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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中国所有贫困人口进入小康阶段，实现完全脱贫——这是本届中共领导层为“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目标之一。尽管基数庞大，且只剩短短三年，但在中共看来，实现该目标似乎并无难度。 不过日前的一则报道显示，这项规模巨大，涉及数千万人口的扶贫工程，可能面临某种困境，必须解决来自基层的具体政策操作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 
据FT中文网报道，在贵州省一个叫做强道洞的村庄，村民们对于政府的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迁入附近的城镇之后，又选择回到过去的村庄生活。 而原因，村民们称一是城镇生活成本更高，再来是当地扶贫官员的腐败破坏了这项计划，使本该兑现在他们身上的优惠福利进入少数“有关系”的村民的口袋。 “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某些顽疾正在给扶贫工程制造难缠的阻力，尤其事例出现在贵州省——中国的扶贫示范省份，其所能代表的问题就更加显眼。 不久之前，贵州被一些观察者们称为中国的“政治新高地”，因有当地工作经验的不少高官调往外省受到重用，如刘奇凡等省纪委书记以及赴河北执掌雄安新区的陈刚等。 但和亮眼的政坛成绩相比，贵州在扶贫过程中陷入“洼地”，或更值得外界予以解读，其问题代表性应当形成一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关注，进而助推解决办法的产生。 事实上贵州省面临的扶贫困境是有普遍性的，作为中国“十三五”扶贫的主要手段，易地扶贫搬迁在各地均遇到类似上述强道洞村的问题。 所谓易地扶贫，是指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以使搬迁人口逐步脱贫。其中地理环境恶劣或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如深山、荒漠、地方病多发等贫困农村，均属搬迁对象。 应当承认，中共的这一顶层设计是好的，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情况下，就近寻找条件较好的地区易地搬迁，实际上节约了公共资源和扶贫款项，提高了效率。 但怎样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仍颇棘手，如强道洞村民抱怨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这一顽疾的破坏力就异常强大。 此外，还应引起中共重视的是，必须监督易地扶贫相关配套政策的确定落地，否则多数可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数据政绩，无视具体情况、发展规律的大规模强制搬迁大行其道，令扶贫适得其反。 有评论者就指，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维持移民的生存条件，还要同时改善社会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转型等，使搬迁人口融入当地社会。 另外，易地扶贫也应关注并且适应移民的特殊性，毕竟人口搬迁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还意味着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适应和转变。换言之，不单是搬不搬得走的问题，还需解决稳不稳得住的问题。上述评论者说，这一要素处理不当，贫困可能流动为更多其他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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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6 13: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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