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前对一个政治犯的公祭

雨夜

111年前对一个政治犯的公祭



聂作平/文

    在清朝，北京菜市口是一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街。这条街原本以蔬菜和一家名为鹤年堂的药铺而闻名，但有清一代，这里也是处决人犯的刑场。

    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城刚进入霜风凄紧的秋天，这一天下午，六名人犯被押送到菜市口，在众多翘首观望的看客的注视下，六颗拖着长辫子的头被一一砍将下来。



    人犯的鲜血，喷洒在黄沙铺地的街面，不消两个时辰，这血迹便与黄沙一道，凝成了一些深黑的血块，慢慢被来往的车马卷起的沙石和垃圾淹没。只有一些看客，还坐在鹤年堂附近的茶馆里，意犹未尽地谈论着行刑时的种种细节。

    这六个被砍了脑袋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按照朝廷所宣布的名单，六君子的排名先后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君子中，四川有两人，即绵竹的杨锐和富顺的刘光第。

    刘光第死难后70年，我出生在他曾经生活了20多年的赵化镇。这是沱江边一座随自流井盐业而兴衰的古镇。111年前，刘光第遇难之后，他的遗体从北京运回了家乡，在这里，乡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在今天看来也颇令人惊讶的公祭。

    透过家乡父老给予刘光第的哀荣，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山雨欲来时，吊诡的历史所蕴藏的耐人寻味的玄机。

    刘光第和同案的其他五人一样，都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这是一桩极为可怕的、可能会导致灭族和凌迟的不赦之罪。忠君爱国而获罪乃至获极刑，虽然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像刘光第那样充满变数的命运，却鲜有同例。

    刘光第遇难时，他位于北京绳匠胡同的家离他受刑的菜市口近在咫尺，他的家中，只有老妻张云仙，妻舅张鹤林，以及几个未成年的儿女。刘光第虽然在京做官多年，但他平素不喜交游，不像同案的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既有众多追随者，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是以当慈禧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纷纷出逃时，刘光第之所以呆在家中，一则在于他相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问心无愧，不用逃；其次则在于根本没有人帮助他逃亡，是以不能逃。

    这样，当刘光第蒙冤诏狱，作为政治犯处决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遗孀和孤儿所面临的惨状：这个贫困的家庭，倒下了这根惟一的顶梁柱。

    因此，到底是谁为刘光第承办了后事，把他一家老小及其遗体从紫禁城护送回老家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说法，那就是所谓侠客大刀王五为刘光第料理了后事，并派徒弟护送刘的灵柩回川。

    大刀王五在清末民间有侠名，热心政治，与谭嗣同交往甚深。据说谭在获知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后，曾打算请大刀王五率徒冲进大内，谋杀慈禧；谭在狱中留下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所谓两昆仑，按一些学者解读，即指大刀王五和康有为。

    不过，不管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之间有着怎样的密约，刘光第与王五却没有往来，而为刘光光主持后事的，也不是大刀王五，而是刘光第的四川同乡乔树柟。乔系四川华阳县人，在京任学部左丞，是刘光第不多的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唐烜，算是刘光第的同事，亲眼见证了六君子被难，他以白描手法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云：“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这个乔公，即乔树柟。所以大刀王五之谓，不过小说家言耳。

    按照彼时惯例，凡是被处以斩首之刑的人，家人总是要用金线把已然和身躯分家的头颅缝合起来。刘光第的遗体是否也作如是处理，史料阙如，不敢妄断。不过，笔者曾在富顺文管所见过一张拍于20多年前的旧照片，乃是当年把刘光第的坟从赵化迁往富顺县城时所拍。

    照片显示，刘光第身首异处，头颅形状还十分完整，甚至隐约能看出其表情的坚忍。后来，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为刘光第创作了一尊铜像，可能也是受此照影响，叶的铜像也抓住了刘光第临刑前的那种刚毅与不屈。

    在乔树柟等人的张罗下，刘光第的家小及灵柩从北京动身，踏上了迢遥的返乡之路。这条路，乃是当年刘光第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出任刑部侯补主事时次第经过的。只不过，去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时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返乡之路由陆路抵天津，在天津登海船，航行至上海，再上溯长江；到泸州后，由长江转入沱江，从而抵达沱江边的赵化镇。运载刘光第灵柩的船只进入四川后，沿途百姓纷纷到江边致祭。在怀德镇到赵化镇的最后20来公里河道上，自动加入到拉纤者队伍的乡人多达数百名。至于刘光第的桑梓之地赵化镇，早在刘光第的灵柩抵达之前，就举行过盛大的悼念活动。

    腊月初八，刘光第灵柩抵达镇上后，这座边远小镇人民公祭刘光第的活动推向了高潮：船抵赵化中渡口码头时，大炮九响，鞭炮齐鸣，家家披麻，人人戴孝，哭声响成一遍。在两匹超长白布的围绕下，家乡父老牵引灵柩，绕行全镇一周。游毕，停放于隆兴寺――这里距刘光第早年读书的学堂仅有数步之遥。

    初十晚，公祭仪式正式举行，由秀才蓝瑞图主持。蓝先用悲怆的声调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接着宣读了祭文。这篇祭文，既有对刘光第忠君爱国却惨遭杀害的同情与崇敬，更有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愤怒和指斥：

    彼苍者天，忠义何罪？

    歼我哲人，邦国其瘁。

    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汉唐遗秽，邦国其坏。

    沟壑能填，白刃已蹈。

    强固曰命，正气浩浩。

    生而为英，死明众志。

    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按一般的理解，刘光第乃朝廷钦犯，被杀头之后运回故乡，偷偷下葬即可，至多做几天道场罢了。但赵化民众却为这个政治犯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公祭也罢，在由包括秀才、举人和乡绅及普通民众组成的公祭仪式上，竟然宣读了这么一篇痛斥朝廷――也就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的祭文，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事情：

    难道这个小镇的人民就没想到过此举会触犯朝廷，会为当事人惹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吗？对这种以公祭为名，实为批判政府的行为，当局又将如何处置？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轻气盛的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下在刑部狱中时，他认识了在这座监狱里当了大半辈子看守的刘一鸣。刘一鸣和汪精卫闲聊时，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六君子被捕入狱后的种种情形，这也与包括《清史稿》在内的诸多典籍的记载相吻合。从狱中之表现，我们不难分析出刘光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在这场飞来横祸中的无辜与无奈。

    从逮捕到处死，刘光第等人在狱中关押了四天。六君子分别关在两间囚室。其中，杨锐、杨深秀和谭嗣同关押一室，刘光第、林旭和康广仁关押一室。在狱中，刘光第犹自诵读《朱子全书》和《周易》，康广仁因受堂兄康有为牵联入狱，非常委屈，失声痛哭说，“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年轻的林旭闻听，笑不可抑，刘光第便转而安慰康广仁。

    刘光第之所以如此从容，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他相信不管是在刑部侯补主事上的十来年，还是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十多天；不论是作一个无权无位的小京官，还是因缘际会与闻维新国是，自己一向公忠体国，并没有一丝一毫之私念，更不要说叛逆与谋乱了；其二，按照祖宗法度，入狱后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讯，只要一审讯，那什么事情都能说得清楚的，大不了，就不当这个京官，“即罢归，固所愿也”。

    以刘光第比照谭嗣同，我们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谭在被捕之前，曾经有机会出走，但他向劝他逃走的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至于他在狱中题壁的那首诗，现在流传的版本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但据可靠资料表明，这首诗其实是经过梁启超后来改动的，谭的原诗根本不像这样慷慨激昂：“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谭在拒绝出逃时所说的流血自他始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他清楚自己已犯下了杀头大罪；而所谓留将公罪后人论，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谭诗用‘公罪’二字与传统用法不同。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之讹……谭此诗末句，已自承有罪。”

    这个细节表明，谭在被捕之前就已经明白，他将要遭到杀头的处罚，而这一处罚，和他打算出兵包围圆明园，用武力解决慈禧及守旧派有关。至于刘光第，他根本没有参与谭的围园救主行动，而谭也没有把这位忠厚的四川人发展成自己的同党。

    因此，从客观上说，六君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他们的共同被难，乃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职位把他们拴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他们都是企图励精图治的光绪临时提拔到身边予闻国是的小京官，不同者乃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谭、康、梁等人的表现远比刘光第更为激进，为了维新的顺利，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政变，不管是流他人之血，还是流自身之血，都在所不惜；而刘光第所设想的，却是在游戏框架之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

    刘光第以为将会有的把事情说清楚的审讯永远没有到来。久在刑部熟知审判程序的刘光第过于天真，他忘记了他遭遇的是一场诏狱。操纵诏狱的不是祖制和法律，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权谋：如果一旦审讯，显然会牵涉到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光绪。

    其中的玄妙，慈禧在处死六君子后的次日所发布的上谕中就不打自招地承认，如果走正常司法程序，那么就会导致“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然而，作为书生的刘光第，又如何能洞悉这其中的政治权谋？刘光第没有把他效忠的政府想象得那么坏，但他效忠的政府其实远比他的想象还要坏。这个合法的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其职责并不是要保证法律的公正，而是要保证最高当权者的个人利益。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这一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仿佛充满了改革的生机，至少，从光绪任用康梁变法上，可以看出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从上到下都打算效仿东邻日本，通过改革，绝地图存。

    在对六君子下手之前，真正的掌权者慈禧并没有对光绪的改革进行过阻挠――至少我们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阻挠曾经出现过。相反，这个驾驭大清几十年的铁腕人物，比以往任何时候给予光绪的权力都更大，这样，光绪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发布上百道维新诏令，并破格将包括刘光第在内的小京官提拔到权力中心。

    事情的不可收拾，其实源自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冒险性质的急于求成。康有为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在获得光绪青睐后，日以上奏为已事，而这些奏章所言的改革事体，大多在当时根本没有施行前提。为此，他和改革派们肯定会深受朝野――尤其是守旧派官员――之诟病。

    诟病之下的康谭，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系列过激反应：他们谋划通过政变的方式，囚禁乃至暗杀慈禧，以便让光绪真正成为大清国主宰。然而，当谭嗣同异想天开地劝说袁世凯出兵反而被出卖后，可以想象，以前对维新持默许――至少是不反对――态度的慈禧，将会有多么愤怒。

    于是乎，政变高手慈禧发动政变了，康梁出走了，谭嗣同决心杀身成仁了，而可怜的刘光第，只因被抽调到这个改革机构中任职，只因他是谭的同事，从而也被目为大逆不道的乱党――慈禧上谕的定性是：“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斯时的朝野也看清了刘光第和康谭等人的截然不同。他们不但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党，甚至，刘光第和康有为根本就没有交道。据同为富顺人的宋育仁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鼓吹变法时，刘光第曾经和友人前去旁听过一次，但“闻其议，绝恶之，初未与通。”

    六君子下狱后，庆亲王奕劻也向当时预备参预会审的官员打招呼，“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好友兼老乡曾远夫闻知刘光第死讯后，写了一首悼亡诗，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刘光第遭此大难，就是受了康谭的牵连：“不谋旦夕间，遽被池鱼殃……死后望昭雪，言之断人肠！”

    刘光第及杨锐与谭嗣同等人的不同，慈禧未必不知道，但知道也于事无补。她必须处死这帮围绕在光绪身边噪动改革的人，她痛恨的不是改革，而是这些人以改革之名，竟然企图挑战她的核心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有应得”的谭嗣同必须死，无辜的刘光第也必须死。

    今天的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当时的维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实，每一个时代能看清时局的人总是极少数，而芸芸众生往往属于盲视的大多数。一个令人喟叹的情节是，当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场时，周围那些踮起脚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们扔白菜梆子。

    显然，在这些扔白菜梆子的草民眼里，谭和康不是变法维新的改革派，而是理当千刀万剐的乱党；至于刘光第和杨锐，就像民间所谓痛脚连着好脚一样，是受了牵连而冤死的。――京师吏民尚如此认识，何况刘光第故乡的父老乡亲呢？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之泪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而现在，这样一位蒙难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的乡党，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邻居，故乡父老，焉能不闻风泣下，转而为这样的忠臣搞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悼吗？在对忠臣的缅怀中，这些偏远之地的升斗小民，他们最终收获的，将是道德上无与伦比的优越。

    刘光第和他的老家赵化，以及更大范围的富顺、四川，一直有着割不断的亲情与乡情，他的人品与才华，一直为乡人津津乐道。

    刘光第祖籍福建武平，其太高祖时迁居四川富顺。由小民因科举而跻身士大夫之列，刘光第对君恩国恩深为感激。明清两代，官员――尤其京官――薪水微薄，所谓陋规、土规之类的灰色收入遂成为潜规则：“岁入得自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规者百分之九十九”。

    在中进士后已授刑部主事，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时，刘光第就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若做京官，以他不愿贪墨的操守，肯定会捉襟见肘，因此他一度打算不去做官，而是留在家乡执掌文昌书院。

    对刘光第有知遇之恩的富顺县令陈锡鬯闻知此事后，热心地为他介绍了自流井一个叫刘举臣的盐商，二人联宗，举臣为叔，光第为侄。刘举臣承诺，每年赠送刘光第200两白银，作他在京为官的开销。陈锡鬯本人，也答应每年资助刘光第100两白银。正是有了这两笔比较稳定的收入，刘光第才敢拖家带口，到北京当一个人微言轻却又时常为国家五内俱焚的小京官。

    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清末，刘光第是一个少见的异数，这也是他的死，为故乡民众痛心疾首的原因之一。乡人每说及他的死，总有一句义愤之语，叫作：“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

    刘光第的同乡王抡三升为员外郎，有别项进款三四千金，主动提出与刘平分，刘光第却“不敢受”；刘光第升为军机处章京，外地进京的某省藩司按惯例送来一笔钱，刘光第也断然拒绝，来人很惊讶，说：“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

    此外，“每年军机处同僚按例可分五百金以上，而光第亦分文不取。”刘光第一家人在北京，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谋生，他本人“一布袍服，十年不易”，他的儿女“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家务全靠妻子操持，以致于不到40岁，就衰老得如同老妇人。抓捕刘光第时，“缇绮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可以断言，深受儒家道德化育的刘光第，他所坚守的乃是儒家的传统。他关心国家，为时局担忧，极主改革；由于在京师鲜有知音，他常常把对国事时政的批评写成长信，寄给远在故乡的刘举臣父子。甲午战争之后，他写下了数千言的条陈，希望国家改革，以图生存。但由于他本人级别不够，而别人又不肯代他上奏，这一条陈只能寄给刘举臣和家乡父老闲览而已。

    因此，可以说，刘光第虽然在京师做官，但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品行，他的近乎固执的安贫乐道，却在故乡到处流传。一定意义上，他是故乡人――尤其是故乡读书人的偶像和骄傲。当这个大厦将倾的国家竟然把自己的偶像和骄傲斩首示众，家乡民众在悲痛之余，必然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才会发出忠义何罪的质问。

    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话，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刘光第在京师时，偶然得知他的发蒙老师李少崖年老失明，衣食无着的窘境，当即写信给刘举臣之子刘庆堂，希望他从每年给予自己的200金中，先拿出30金，送给这位孤苦的老人。故乡四川两次遭受震灾和洪灾，刘光第立即和同乡京官一道，筹措善款寄回故乡赈灾。

    在故乡民众眼里，刘光第是一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清官，是一位热心公益，时常照顾家桑梓的同乡，是一位曾经教化乡间，启迪后学的儒者，同时还是一位如同戏文里演出的忠君爱国却惨遭奸臣残害的忠臣，而原本与他们相距遥远的戏文里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看着他考取进士，看着他坐上木船远走京华的街坊邻居，这样优秀的人、亲切的人竟然被处斩，这到底是什么鸟世道？

    因此，赵化民众对刘光第的追悼其实既是在哀挽他们的偶像，也是在借以表达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同时还是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残酷现实的绝望。

    刘光第被捕之前，曾经义愤地对友人说过，“吾属死，正气尽矣。”事实也正如他的断言，当这群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出瓶颈的知识分子被处死之后，后来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愿相信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他们不再对改革维新抱希望了。而在民间，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已经明白，为了保他人的江山而冒风险改革，乃至于把自己的脑袋也改掉，是一桩得不偿失的傻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闲坐一旁，冷眼旁观江山易主，王朝变姓。

    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对政治犯的公祭，是否会像我们曾担心的那样，招来当局的弹压呢？出人意料的是，政府竟然对此听之任之，既没有阻挠，更没有派兵抓捕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其原因，其实，在刘光第早些时候对时局的批评里就已经有了答案：“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燥不镇静。”

    如此盛大的公祭，地方官员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这种“苟安目前，敷弄了局”的官风之下，既然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没有对此事有过任何批示，那么，地方官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没看见也没听见，而没看见也没听见的事情，也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发生过。

    2009-11-9，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