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思想入党章，习近平能否比肩毛邓？(图)

FRANKSTON

美国之音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专题)上，习近平(专题)思想以变通方式写进中共党章，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大胜利。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对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又意味着什么? 中共大批高官纷纷颂扬习近平是“英明领袖”，“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是否表明他们万众一心，真心臣服习近平？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一书的作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吴国光说，习近平思想虽然被以变通的方式写入了党章，我认为在人事任用和权力组成方面，他的权力超过了毛、邓，但是，在历史地位上其实远远落后于两位强势先辈。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其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际上的意义。当然，新的个人崇拜高潮今后五年将被掀起。邓没有搞个人崇拜，而是靠掌控军队和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当年南巡时已经是普通党员身份，仍然能够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完全是因为他的政策迎合当时中国社会的要求。毛思想尽管存在很多不高明之处和矛盾之处，但是比较“习思想”而言，却有很多深刻的地方，比方他对中共的路线和矛盾以及中国社会现实等的分析。而习思想的重点似乎在于提出中国社会现在的主要矛盾区别于毛、邓时期。但是，他所提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类各个时代都面对的矛盾，根本不是现在的中国特有的；他也没有界定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生活的具体内容，是否就是吃饱喝足呢？习思想是否开辟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现在很难看出。

　　习近平究竟想通过他所说的新时代实现什么目标？对此吴国光表示，从宏观看，习近平想把毛打下的红色江山和邓构筑的当代经济的两个桃子都摘下。他之所以要延长任期，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如果沿着过去这些年以来的路子继续发展，那么其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这个桃子很大而且眼看就要到手；此外，他希望通过用集中精力干大事的手法，解决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方精准扶贫，如果解决的话是一大进步；还有逐步解决环境问题，以及困扰民众的民生问题。这些都是习近平班子愿意做的。以后，他可以说中国在他领导下，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但是，看到这个美好结果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矛盾。过去30年累积下来的腐败和环境恶化，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现在体制尤其不能。这样的权力模式只能不计代价追增长，如果顾及代价的话，经济发展马上会放缓。那么习近平如何解决这其中的矛盾？除非所有人包括基层官员和普通百姓都愿意逆来顺受，对最高领导人听之任之。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能无语了。只要民众要求发言权和一定的自由度，那么，习近平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

　　高文谦表示，对习来说，名字写入党章，确是一大胜利。不过，说习的历史地位肩比毛邓，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上来看，都是言过其实。从字面上看，毛思想、邓理论都是五个字，而习是十六个字，不仅绕口，含金量明显不足。从实质上看，毛和邓都是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毛打下红色江山，邓开创改革开放时代，再造共产党第二春。而习上台五年，至今还是在毛邓的阴影下，他标榜开创新时代，是企图用回归毛时代来解决邓时代的困局。而邓当年之所以搞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毛时代那一套实在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现在，习为了维护一党专权，竟然在民智已开、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要重回毛时代，纯属倒行逆施。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反而是集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双重之恶，只会把中国推向灾难。

　　高文谦说，所谓“党内利益集团”指的是任何敢于挑战习近平的人和势力，这从孙政才(专题)问题的升级为“篡党夺权”就可看出。其实，这是贼喊捉贼，习本人就是党内利益集团的总代表，他所维护的党国体制，就是权贵集团的保护伞。习与党内利益集团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他要对红色江山负责，不能任由他们胡来，另一方面权贵集团是他执政的基础，又不得不默认袒护他们。如果习囿于一党之私，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可以预计，最终他将会败于党内利益集团，毛就是前车之鉴。

　　陈破空说，不出所料，所谓习近平思想，最后以一种折衷和变通的方式写入党章，并不是直接地赤裸裸地写成习近平思想或习近平理论五个字，习近平最终承认，迄今，他的地位低于毛邓，这表明，经各方敲打，他还是有自知之明；中间加入其他词汇，名词或定语，写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习近平与思想之间有一段距离，避免有僭越毛邓之嫌。而这样写，有习近平的名字，其地位，就高于江泽民与胡锦涛。

　　陈破空表示，人事上、思想上，进入了习时代，但并没有进入新时代，中国恐怕还因此进入了旧时代。十八届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表述上的差别，让人感到，习近平思想入党章，很多高官口服心不服。描述社会主要矛盾，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三万多字报告中的唯一新意。这种表述，用词中性，客观而言，为日后的政治走向，留下了一定程度的灵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