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多少别墅？

诚毅

               
                                                  毛泽东有多少别墅？
  
作者: 常青

               

在当今中国宣传领域，毛泽东仍是全国人民生活简朴的学习榜样。这个榜样的实例，分别是他的朴素的衣服，简单的一日三餐，稿费的分发，以及死后的所有财产等。说实话，这些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贪官们应该学习的。但人所不知的是：毛泽东在全国的别墅众多，是专为他提供出外休息的住所。以当年的物质条件标准，内外装修全是一流的。因此，在国家并不富裕、人民生活极端穷苦之时，这些别墅可谓是最高级别的奢侈品。最为重要的是：各地官员在为毛修建别墅时，毛是首肯的，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还确实在一些别墅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他反对，谁敢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按当年的生活标准与物价，这些别墅加起来的价值，怕当代中国能利用公款办私事的人谁也办不到。有人说：这些别墅不是毛的私人财产，因此不能视为毛的生活腐化。这就更有错了，因为他是利用国家财产来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与当今官员们利用公款吃喝、出国旅行、玩夜总会相比，这些不动产算是大巫了。有一位官员拍着自己的大肚子说：“这里面装了500万元的名酒。”别看他没有表面上的贪污。

在全国所谓的“三年灾害”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的1962年，就有当地官员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游泳池、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豪华别墅。另外，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太原，毛虽未及垂青，但当地官员也为他修了“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迎泽大街”和“迎泽大桥”，随时准备他巡幸、并迎接他的恩泽。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毛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因海拔较高，没有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笔银两。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他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此后就有人说：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总统、国家元首，都没有毛泽东的“行宫”、别墅多。

所有这些“行宫”和别墅，都像毛泽东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时接触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壶等物一样，都被当作圣物一样珍护。每个别墅都有成连成排的武装部队日夜守护，所有的管理人员、厨师、服务员都原封不动，所有的房屋与设施每天都打扫整理得一尘不染，随时准备着“伟大领袖”突然幸临。即便毛已仙逝，这些“行宫”和别墅有的还被当作历史文物保留着。这又无形地耗费着国家的一笔巨额财产。

外国元首光顾较多的杭州刘庄别墅（现称“西湖国宾馆”）一直维护得相当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说：他看过很多国家元首的行宫别墅，其豪华庞大、设备周全、环境优美，都比不上刘庄别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住进这座别墅留恋忘返，陪同人员经过请示只得临时为其改变行程，让其夫妇在那儿多享受了一天。

“伟大领袖”和夫人江青如何也无须多费笔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杂志刊发的当年奉命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怀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单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脱脱再现了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还太后。其实，在那些权力暴发户眼里，“斗私批修”，都是懵人的！只要嘴头儿上“突出政治”，“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便是男盗女娼，也是“生活小节”，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有“林副统帅”的“小节无害论”作护身符，更早有“伟大领袖”的一席话作后盾——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些党员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倾向时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虽然后来出《毛选》五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们却代代相传地铭记不忘，并且想方设法地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威与既得利益，坚决不允许他人“说三道四”。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然而，想根治这个病，很难。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甚至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仍不断发表这样一些文章、评论和读者来信：《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记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通讯）、《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专栏大标题），《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与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军报读者来信），《坚决反对搞特权》（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可见腐败风之深重！

与此相对照，则是大批农民失所流离，到处乞讨。即使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随时可见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边是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一边是饥寒交迫，身无分文！从不顾国情地强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直到孤注一掷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困顿？据在新华社搞了多年农村报道后去《了望》周刊当了副总编辑、总编辑的陈大斌在其近著《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书中（19页－20页）说：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后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农民们说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太平盛世）的约占三分之二，具体地说，就是有五亿三千万农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层说，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农民吃粮水平并没有当时的统计资料，是根据当时全国粮食总产和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再看看农民的现金收入：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万人每天挣到一角三分，有二亿七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区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上六分钱。所以有些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有的地方农民出工在村头上，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一弯腰比干一晌活挣的还多！”

来源: 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