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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把我从“左派”改造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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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4 13:56: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右派档案

叶光庭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对书中受压迫、受欺凌的弱小者总是满怀着同情;对贪官暴吏和仗势欺人的恶霸土豪,总是充满憎恨。到了读高中时,我碰到了一位我极其尊敬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朱冼先生。当时他因上海沦陷,回到老家临海店前村;我就读的回浦中学,也正好因避日机轰炸搬到店前村,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生物学教师。

朱先生留法时同李石曾、吴稚晖、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受了他的影响,我读了一些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于是也成了安那其主义的信仰者了。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现实社会不公的原因,觉得社会制度必须改造。共产党建立政权后,宣传“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我幼稚无知,认为共产主义似乎与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义颇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拥护者了。

于是我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看成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

我出身于三代书香门第,曾祖父在前清做过官,早死,到祖父时家道败落了。父亲小时在台州六中读了几年书,因家贫,中途辍学了,就开小店从商。积累了点资金以后,他又开办酒坊,兼营山区土特产,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来。他犯了一个当时无法预知的错误——买了些田地,于是在共产党的土改运动中,就被划为地主,并因此而丧了命。

当时我只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书生,对共产党其实一无所知。我既把共产党看作中国的希望,当然把它想象成一个仁义的政党,相信它所实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报上的宣传中,在一些公开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地主本人,则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极少数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才予以处死。

因此我对土改抱着十分乐观的幻想,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惨遭屠戮的下场。我以为,父亲虽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还是经商的,按政策,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这比起单纯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来,罪行要小一些,惩罚也应轻一些,也许还可以保有经商的那份财产吧——真是幼稚无知得可笑!再说,他一生与人为善,没有欺压过任何人。因此我压根儿也没想到,一个推行社会正义的政党,会把“恶霸”的罪名横加到无辜者的身上。至于分田分地,或者强迫劳动改造,那也没有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避免的阵痛,我应该支持。

可是我错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来一次血腥的大屠杀。那时我家邻近各村,几乎“村村见红”,不少地主之家,还是父子双双罹难的。我们邻村的岭下和叶岙二村,就各有两户人家父子同时被杀;我们村有个地主与我父亲同时被处死,还好他的儿子及早出逃,才幸免于难,但以后还是被抓,送新疆劳改了十几年。回忆起这场大屠杀,我真不寒而栗。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结核,曾在家养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愈,当了中学教师,不然我一定也成为枪下之鬼了。

虽然我家惨遭此祸,我对共产党的信仰仍没有动摇。我相信报上公布的才是共产党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层干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执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杀了无辜的好人。以后每看到运动中这些残酷的现象,我也常常这样解释;我太相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了,总无法把这些暴行同它口头宣传的仁义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再加上每次运动来时群众表示的热烈拥护,使我误认为这是共产党得民心之故。这种幼稚无知,使我长期迷误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师范学院(大跃进时改名杭州大学,后又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书,那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又号召人们助党整风,鼓励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各级领导大力发动鸣放,人们的顾虑逐渐打消了,座谈会上有人开始发言了。领导对大家的批评,总是大加表扬,于是发言愈来愈热烈,学生的大字报对党员干部提的意见更尖锐。

当鸣放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得目瞪口呆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风向顷刻发生逆转——助党整风变成了反右派运动。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们中文系教授任铭善也在其列。

那时我对政治太无知了,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个运动会搞到我。我个性沉默寡言,座谈会上极少发言,也没有写过大字报,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党委副书记朱子英忽然走进了我的寝室。坐定之后,他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摊在我面前,指着说:

“这是你的朋友陈松泠转来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写给陈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划了些红杠子。原来我和他谈起我校的鸣放情形,以及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我谈到肃反时学校党委发动教师斗“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后却查明不过是些早已交代过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这场运动却导致中文系一位张姓教师自杀,并严重地伤害了同事之间的感情。我还连带谈到苏联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认为在肃反问题上,我们也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信中划了红杠的地方,就是这些句子。

但我写这封信的本意,其实主要并非批评共产党的错误,而是称颂共产党的伟大,称颂这次整风运动。共产党虽然过去犯过这些错误,但认识了错误后,就决心改正,这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地方。我还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会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途是光明的。

一个思维正常、不带偏见的人,谁都看得出这是信中的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我指着信末这些热情洋溢,真诚赞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进行剖白和自辩。

朱子英对我的辩解不置可否,谈了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开了一场对我的批判会,除了中文系全体教师外,别的系也派来了代表。会上的积极分子众口一词,都咬定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虽然在信中极口赞扬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是对这些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打手们,无论怎样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脚下;他们可以完全不顾逻辑,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在后台的支持下,狂吠怒号,扑在猎物的身上乱撕乱咬。

对这场从大鸣大放到反右运动的急剧转变,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来。伟大领袖不是保证“言者无罪”,保证“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吗?一国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提意见的人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知道,至于我本人,自问确实是一片真心,没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但以后对反右出现了一些解释:某地发生示威游行,某地有人闹事,呼喊反动口号。整风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所以不得不发动反右派运动,予以回击。显然这只是欺骗群众的借口。我虽然受了莫大的委屈,也只得勉强“想通”了。

虽然对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这时还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理由是我仅仅在私人通信中发表这些错误言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放毒。我想,这一定是当时的党委书记焦梦晓对我的宽大。——焦梦晓是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官员中最没有官架子的领导人,他接近并尊重教师群众,不是那种专门整人害人的酷吏。共产党内也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但好人在这个残酷的党内是吃不开的,因此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反右倾运动中,焦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斗得蔫掉了。可是我终究没有逃脱右派之祸,而且还定我为极右,因为以后我的一篇批评教条主义的杂文被发现了。

比起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和四川、陕西等地来,浙江对右派的处理甚至可说是极其仁慈,极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为一般干部,下放到萧山一个生产队里劳动,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虽然也知道他们的底细,但都把他们看作同志,态度亲切,而不是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

可是,对我的处分却不同:我是遣送回乡监督劳动。

我获得这样的处分,也是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和轻信。

一位监管我的党员“启发”我:在系里处理我的会上,我应该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向党汇报,以表明自己的真诚悔过。我真是个傻瓜,果然老老实实地认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从不通到想通的过程一锅子端出来。结果领导并没有如这位党员所说,把这看作是我真诚悔过的表现(也许这里又埋藏着一个“阳谋”),反而把我的发言看成“猖狂反扑”,因而给了我从重的处分。

系领导在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时说,本来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处分我的,但鉴于我的恶劣态度,他们要另作考虑了。推想起来,这些审判官们一定怀着险恶的心理:一个恶霸的儿子必定会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乡,群众会把对“恶霸”父亲的仇恨发泄在儿子身上,够我消受的。可是共产党的悖逆的逻辑常常与现实相左:他们以为被处以极刑的人,一定是遭群众痛恨的恶人,却不会反省他们自己在滥杀无辜,杀的却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亲不但与人无怨无仇,而且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为人排难解纷,给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时他自学中医,虽不以行医为业,但常为村人义诊,把不少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农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亲要被处死,企图营救他,发动贫下中农在申请书上按指印,呼吁土改队赦免他。当然,共产党决不会倾听这样的呼声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杀地主。

这些情况,当然是我的审判官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想到,对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劳改生活过得更轻松愉快。

我在家乡监督劳动七年,除了三年饥荒时得了浮肿病,几乎饿死外,我从没有像在杭州学校里那样,受人歧视,受人欺凌和斗争。生活在淳朴的村人之间,我反而感到温暖。特别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顾我,觉得我不应受此不公正的处分。但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的流氓干部给我穿小鞋,——不过同别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于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对老师们的某一句话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有些观点简直荒唐透顶,十分可笑。运动迅速发展,许多人被批斗,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挂牌游行。我本人也挂过写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关过牛棚。我对这些现象感到迷惘,但此时我还沉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梦里,没有觉醒过来。我还相信毛泽东是真正为了反修防修才发动这个运动的,至于“革命群众”,我以为他们幼稚无知,做事走极端,其实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这场运动愈来愈失控了,特别是武斗,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并肩战斗过来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真太难想象了。直至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由怀疑到豁然大悟: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党内的一场权力之争。毛泽东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暴露了。官方拿出来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自圆其说。伟大、英明、一贯正确、从无失误的圣主明君,怎么会这样失察?怎么会把林彪这样阴险的奸臣,视为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上定为接班人?这位一生最忠于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第二把手,又怎么竟会变成要暗杀他如此崇拜的伟大领袖的敌人?过去在宣传里把他抬得这么高,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物,怎么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是处的坏蛋?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写入历史的战功,也都一笔勾消了!——这是实事求是吗?无论毛泽东手下的文痞们怎么善于玩弄生花妙笔,铁定的事实终究是抹煞不了的。谎言就是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于是我心中这座伟大的神像,从高处摔了下来,砸成一堆碎片了。

自从一九六五年回校后,因为我是“摘帽右派”,没资格教书了,就被贬谪到教材科,刻写了十多年的蜡纸。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接着,万恶的四人帮也被打倒了,人心大快。一九七八年五月,地理系一位名教授把我调过去搞外国地理翻译,兼教专业英语。比起有些一辈子被埋没的难友来,我的命运总算还好,没有被完全当成废料丢弃掉,多少还有做了些于社会有益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只因反右涉及当时的太上皇邓小平的面子,为了证明他当年紧跟毛泽东,雷厉风行地反右派确有必要,所以要留下这百分之零点零二的大右派不能改正。虽然右派得到的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被扣的工资也不赔偿,共产党甚至没有对被伤害的右派作过丝毫道歉的表示,但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究竟可以松一口气了。在暴政之下苟延残喘了三十年,第一次卸下身上的枷锁,心中总感到宽慰一些;同时,我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也产生了新的信任和希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犯过错误,特别是文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复苏,更坚定了我对共产党的信心。我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是会有光明前途的。可是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我对共产党最后的迷梦——我终于明白:这个政党是永远都不会放弃专制独裁的,不会放弃它所获得的特权的,它也是永远不愿让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

我原来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即共产党所谓的“左派”;可是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改造”——先把我“改造”成怀疑派,然后再把我“改造”成为他们的反对派——“右派”。一切都被弄颠倒了!我原来真诚地拥护的共产党,其实是我自己心中的美丽幻影;现在我已经看透的现实中的共产党,其实是它口头上所宣扬的反面。我现在可以坦然地承认:一九五七年我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所反的党,正是毛的专制独裁的封建法西斯党;我所反的社会主义,正是天天杀人斗人的,血腥的封建法西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当时没有认清它的真面目罢了。

今年是伟大的六四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共产党换过几届政府,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导人。对任何有民主思想的领导人,这个党都是容不得的。今天的共产党愈来愈腐败,愈来愈残暴,愈来愈凶恶。它残酷地镇压法轮功,打击地下教会;它与民争利,在城市里强拆民房,在农村强占农民土地,逼得这些受害者不断上访;它逮捕维权律师;它对敢于说话的民主人士判以重刑;它把揭露黑幕的新闻记者关入监狱……

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党,岂不是十分明白了吗?今天的共产党,早已背叛了它在革命早期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曾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现在却走向反面,它要“奴役全人类”;它曾声称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它现在已建成的,却是“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封建奴隶制社会!

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正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曾自我标榜过,他们是以“消灭压迫、消灭剥削”为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但正是他们自己,背叛了这个怀有伟大目标的政党!他们曾宣扬过,他们要建立的是“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正是他们自己,背叛这个人民所向往的社会主义!

在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伟大崇高的、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如果他们地下有灵,知道现在以他们的名义、踏着他们的血迹而来接他们的班的,竟是这样一批贪污腐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党,不知他们要怎样痛哭流涕了!

我们这些受尽折磨和苦难的右派老人,今天还要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我们是继承了过去为社会主义而牺牲的先烈的遗志的;而今天还在肆意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共产党,则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先烈,应该向他们,向全国人民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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