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诚毅

                                                                  “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作者: 叶志江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俗称“414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414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1]；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2]；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3]。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968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14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5月22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1943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秦始皇暴政，老百姓揭竿起义。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414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414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414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1997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414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414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1998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1949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1957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6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已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14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414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414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几个裸体Waitress 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Sex 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1982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41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4月23日，414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414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1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1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1972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清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414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414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414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41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414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每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剌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414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414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下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414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401页）

7月6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搂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活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副总裁了。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7月12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箍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414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414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414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露出了破绽。

414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影踪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释】

[1]：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414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414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414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7．27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已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2007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414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366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2]：曾昭奋《科学春秋》：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

[3]：黄肖路，旅美华人，目前正在美国著述关于父亲黄万里和清华园的回忆。杜欣欣，旅美华人，著有《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在时间中沉醉——关于自然、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散记》等书。

来源：华夏文摘  （原载2008年8月《华夏文摘》增刊zk08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