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极权体制的核心：垄断意识形态
【大纪元2024年02月08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凯里亚蒂：人们愿意接受谎言，这正是害人的专制政权能够持续维持下去的原因。
杨杰凯：在本期节目中，我采访了亚伦‧凯里亚蒂（Aaron Kheriaty）博士，他是《新异常》（The New Abnormal: The Rise of the Biomedical Security State）一书的作者，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alth，UCI Health）医疗中心原医学伦理项目主任。什么是不公正的法律，如何分辨？极权主义和独裁又有什么区别？凯里亚蒂：这个过程到了最后，你甚至都不需要什么集中营、秘密警察或大规模监控了，因为每个公民都会开始主动地让自己的同胞闭嘴。杨杰凯：凯里亚蒂是“密苏⾥州诉拜登”（Missouri v. Biden）言论自由案的原告之一，此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极权主义体制的起点和核心是垄断性意识形态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博士，很高兴你再次作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凯里亚蒂：和你一起时总是很愉快，杨。杨杰凯：我们来谈谈今天早些时候你告诉我的一些事情，那确实启发了我的想像力。你说，20世纪的极权体制一向都是从垄断理性与知识开始的。首先，请向我解释这点，好吗？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谈。凯里亚蒂：好的，当人们听到“极权主义”这个词时，往往会联想到秘密警察、穿着长筒军靴的人，以及集中营、或“古拉格”，或大规模监控。所有这些特征都很重要，但整个极权主义体制的真正起点和核心是一种垄断性意识形态，唯有它才能解释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该提的问题。我认为，如今在西方国家，我们往往不认为它们是极权主义国家。但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靠拢，原因之一是如果你观察新出现的现象、新趋势，比如由政府组织的言论审查，这都反映了极权主义制度的出发点。他们会提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特定公共政策提议，并说：“公民不得对此提出质疑。公民不得提出可能导致该公共政策受到质疑的证据。如果真有人这样做，我们就会将其打成危险分子。比方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将通过算法将其排除出去，不让其参与公共言论，我们将限制其影响力，我们将加以限制不让其他人听到他们的想法。”极权体制总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上，这也是极权体制的终点。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被够多的民众充分接受了，一旦人们习惯了“我不可问问题”这个观念，他们就会将这些禁令内化。这个过程到了最后，你甚至都不需要集中营或秘密警察，或大规模监控了。因为每个公民个个都成了盖世太保或克格勃情报人员。如果他们的同胞提出了任何可能挑战意识形态的问题，每个公民都会开始主动地让其闭嘴。根据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说法，她是研究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学者，她认为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邪恶的监禁形式。她对通过外部力量进行统治的独裁政权（与极权体制）进行了区分。在独裁政权下，你至少仍有内在的自由，即便你的外在自由受到限制，你仍然拥有内在的自由。你仍然有想自己所想、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判断的内在自由。你可能只是非常谨慎地表达，也可能根本不表达，但你仍然可以独立思考。但在一个极权体制中，在完美实施的极权体制中，你甚至连这些都不会有，因为意识形态此时已如此内化，以至于你都不会想到什么问题。你都不会再有不同的想法，你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中，却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身陷囹圄。你内在的自由也被这个极权体制吞噬了。三种人：人云亦云者、利益选择型和“持不同意见者”杨杰凯：是这样的。我想，我们两人从平行轨道上都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人不都是一样的，显然，有些人真的很容易人受他人影响。事实上，他们太容易受到暗示了，如果这似乎是社会共识的话。隔天若又有某种东西发出来，他们可能又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还有一种人，则对这套东西具有免疫力。我们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被震惊到了。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群体，这就反映出了一些问题。我记得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次受访中说过，有四分之一的人会人云亦云，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则不会，至于剩下的，就不一定了。我在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的著作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著作开头提到，他是如何看待极权体制进入他所在的亚捷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他当时在那里念心理学，看到了类似的情形，类似的人群结构，也许不那么完全准确。这件事我思考良多，就你现在谈到的情况，说到底，总会有这样一些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自由导向型”或“现实导向型”，我也说不好了，我可能说得太多了，不过，“自由导向型”的人，他们会觉得：“不，我不会接受这个好像我应该相信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人会继续存在。当然了，在那些极权国家中，他们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杀头，等等。若你同意我的说法，请解释一下？凯里亚蒂：是的，我同意，这确实看似是一种会反复出现的现象。在我看来，大概有30%的人非常容易人云亦云，随大流。不管你怎么形容这种现象。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会对当权者的说法，或好像什么普遍的共识言听计从。他们去质疑这种共识的能力或兴趣都会减弱。在总人口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也许占10%、15%的这些人，他们不太容易产生“我得跟大伙都一样”“我必须顺应共识”的想法。他们能够逆流而上，或顶住这种社会压力的，并真正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想法都是好的，他们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但至少在性格上，无论这是如何形成的，无论是性格也好，或性格、经验兼而有之也好，他们都不太容易朝着那个方向靠拢。至于剩下的中间那些人，我的数学不太好，无论中间剩下多少人，我认为他们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利益选择要倒向哪一边。我从精神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因为某些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质，这些性格特征使其对群体归属感的需求更为强烈。我观察社会中那10%、15%的人，无论多少，姑且称为“持不同意见者”，在朝着威权或极权方向发展的社会里，我很难辨别出他们属于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或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生经历。他们之中有些人有过在前极权主义国家权的生活经历，他们清楚生活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或生活在东欧集团国家，或者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他们说：“我现在看看我的四周，就可以看到许多我曾想要逃离的东西”。比如，你从逃离中（共）国来到美国的人中，就能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我认为，还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另外的人生经验，感受越来越强，这些经历让他们愿意面对其它类型的挑战。他们就决定：“不，我不会随波逐流。我不会违背我的正直，或假装相信一些我自己严重怀疑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弄清楚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坚毅，好让我们在教育体系中培养更多这样的人。但目前我们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很多时候，有信仰的人才愿意挺身而出，质疑强权杨杰凯：还有一点，我注意到的另一个趋势是，可这绝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都有坚定的信仰。例如，我看到过一部分信仰坚定的人士，不成比例地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刚才在这里讨论时我就在想，这是否会对那些不属于中间群体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我们接受对被以某种方式灌输的人群如此分类的话。凯里亚蒂：对，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原因是……我同意你的观点，在很多时候，有信仰的人才愿意挺身而出，质疑强权。人生是极其复杂的，谁也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例如“我应该如何生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如果你不相信某种超验的东西，那么对你来说，最高的权威就会是人间的某种形式的权威。我所信赖的最高的实体、机构或某个人，可能就是由社会推举的统治阶层，或管理阶层。而如果我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或假如我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秩序，它超越了我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能让我挑战任何一个人间的权威，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他们作出回应或反应的东西。这让我明白，比方说，有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罕狱中书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阐述了“公民抗命”的观点。但他并不主张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他说，“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在道义上被允许，甚至可能从道义上讲公民不得不违抗当局颁布的法律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做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某条法律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呢？”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认为，“统治当局说法律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无法真正挑战它。法律就是法律，因为它已被宣布了，在它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它需要对其负责了。”但马丁‧路德‧金借鉴了古典哲学中一个更古老的传统，他借鉴了圣‧奥古斯丁等人的思想，还借鉴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思想，说：“错，还有更高层级的律法，还有更高层级的权威，人类法律必须遵从它。”正义的理念铭刻在人类心中有一种正义的理念是人尽皆知的，是铭刻在人类心中的，它源自于自然法则传统和哲学。也就是说，人类法律要么符合自然法则，要么违反自然法则。若其违反了自然法则或更高层级的道德法则，那么人类法就是不合法的。“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法律根本就不算法律。”这是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这也是我们能够提出挑战的基础。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被挑战的对象就是最高权威了，即无论政府颁布什么，我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对何谓对，何谓善，何谓合理，何谓公正，这可以说是最最重要的部分了。这种较古老的古典传统哲学认为这是正确的，在大部分时候，确实如此。一般来说，你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和刑事法等等。但在某些情况下，由正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所通过的一项法律可能实际上是允许你不遵守的，甚至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要求你不遵守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信仰某种超越你所处的特定历史时刻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上帝。但也可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正义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曾得出过许多相同的结论，但他们并不相信神的启示，或类似于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信仰。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对至高无上的神的信仰，这种信仰允许他们提出质疑并坚持一种理想，这种理想甚至高于我自己生命的或高于我自己物质身体福祉，我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对更高的真理是不应被违背的，最高形式的“践行”就是为此献出生命的人，那些为了真理而殉道的人。《隐秘的生活》的奥地利年轻人的故事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这样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其他这样的例子，他们会说：“不，与其要我违背自己的良心。与其要我违背自己所坚持的真理，或我所认识的真理，与其要我公开撒谎，或对我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宣誓，我宁愿牺牲一切，包括直至我的生命。”如果有观众看过影片《隐秘的生活》（A Hidden Life），这是几年前上映的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叫弗兰茨‧耶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的奥地利年轻人的故事。二战期间，奥地利被德国占领，弗兰茨像奥地利所有年轻人一样被征召加入了德国军队，他其实愿意为德国军队作战，但他不愿意做的是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按照要求，所有军人必须这么做。他说：“不，我不愿意宣誓，因为我不相信。因为我不想宣誓忠于那个人或他的意识形态。”正如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身边人给他的压力。他的妻子支持他，他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当地的市长、他的朋友们甚至当地的一些宗教领袖都告诉他：“听着，你想信什么都可以，但你就在宣誓书上前签个字吧。只要这样你就可以自保，因为你还得照顾你的家人，你这一辈子还长着呢！”他们还这样告诉他：“如果你不同意，如果你因为拒绝在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宣誓书上签字而被监禁，或发生更大的不测，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你就是个无名小卒，你就是个普通农民，你会被历史所遗忘的，根本不会有人在乎的，不会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这场战争的演变产生任何影响。你只是摆个没啥用的姿态而已，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电影中有一幕非常震撼人心。在狱中，他被一位狱警殴打。他被警棍一顿狂揍，之后整个人瘫倒在地，满脸是血，眼睛也肿起来了，他抬头看着那个刚刚酷刑折磨他的人，那个狱警说：“你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名，你就自由了。”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就是，狱中弗兰茨抬头望着打他的狱警，弗兰茨此时已被打得身体都麻木了，他说：“但我已经自由了，我已经自由了，因为你不能迫使我违背自己的良心，我的内心是自由的，即使这个极权政权也无法夺走这种自由。”最后他死了，他最终被希特勒处死，他最终为了那种“践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可能认为，朋友们说的没错：“不会有人知道我，不会有人将来有一天把我的故事拍成电影的。”然而，他却愿意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挺身反对强权，即便其他人都在随波逐流。“密苏⾥州诉拜登案”关注政府支持的言论审查制度我们休息一下，很快会回来。我们继续与亚伦‧凯里亚蒂博士交流，他是《新异常》一书的作者。杨杰凯：我想一开始你并没有想成为……什么众矢之的，当然了，你当时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你在那边负责伦理医学伦理部或项目，却因为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丢掉了工作。我鼓励其他人回头看看我们之前的一些采访，对这段故事有更多了解。如今，作为“密苏⾥州诉拜登案”的私人原告之一，你再次陷入了风暴之中，目前诉讼进展如何？凯里亚蒂：在我看来，政府支持的言论审查制度，甚至是大型、异常强大的私人实体（如社交媒体公司）的言论审查，即便它们是自行其是，而非听命于政府，这两种情况其实现在都在发生。我认为，言论审查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如今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能有两条路。但这还没确定，我们还没决定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将何去何从。其中一个方向是精神上的极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将会被技术官僚、所谓的“专家”所统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非民选的，在为公共实体工作，或为私营或准私营实体工作，而这些实体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重大裁决杨杰凯：“民间参与公共建设”（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他们现在爱用的一个词。凯里亚蒂：对，是一种将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融合在一起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或还有个词，干脆叫“法西斯主义”好了。贝尼托‧墨索里尼对法西斯主义就这么定义的，就是将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融为一体。所以，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基本上是由一群所谓比较开明的精英人士、某种知识精英来决定历史朝哪个方向发展，事物该如何发展，我想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并不想活在那样一个社会。但我认为，我们已经在朝这个方向靠拢了。当然了，四年来甚至过去二十年都是如此。我认为，从反恐战争和《美国爱国者法案》开始，它们建立在恐怖主义威胁的基础上，然后是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这些东西被当成一个支点、一种杠杆，通过数位科技与金融工具来加强对人们生活的集中化权力和控制，来增加监视和控制的权力。有了言论审查，你就能建立一个维持谎言的制度，能够维持意识形态的制度，并打击任何质疑该意识形态的意见，不允许某些想法、某些问题出现，不允许某些可能与政权说法不一致的证据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如果这一做法力度够大够强，如果这一制度非常完善，人们就真的不可能找到资讯来源，也不可能获取不同的意见或观点了。而当大部分交流都在网络上进行时，那些观点几乎不可能传播出去。因此，在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那项重大裁决中，他们审查了地区法院向政府发出的禁令。基本上，法院告诉政府：你们必须停止通过胁迫甚至法律上所称的“重大怂恿”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这同样违宪。你们必须停止胁迫甚至“重大怂恿”社交媒体公司去审查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内容。而政府就这项判决向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审判庭的三位法官维持了针对政府的禁令。裁定白宫、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疾控中心和联邦调查局向社群媒体公司施压，明显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权利。即便本案开庭审理之前，即使在搜证的早期阶段，原告方已提出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被列为被告的这四家机构，可能还有更多机构涉案从事了违宪活动。违反了美国的最高法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他们必须收手。我相信即便法院没有发出禁令，此案最后也会由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我们最终将会在最高法院看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希望本案能开创一个打击政府越权行为的先例，打击政府企图搞什么奥威尔式“真理部”的先例。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博士，很高兴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凯里亚蒂：谢谢你，杨。杨杰凯：感谢大家关注亚伦‧凯里亚蒂博士和我，感谢收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杰凯。《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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