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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都在东京——中国人的正义感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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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07:25: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潘彦瑞






中国人的正义感就是,会关注一个留学东京的女学生血不能白流,却对北京五环外的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汤森路透)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几句歌词一响起来,台湾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是哪出连续剧。大黑脸、眉心悬月的扮相,最早是70年代由仪铭在华视演出一炮而红。隔20年华视再拍一次金超群版本,加倍红遍大街小巷。影剧圈的人这时发现,包公等于包红。于是台湾拍完香港拍、新加坡拍,然后中国继续拍…一路要拍到2018年。

看到金超群扮包公攀上演艺生涯的圣母峰,接着香港大明星狄龙演、万梓良演,最过份的要数周星驰,连包公不存在的后代包龙星都掰出来,“九品芝麻官”在第四台演到现在。青天大老爷升堂断案,那句“虎头铡伺候”,早在网路发达前已经病毒扩散。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包公是华人市场收视率的摇钱树。但是它历久不衰,反倒让人纳闷,华人圈的历史记忆里是蒙受多少冤屈不平?这个“文化圈”有不同体制、国界、所得、教育区隔,为什么不同世代的观众,看到一个一千年前的开封市长判案斩人,还会痛快叫好?

日本东京一件中国留学生命案,最近重新烧红了华人心中那股“包公升堂”的正义感。2016年11月,中国留学生江歌在中野区住家门口,被另一名留学生陈世峰用刀刺死。东京地方裁判所2017年12月开庭,这个案件在中国网路、媒体讨论的热度,堪称世纪大审。

死者江歌的妈妈江秋莲,从没没无闻的超市店长,变成微博认证的网路“大V”,粉丝将近150万。如果拿地震来模拟,江歌案在中国社会产生的“摇晃感”,差不多像我们台湾人经历过的洪仲丘案。

中国网民的正义感

本来只是一段感情纠纷。凶嫌陈世峰和中国留日女生刘鑫交往,两人半年玩完,分手后刘鑫投靠山东同乡江歌,搬进好友公寓同住。但陈世峰放不下,开始跟踪威胁骚扰前女友。在11月2日东京气温微凉的深夜,江歌又到车站陪刘鑫一起走路回家,她们遇到了陈世峰。刘鑫先进房间,留下江歌在走廊跟陈世峰争吵。

3日,刚过凌晨12点,25岁的陈世峰用刀划过江歌脖子、头手。屋里的刘鑫把房门上锁,打电话报警。失血过多,江歌抢救无效。

中国网路激烈评论刘鑫把闺密反锁门外、见死不救、江歌为同乡挡刀而死、江秋莲是可怜单亲妈妈、刘鑫避不见面、江妈妈在微博公布刘女跟父母的照片姓名电话…

11月的时候台湾杂志社就请我在东京注意江歌案。跑新闻十几年,多少在扁案时当龙套守过北检跟宝徕豪宅;轰动国际的薄熙来大审那次,也去济南中院对街口,跟着BBC、日本电视台卡位露脸;柯震东在北京吸大麻被抓,更有幸于看守所外踱步徘徊,踩着狗屎吹了好几晚的西北风。实在必须说,江歌事件真有点“中国特色”。

先是江妈妈在中国网路发起连署,“呼吁日本司法对陈世峰判处死刑”。开庭前她再到东京,选定人来人往的池袋车站西口公园,拉布条发传单募集签名。有天下雨我绕去看看,真有2、30名中国留学生,一圈一圈聚着帮忙宣传。

据说中日两国总共收集到450万人连署支持,中国网民的正义感功不可没。12月庭审期间,大批中国媒体专程到日本抢名额入场旁听,天天现场直播跟中国“棚内连线”。江妈妈东京开记者会受访,场场爆满。宣判当天我在法院外走一圈,数一数大概有近百中国各家记者,手机、DV、摄影机各种拍摄转播器材2、30台。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日本法院判陈世峰20年徒刑,中国网友不满意。“应该”死刑的声浪很大,接着各种质疑:“不能在中国审吗?”“在中国一定判死!”“日本媒体怎么不关心这案子?”隔天我把报纸翻了一遍,好不容易在日本经济新闻14版角落,看到两张邮票大小的几行字。

中国网民义愤填膺,那嫉恶如仇像包公上身,非要凶嫌车裂弃市不足以伸张正义。好像台湾诈骗犯远在非洲肯亚,都能抓去中国牢笼里蹲,陈世峰这个震惊祖国的“国家级罪人”,怎么能享有日本囚犯待遇。去年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的电影“战狼二”,才红了那句新时代病毒传播的经典口号,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问题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在中国国内这些情节都不太可能发生。比如上次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大审,那一案举国瞩目。他被刻意搬到济南开庭,半个城封路清空,民车根本进不到法院周边。怕有支持者聚集挺薄,围观民众大老远被驱离。政府“特许”官媒央视一家进法院拍摄,提供过滤画面“服务”各国媒体。

CNN、NHK、TVBS所有记者在一家饭店“集中照顾”。哪里可能让家属在国内发动百万“连署喊冤”,聚集媒体开记者会,串联网友乡民畅所欲言,最后还“不满”审判结果,对司法裁决说三道四,岂不等于挑战党国体制。

江歌案如果真的搬到中国,江妈妈、网民、媒体携手声张正义,应该会先被“和谐教育”。换句话说,大家可以这么热闹当现代包公,用键盘把凶手碎尸万段,大骂司法荒唐轻判,都因为案件是在国外。一千年前的包公在开封府断案,网路时代的包公只在东京都升堂。

中华文化圈仰赖清官明君

我想起另一出台湾人很爱看的日剧Hero。木村拓哉演的检察官,穿当年最潮的Bathing Ape亮橘夹克配靴子,跟澎皮俏丽的松隆子勾勾缠,坐在路边栏杆上耍帅就大受欢迎。这部戏后来还拍续集,改编出两部电影红了十几年。

木村表面满不在乎的模样,却总是细心找出关键证据、引述有力法条,在吊儿郎当的外表下运用机制破解难题。这跟我们包青天的路线完全不同,老爷子在没有监视器、DNA比对的时代,可是连尸体混陶土烧成的乌盆申冤,都能断案如神,把陆一龙演的那杀千刀凶手送狗头铡伺候。

为什么日本人戏剧化的司法官,是帅气有人味善用机制工具,华人圈的判官却只要自己像神?(包公真的有庙,被奉为神明膜拜)难道是日本尊重体制运作、建立游戏规则,而中华文化圈却仰赖清官明君,崇拜道德人格?

10月底东京旁的神奈川县传出一起九头命案。警察沿着一个失踪女学生的线索,打开一个年轻皮条客的公寓。他们不知道自己踩进一个奇幻的虐杀世界。门后面藏着大小七个箱子,塞满切割过的肢体,人头上还撒着猫砂去味。凶手说自己是用推特在网路上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寻死?”好几个高中女生回应了他。

死者里唯一的男生喜欢音乐,本来还安排好要去台湾表演。日本是高度自我约束有点“和谐过度”的社会,平常极少暴力凶杀事件。耸动的九头案一发生,报纸不停挖掘骇人情节、拼凑死者身份,电视台记者从早到晚现场连线。

如果拿地震规模比,这件事惊动日本的程度,差不多像台湾之前的小灯泡命案。日本人天天刷手机追案情,死的人是谁,凶嫌到底怎么下手?杀好几个高中女生,他有病吗…不久我看到电视播出画面,像我们小灯泡案那次一样,很多日本人去凶案现场献花哀悼,堆了满满好几排。但没有群众到警局围堵这个皮条客,骂脏话飞踢追打他。

也没有人在网路上嚷嚷串联,边打字边挥拳头呐喊这人得判死刑,或闹哄哄互骂如果是你妹怎么样…。失去9条青春生命,日本社会应该是难过的,应该会期待凶手被处绞刑,但为什么大家却沉默不说出来?为什么不像中国山东的江歌妈妈拉布条,收集签名要求判死;或像台湾那次许多正义之士,非要赶去现场亲手暴揍歹徒泄愤?

我想起身材纤细的小灯泡妈妈,在那段期间,眼泪跟鼻涕像开水一样地流,但从来不主动对司法审理表达死刑诉求。印象里有人骂她冷血,怀疑小灯泡不是她亲身女儿…台湾人、中国人对是非正义的执着感人,好像认为每一个法官、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包公化身,可以明辨黑白、就地正法快去快回。

对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

但日本社会或小灯泡妈妈对死刑沉默,却是出于对机制的尊重,相信生死大事应该客观调查、冷静判断。可能个人承受越大的痛苦不义,越是证据与程序实现文明正义的时刻。日本社会信任与期待的是机制公正,而不是痛骂喊话表态施压,寄望个人是包公,一旦落空就激动追究法官是不是恐龙。

江歌案判决后,一名长期追踪事件的资深中国媒体同行,写下一篇短文抒发感想:“真的要江歌的血不再白流,是让她这种善良和勇敢延续下去。当有一天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还会有下一个江歌挺身而出,她会说,也许我的这种勇敢,会付出代价,甚至会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的这种付出和牺牲是值得的,是会获得善意的反馈,只有这样其实我觉得江歌才没有白死。”

这段文字温度打动人心,但他只谈飘落东京的江歌一个人,回避碰触正义机制的价值,在他深爱的祖国土地可以怎么实现。日本人尊重司法,建构一套机制当包公;台湾人是自己冲动想当包公,一边追打嫌犯,一边高分贝在岛上要求杜绝恐龙法官;中国包公会看风向,更精明的“反向肯定”自己的国家机制。写下江歌的血不能白流的中国媒体大腕,在百度百科介绍的文字栏里,这么解释他的新闻理念:“认为应敬畏市场,但不认为政府完全不能干预”。

于是景仰包公价值的中华核心圈媒体,关注一个东京女学生的血不能白流,严肃讨论如何延续她的善良勇敢时,却对北京五环外的低端人口清退事件集体沉默。那里有活生生几万同胞房子一夕被拆、锅碗被砸,那里有多少个在超市打工拼命存钱拉拔宝贝女儿的江妈妈,有多少个努力念书希望未来可以出国求学的小江歌?

我最终理解了中国网民和媒体的苦闷。他们怀抱青天大老爷的正义感讨论是非,真正集体满足的,是突然出现可以高谈阔论的空间。因为案件在国外,大家摸索中发现一个“被默许”大鸣大放,讨论涉案人物情节,和“他国”司法体制不公的宝贵机会。而当不幸就发生在北京城,眼睁睁牵连更多需要帮助的同胞,大伙却忙着歌颂江歌魂断东京留下什么情操价值。有一部分中国现代包公们知道,要敬畏市场,但要更敬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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