的人才！

　　（2） 但我想指出的是，她的認知是很偏激、強詞奪理，而且很不友善的。隨便指出兩點：第一，她連“底層”這樣的事實描述概念都要否定，沒有絲毫道理。她說的以經濟、政治地位來判斷社會分層，其實都是可以的，為啥要反對？如果因為同情底層，就連這個概念都不讓用，那必須換成“待中層”之類的概念嗎？政治正確是否太過頭了？她甚至認為使用這種概念本身就是“惡”的。這就不僅觀點極端，而且對觀點不同者充滿敵意，很不好。第二，她將所有提出、認可“底層之惡”這一概念的人都定義為“骨子里面充滿了惡毒”“麻木的良知殘缺的知識分子”“最墮落的群體”，如此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大衛兄甚至您王斌兄都囊括進去了，至於這麽絕對嗎？我前面已經說明了我對這個概念的寬容理解（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如果連這一點也要否定，那是否對底層的同情變成溺愛了？）並說明了這個概念不排斥推究“底層之惡”這一表象的深層根源（制度之惡、高層之惡）。即使她不認可我們這種觀點，但至於這麽給我們扣這麽狠的大帽子嗎？至於這樣自以為是、高高在上、揮舞道德大棒，進行赤裸裸的人身攻擊，這是一種理性觀點與良善討論風格嗎？否！這才非常接近惡。

　　（3） 綜合上面兩點，我認為這個小姑娘有點兒類似於王慶民小朋友，有天才，但可能會朝極端化的憤世嫉俗方向發展。我認為王斌老師您不應該過於褒揚她，而應該與我們這些成年人一起，好好指出她的問題所在，“調教”一下她，把這個好苗子培養正了，不要長歪了。我說的是真心話，不是故意挑刺。

　　占全喜：我來為@Laurel?美女辯護一下。她激烈批評的“底層之惡”一說大意是“底層充滿惡”，而不是“底層存在惡”。至於底層如何劃分，仁者見仁，“底層充滿惡”之說顯然對“底層”充滿鄙視和敵意。就像成龍說的那樣：“中國人需要管”也是對中國人充滿了惡意一樣。

　　YU：我們要同情、理解底層，但不意味著我們要無視底層存在的問題（即使不是他們獨有）。否則，我們要麽是掩耳盜鈴，要麽是“溺愛”他們（盡管“溺愛”這個詞也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JIAO：她反對的是“底層之惡”的概念，而非“底層”的概念。余先生由誤解開始，那麽批判的箭頭射中的就只是一個稻草人了。

　　就是這位姑娘、郭學明和我分別提出的關於“定義”的問題。提出“底層之惡”觀點的人，有責任為自己的概念進行定義，即底層的定義；同時也有責任為其所謂底層之惡的概念或觀點進行定義或列舉。哪位持底層之惡觀念的群友，出來給定義一下?

　　YU：（1）我已經定義過多次了。我理解的“底層之惡”，指的就是“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它是一個表象，既不表明它只存在於底層、不存在於其他階層，也不表明它根源於底層、沒有體制根源。定義完畢。（2）定義本身就是可以多樣化的，沒有正確之分，除非是一個公認的、約定俗成的、含義很明確的概念。定義是針對概念的，不是觀點，也不是論證，而是討論、論證觀點的起點。完畢。

　　劉開明：關於“底層之惡”這個話題，我更讚同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十多年前，敝人主持一個得到世界銀行資助的幹預項目——深圳拾荒人群互助項目。網絡上有這個項目的視頻。參加人群全部是來自河南黃泛區的農民，很多人在深圳拾荒超過二十年。有一次我們安排他們在一家三星級酒店培訓兩天。培訓結束後，每個人都把酒店的房間收拾得幹幹凈凈才走，而且沒有帶走任何酒店物品。很讓我的同事驚訝，我問了其中一個領頭的老大爺。他告訴我，他們事先有過約定，一定要把酒店房間搞得幹幹凈凈，不能讓人看不起我們撿垃圾的人。這個例子說明，窮人只要得到尊重，會比其他人更重視社會的期待和規則。

　　當社會充滿惡行的時候，就不能指望底層不惡。

　　Cheng Feng：參考一下馬克思的思路，他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讚美沒有妨礙他討論“流氓無產階級”的問題：路易?波拿巴的追隨者“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皮條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撿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花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做浪蕩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

　　JIAO：@Chen Feng?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定部分，並非全稱概念。除非你把流氓無產階級等同於無產階級是流氓。而“底層之惡”之“底層”，是全稱概念。這樣的類比並不恰當。否定底層之惡的說法，並非排斥底層也會作惡，存在底層惡人或底層流氓這樣的事實。

　　王瑋：對。假定的是一個與底層共生共存的本質。類似於血統論一樣的。是根深蒂固的歧視。

　　段毅：底層之惡或底層存在的行為之惡，如果與高、中層就行為的特點相比較是可以區分出來的，相當多的案例都可佐證，這與認知水平，教育程度，可選擇手段，得到救濟的範圍相對低下有關。我辦過挺多案子，從心理到行為烈度分析，底層確有簡單粗放極端的特點，而高中層在相應事態下有較強的控制能力和更多為惡手法的選擇。

　　Cheng Feng：站在底層一邊和討論底層存在的問題不矛盾。

　　JIAO：@段毅 您說的，是在表現方式上的不同。那麽這些您認為是否跟其它階層的惡在本質屬性或惡的類型上有什麽不同呢？

　　段毅：這類分析討論的意義在於理解社會底層的處境及不平等條件下反應方式，目的是找到改變的方法，並不是在人性角度去證明善惡，我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研討這個太抽象的命題。

　　王大衛：針對孫毅安那篇文章，在同樣否定此文的群友中，又出現了分歧，一些群友認為“底層之惡”不僅是一個學理上不能成立的偽概念，而且提出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惡，本身就是對底層的污蔑和誹謗，對中層責任的回避，對上層罪責的掩飾；另一些群友（比如我）認為“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在一些限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底層之惡概念的限定條件

　　（1）它只是一個現象層面的、帶有概率統計屬性的歸納，而不是一個本質主義的定義；這個條件限定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把“底層之惡”說成是一個底層所獨有的、先驗具有的且每一個成員都具有的本質的、孫毅安式的概念。

　　（2）它的典型背景和適用環境是等級專制社會，多半不適合於憲政民主法治社會；它不是僅僅針對底層的，因為同時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而且上層之惡大於中層之惡，中層之惡大於底層之惡。這個限定條件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為底層量身定做一個概念，並且否認中層與上層存在更大之惡的事實。

　　（3）我認為這能夠把誠實承認底層也存在一些具有特色的惡這個事實與嚴厲批判孫毅安們對底層的惡毒的、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兩者並不違和地結合起來，就像有群友所說的，站在底層一邊並不妨礙正視其問題，反對對底層的道德歧視和污名化並不妨礙承認其道德上的缺陷，這反而有利於針對底層之惡作出有效的診斷和治療，相反，諱疾忌醫不利於底層的發展和壯大。。

　　（4）在現象之歸納層面還可以成立的另一組相對而立的概念是底層之善、中層之善、上層之善，並且，在等級專制社會環境下，也可以做出一個相對的判斷：底層之善大於中層之善，中層之善大於上層之善。

　　這可以回應一些群友的觀點：底層擁有許多優良的美德，這正是底層克服自身一些惡習的內在根據。

　　2、關於底層之惡的定義

　　作為現象之歸納的概念當然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的過程，但要做一個定義，我們還是必須遵循亞里士多德的種+屬差的定義方法，即首先確認人性有善有惡（我個人以人的自主性、開放性、創造性、友愛性為人性善，以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為人性惡）這一“種”，然後加上底層、中層、上層皆有善有惡這一“屬差”，這就有了底層之善/惡、中層之善/惡、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這兩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增量意義在於，由於各階層所處地位不同、擁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不同、持有的價值觀不同，它們行善與作惡的方式也就不同。

　　這個定義過程並不是前文所反對的本質主義的，即不是從一般的人性善惡推出特定人群的善惡的過程，而只是一個普遍（種）加上特殊（屬差）的形式邏輯的定義方法，也就是說，在做定義以前所獲得的大前提（人性善惡）本身就是從不同階層、種族、年齡、性別等等的人群和個人中歸納出來的，作為歸納，永遠難以窮盡個別與特殊的豐富性，因而任何一種人性論都帶有假定的性質，底層之惡等二級概念，就是用這個一般的概念來概括特定階層的善惡現象的結果。誠然，這是一個具體經驗與抽象定義之間不斷循環往覆的過程。在這里，起點是經驗，終點也是經驗，概念只是中介和橋梁，而不是先驗主義的絕對本質。底層、中層、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既帶有人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共通性，又帶有一定階層善惡的特殊性、個別性、差異性。希望這個說明回應了一些群友對底層之惡加以定義的要求。

　　3、有沒有只有底層才特有的惡

　　這個還真沒有，因為一切階層的惡都可以歸納為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這幾個向度，只不過它們在特定階層成員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1）由於底層的生存艱難、逼仄和缺乏教養，他們的一些惡行就顯得極其直接和粗鄙，比如搶劫、偷盜、強奸、隨地吐痰以至大小便、在公共場所喧嘩吵鬧等等；中層相比底層擁有較多資源，不太需要用暴力、刑事犯罪方式滿足自己的需要，但這並不等於中層的惡就比底層的惡減少了，中層之人借助於更高智力、文化、知識、信息而做出的缺德犯法之事，會造成更大的禍害；至於高層，他們固然不需要自己動手幹壞事了，但那只是因為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在幹成百上千倍的壞事，最高之惡可以達到國家犯罪、國家恐怖主義和帝國主義征服的程度。

　　（2）在受壓迫剝奪沒有上升空間的制度環境下，不少底層人自暴自棄，平常逆來順受，沒有自組織能力和習慣，遇到機會或煽動時又迅速聚齊為橫掃一切的烏合之眾，結果一次又一次成為可憐的炮灰，他們是社會的底盤和基礎，但在近現代以前確實沒有制度創新能力；在等級專制社會中，中層之惡主要表現為作為官僚和文化人竭力維護等級專制制度；上層之惡則是利用中層去統治底層民眾，使他們永遠保持在馴服和奴隸狀態。

　　（3）底層人的消極被動性、惰性確實顯得比其他階層突出，例如工作之余和節假日，大量時間浪費於賭錢打牌喝酒閒逛，沒有幾個人致力於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相當多的人具有反智傾向；相比之下，中層、上層的主動性、擴張性、壓迫性比較強，熱衷於權術和統治才能的積累。

　　（4）底層人的攻擊性、破壞性不如中層尤其上層強，而且更多地針對自己、自己階層和比自己更弱的人，通常並不針對更高階層，自己受了有權有勢者的欺壓，卻回家酗酒、打老婆孩子，或跑到學校門口殺孩子、開車碾壓路人、炸公交車或把公交車開到河里……相反，中層尤其上層的攻擊性和破壞性要活躍得多，而且主要針對底層。

　　各階層的惡，基於不同的地位、資源、目標、環境，的確各有特色。指出底層之惡大都來源於等級專制制度不是問題，問題是它們已經存在在那里了，並且嚴重阻礙這個階層的命運的改變。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這些問題就自然會消失了，更何況，誰來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呢？歷史上，好的制度不正是通過他們的覺醒、組織和行動，在發揚“底層之善”、洗刷“底層之惡”的同時創造出來的嗎？

　　4、什麽是中層之善，中國需要什麽樣的中層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中國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甚至中產階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部分知識分子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占有上，都屬於這個中層，除非發生像反右和文革那樣大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和貶低，以及經濟大崩潰和大饑荒那樣的災難，盡管近些年出現了中層衰退的趨勢，但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太可能下沈到底層，而會勉強維持在中間狀態。

　　中層處於底層與上層之間，對於社會結構的演變發展，可能會產生兩種影響：一種是踩著底層和同階層的人往上爬，躋身於上層，這就必然會加劇底層與上層的兩極分化，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另一種是利用本階層作為中介和橋梁的優勢，盡力填補底層與上層之間的鴻溝，在促進社會結構的平衡和優化的同時，也壯大本階層的力量，最終將金字塔或杠鈴型社會結構，改變為橄欖型社會結構。

　　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第一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惡”，而把第二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善”。

　　當代中國的基尼系數高居全世界榜首，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雖然人均國民收入，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達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實際上，處於剛剛脫貧和貧窮狀態的人口還在10億以上，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處於這個陷阱中的國家，無一不處於權貴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政治專制和動蕩、族群分裂和社會解體的狀況之中。

　　像孫毅安這樣的中層，兇狠地詛咒和仇恨底層，把制度之惡、權力之惡、上層之惡，統統栽贓到底層頭上，他們或許口頭上也高喊普世價值、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但這一定是遮掩其躋身上層或取上層而代之的陰暗目的的障眼法。他是極右化的中層，他的言論體現了典型的中層之惡。

　　很明顯我們需要能夠推動社會朝向橄欖型結構和憲政民主的中層，這樣的中層是社會和政治轉型的必不可少的推動力。

　　雖然我們可以相信底層相比中上層在數量上有更多的善，但這種善大都是“平庸之善”，作為社會墊腳石和地基的純樸之善，如誠實、辛勤、敬業、溫良恭儉讓等等，而在精神文化創造與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創新方面，還乏善可陳。底層的前途和命運不是固守在底層，而在於大規模地上升為中層，為此他們必須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經營能力、市場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博弈和集體行動能力、參與政治進程的能力，而來自中層的良性和健康力量，可以大大地推進這一進程。

　　有兩種中層，都可以成為這樣的積極推動力，一種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現代自由主義者，他們也希望底層能夠大規模轉化為中層，為此，他們承認勞工三權和社會保障，甚至願意與勞工階級進行政治上的競爭與合作。他們把古典自由主義推進到社會自由主義的新階段。密爾、凱恩斯、羅爾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另一種同樣也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他們已經不是站在勞工階級對面與之進行競爭與合作了，而是與勞工階級站在一起、作為勞工的朋友、戰友、智囊、專業人員，與勞工階級一起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他們主張的社會主義是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伯恩施坦、饒勒斯、勃蘭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這兩種力量是典型的中層之善。

　　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根本轉型，有賴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中右與中左、憲政民主右翼與憲政民主左翼的競爭與合作，這是最直的正道，其他的道路，在經過許多的彎曲並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最終也會走上這條道路。

　　（2022.1.18）

　　11.鐵鏈女們和三千萬光棍的出路在哪兒

　　轟動全世界的徐州鐵鏈女事件仍在輿論發酵中，本文擬對此一事件做一點因果分析和對策研究。

　　一、對拐賣婦女現象的幾種分析範式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析範式

　　它具有顯隱兩套，顯的一套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然是絕不容忍拐賣婦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決3000萬剩男的婚姻家庭問題的；隱的一套是無法明言而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就歷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別比的嚴重失衡、3000萬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將近40年的暴力計生造成的，這一極權主義計劃生育體制至今也沒有被廢止，只不過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壓力下，由強制計劃少生搖身一變成了強制計劃多生而已，這是解決剩男光棍和拐賣婦女問題的巨大的歷史包袱；就現實條件而言，現行的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恰好構成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大障礙，真要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與24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無異於左右手互搏，完全亂套了。一個政府要根本解決一個由自己造成的並且其權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於其上的巨大的社會弊端和災難，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無非就是一招拖字訣，在瞞和騙有效時無限地拖延問題的解決，縱容和放任拐賣婦女黑色產業鏈條的滋長蔓延，在突發性群體和個體事件曝發時，采取殺幾只替罪羊的應急管理措施來平息洶洶輿論。胡錫進的叼盤藝術最能夠把握這種維穩模式的起承轉合。可以預料的是，徐州豐縣的八孩鐵鏈女事件，在持續不斷的輿論倒逼下，會刑拘幾個罪犯、處理一些官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反正輿情熱點總會轉移，只要沒有有組織的民間力量進行持續不斷的制度性追責，過幾天就會風平浪靜了，況且，我們政府已經依法處理了，還有人要糾纏不清的話，徹底封殺這個話題、解決這些提出問題的人，那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毛左、極左分析範式

　　毛左對於暴力計生造成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和3000萬剩男這個事實，以及這一事實與拐賣婦女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三緘其口，正如他們堅決否認大躍進造成了3000多萬人餓死一樣，為何？人口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生育正如物質資料生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樣，是極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條，為了堅持這一信條，他們不惜否認明晃晃的事實。他們把拐賣婦女歸因於改開以後日趨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而貧富兩極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覆辟的結果。針對胡錫進的“窮是很多悲劇的源頭，也是很多罪惡的源頭……豐縣八孩媽就屬於窮生惡、惡成常的典型情況”，毛左人士直斥其為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針對自由主義者易中天說自由和財富造就了谷愛淩、貧窮和愚昧產生了鐵鏈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就了谷愛淩，是剝削和壓迫造成了貧窮、愚昧和鐵鏈女。至於如何消滅拐賣婦女和大規模光棍現象，毛左除了近期內要求當局落實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和嚴格執行法律外，遠期則訴諸於新的消滅私有制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

　　3、民間極右派分析範式

　　他們是反現行體制的，但同時又是極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義、極右無政府主義或最小政府主義、諸亞獨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逆向種族主義（中國人性敗壞論、中國文化邪惡論）等等，具體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奧、田園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逢左就反、唯右是從、左錯右對、越右越對，在現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譜上，他們自我定位於極右，左翼人士稱之為黃納粹、華人法西斯。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華裔美籍學者何清漣對我的推文的幾條評論：

　　——如果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我覺得好辦：

　　一、提此議者如果是女士，請她率先垂範，學習文革時期主動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進人物；二、如果是男士，先請他動員女兒、姐妹身體力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婚姻本來就是個人事務。事實上，西方國家不婚族也相當普遍。

　　——提出這種建議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進步”。毛左當年改造中國時，強烈反對包辦婚姻，連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請看《小二黑結婚》與中共黨史。西左女權是“我的身體我作主”，自己願意什麽都攔不住；自己不願意，政府別想代替她們作主。因此，提出要為三千萬光棍解決老婆問題的人，超越了共產主義理想。

　　之後，她又在別的地方發推說：美國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場經濟，美國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國左派想要政府包辦的事項很多，包括變性費用的支出，獨獨沒想過要政府消滅光棍現象。BTW，美國人口買賣也是地下經濟的主要門類，與販毒一樣。以為民主代表消滅罪惡，只能說是無知；關於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決3000萬光棍婚配問題，談最後一次：沒有政府是萬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蘇維埃政權時期及中共草創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強迫（或強搶）女人配婚。

　　時至今天，一邊罵著共產黨，一邊還做著“打下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的新版夢想，那就趕緊表現，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張嘴就來：溺殺女嬰只因計劃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調。中共沒封殺這類研究及相關信息，僅列三篇：古代中原溺女嬰非常嚴重，清朝時才嚴厲禁止guoxue.ifeng.com/c/7oL8YrF Tbf0蔡丹妮：歷史上的殺女嬰現象何以被“中國化”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近代華北地區的溺女習俗iqh.net.cn/info.asp?colum.

　　另一位與何清漣密切互動而且更加囂張的極右分子徐思遠一路破口大罵：

　　——羅翔是極少數中國能把法律與自由說的明明白白的人。至於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智障，還是及早準備後事吧，活著都多余。

　　（羅翔：“有作家曾經認為如果打擊拐賣現象導致村落消失怎麽辦，對此我的回應是一句法諺：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來，正義才能得到實現，那就塌吧。”這句話很像康德引用過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 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毀滅，也要讓正義聲張。）——太平天國也是男營、女營分開，需要領導允許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賈平凹這些人的腦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們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體兩面。

　　針對人權律師王清鵬的一條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國有拐賣婦女的現象。但是這麽大規模，政府聯手默許、村民多人參與，把被拐婦女折磨成這個慘狀的，還是超出了我的認知。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共產黨政權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威脅”），徐思遠評論說：“看來，在沒有共產黨的時代，中國人是不拐賣婦女兒童的，老舍這個騙子公然撒謊（指《茶館》里有龐太監買媳婦的情節——引者注）。”

　　網紅王小山譏笑我說：“你咋就不寒而栗了呢？為啥不找棵歪脖子樹吊死呢？”我回應一句：“我沒有招惹過你，你為什麽開口就咒我死呢？”王小山整個兒一副流氓嘴臉：“你在網上放屁，還不許人評論了？這事兒很簡單啊，你拉黑我好了，不，還是我先拉黑你吧！記著找棵歪脖子樹，吊一吊，有利於健康！”

　　網紅@五岳散人的一條推文，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極右分子的觀點：

　　有人問我怎麽看“光棍村”。很簡單啊，滅絕就好了。哪兒有祖宗造孽、後輩不還的道理嘛。量子世界里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觀世界還是有因果律這件事的。簡而言之三個字：活逼該。

　　瘋狂的神棍和川粉@詢經問道 則在胡平推下發出歇斯底里的咒罵：

　　我一直沒有對胡平先生做過什麽評論，但豐縣引起的話題我實在按耐不住了。一個自古以來依靠綁架拐賣強奸監禁殺害婦女來維持正常運轉的社會，還需要家庭和繁衍麽？難道不該滅絕麽？支持這樣觀點的人都最好斷子絕孫！願上帝的公義降在你家！

　　跟推評論的推友有三類，第一類是緊跟在上述五人後邊蜂擁而上的、一些受他們影響的、極右化的中產或小資，他們在胡平等人的推下盡情地發泄其道德義憤：

　　——好神奇的邏輯啊，光棍村的問題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買媳婦”這個念頭放下行不？你還不寒而栗，我看你為你那些苦難兄弟摩拳擦掌一副準備為他們買媳婦說話的樣子才不寒而栗呢！

　　——先殺掉女嬰，導致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再拐賣婦女，強奸懷孕後再殺掉女嬰，這種惡性循環不該終止嗎？

　　——像阿Q一樣的光棍的滅絕是普遍現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生物現象。無法解決，也沒必要解決。只是以前是比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個村子里而已。保護婦女是政府的責任。政府難辭其咎。

　　——這個案子好像不牽涉計劃生育政策好壞吧？就事論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無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萬光棍男就必有三千萬女嬰女童被虐殺。那時候你感到不寒而栗了嗎？拐賣婦女和光棍男有聯系嗎？為什麽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擊拐賣虐待強奸拘禁行為？買賣人口就不應該存在，這把人物品化奴隸化，跟男人沒有關系。

　　——讓幾千萬連獸類都不如的野蠻邪惡之輩消失在地球上，不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起來，十幾二十年反覆強暴輪奸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變態吧！！！！

　　——在你餓死和吃掉別人之間，你是不是毫無猶豫選擇吃點別人？

　　這村子為什麽男女比例失調？還不是自己重男輕女？這樣的村子散了有什麽不好？要不你把家里女人送給他們繁衍後代？

　　——光棍村滅絕怎麽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別的地方啊！這能成為拐賣拘禁強暴無辜的女人的理由嗎？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任何出於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諒了！我今天沒錢花了是不是可以搶鄰居的錢來花？我今天餓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鄰居的孩子煮來吃？

　　——3000萬女嬰被溺殺，你有過不寒而栗嗎？

　　——讓3000萬光棍滅絕是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不就孤老終身而已嗎？能比得上殺害3000萬本該來到這世上的女性殘酷？

　　——三千萬光棍自行滅絕……你怎麽看出來的呢？比拔掉牙齒剪掉舌尖拴上鐵鏈關小黑屋被強暴了生孩子還慘無人道嗎？你不是蠢，是壞！

　　——誰滅絕了3000萬光棍？不結婚不生子就叫做滅絕，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殺/被殺了嗎？明明是中國人先滅絕了至少3000萬女胎/女嬰，該追究的是真正的殺人！結婚生子不是必須的，也不是必須提供的社會保障，而且是必須改變的社會觀念及壓力。

　　——3000萬光棍自行滅絕是人道慘劇？說的好像他們要被集體屠殺一樣，不就是沒有媳婦沒有後代嘛，他們有生之年該怎麽活還是怎麽活，他們肉身誰也滅絕不了，難道有後代大於天？沒有後代的人多了，他們是不是也是自行滅絕，人間慘劇？看來無後為大的落後觀念真是深入人心。

　　——農村人他媽的本身就是罪惡本身，一直追問制度，你們老左有本事讓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嗎？社會本身就是這麽運作的，就是分層的，分層不代表可以去虐殺女嬰，然後現在刷光棍就他媽的開始說買賣婦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臉嗎？

　　——請問你到底要到什麽歲數才能摒棄政府是用來“管”人民的這種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觀敘事，不要毒雞湯，只要自由。三千萬光棍不是巨嬰，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們的生活、身體不需要統籌規劃安排。而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過著自己的意願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極右派，完全不講邏輯：從我們主張需要解決3000萬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這個前提出發，怎麽能夠推出我們就主張可以和應該通過買賣、綁架、強奸婦女來滿足這些男人的結論來呢？我們也跟你們一樣堅決地反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並要求追究其法律責任啊！原來在你們的二極管腦子里，要麽3000萬剩男光棍只能孤獨終身，要麽就只能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權利和需求！對我們來說，尊重女權是不言而喻的底線和絕對前提，你們制造和痛打一個稻草人實在跟我們毫無關系。還有，從我們說3000萬剩男光棍是暴力計生的受害者，怎麽能推出我們不知道3000萬溺嬰也是受害者呢？我們所反對的暴力計生，侵害了數億對男女的生育自由、損害了數億懷孕婦女的身心健康，殺害了數億胎兒，逼著老百姓溺死或經B超檢測後引流3000萬女嬰，最後，造成了3000萬剩男光棍，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惡和苦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不亞於那場餓死3000多萬人的大饑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災難豈止3000萬剩男光棍而已！

　　4. 憲政民主分析範式

　　幸好，還有第三類推友，雖然人數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認識：

　　——幾千萬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滅，不知道會產生多少殺人犯強奸犯變態連環殺手或恐怖分子，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底層民眾不能被忽視，否則整個社會買單。反對拐賣婦女和關心底層民眾根本就不沖突，後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販賣婦女必導致光棍自生自滅或關心光棍就必導致拐賣婦女，純粹是腦殘或帶風向。

　　——“繼續允許光棍村買媳婦”與“讓光棍村滅絕”這兩個選項都是混蛋邏輯。一個不小心在網上說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監視追蹤，如此普遍的人口拐賣，政府卻視而不見。另外，一個政權建政已70年，卻還存在如此普遍的貧困，並且這種貧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惡的戶籍制度引起，並將這種貧困固化。

　　——光棍村的問題上，主要責任在政府，次要責任在家庭，以及光棍們自己。但在購買婦女問題上，光棍們的家庭，他們自己，都應承擔主要責任，地方政府，警察們也是同案犯。黨國政府沒有像對待那些批評當局的人一樣認真對待拐賣婦女兒童事件，否則不會有如此猖獗的婦女兒童權益受害現象。

　　——胡平先生當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當然是反對非法的人口買賣的，這和解決單身漢婚戀問題不矛盾啊。為什麽那麽多人誤讀？不過是呼籲大家正視這個問題，從根源上人性地解決這個問題。仔細想想，讓單身漢永遠單身漢，這要怎麽才能做到？不又要動用權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嗎？走到了諸位痛恨的專橫權力同謀。

　　——華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滅，甚至主張“核平文明窪地”一點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這場討論隱藏著極右陷阱。當駱駝的鼻尖出現，我們毫不在意，但它龐大的身軀馬上就會鉆進帳篷。對偽裝在異見袈裟後的納粹分子，當時刻保持警惕。他們是這國未來的恐怖分子。

　　這種認識已經接近憲政民主思維了。憲政民主分析範式本身又包括憲政民主右翼（中右）和憲政民主左翼（中左）兩種分析範式，根據我的了解，胡平屬於中右/自由主義，而我屬於中左/社會民主主義。這兩派之間有很多不同和競爭，但有兩點是完全一致的：堅決反對極右或極左的極權專制，堅決尊重憲政民主的共同規則和基本框架。

　　極右派的觀點存在三個要害之處：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極左的邏輯，從我提出的政府和社會應該為解決剩男光棍問題創造有利條件，荒謬地推出政府應該包辦剩男光棍的性愛婚姻問題、一人分配一個老婆的結論，紮一個稻草人作為其攻擊目標；二是學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貢獻出自己家里的女眷，這真是下流之極，是以人身攻擊代替理性辯論，從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對一的私人契約，對於公共討論，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討論者個人狀況的，比如說我當然不主張違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滿足某幾個光棍的性愛婚姻需求，但並不妨礙我承認和支持他們的合理權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願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滿足，如果你說我不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項公共政策建議，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條咬人的瘋狗，根本沒有資格與我討論公共問題；三是為了維持和固守其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執念，不惜否認極權政府的暴力計生是制造3000萬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這一客觀歷史事實，並舉證說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殺女嬰和拐賣婦女的情況，因此3000萬剩男光棍與暴力計生沒有什麽因果關系，以此證明，不管是極權專制政府，還是憲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辦個人的性愛婚姻事務，而且即使是憲政民主政府，只要包辦個人事務，就一定會變成極權專制政府。極右派完全無感的是，包辦個人事務固然是極權專制政府的特征，但一個憲政民主政府，卻既有責任也有能力，為那些由於並非自己原因造成的、個人無法擺脫的困境，創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條件，而不是聽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掙紮在困苦的深淵。

　　總之，極右派的強大邏輯是，左就是極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計生造成的惡果就是認為政府應該包辦3000萬光棍問題；婚姻是個人事務，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與政府無關；你們左派非要強調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那就讓你們或你們的姐妹女兒率先垂範。為了貫徹這一邏輯，他們連暴力計生造成3000萬光棍這一基本事實也敢否認，把光棍之成為光棍、窮人之成為窮人的責任完全歸之於他們自己。按照這一邏輯，那還有什麽歷史真相和正義，以此類推，死傷於暴政的數千萬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嗎？這不是弱肉強食的社達主義和強盜邏輯嗎？這樣的極右分子還好意思說自己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呢！

　　憲政民主派為何要追問“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暴力計生”之間的因果關系？一是出於知識論的誠實，還原歷史真相，這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本來任務之一；二是從源頭上根治浮現出來的問題，提出綜合性的治理方案；三是確定歷史和現實責任，承認3000萬剩男光棍首先是無辜受害者，政府和社會對他們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責任。自然，受害者絕對沒有用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等違法犯罪方式滿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權利，對此類行為和責任人理當予以嚴厲懲治，但不能因此就說3000萬人孤獨終身，或者是他們自作自受的結果，或者是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的、人力所無可更改的命運。我說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人道慘劇或許有點誇張，但聽任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人口數量的男性群體不能實現甚至是被剝奪性愛婚姻權，這無論如何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災難，也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須知這些人不是木頭，他們當中的少數人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形成拐賣婦女的黑色產業鏈條，多數人出於自我道德要求或懾於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獨的命運——但他們的沈默、他們被視作窩囊廢的羞辱、作為異類被歧視的屈辱、作為失敗者被拋棄的痛苦/憤怒/怨毒/仇恨/絕望，也會給他們身邊的環境和整個社會投下濃厚的陰影。

　　有人說，性愛婚姻權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樣的基本人權或天賦人權，光棍就光棍，讓他們自生自滅好了。說的好像自己永遠不會成為光棍或者即使成為光棍也心甘情願一樣。自有人類以來，食色性也，性愛/婚姻權和生存/生命權，就是兩大基本人權，其與財產權、安全權、人身權、人格尊嚴權、社會交往權、自我實現權、政治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等，構成完整的人權體系。無論我們如何論述各種人權之間的關系，生存/生命權與性愛/婚姻權也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可以說，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實現，除了自願禁欲者另當別論，對於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實現，那就是殘破不堪的人生，個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還會影響到人類正常的繁衍。當然，像任何一種人權，這兩種人權的實現必須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準則，而所謂道德和法律，無非就是各種人權實現之間以及各人人權實現之間的規則。胡平和我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沒有說過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性愛婚姻權，指控我們主張3000萬獨身男士擁有性愛婚姻權就是為董志民們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以逞獸欲做辯護，純屬不講邏輯，不講道理，血口噴人，栽贓陷害。

　　憲政民主派還要追問的另一個因果關系鏈條是“拐賣婦女現象—3000萬剩男光棍——貧窮/貧富兩極分化”。應該說，暴力計生造成了男性多於女性的絕對數量，而貧富兩極分化把這個數量相對固定到貧困男性身上，以至於絕大多數剩男光棍都是貧困男性，拐賣婦女也主要發生在邊遠和貧困的農村。如果沒有貧富兩極分化，由於暴力計生造成的多余男性數量仍會存在，但會相對分布到各個階層和地區，而不會集中於貧困農村，那就很難形成頑固不化的拐賣婦女產業鏈條了。

　　二、化解3000萬剩男光棍、徹底治理拐賣和收買被拐婦女問題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們不是執著於不是極右就是極左的二極管思維，那麽就不會出現要麽允許拐賣婦女要麽讓光棍村自行消亡、要麽對3000萬光棍不聞不問要麽由政府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個老婆這樣的二難困境，事實上，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在無政府和極權專制政府之間、在絕對自由與絕對平等之間，存在著憲政民主右翼（中右）與憲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廣大空間，可以就這個問題做出廣泛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並提出相應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這個議題的胡平說，當今中國，男性比女性多三千萬，這種巨大的性別差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還將繼續二十年。對於這三千萬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後代的需求，怎麽辦？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說來就在一點：我認為我們應該想辦法解決至少緩解，他們則認為，就讓他們一輩子光棍斷子絕孫吧。他提出的對策是：（1）允許或默許一妻多夫；（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規範，加強監管；（3）對拐賣婦女及虐待強暴等罪行從嚴處理。有網友說還可以再增加幾點：（4）賣淫合法化；（5）發展國際聯姻，鼓勵洋妞嫁進來；（6）徹底廢止計生惡政。更多網友紛紛建言：

　　——東南亞女多男少，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促進跨國婚姻，娶東南亞媳婦國家補貼，將城里閒置房罰沒當公租房給他們當婚房，幾千萬男丁的婚姻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倆男子，說光棍問題說了這麽多，沒有一個說到點子上，沒有一個說到“女權的、平等的”解決方法：大力扶持農村女童，從上學到就業都優惠女童，這樣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墮女胎殺女嬰了。江西是溺殺女嬰的重災區，但是茶葉產區，女嬰存活率明顯地高，因為采茶要靠女性。

　　我記得一項研究，中國農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女嬰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個百分點來著。所以如果農村女童得到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這樣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統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願意做的。

　　不準拐賣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個辦法，一，奮鬥上進。二，對女人好，彩禮提高。彩禮提高了農村女嬰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縱容拐賣，敢拐賣強奸的男人，都是比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給比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識，發放充氣老婆，推廣同性配偶，放開服務產業等等。

　　——啥叫孤獨終老？城里女性壽命往往比男性長，60歲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為什麽沒人考慮阿姨輩女光棍怎麽辦？你關心的3000萬男光棍能不能去城里找這些阿姨輩們脫單？農村貧窮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但不是他們單身問題！他們並非沒選擇！

　　——胡老師，我今天突然想起來一點，多出來的三千萬的男性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麽嚴重。只要離婚自由可以有更多的離婚女性可以重新組成家庭，所以實際上也許並不會形成3000萬光棍，只不過女性會更吃香，離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結婚。我們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離婚自由和財產，讓更多女性可以放心離婚。

　　——這個問題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調造成的，是女人多愛錢，嫌貧愛富傍大款。官員、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窮人卻買不起女人。建議國家推出新政策：嫁窮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醫療優惠，生孩子的還有補助！

　　——這個問題當然要解決，因為是政府之惡政策等一系列問題造成的，但絕不是靠拐賣人口，問題有兩個，一是生理需求二是傳宗接代，第一個問題可通過放開性產業和矽膠產業解決，第二個問題可通過試管嬰兒和代孕方式，當然還可跨國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補助，但政府會主動作為嗎？

　　——可以考慮跨國調劑。世界上還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國家。可以通過發展以尋找友誼愛情導向婚姻為目的的旅遊業來舒困。

　　未來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對尋偶困難男性提供語言文化培訓，以無息，無抵押，無期限足額貸款對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尋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經濟和婚房資助。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當然，幾乎以上任何一條建議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反對，比如，針對最後一條，有推友跟評說：“看你們的德性比窯洞那幫流氓能高級多少？都是準備調配女性，分妻制，還未來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點被自己嗆了，怪不得你們革命不成功，缺少對女性的尊重，不問女性同意與否，不但分配本國的，還分配全世界女性，你們為光棍的交配和泄欲權真是操碎了心。你們的新頭銜是無產階級配種師！”更多的留言則是要求建議者從自己做起，貢獻自己的女眷給為光棍脫單的偉大事業！這些人就不值得與他們計較了。

　　我梳理和總結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們能夠形成一個邏輯自洽、配套成龍的公共政策組合和體系。

　　1、經濟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領域，增加勞動收入比重，普及勞資集體談判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定價機制，開放工會和農會的自由組織和發展空間，這樣可以提高占我國就業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地位，從源頭上縮小貧富分化，絕大部分農民進入城鎮，絕大部分貧困村莊自然消失，從而實現光棍和窮人的身份分離，大大縮小拐賣婦女市場的需求主體，使貧困村莊無法成為拐賣婦女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脫貧以至致富的男性農民和農民工也會提高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也會降低鋌而走險違法犯罪滿足性愛婚姻需要的沖動。

　　——倡導和發展窮人經濟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的理念、知識和技術，提供優惠的產業、金融、稅收政策，鼓勵窮人經濟合作互助組織的成長和發展。

　　2、社會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領域，建立城鄉平等的、一體化的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決窮人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問題，這樣，所有鰥寡孤獨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終於找不到老婆，也沒有後顧之憂了。

　　——徹底廢除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享受基本社會保障的城鄉居民可以自由遷徙，農村多出的部分男性與城里很難找到伴侶的部分獨身和離異女性可以無障礙地自由結合。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這種性愛婚姻狀態的流動性，客觀上為農村和城市下層單身男人提供了較多的機會。我昨天理發時向師傅問了他們行業的婚戀情況，他說30～40歲之間單身或離異的男性高達三四成，但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發展到婚姻階段。

　　——國家鼓勵民間社會服務組織、性愛婚姻中介機構的發展，對於有效地促進了跨國婚姻、跨地區婚姻的組織和機構，在予以稅收優惠的同時，予以適當獎勵；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還可以拓展年齡相距較大的男女之間的交往空間，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結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適當拉大一點本來就存在的男女婚齡差，就可以讓很大一批男性脫單，多少年以後，又會恢覆到原來比較自然的婚齡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光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概念，含有明顯的貶意和歧視，“3000萬光棍大軍”這個詞組（能指），包含了有這麽一個固化、標簽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當嚴重的身份歧視，相當於“社會賤民”，這對他們的生存、交往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雖然暫時沿襲了這個概念，但強烈建議放棄和廢止這個概念，而改用單身漢、單身男士、男多女少現象等比較中性的概念，這是相關文化政策的一個概念基礎。一個重要的區別是，“3000萬光棍大軍”是一個固化的群體，而3000萬富余男性或單身男性卻帶有很大的流動性，從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為單身男士，而從前的單身男士很可能會成為已婚男士，其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政府和社會組織倡導和普及性愛和婚姻的多方面（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的知識，讓每一個單身男士意識到自己在性愛婚姻市場和關系中的三個大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而不是茫然無知地隨波逐流或誤打誤撞。

　　——政府和社會組織也要倡導和普及單身文化，搭建單身男性、單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導那些自願單身或被迫單身的人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單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應該讓單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資源。

　　4、政治決策和法律規制

　　——要有一個對於3000萬單身男士的性愛婚姻負有一定國家責任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決策，這當然不是運用行政權力強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和相關法律，拓寬單身男子性愛婚姻的機會、可能性、空間和平台。這不僅是對他們作為暴力計生受害者的一種歷史補償，而且是一種現實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對他們不理不睬甚至歧視擠壓，必將導致其個體的和群體的反彈，從而產生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要真正嚴格執法，依法懲治拐賣、綁架、拘禁、強奸婦女的犯罪行為，單是這一點，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一是因為出現了“村莊—人販子—基層官員保護傘”的黑色產業鏈條，二是因為中央政府對這種不直接危及統治的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是維穩體系的基礎和第一線，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個明證：數千警察一跺腳，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終對當事人只是輕判了事，估計八孩鐵鏈女事件的結果也會差不多。

　　——對於性服務和性用品產業、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試管嬰兒、代孕等業已存在的現象，一方面放寬法律限制，允許其合法存在，並保障其從業人員或當事人有關民事法律權利，另一方面也加強法律監管和規制，使之在公開的規範和陽光下運行，一旦出現誘騙、強制和暴力傷害婦女或性伴侶的情況，及時依法予以懲治。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會接受和采用，所以說了也白說。我認為即使白說也要說。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就是研究社會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至於當政者是否采用，那是他們的問題。此外，每一個追求自由平等價值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學者、公民、異議人士，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收拾和重整中國這個爛攤子、為解決所有重大的社會問題（三農、勞工、環保、塵肺等職業病、民族沖突、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經濟和政治、國際關系等等）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並達成憲政民主共識，否則民眾憑什麽相信你們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對、打倒、推翻、消滅，你們就能引導人民走出埃及，劈開紅海，到達流淌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嗎？

　　（2022.2.17）

　　12.砸碎鎖鏈——中國廢奴運動宣言

　　徐州鐵鏈女事件在網上持續發酵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這個事件，以極端悲慘的場景和圖像，展現了奴隸制中國的本質和本來面目，戳痛了尚有自由和平等意識、正義感和道德良知以及自救救人願望的中國人最隱秘的疼痛，引爆了他們長期忍受的屈辱和憤怒！

　　豈止徐州鐵鏈女處在被拐賣、誘騙、綁架、拘禁、強奸、虐待、淩辱、人格摧殘的性奴狀態？在這個罪惡的黑色產業鏈條上碾轉呻吟、生不如死的女性同胞，即使按保守的估計，也會有幾十萬之多吧？

　　又豈止性奴，往前追溯60多年，億萬農民被搶奪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被圈禁在“人民公社”這一勞動集中營里，被閉鎖在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下，沒有遷徙和擇業自由，沒有任何公民權利，甚至沒有逃亡求生的可能，被活活餓死了三四千萬，他們不是農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農奴，工人老大哥，雖然相對於農民有較多一點的收入和福利，但也是被圈禁於單位囚籠、被黨組織嚴格控制、充當計劃經濟的齒輪和螺絲釘的國家奴隸，至於改開以後的數億農民工，根本就沒有平等契約權、集體談判權和福利保障權，他們不過是反人權開發模式和血汗工廠敲骨吸髓的對象，他們不是工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工奴？知識分子，從49年以來，他們就遭受馬列毛主義的改造和規訓，57年被大規模打成右派和政治賤民，文革期間全部被貶為臭老九，改開以後，一度獲得有限的思想言論自由，但始終受到馬列毛鄧江胡意識形態和黨組織的管控，最近十年來，有限的思想言論自由又被緊縮了，他們不是知奴又是什麽？

　　又豈止知奴？改開後重新出現的企業家和資產階級，雖然取得了很大的財富自由，但跟普通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一樣，沒有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獨立政治參與和競爭的自由和權利，強權一收割，企業家和資本家的財產權、人身權乃至生命權立刻就灰飛煙滅，他們不是資奴又是什麽？

　　這個國家到處布滿了經濟奴役、政治奴役、社會奴役和文化奴役！

　　是的，同胞們，在反人權、高科技極權主義制度之下，絕大多數人都是奴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才是主子，由於歷史遺留的原因，他們掌握了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他們通過從奴隸隊伍中收買、利用和控制數千萬奴才、鷹犬、打手，頑固地維護和鞏固著這個高科技奴隸制度。

　　持續數十天的輿論風暴、幾百億次的網絡吶喊，分明是中國人民對於奴役剝削、極權專制的仇恨和憎惡，分明是中國人民對自由平等、憲政民主的渴望和追求！

　　解救徐州鐵鏈女的網絡運動，有待於也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場偉大的社會運動——中國的廢奴運動！這將是繼八九六四之後一場更加廣闊和深入的自由民主運動，這是作為性奴、農奴、工奴、知奴、資奴的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

　　這個運動實際上已經進入第一階段了，擺在億萬網友面前的任務是，如何進入中國廢奴運動的第二、第三階段。這需要億萬網友獻計獻策，這需要群策群力。同胞們啊，讓我們這一屆人民義不容辭地完成這場偉大的廢奴運動吧，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延續奴隸們的悲慘命運了！

　　（2022.2.22）

　　13.再論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關系

　　榮劍在發表了批判大陸極左思潮代表人物汪暉的數萬字長文《為革命招魂？》之後，又一連發表了7篇“左翼問題批判導論”。憲法學家張千帆撰寫了長篇評論文章，在肯定榮劍文章兼顧左右的基本立場的同時，對涉及左右、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自己不同於榮劍的看法。接著，陳天庸發文批評張千帆偏左貶右。我對陳天庸這篇文章的簡要評論是：

　　1、陳文明顯是逢左就反、逢右就捧的專政邏輯，不是左右制衡的憲政民主邏輯：把阿連德的社會民主主義誣陷為蘇俄共產主義，同時美化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和極右法西斯專政，這與華人川粉醜化民主黨和美化川普黨是同一個邏輯。如果中國未來轉型到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話，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鬼把戲而已。

　　2、所謂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等等，其實質不就是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嗎？權力壟斷經濟不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嗎？資本家能夠發財致富，不是得到了權力的保駕護航嗎？資本討厭和批判權力專橫霸道沒問題，但說自己純潔無辜，純屬自欺欺人；新興精英想取代老權貴也沒問題，但與憲政民主無關。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俗稱土奧）有諸多共同之處：擠壓勞工權益（工資福利社保等實體性權利和結社集體談判罷工等程序性權利）、拒斥來自社會對市場的制衡（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因為它們共享極右邏輯，只不過前者掌權後者在野，形成所謂中國模式的陰陽兩面。

　　4、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並不構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正否定，因為它們在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演化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開發和攫取勞工、社會和環境的利益共同體，這些新生社會精英如果始終不能建立現代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觀，是不可能成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建設力量的。

　　5、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不視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為天敵，而且可以輕松地收割由後者推動的反/非極左運動的紅利（比如對平等價值的解構），而且對它而言，搞定人數很少的新興精英比搞定幾乎無限的下層民眾要容易得多，結果是，拼盡全力逢左必反的極右化自由主義不知不覺間成了維穩體系的重要環節。

　　這5點評論太過簡略，容易引起誤解，茲將其展開論述如下。

　　一、為什麽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說，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和位置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麽我們憲政民主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不僅對於批判極左是絕不甘居人後的，而且對於憲政右翼與憲政左翼之間的爭論，也是視為當然、願意求同存異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正如張千帆在其文章中指出的很多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麽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幹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據說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看了我這本書，你就知道怎麽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

　　作為哈耶克擁躉的陳天庸，對此有完全相反的認知，他認為智利皮諾切特，其17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按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

　　3、陳天庸在這里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智利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不如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政府那樣穩健和成熟，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沒收外國資本、比重過大的國有化、勞動收入占比過大的第一次分配和過高福利的第二次分配等），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麽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幹政的憲政原則，領兵包圍、攻打和炮擊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酷刑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大西洋和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幹凈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New-liberalist還是Neo-liberalist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根本用不著訴諸軍事政變。任何政黨和政治力量，不管是偏左的還是偏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正誤、刮骨療毒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們出於“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借助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政府對冷戰的意識形態考量和地緣政治的利益考量，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就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怎麽洗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即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取向的產權、價格、外貿、稅制、金融、勞工與社會保險等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跡”。然而，這只是一種少數人（外國資本、權力精英、大資本家、大地主）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和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1973年的4.3%上升至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降至7.8%；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還瓦解了智利的社會安全網，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難以獲得公共服務和福利。

　　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有效率而無公平、有GDP增長而無全面和均衡發展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沒有為了維護和鞏固權力而增大自己的罪惡，而是選擇了恢覆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選中，贏得了5次大選。中左翼執政聯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於今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2010年，智利成為南美洲第一個OECD成員國，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麽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弗朗哥、薩拉查、蘇哈托、馬科斯、川普、普金……）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濕了自己的羽毛，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啟蒙導師、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人們所誤解的那樣是獨裁專制者，而是在自由面臨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威懾和摧毀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人物，如果說他們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因而也是正義的；他們因為恢覆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地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社會好得多。這里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好的（right），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教授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骨灰級極右”！那麽，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當然不是，他們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

　　那麽，為什麽左的就是錯的、右的就是對的呢？因為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每個人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是千差萬別的，絕不是一個模子覆制出來的，硬要拉平一切人的個性和差別，達到起點和結果的一律平等，只有一種極端專制的權力才做得到，這就是20世紀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自由獨立的個體可以產生自生自發的秩序，不需要一個以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國家力量把他們綁定在一起，平等，如果是指人格平等、資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話，本身就包含在自由的含義之中，平等完全可以化約於自由之中，不再需要起點平等、結果平等、實質平等之類的東西，因此一切倡導和追求這類平等的左邊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政自由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等，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對此，張千帆舉了一個生動的實例予以駁斥：

　　國內的“川粉”“哈粉”“田園奧派”等各色“保守主義”無視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凱恩斯體制是戰後所有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沒有一個例外；他們生活在信息閉塞失真的極權體制下，因為反感計劃經濟的極左體制而產生了自由放任的烏托邦幻像。當然，凱恩斯主義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把它等同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顯然是錯誤的。戰後70多年的福利制度實踐表明，對實質平等的有限追求並沒有走向絕對平等、平均主義或極權體制。事實上，正因為實現了有限平等和基本福利，窮人獲得了相對體面的生活保障，這些國家才有效防止了各種民粹主義和暴力革命。

　　6、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我總對一個我身邊的川粉朋友說，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

　　7、中國大多數啟蒙者、公知、泛自由民主派和異議人士，親身經歷過並一定程度上仍在經歷極左和共產主義的苦毒和禍害，因此對它們極度厭惡、極度恐懼，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現實社會中，又基本上不存在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甚至中間偏右的、社會自由主義思想政治力量的發育空間，於是就紛紛往極右方向跑過去了——至少，我們還可以利用權貴官僚主導的市場經濟給民間菁英提供的一些機會，實現一定程度的財富自由；至少，我們還可以在觀念形態、在自己的腦子里、在小範圍的私人生活空間中，保留我們對於極左共產主義傳統的決絕的批判和拒斥態度。於是他們倡導在一切方面與極左截然相反的價值和事物：絕對私有財產權、完全放任自由市場、個人契約、結果不平等、最小政府、無再分配和社會福利，殊不知，他們在徹底拋棄了純粹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一極左烏托邦的同時，又給自己制造了一個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極右烏托邦。

　　8、如果極左烏托邦和極右烏托邦只停留在觀念形態的話，當然不會帶來實際的災難，其實，這兩種烏托邦在現實世界中從來就沒有現成地存在過，有的只有運用政治暴力強制實現烏托邦構想、在地上建立天國所留下來的悲慘而滑稽的模擬物而已。

　　首先，兩種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實際上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實際上都處於極左與極右之間的中間存在狀態，於是，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就通過有組織的力量強迫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接受這一理想，於是必然出現極左專政和極右專政。

　　其次，在極左專政下，雖然到處都呈現出平等的外觀，但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等級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自由的同時也把平等消滅了，有的只有大多數人的普遍貧窮和無權而已；而在極右專政下，雖然到處呈現出自由的外觀，但也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優秀種族或偉大民族的強人集團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奴隸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平等的同時也把自由消滅了，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任性妄為而已。

　　那麽，中國反極左專政的極右自由派們，你們無條件地接受哈耶克們與皮諾切特們合力建立的“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你們是想把這個東西引進到中國來嗎？

　　二、極右專政其實比極左專政更加源遠流長

　　1、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匯所標志的歷史進程聯系在一起？”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化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系，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架是自相矛盾、邏輯上不能自洽的。陳天庸當然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歷史上納粹、法西斯、弗朗哥、皮諾切特等極右專政，作為一種逆向革命或反革命，也是很激進和暴烈的，也是充滿血淋淋的鬥爭、消滅、鎮壓的，而且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大概因為左翼極權沒有右翼國家的工業發達，底氣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韜光養晦，沒有極右那麽張狂。如果極左主要限於禍害自己的國民，極右則是帶有明顯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無論納粹、法西斯還是日本軍國主義都造成了世界範圍的災難”；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當然，我們無論如何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都是應該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2、就20世紀極權主義的情況來看，極右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外侵略性和攻擊性，一戰死1000萬傷2000萬，二戰死7000萬傷13000萬；而極左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內破壞性和毀滅性，僅斯大林執政24年間，就害死2000萬人左右，中國自1949年到文革結束，整死、餓死人數約5000萬人左右，傷者和其他被害者無計其數，後來30多年的暴力計生，又導致數億嬰兒被強制墮胎，數千萬女嬰被溺斃，蘇中之外，尚有其他幾十個共產黨國家，也有數千萬的死傷和受害人數，所以很多人認為，極左專政造成的禍害更大於極右專政，因此，正如鄧小平所言，要警惕右，但主要還是要防左。

　　我想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上述結論如果限於20世紀的話，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從全部人類歷史來看，那就可以說，極右之禍害，是大於極左的：自古以來，君主專制是常態，而民眾專制是非常態即常態的中斷，通常發生在社會動亂和崩潰之時，持續時間也比較短，然後又覆歸於常態的君主專制。君主專制是極右一端，民眾專制是極左一端，前者所占時間要長得多，因此累積起來的罪惡和禍害也要多得多，後者雖然爆發起來時極其猛烈，造成大規模死傷的慘烈後果，正因為如此，也就持續不了多長時間，又被新的君主專制所取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底層這個基數一直很大，總是處於散沙狀態，即使在非常時期能夠抱團造反和起義，很快又會被少數精英所組成的團隊所領導和掌控，在造反和起義的半途，民粹專政就開始被新的精英專政所取代，極左就開始被新的極右所取代。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一方面，極左革命、造反、起義是長期極右的君主專制乃至暴君專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極左專制、暴民專制持續的時間很短，很快從中會內在地產生新的等級專制制度。真正的極左，絕不能僅僅從口頭宣示、意識形態層面來理解，而應當從革命、造反、起義主體的結構性關系來理解，當且僅當領袖的產生和權力的行使受到群眾的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到滿足和實現、相當大的結果或實質平等成為基本的組織原則時，才可以稱之為極左，所以，只有在革命、造反、起義過程中，最多只是在其成功以後的一小段時間里，才會有真正的極左，一旦革命的領袖成為不受群眾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不到滿足和實現、新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建立起來了，極左就逐步向極右轉化了。

　　這種分析範式也適用於20世紀一度橫掃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或極左專政的典範其實只有失敗了的巴黎公社等極少數案例——以普選並隨時可以撤換的公社委員會取代官僚制國家機器，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國民自衛軍，公社委員、公務員、軍官的薪水最高不超過中等工人收入水平，這是對等級制的廢除，是實質平等與直接民主的實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如果巴黎公社沒有被鎮壓，它後來的結果會怎樣？應該與俄國革命、中國命的情況差不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在奪取政權的過程和掌握政權後的一段時間，的確是極左革命和極左專政，但很快，在成功的革命的基礎之上，高高矗立起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一個由最高領袖—高級官員—中下級官員—普通黨員—人民群眾等環節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結構，就其以等級制廢除平等原則、以官僚專制廢除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而言，極左專政已經轉變為極右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被專政或對無產階級專政了。轉變的時間節點，在俄國是在1928年，在中國是在1956年。

　　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以後，極左的意識形態外殼（馬列主義）、政治外殼（人民大會制度）和法律外殼（憲法和法律）繼續保存著，用以忽悠和欺騙人民大眾，但整個經濟政治社會的運行機制，已經是極右的或嚴格的等級專制了。這是一個形左實右的專政體制。

　　3、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覆仇和正當防衛/反擊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極右派對馬克思的魔鬼（撒旦）化，也不同意張千帆訴諸於“獨裁情結”“獨裁人格”的心理學、倫理學分析——或許有這個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且受到政府的鎮壓，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當被視之為正當的覆仇和防衛反擊，事實上，英國憲章運動中就一直存在道義派與暴力派的競爭，法國則有巴貝夫—邦納羅蒂—布朗基主義的傳統，直至爆發了里昂工人武裝起義和巴黎公社革命，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工人運動中這一流派的理論概括和提升，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布朗基派和巴黎公社革命，不如說是布朗基主義、里昂和巴黎工人起義影響和鼓舞了馬克思。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而且晚年的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做了順應時勢的轉變和修正，而伯恩施坦等人則由此發展出來一套修正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想法。歷史學者、思想史學者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他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支持張千帆對馬克思主義的如下評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放任自由的批判是有貢獻的，不應一概否定，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雖然是有效的，不意味著它本身能夠成為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正如奧地利學派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是有效的，也不意味著它本身能建構起可持續的有效經濟體制。

　　4、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事實上，恰恰是在沒有任何國家保障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暴力革命的擁躉特別多。貌似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這些地方，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主義甚囂塵上。”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地坍塌和縮小了，張千帆接著說：“福利領域的國家幹預確實限制了資本的自由，但也為市場良性競爭和政治自由民主奠定了社會基礎。”

　　這里有必要比較一下對於極左革命的四種觀點和態度：

　　第一種是極左派的自我評價，那當然是很高的，是站在理性、道德、真理和正義的制高點的，無產階級不僅要求和能夠解放自己，而且要求和能夠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將實現像天堂一樣完全、真正自由、平等、正義的社會。

　　第二種是極右派的完全否定的評價，認為極左革命是野心家煽動和組織的群氓的暴動，是對自由、憲政秩序和合法政府的顛覆，是摧毀人權、公民權利和文明成果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暴民專政，它追求絕對平等，結果既消滅了自由也沒有得到平等，而是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第三種是中間偏右派，承認極左派所要徹底否定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有缺陷的，但堅決反對通過暴力革命或非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主張吸納和接受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要求，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各個方面的改良逐步消除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弊端。

　　第四種是中間偏左派，承認極左派揭露和批判原始資本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功勞，但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也反對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主張工人階級通過爭取普選權、參政修法、結社組織、集體抗爭等，逐步建立社會市場經濟與人民（社會）資本主義。

　　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沖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覆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覆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或蛻化變質，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指出極右專制更加源遠流長，更具有結構上的穩定性，不過是承認它具有更多更好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包括社會分工、腦體分離、資源分布、多數人的弱勢和自身缺陷等等），並不是要否認極左革命的暴烈和危害，事實上，到了19、20世紀，恰好是由於近代以來，民眾素質普遍有所提高、平等意識和民主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才使得那麽多人卷入到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之中，然而，不幸的是，這場世紀革命，不僅讓民眾自己和整個社會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且也沒有真正實現平等的目標，而是再一次地充當了重建極右專制的中介和橋梁。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鼠目寸光、唯利是圖，他們當真相當一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想打碎重建、推倒重來，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

　　三、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民間極右派異議者，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征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征，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征，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里“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開以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借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變成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麽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雇傭勞動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或者說，其平等程度和社會主義程度要低得太多，這樣的國家不是極右國家又是什麽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麽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一是照搬了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糊弄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這是表層的原因；二是深層的原因，就是回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就像把納粹法西斯搬到極左位置，既可以保持反納粹法西斯的政治立場，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和福利，反工人聯合和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沈默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也會這樣幹，如果他們公開譴責現政權這樣幹的話，自己將來怎麽好意思幹呢？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自由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麽恭喜你們，你們不需要從頭開始來創建它了，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吸收、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

　　似乎吊詭的是，只有獨裁國家才有能力有效實現“低人權優勢”，幫助自由自在的資本充分壓榨勞工。恰恰是在我們熟悉的制度環境下，哈耶克、弗里德曼、張五常很有市場……民主國家“一人一票”真的實現，那就肯定會有一定程度（不可能太多）的社會福利和實質平等，因而反平等的邏輯結論必然是反民主。民主和福利之間的關系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就闡述得十分清楚，當今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不是福利國家。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國內那麽多保守派反感“一人一票”，但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應該很喜歡“中國模式”啊！企業家在政府面前確實很無力，但是對勞工卻享有幾乎絕對的“低人權優勢”——沒有選舉，沒有福利，沒有獨立工會，沒有合法罷工，工作壓力大、條件差，傷殘事故保障低，性別等各種歧視不受法律約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體制已經很“古典自由”了。也難怪張五常感嘆：“從來沒見過這麽好的體制！”我們還反什麽、批什麽呢？慶幸還來不及！這難道真的是自由派想要的嗎？

　　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

　　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麽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采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論證的，它早就是一個極右國家了，改開以來又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它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了，它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

　　極右自由派可能會反駁：新自由主義經濟本質上一定會追求憲政民主的，與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蘇哈托、馬科斯、普金等政治軍事強人的合作只是權宜之計，只是對憲政民主的暫時擱置，等經濟情況穩定後就會恢覆憲政民主和民選政府。

　　對此我們要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極右政治的關系做一點深入的探討：它們之間不是偶然或暫時的結合，而是極右經濟和極右政治的一種耦合和匹配關系，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極端自由放任的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通常情況下大多數社會成員並不接受，就像他們也不接受極端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一樣，為了實現這一模型，倡導者和推動者就必須利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通過傑出的政治軍事領袖及其強有力的團隊來對大眾予以強制推行，而大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關頭，為了避免經濟崩潰、無政府和社會潰散等更壞的結果，也就接受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以及威權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的政治秩序。

　　3、那麽，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同樣的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是表面的東西，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真正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2017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

　　“中國模式”越是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是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是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

　　同樣是在這里“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沖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麽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

　　4、民間極右自由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麽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里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麽？

　　是的是的，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經是同一條戰壕的朋友和戰友，我們一起參與過許多網絡異議活動與維權抗爭事件……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我當然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麽？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左右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和敵人，這是為什麽？

　　面對國內有6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系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對平等、勞工權利、福利、再分配，你們與這麽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愈行愈遠，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不相幹甚至相反，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和重要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個一點沒有問題，反正別的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作為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兩種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於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茍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了一種新的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一種新的“正邪之戰”和“定於一尊”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其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了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當然，你們還停留在觀念上的極端狀態，與正在手握權力禍害眾生的極權專制力量不可同日而語，但你們敢拍著胸脯保證，萬一你們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你們不會幹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普金幹過的那些事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巧不同書地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仍然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變種，但已經不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了。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它們兩者之間有多麽激烈的競爭和沖突，但在對於環境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殺雞取卵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絕對主導地位，一者占相對從屬地位。

　　這樣說，不是要否認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新興資產階級所包含的正面價值和合理內核，而是客觀地指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被掌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來佛的掌心這一事實。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螳螂撲蟬黃雀在後，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沖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前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你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我，也不能對我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我，所以說，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能力外資本為零，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著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後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是不會公然否認而是會大講特講平等、民生、福利、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的，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這些，那真是神助攻，可以很好地吸引民眾的注意力和火力：你們看，我是真心要兌現民生民主承諾的，但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也很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們認為不要超前實行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以免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這個意見也是有道理的……當局者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可以贏兩次，對新自由主義能沒有好感嗎？

　　新自由主義者對“共同富裕”的一個錯誤的解釋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殺富濟貧，必須堅決予以抵制！對國有資產參股控股民營企業的解讀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公私合營，必須堅決予以抵制！

　　這都是嚴重的誤判！殺富是有的，濟貧何時見過？蠶食私企是有的，與公共利益和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有何關系？這都是中國特色自由主義逢左就反縫右就捧、不知極左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的二極管思維所造成的盲區。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被極權搶了，還要替朝廷找個替罪羊（民粹），你們連輸了兩次你們知道嗎？

　　6、那麽新自由主義、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它們是有貢獻的，只不過改開40多年了，人均GDP逼近12000美元了，就平均數而言，中國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了，再停留在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階段，的確是不合時宜了。陳天庸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把蛋扯壞的，所以還是繼續搞新自由主義吧。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了，應該主動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憲政民主（2.0版的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我們衷心希望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者、極右自由派轉變為現代自由主義者和中右自由派，但如果有些人像某些死硬郭粉、川粉和普粉一樣一條道走到黑，那我們也就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了。

　　四、左右面臨的真問題

　　張千帆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發人深省地指出：事實上，左右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雙方都需要把焦點放在共同面臨的真問題上：

　　——革命與改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系。首先，如何定義“革命”？左右能否就告別暴力革命達成共識？抑或一定範圍的暴力革命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或特定社會結構與心理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互聯網時代，精英還能否主導改良、避免革命？既得利益和政治精英如何與底層互動以防止革命？可持續的改良需要什麽客觀或主觀政治社會條件——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之間的關系。有意義的消極自由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社會平等？社會不平等如何影響公平競爭？如何定義“公平”？實質平等的限度在哪里？如果階級或族群不平等不可避免，如何協調實質平等和機會平等之間的沖突？糾偏行動和身份政治的永久化有什麽弊端？

　　——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之間的關系。私有制+市場經濟有哪些優越性和弊端？自由競爭是否必然加劇經濟不平等？國家宏觀調控與財富再分配的限度何在？福利社會如何避免“養懶漢”現象？激進的平等訴求是否會引發革命或最終走向極權體制？凱恩斯主義的“喪鐘”還有多久會敲響？

　　此前我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過比較系統的探討，這里只做簡要的補充：

　　1、關於革命和改良。就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換和轉型而言，只能說是革命而不能說是改良，改良只發生在傳統社會結構和現代社會結構各自的內部，而不會發生在從前者到後者的轉變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改良不能替代革命，至於革命以什麽方式進行，是暴力革命還是非暴力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早期民主革命（英美法等）大都是暴力革命或帶有相當暴力革命成分，20世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都是非暴力革命，當然，非暴力革命中也有一些暴力元素。就主觀願望而言，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誰都想希望以一場非暴力革命完成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但是否能夠避免暴力革命，不取決於革命主體各方能否達成告別暴力革命的共識，而取決於傳統社會結構捍衛者是否堅持將暴力統治進行到底，如果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強大民眾抗爭和社會運動的倒逼下，統治階級作出妥協讓步，放棄暴力鎮壓，暴力革命就可以避免。張千帆所說的以改良替代暴力革命，是混淆了改良和非暴力革命這兩個概念。非暴力革命不是改良，仍然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根本轉換，是革命主體與革命對象之間以和平談判的方式達成的廢除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要保留的只是當事人的一些個人利益，而不是他們曾經捍衛過的制度。

　　2、關於精英與大眾的關系。中右派比較重視精英在革命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大眾的輔助地位，中左派則重視大眾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精英的輔助地位，至於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走向了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我在《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無意中暴露了中層之惡》一文中，指出孫毅安對底層民眾的態度，就是典型的極右派精英主義的態度，與極左派民粹主義一樣壞。我在那篇文章中，主張中層、精英、知識分子應該建立對於民眾的兩種正確態度，一種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態度，一種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前者致力於推動建立一種尊重勞工和底層基本權益的、良性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其最早的先行者就是支持和參與憲章運動的一些企業主和知識界人士；後者直接投身於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為勞工運動提供思想理念、教育宣傳、組織方法和集體行動技術、經濟和法律資源等方面的幫助，引導勞工階級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進入並提升憲政民主結構，其典型代表有英國的費邊社以及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只有現代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通力合作，才會最大限度地消減底層民眾中的仇恨、憤怒、暴力因素，而增加其和平、理性、非暴力因素，相反，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會以逼迫的方式和煽動的方式，把底層民眾引向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3、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的關系。張文的一個貢獻是首次在中文世界提出了消極平等與積極平等的區分，這對此前已經有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概念，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這一對概念的功能與西方思想界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對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的確不能停留在消極自由和消極平等的水平，應該積極爭取更多、更大、更高的自由和平等，但太積極了的話，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正如羅蘭夫人在斷頭台上所長嘆的：“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同樣，後人也連連感嘆：“平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這里的問題是，極右派完全否定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而極左派則要求太高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中右和中左則在肯定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的同時，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其中中右的尺度窄一點，中左的尺度寬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沒有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的話，最終連已經得到和確立的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也保不住，為何？第一，自由平等競爭的結果一定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會有一種馬太效應，逐步擴大並通過代際繼承保留下來，形成新一輪競爭的不平等的起點，由此開始更大規模和程度的不平等；第二，“自由平等競爭”只是一種理想模型，實際競爭中充滿基於人性之惡的爾虞我詐和強橫霸道，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比基於能力的不平等更大也更不公正；第三，以上兩種不平等疊加，使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差別變成懸殊的和難以忍受的差別，捷足先登者無不極力把這種鴻溝和兩極分化固定化、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使行為和結果的不平等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護，從而形成一種制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義，使消極平等、形式平等和機會平等（消極自由、形式自由、選擇自由）也化為烏有。對此，只有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積極自由、實質自由、均等自由）的社會運動才能打破這種固化和僵化狀態。

　　4、關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關系。這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市場經濟有兩個階段：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前者是自由放任的，後者是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前者基於勞資雙方的個別契約和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後者基於勞資雙方的集體合同和勞動力的集體定價機制；前者只有私人慈善，後者則有財富再分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前者是以市場原則淩駕於社會之上，後者是社會各方力量（勞工、消費者、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對企業和市場形成多方制衡。這一轉變啟動於19世紀後半葉。與市場經濟這兩個階段相適應的是初級的、1.0版的憲政民主與高級的、2.0版的憲政民主，前者是以人數很有限的選民、選舉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限制為基礎的，後者是以不分階級、階層、性別、種族的普選制為基礎的；前者是由資產階級單方控制的，後者是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雙方控制的；前者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階級專政的性質，後者才是真正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這一轉變也啟動於19世紀後半葉。

　　中國的官方極右派和民間極左派的問題是連1.0版的憲政民主都不要，而民間極右自由派，全然不知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都有兩個階段，他們在21世紀還執著地追求兩三百年前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1.0版的憲政民主，這相對於現代、當代世界經濟政治形態與我國民眾的憲政民主要求而言，的確是太右了，故此我稱其為“民間極右自由派”，我主張中右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社會民主派一起來追求社會市場經濟和2.0版的憲政民主。

　　5、中右派不可能走向極左，中左派不可能走向極右，但中右走向極右與中左走向極左的可能性的確很高，在特殊情況下，比如經濟、政治、社會、民族危機時，甚至具有某種必然性。中右本身推崇自由而相對輕視平等，它之所以沒有變為只講自由、憲政不講平等、民主的極右，一是因為健康正直的中右派（比如2021年初拒絕支持川普耍賴、依法認證並承認大選結果的縣、州、聯邦三級議會、政府、法院里的共和黨人）有比較堅定的價值觀、憲政民主法治理念和政治倫理操守，二是因為中左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就會有很多的中右派放棄自我約束，而朝著極右的方向狂奔！另一方面，中右本身推崇平等而相對輕視自由，它之所以沒有變成只講平等、民主不講自由、憲政的極左，也是因為它的自我約束（比如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利用其執政地位鎮壓中右政黨並強推極左政策）以及來自中右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或者會與極左的共產主義合流，或者自己就變成極左的共產主義，比如，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本來是一個中左政黨，查韋斯、馬杜羅利用其執政地位，打壓反對黨、推行極左政策，生生地把一個憲政民主國家變成了一個極左專政國家。

　　因此，中右對於遏制極右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右與極右依托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中上層群眾，中右爭取到的支持者越多，極右的支持者就越少；中右對於預防自己變為極右當然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下層、底層民眾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右化的主張（放棄法律規制和政府監管、無視勞工權利、取消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中左對於遏制極左也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左與極左依托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下層、底層群眾，中左爭取到的支持者多了，極左的支持者就少了；中左對於預防自己演變為極左當然旁無責貸，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中上層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左化的主張（或者直接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取代私有制市場經濟，或者以極強的國家幹預和管控、極高的稅率和社會福利把私有市場經濟壓縮到很小的空間）。

　（2022.2.29）

　　14.當代中國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摘要：絕大多數學人目前還在使用傳統的左右二分法，只不過一些人以左為政治正確以右為政治錯誤，另一些人則相反。本文采用國際上通用的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狀況和譜系進行分析，得出了諸多既 不同於官方也不同於大多數自由民主派的結論，尤其針對自由民主派中出現的相當嚴重的極右化傾向和趨勢，進行了善意、嚴肅的剖析和針砭。

　　去年年底，榮劍發表了“左翼問題批判導論”系列文章，張千帆為之撰寫長篇評論，在肯定榮文基本立場的同時也提出了批評。接著，陳天庸對張文的一些觀點進行了質疑。本文將圍繞上述爭論，展開論述當下中國的左右問題。

　　一、為什麽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 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麽，我們憲政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像哈耶克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麽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幹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 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我這本書，可以幫你設計憲法防止對民主的“濫用”。

　　陳天庸則高度認同哈耶克，認為皮諾切特17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依據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祉、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麽更好的標準？

　　3、陳天庸在這里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征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麽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幹政的憲政原則，領兵攻打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幹凈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New-liberalism還是Neo-liberalism的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 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任何政治力量，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功能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正當合理的；但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這恰恰是出於他們所批判的“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跡”。然而，這只是一種極少數人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社會福利和安全網的瓦解，與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1973 年的4.3%上升至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才降至7.8%。

　　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而是選擇了恢覆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選中，贏得了5次。中左翼執政聯 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今天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麽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獨裁專制者，而是在面臨極左共產主義危害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如果說他們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他們因為恢覆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社會好得多。這里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Right）、好的，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骨灰級極右”！那麽，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納粹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一切倡導和追求平等的左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其中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 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

　　然而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

　　5、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匯所標志的歷史 進程聯系在一起？”

　　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系 ，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是自相矛盾的。陳天庸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這樣的事實：歷史上的極右專政，作為一種反革命，也是很激進、暴烈、血淋淋的；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對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當然應該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但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覆仇和正當防衛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並且是很難徹底否定的 ，因為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 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或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視之為正當覆仇和防衛反擊。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它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

　　6、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縮小。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沖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覆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覆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變質、180度大轉彎，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右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左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 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

　　二、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異議人士中的極右派，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

　　四項基本原則，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征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 征，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征，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里“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革開放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新的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借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麽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雇傭勞動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這不是極右又是什麽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麽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為什麽要照搬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呢？其深層原因，就是要回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從而既可以保持反共產極權的政治正確，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反福利，反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 就是為什麽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沈默的原因，因為他們預感到，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或許也會這樣幹……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麽恭喜你們，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在《平等是禍水？——兼與榮劍先生商榷》中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限於篇幅就不引證了。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幹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麽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采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改革開放、市場化以來，中國作為一個極右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中國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

　　3、那麽，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東西是表面的，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2017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

　　“中國模式”越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同樣是在這里‘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沖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麽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 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

　　民間極右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麽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里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麽？是的，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當然也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京 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麽？

　　你們一再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以上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這是為什麽？

　　面對國內6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系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平等、反工會、反福利、反再分配，與這麽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相悖，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沒問題，反正別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不同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茍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一種新的“定於一尊”和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這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民間極右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有多麽激烈的競爭和沖突，但在對勞動力和環境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主導地位，一者處於從屬地位。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沖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後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當政者，也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當政者。所以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推動民主，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著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極右當政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不會公然否認平等、民生、福利，而是大講特講共同富裕，但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平等、民生、福利，那真是神助攻。什麽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雲雲，當局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贏兩次”，而被極權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民間極右派，連輸兩次而不自知。

　　6、那麽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它們是有貢獻的，但現在仍主張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不合時宜乃至反動了。陳天庸說， 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壞事的。情況不是這樣。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比如 ，1929 年美國人均GDP為858美元，之後連續暴跌四年，到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的1933年，只有 455美元，到羅斯福去世的1945年，只有1631美元；中國2021年人均GDP為 11891美元，超過了美國1979年的11693美元。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了，應該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現代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何況幾十年來，民主世界在福利和平等方面已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不可逆的變化。衷心希望那些仍在追求憲政的民間極右自由派多多學習和反思，走出認知迷霧。

　　（中國民主季刊創刊號2023.1）

　　15.中國特色的左右概念與憲政民主國家的左右概念

      兩者在形式上是有重大區別，而在精神實質上是完全相反的：

　　1、中共國是非左即右的兩分法，憲政民主國家是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

　　2、中共國的左和右是走向兩極、絕對對立的，憲政民主國家的左和右是向對方靠攏並達成最低共識的。

　　3、中共國的左和右都以自己為絕對正確而以對方為絕對錯誤，因此必然出現極權專制邏輯，憲政民主國家左右各派都不敢極端化和絕對化，因此必然出現以中左和中右輪替為主軸、極左和極右也必須遵守的憲政民主邏輯。

　　嚴重問題之一：中國的反共者也跟中共一樣持左右兩分法，只不過中共以左自居、以左為榮，而視反對者為右、為敵，而反共者則以右自居、以右為榮，而視中共為左、為敵，不言而喻，既然只有絕對對立的雙方，左右兩方也就是極左和極右了。前者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者可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兩者遵循同樣極端化的政治邏輯。中共作惡在先，反對者占有道義優勢，但其極右主義與其所反對的極左主義，在政治發展方向上，在政治哲學和政治學上，是同態和等價的，並無優劣對錯之分。

　　嚴重問題之二：錯判中共性質的變化。從國際標準來看，極左只是現在的中共的一張畫皮和忽悠底層民眾的謊言，其真正的性質是極右，是暴力基因+紅色血統等級專制+權貴官僚資本+高科技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罕見強大的極右專制。對於這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僅以自由之名是解構不了的，並須同時以自由、平等、正義之名號召和組織全體民眾才能予以解構。

　　嚴重問題之三：在兩分法框架內，只有極右和極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國內已經出現的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中右與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中左，則無處安放，而中右和中左恰好是摧毀極權專制制度的主要力量，僅靠一小撮極右自由派不僅解構不了中共的統治，即使解構了，也不過是換一撥人來搞極右專制而已。

　　嚴重問題之四：無法與國際主流政治文明和政治社會對接，無法取得國際自由民主力量的幫助，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量極右反共者，以中國自由民主派之名，詆毀歐美中左人士為“白左”“聖母婊”“共產主義者”，淪為可恥的川粉和普粉，其言行危害到了歐美左右制衡與輪替的憲政民主制度。

　　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引進國際主流的左右四分法。其實，在歷史上，一旦出現以左右劃分政治思想和行為，就已經有極右、中右、中左、極左之分了，在英國、美國、法國革命中都可以找到這四派的蹤影，原因在於，在等級專制制度下，實際上只有上下之分，並無左右之分，左右之分是隨著自由市場經濟、橫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展開而出現的，在這種水平面上，出現四分、六分、八分以至更多劃分都是正常的。實際上，在民國時期，四分法已經出現了：國粹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是極右，自由保守主義是中右，社會民主主義是中左，共產主義是極左，中共在消滅了右邊的一切政治力量之後，實際上已經取消了左右劃分，而恢覆了上下劃分，如果還要繼續套用左右概念的話，那就是它是一個集極左和極右於一身的超級利維坦或極權主義怪獸，它繼續沿用左右概念來制造、打擊和消滅敵人，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怎麽能夠上它這個當呢？

　　（中國民主季刊第3期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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