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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起房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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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6 14:4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小米

我出生在北京,身份证号以110106开头。我是北京人,但不是土著。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姥姥和还是未婚夫的姥爷工作调动,先后来到北京,我奶奶一家则来得稍早一些。上世纪30年代前后,我爷爷到北京上大学,于是从祖籍地举家迁了过来。

18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四环外航天大院的姥姥家。大院的人多数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陆续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的,包括我姥姥一家。这其中也有一些曾经的英雄人物,是通过地下通道,从香港来到北京,几经辗转来到大院工作生活的。上世纪第一批人口普查时,这些人被登记成为了北京人,拿到了110开头的身份证,尽管他们乡音未改。

到我出生时,已经是航天大院的第三代。经过头两代航天人的建设,家属区的面积已经非常大,从西北角到东南角,大概要坐四站公交。

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家属区一分为二。路南是配套更好的社区,有好几个江南风格的小公园,子弟小学也是几所当中最好的,这里住的多是科研人员,也曾住过‌‌“两弹一星‌‌”的院士;路北则是大院工人的聚居地,周边环境乱很多,连一个像样的居民公共场所都没有。

我家就位于这条马路的北边。除了姥姥,我的父母都不在大院工作,所以只能住路北。我所熟知的几个‌‌“路北朋友‌‌”,家里情况和我家差不多,这也包括大伟。大伟家住在我家旁边,那是一座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层苏式老楼,公用的厨房,好多年代片里一样的格局,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家有室内卫生间。

大院的生活圈子里有一条清晰的鄙视链:路南的瞧不上路北的,而无论路南还是路北,都看不上周边农村的。

如果周边农村户口的想找城里人结婚,多半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城里人,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例如大伟妈妈是航二代,可有先天残疾,大伟爸就是来自周边农村。大伟爸第一次去见家长是平生第一次迈进楼房,急得在楼下直喊大伟妈的名字,见大伟妈从窗户里探出个脑袋,他扯着脖子喊:‌‌“这楼咋上去啊?‌‌”

我一直不曾怀疑大伟讲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在大院和周边农村之间,一直有一道隐形的围墙,将两边的人隔开,墙外的人很少能有机会进入墙内。直到今日,这道围墙仍然存在。

大伟出生后,按照当时的政策,顺利落户母亲这边,成为了一个城里人,他有资格进入子弟小学。因为住得近,我小时候常找大伟玩耍,但我妈并不允许我和大伟走太近,怕我沾染上不好的风气,更怕他们家‌‌“把我抱到农村卖掉‌‌”。

在那条鄙视链条的影响下,很多航二代对周边农村人带有天然的想象。



路北家的孩子多数是工薪阶层,可我家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我妈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下岗了。

我妈1957年出生,初中时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学业耽搁,人生中的最高学历就成了初中。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却直接导致我妈此后对高学历的人仰慕有加,于是找了个70年代末的大学生,也就是我爸。

下乡回来后,我妈面临着工作分配,按照大院的惯例,子女可以进大院接替父母的班,姥姥和姥爷考虑再三后,把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舅舅,而妈妈则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工厂。

在1997和1998年的改革浪潮中,这家工厂抵挡不住连年的亏损,裁退了一批职工。下岗其实早有征兆,这家工厂基本发不出工资了,更别说那时候各单位常见的福利分房。

我妈靠电视里教的计算机课程,自学了电脑的基本操作。那个时代会用电脑也算是一门技术,很快,她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可我家的处境仍然没有很大好转,爸爸身体不好,虽然大学毕业,但分配的单位效益也不好,甚至早我妈若干年办理了病退,自然没有资格分到房子。

为了方便在子弟学校上学,我一直和妈妈住在姥姥家,爸爸和奶奶则住在距离大院不远处的一个老楼里,不过我从没有为家里的环境感到自卑过。

2001年前后,大院集中给职工盖了一批房子,18层的高层住宅在一片红砖老楼里显得十分气派,表妹一家凭借着大院双职工身份分得了一套。

有天下午,我跟着舅舅去他新家看房,新房墙壁粉刷得很洁白,我心生妒忌,带表妹玩一个游戏:在房间里冲刺,然后用手触墙做缓冲。看到墙上留下脏脏的手印,我才心满意足。

妈妈的第二份工作也没有维持很多年,小学六年级的一天,姥姥接我放学,我惯常嚷着要喝酸奶,姥姥突然声音一沉:‌‌“你妈可能又要失业了。‌‌”我听后没说什么,把一袋特价酸奶放进了购物筐。

很快我小升初,北京市几所重点初中都录取了我,但要交3万元的择校费。与此同时,我家附近的一所子弟初中实验班也录取了我,那是一个身边的子弟伙伴都不愿意去的学校。

妈妈问我选哪个。在一顿只有番茄菜花的午饭中,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子弟初中。

这样选择的原因很简单,我小升初那年,大伟正从那所中学毕业,中考成绩很好,去了一所重点高中。我有理由相信子弟初中的教育质量也是不错的。



2009年,大伟从北京市一所非常普通的高校毕业,学的是市场营销。这种专业并不像理工科那么好找工作,他起初在一家小公司里做营销方面的工作,每月拿着税后2000多的工资。

大伟知道自己家境不如人,更是加倍努力。他也算幸运,很快获得一家发展很快的中型公司的垂青,领导很认可他的能力,便带在身边培养。我遇到他前一个月,领导决定派他去南方开辟市场,并且给了相当诱人的待遇。

‌‌“干嘛离开北京啊?‌‌”在我的潜意识里,外地人蜂拥涌入北京,北京孩子却要到外地,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在北京我根本买不起房,我妈常年吃药,家里也没多少存款,女朋友家提出结婚的条件是要有房子。‌‌”

‌‌“那你爸呢,你爸不是北边村儿里的吗?应该拆迁了吧。‌‌”我咬着可乐吸管问他。

他叹了口气:‌‌“我爸当年为了一个非农户口,做上门女婿后就把户口迁过来了,哪想到后来社会变革这么快。‌‌”

当年大院周边的农村都逐个拆迁,曾经的农民转身变土豪,分得了多套房子和现金,开始变得扬眉吐气。曾经周边带有特别俗气字眼的‌‌“屯‌‌”、‌‌“村‌‌”等地名,早就被一个个洋气楼盘的名字所取代。

反观大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并没有多大改观,反倒像城中村一样落败。

大院是科研单位,以前的政策是允许职工根据工龄买房,和单位共同持有产权。许多大院里的工薪阶层,父母都是大院里的普通职工,多数都没有足够的远见给孩子购置另一套房子,所以只得守在这个不能上市交易的小产权红砖老房中。

十来年的时间,大院人心里的天然优越感被碾压得体无完肤。

与之相应的,随着北京房价的猛涨,人性中的恶充分暴露了出来,房产多的家庭十个里有八个不和睦,我们家也是如此。

爸爸一直住在奶奶的公租房里,那是按照以前政策和房租价格执行的公租房,房租价格极低。奶奶去世后,按照相关规定,这套房子的承租权只有爸爸一个人符合继承条件,但奶奶的几个子女都盯着这套房子,其中一个女性亲戚甚至在电话里对我咆哮:‌‌“这不是你的家!你姥姥那才是你的家!‌‌”

我忽地想到了小时候,那时我和姥姥、妈妈生活在一起,我性子调皮,每次惹事时姥姥都会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爸那才是你的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是不是我的家,但十分肯定我的户口落在了姥姥家。我感到害怕,害怕自己终其一生,都得被人问家在哪里。



再次有大伟的消息是我研究生毕业后,手机通讯录自动匹配,我们加了微信好友。在厦门的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往返于福州和厦门之间,虽然工作忙碌,但也颇有成效。

2012年末,在亲戚的赞助下,大伟在厦门岛内买了一套小户型公寓,地理位置好,风景也佳,当时他以一万出头一平的价格买下,总价不过几十万元,在同一时期的北京,不过是勉强付个首付。

我在微信上问他,作为北京人为什么要在厦门买房。他说,自己在南方的工作顺风顺水,房价合理,以后考虑长期在南方发展,就买了,至于北京,‌‌“就那么着吧‌‌”。

这以后,老天又给计划定居厦门的大伟开了个玩笑。

2015年底,公司准备将他调回北京总部,升任更高的职位,在2016年春节后赴任。就在这一年,厦门突然成为楼市中的黑马,房价涨幅比北上广还要猛烈,大伟那套当年不过几十万的房子,到2016年下半年出手卖掉,翻了不止一倍。

拿着卖房款,加上自己攒的几十万,大伟在北京近郊通地铁的地方,全款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就这样,大伟通过‌‌“曲线救国‌‌”,终于带着父母搬离了大院,彻底离开那套产权即将满70年大限的老房子。

大伟在厦门买房的那年,我研究生毕业,彻底告别学校。18岁以前,为了方便在子弟学校上学,我一直待在姥姥家,本科加读研的这些年,我都在学校住宿生活。毕业后,我又搬到奶奶的公租房里。

可那时的我仍然保持着优越感:我是北京人,找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户口问题。

真正被碾压是从2016年春天开始的。有杂志写了篇关于中产阶级的报道,我看后醍醐灌顶,开始认真思索我家算不算中产,甚至在网上翻资料看中产阶级的定义。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我家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怎么能高攀中产呢。

几乎是同一时期,在我意识刚觉醒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再次爆发。大院附近那些拆迁后盖的新小区成了房价涨幅中的佼佼者,从2015年房价低迷期的3万多翻到了5万多一平,尽管在南四环外、快接近五环的位置。

上班空余,我会手贱地打开二手房交易网站,打开搜索选项,找到价格区间搜索的位置,在自定义的前后两个框内,填上40和80两个数字——我家只能拿出这个房价额的首付,也是我自己独自还贷款所能承受的房价总额,可是搜索结果往往把我送到环京的河北县城(燕郊除外)。

我开始羡慕大伟。他大抵算是周围北京人中的幸运儿,搭上了房价暴涨的班车,结实打了场翻身仗。而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像航天大院一样家庭背景的年轻人:祖辈或父辈来到北京,在这个造就无数拆迁神话的城市里,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可以拆迁的平房。因为时代的原因、个人的命运,没有足够的能力给孩子创造好的环境,许多家庭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空有一张北京身份证,被快速飞转的时代车轮抛下。

几天前,我和妈妈回大院看望姥姥。每次穿过各种现代化的小区后,绕回大院,似乎进入了一个贫民窟,在一片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中,破旧的大院显得格外刺眼,就像是一个平行世界。

我想起妈妈以前念叨的她记忆中的航天大院,那时它也像一座孤岛,矗立在一片农田里。妈妈站在阳台上,望得到好几公里外的祈年殿。周边农村都是一些大队、公社,那里有一套大院人不屑于了解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在北京的故乡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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