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得知林彪机毁人亡说：我不活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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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23日，彭德怀得知林彪的死讯，他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本文摘自《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作者张聿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图源：VCG）

围绕“九一三”事件的猜测、传闻乃至争论，却从未中断。而在个别问题、环节上的疑问和迷雾，也时时考验着人们的理智、良知和判断，吸引着世人关注的目光和好奇的心理……

彭德怀和陈伯达的反应，具有另一面的代表性。

1972年1月初，监禁中的彭德怀听专案组宣布了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绝的他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害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页）专案组叫他写揭发林彪问题的材料，他不解地说：“真没想到林彪这个事叫我帮助写材料。”7个多月后，专案组正式向他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谈林彪死的问题。他除了听到“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三叉戟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还听到了上次口头传达没讲的一段话：“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当天夜间，他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董必武--作者注），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5-836页）

陈伯达虽然比彭德怀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多一些，也知道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并不痛快，但处于监禁中的他绝没有想到林彪事件的发生。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介绍，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十大公报点了林彪的名，我一无所知，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我才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我非常吃惊，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了，再怎么也不应该这样做嘛。”

林彪出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惊人，也是最严酷的政治事件。事件的来龙去脉早已公布于众，事件的性质也早已有了定论：林彪出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但也留下了层层迷雾和种种疑团，多年来为国内外所关注、猜测，各种说法不胫而走，甚至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把这些说法、猜测、质疑、争论汇集起来，加以分析和判断，对看清整个事件的真相是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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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大为震惊 从朝鲜飞奔中南海问毛选妃一事

　1953年7月17日，朝鲜(专题)战争停战协议签订以后，有人向彭德怀反映中南海(专题)“选妃子”的事情，他大为震惊。他利用7月回国的机会，立即奔向中南海，当面问毛泽东知道不知道？本文摘自2004年第9期《三月风》，作者张骥良、唐溯，原题为《忆聂荣臻、彭德怀二三事——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征》。


　冯征，193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因受彭老总倒台的牵连和质疑林彪形而上学观点，被关进牛棚，直到1971年林彪折戟沉河，才获得“解放”。

　　现已85岁高龄，仍担任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及《炎黄文化春秋》、《百年潮》两本杂志的编委工作，很多活动都由他亲自策划。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一共13个同学，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从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的黄浦军校第七分校脱身，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到延安不久，毛主席和罗瑞卿副校长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1939年在陈南庄附近的司令部，我见到聂荣臻司令员。当时的聂司令员身穿黄色军服，佩戴八一臂章，身材魁梧高大。他用阜平的大红枣和鲜玉米招待我们。聂司令员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问我是哪里人，是愿意继续教书还是愿意下部队锻炼？

　　我当即向司令员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当司令员知道我是河北邯郸人时，他就用“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用“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句，勉励我勇敢地投入到抗日烽火中去。

　　1959年的春夏之交，我有幸参加了彭德怀元帅率领的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苏联、蒙古和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等8个国家。组织上指定我参与彭总的讲话稿和这次出访宣传资料的起草，负责代表团的宣传报道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彭总一夜之间成为了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我因陪彭总出访也受到了牵连，被打成彭德怀的“吹鼓手”，由我起草的新闻报道也被认定是“严重的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在大会、小会、各种会议上批斗了半年之后，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行政上撤销职务、下放监督劳动”的处分。

　　1961年1月2日下午，我在景山东街碰上了正在散步的聂帅和他的夫人。我向聂帅汇报了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参加代表团出国访问是军委决定，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你为这次出访写讲稿、写报道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怎么能说是反党呢？”聂帅如此坦诚的谈话，使我热泪盈眶，聂帅真是太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了。

　　景山东侧见面之后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萧华副主任的电话，他让我立即到聂帅办公室报到，参加由聂帅主持的战史的编写工作。不久之后，总政治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罗荣桓主任郑重宣布撤销由总政某些人强加给我的反党帽子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正式分配我到《解放军报》任职。

　　1952年春天，我陪一批记者到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总部，听到彭总为响应毛主席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号召，宣告坚决戒烟的事。当时彭总在党小组会上一再动员他身边的同志指出他有哪些铺张浪费和可以节省的地方。小组会上，同志们冥思苦想，为他出谋划策。警卫员说：“如果您每天少抽几支烟，一个月可以节省10多块钱，一年可以节省100多块钱。不过您抽了多少年的烟，戒烟也真的不容易。况且，您的烟都是别人送的，抽多抽少都算不上浪费。”警卫员的发言引起了彭总的高度重视，他说长期抽烟确实是很大的浪费，抽别人送来的烟更是不应该，毛主席号召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我们难道不应该防微杜渐吗？彭总说不要看戒烟这件事小，其实意义很大。我们应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我从现在起坚决戒烟。彭总戒烟的消息迅速传遍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同志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精神，并很快传到了国内。

　　1953年7月17日，停战协议签订以后，历时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彭总发现，由于胜利，一些人居功自傲的情绪在滋长，歌舞升平，追求享乐腐化的现象在发生。在访问前线的两个军部时，有人向他反映中南海“选妃子”的事情，他大为震惊。为此，他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利用7月回国的机会，立即奔向中南海，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当面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关于“选妃子”的事，是中央警卫局为了给中南海举办舞会挑选女舞伴和警卫部队开展文艺活动，准备成立一个文工团时发生的。中南海警卫局在挑选女团员时又过分严格，退回了几个，要求再选，引起了所在部队领导同志的不满。毛主席责成彭总和总政治部负责处理。

　　总政罗荣桓主任严厉批评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责成签发电报的总政副主任做了书面检查。根据彭总的建议，撤销了刚刚成立的中南海文工队，精简了超编的文工团员和体工队员。1954年8月8日，毛主席表扬并签发了以军委及总政治部名义发出的《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全军自上而下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整顿，处分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师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了兵团级干部和几个军级干部，这都是彭总建议由毛主席亲自批示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