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德”与“十思”是怎么回事?(组图)
“官德”文章千古事从“九德”到“十思”
《尚书•皋陶谟》中,皋陶跟大禹讨论如何选拔官员,总结出了“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认为,理想中的官员应该具备以下九种德行: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直率旷达而又品行廉洁,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
“九德”可以说是官员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天生就具有这九种美德。怎么办呢?古人也替我们总结出了修炼“九德”的方法——
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以“十思”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这“十思”就是通往“九德”的路径:“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大意是:看见特别喜好的东西,要想到知足以自我约束;将要大兴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以便能使百姓安宁;想到身居高位的风险,就要想到低调做人以加强自身修养;害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该想到像大海一样处于百川之下,心胸博大;乐于打猎游乐,应想到古人“打猎只能围三面,网开一面”的规定,知道凡事不可过度;害怕自己懈怠懒惰,就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受欺瞒,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他人意见;害怕邪恶之人聚集在身边,就想到要自身先正直,然后才可斥退邪恶之人;要给别人以恩惠,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偏爱而错误地奖赏;将要实施惩罚,就要想到是不是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做到这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
http://img.kanzhongguo.com/dat/thumbnails/22/2014/03/21/20140321141000493_small.png
清•沈源《魏徵》
当年,唐太宗对魏徵的“十思疏”十分赞赏,亲写诏书嘉许魏徵,并把这篇文章“置之座右”,以警策自己。时代在变迁,但“九德”与“十思”依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待漏之时想什么
时光到了宋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待漏院记》,这也是一篇探讨官德的文章。
王禹偁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曾三次被贬,但仍守正不阿。
http://img.kanzhongguo.com/dat/thumbnails/22/2014/03/21/20140321140858550_small.png
王禹偁
“待漏院”指的是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的地方。古代用铜壶滴漏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宫门开启才可入朝,因此,百官在宫外休息的地方就被称为“待漏院”。《待漏院记》一文就是通过官员在待漏之时想什么这个问题来探讨为官之德的。
文章说,贤相忠臣在待漏院等待早朝时想到的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即如何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如何使四方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如何使战乱尽快平息,如何使荒芜的土地得以开辟,如何使在野的贤人得以重用,如何将奸佞小人逐出朝廷等等。这些官员显然是心系苍生之人,其官德当然值得嘉许。
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另一部分官员在待漏之时想的则是另外的事——奸佞之臣想的是:“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他们想的是如果报私仇,如何得到子女玉帛,如何党同伐异,一句话,他们想到的是一己私利。与前相对,高下立判。
《待漏院记》虽然通篇没有一处提到官德,但却抓住了官德的关键之处。修官德的关键就在“起心动念处”,如果一个官员起心动念是为百姓苍生着想,那么这个人的官德一定顶呱呱;反之,若一个官员时时处处想的都是如何谋求个人私利,那么不论他如何作秀、掩饰,最后一定会以权谋私、徇私枉法。
阅江楼上思什么
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诏在南京修建阅江楼,并让文臣宋濂为此楼写一篇庆贺文章。宋濂写了《阅江楼记》,在有限度地歌功颂德之余,重点还是劝谏朱元璋要修“官德”。他说,皇帝下诏建这座楼,是为了“与民同游观之乐”。接着又具体说皇帝登楼观景应该怎么想,其一,在阅江楼上看到大好山河,应该想该如何保住江山,“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隘之严固”,则“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其二,在阅江楼上看到远方少数民族的船舶航行在长江上,应想到如何怀柔天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则“四陲之远,益思有以柔之”;其三,在阅江楼上看到两岸人民辛勤劳作的身影,则要想到如何安民,“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则“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http://img.kanzhongguo.com/dat/media/22/2014/03/21/20140321140812952.png
举了上述三种情形之后,宋濂说:“触类而思,不一而足”,意思是说,像这样应该不断想到皇帝职责的情形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我知道皇帝建这座楼的目的是要借外物引发感慨,寄托治理天下的宏伟理想,哪里只是为了欣赏风景呢?甚至,宋濂还特意提到了历史上的几个反面例子:南朝陈后主、唐恭王等人也曾在长江岸边建过很有名的楼阁,可因为楼阁只是皇帝个人的享乐之地,所以没过多久就国亡楼毁了,“彼临春、结绮,非不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不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这些楼有什么好说的呀。行文至此,劝谏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
由古之“官德”想到的
《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句上来就将“亲民”与“明明德”——也就是为官与修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接下来论述:“古之欲明明德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道德伦理本位。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秩序感甚至是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着鲜明的道德伦理烙印。
这种文化特点自然要求中国古人重视官员的道德建设。从上述几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善于“移情”——把对外部事物的感受转化成个人内心的道德情感诉求,只要这种道德情感诉求超越了个人享乐层面而与责任、理想产生良性互动,便可达到“诚意正心”的修身目的。这种办法的好处就在于修身修德不受空间、时间等外部环境的制约。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若能把握住这个核心,任何人都能通过坚持不断地“修身”,达到比较高的思想境界,正所谓“吾思仁,则仁至矣”。
但是,道德伦理从来都是个软约束,它所能约束的是有敬畏之心、有羞耻之心的人。若碰上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再好的道德教化都没有用。另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是“流俗众,仁者稀”,真正具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之人注定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然在心底也赞赏有道德有操守的人,但若遇到较大的利害考验,他们心中的道德感往往不足以抵制诱惑,所以就经常发生“经不住金钱和美色诱惑”之类的事。
现代人看到了道德约束“偏软”,“靠不住”的弱点,所以才不断呼吁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这些自然是对的。但一定要认识到,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与提倡官员修“官德”之间并没有抵触之处,相反二者倒有相辅相成之妙。当今社会,很多人对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的文化理念已缺乏服膺之心,对传统文化也已相当有隔膜,而现实社会的利益诱惑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企图仅凭道德教化就让人“回头”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硬件方面要大力推进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软件方面也不妨提倡“官德”,让官员重视并逐渐学会修身。
提倡“官德”,有现实针对性,也有历史文化依据。但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官德”的局限性及某些可能出现的误区。
其一,万万不可因提倡“官德”而忽视了制度改革,忽视了法制建设。相反,只有加强了制度上的硬约束,道德的软约束才更容易落到实处。
其二,“官德”也好,“民德”也罢,凡属道德范畴的事,就尽量保护软约束应有的弹性空间,而不可再将其“硬化”。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有些地方将传统道德纳入官员升迁考察的标准之中。应该说,相关部门做出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好的,意在督促官员“修德”。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必须注意如何衡量、区分。否则,一味地将软性的道德“硬化”为提拔指标,有将道德功利化、庸俗化的嫌疑,同时还容易催生出种种伪善之举,与“诚意正心”的修德要求背道而驰。道德最可贵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诉诸人们内心的自律力量,它真诚恭敬,有弹性,有尊严,还有美感,若将这种自律改造成硬邦邦的他律,那它就不仅会失去美感、尊严和弹性,而且容易带来伪善和欺骗。中国历史上曾经用“举孝廉”的方法选拔过官员,但弄到最后,“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用最提倡道德的方法选拔官员,结果选拔出来的恰恰是最没有道德、不学无术的庸才。这样的历史教训可谓深刻,我们今天焉能不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