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佛教之间的深刻烙印

江州

                                                       唐太宗与佛教之间的深刻烙印                                                                               

唐太宗曾赞叹：“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网络图片）

一、深刻的烙印，特殊的关系
唐太宗的少年时代，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也不例外。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
二、共法鼓而同宣，与梵音而俱远
唐太宗俱足“信、愿、行”，他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十九人助译。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累等监护勘定。
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和陈亡将士孤魂；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事后都要大量布施。并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诏请华严宗初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
三、礼敬玄奘，相见恨晚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师由印度求法归来，抵在长安。太宗与之“谈叙时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玄奘条陈所需优给，甚至对大功臣尉迟敬德的爱子窥基，也应玄奘的请求，特赐其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窥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终成为玄奘的得意门生，并和玄奘一起创立了唯识宗。
太宗以法师德业渊博，仪表绝伦，因此想请法师还俗来当宰相，被奘师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对学佛出家更为景仰，赞叹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太宗还延请全国高僧数人，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所译之佛经“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又亲撰佛教《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灵于三途；遗训避宣，导群生于十地”。
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译经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德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终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四、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扶持政策，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时期。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佛经翻译规模宏大，佛教宗派相继创立。
佛教兴盛之因，结出了“贞观之治”之果。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治、廉洁奉公。对民众轻摇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秩序，缓和国内外阶级矛盾。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天下丰收，斗米三钱，夜不闭户，行旅不带食粮，一年断刑二十九人……全国处死刑的不过二十九人。朝野上下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三年的十二月间，太宗皇帝又下诏，为指挥作战的七处战场遗址，建立七所佛寺，在他《行阵所立七寺诏》中说：“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维之间，永缠冰炭，所以树立福田，济其魂魄。”于是在他倡议已来，交兵作战，死亡惨重的地方，为敌我双方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延招僧侣。让那些死难的亡魂，闻到晨钟暮鼓之声，能够变炎火于青莲，易苦海为甘露。
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述：“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正是佛门弟子理想中的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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