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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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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0 06:57: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沙叶新





沙叶新和徐景贤(右)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名列张姚之后的“徐老三”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师爷,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历史的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对被错批错斗的人都道过歉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回忆录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道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何以重新赢得尊重?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徐景贤虽然曾经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花篮花圈摆满一屋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决然地去了。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段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能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为私有错善反思,人品最真诚勤奋过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为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巴金生前提出要建立“文革”纪念馆,至今都无法实现,何来研究,何来反思!而徐景贤触及禁区,进行反思,反思而成的回忆录竟无法出版,只得在香港问世;出版者也因此遭到鞫讼。以此观之,这是一向愚忠的徐景贤的首次出轨,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2007-11-26上海善作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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