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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与无力:80后一代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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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5: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吴佳骏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农村,是一个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靠单枪匹马闯进城市并最终借助城市的屋檐遮阳避雨的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是封闭的,天地是狭小的。目光所及,不外牛羊猪狗,红薯水稻。我一直觉得,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一生——见惯了贫穷和生死,体验了落寞和孤独。那时候,我惟一的幸福,便是我那深刻的痛苦。

这样讲,别以为我是在虚构历史,或伪造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个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乡下孩子的话,一定会对我的话感同身受。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在当时的神州大地荡漾,风力却很少能刮到穷乡僻壤的田间地角。当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戴着红领巾,唱着‌‌“小船儿荡起双桨‌‌”的歌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或踏青之时,我正背着背篓,打着赤脚,蹲在田坎上挖野菜。陪伴我的,是身旁那条摇头摆尾吃草的水牛,以及不远处咩咩叫的几只山羊。

有人说,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是幸运的,躲过了五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政治浩劫和社会动荡。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单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非要说自己所出生的时代,对我有什么恩赐的话,那便是使我在乡下过早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世间万物与天地宇宙的关系。舍此,实无幸运可言。

02

人活于世,除了解决基本的生存之外,最难的是解决精神和心灵的问题。这个终极问题,当然跟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身处动荡年代,无休无止的战争、革命、流血、牺牲等,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生存层面,求取基本人权和做人的尊严;而身处和平时代,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物欲的膨胀和道德人伦的滑坡,导致芸芸众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重心。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空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让人坐卧不安,惶然惕惕。

我们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而这个伟大的时代,又不知要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我们。

曾经,为逃离乡村,改变自身命运,获得一个‌‌“城市人‌‌”的身份,我们寒窗苦读,昼夜不寐。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才发现城市对诸如我们这样的乡下孩子并不友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刚毕业那阵,我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同去一家公司竞争一个职位。老板叼着烟,坐在靠背椅上,看我们互相‌‌“舌战‌‌”。我跟同学都迫切需要这份工作。他也是农村孩子,母亲病重,正躺在乡下简陋的茅屋里奄奄一息。他需要挣钱救他母亲。而我自读书以来,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逼债的人,快把我父母都逼疯了。我必须尽快替他们排忧解难。我跟同学面对面站着,你一言,我一语,每句话都似一把锋利的刀,朝对方心灵上刺。我深知,当我们彼此以伤害对方为前提去谋取生存时,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滴血。后来,我实在不忍再继续玩这个‌‌“残酷的游戏‌‌”,便将职位让给了同学。但自此我俩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不知啥原因,那同学一直不愿再见我。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工作,吃饭问题解决了,却又整日为住房的事忧心忡忡。我虽然不是一个好高骛远之人,但眼看单位上其他家庭条件优裕的同龄人,在父母的帮扶下,住上了新房,开上了新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羡慕。然而,羡慕也仅仅是羡慕而已。在这个拼爹拼妈的年代,我深知自身的处境。我不能责怪我的父母是农民,不能埋怨他们没有替我创造优渥的物质条件,就对其含血愤天。倘若那样,我就是大逆不道,或压根儿就不是人。

我的一个发小,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一家装饰公司搞设计。他每天都在跟那些有钱人设计豪华新房,自己却住着廉价的出租屋。厕所和洗澡间都是公用的,晚上睡在狭窄的板床上,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小两口吵架的声音。前两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人长得秀气,也很善良。姑娘答应跟他结婚,条件只有一个:在城市里买一套房。我这发小已年过而立,对家庭满怀向往。他找遍了所有亲朋好友,试图凑齐买房的钱,结果仍是相差甚远。不得已,他跑回乡下,希望借助父母的力量圆娶妻之梦。他父母见儿子心急如焚,只好将圈里的猪、牛、羊牵到镇上换成了钱,还把粮仓里的粮食卖得颗粒不剩。即便如此,仍不够付首付款。他女朋友见状,索性嫁给了一个富二代。我的发小悲痛欲绝,在一个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他躲在出租屋里,用剃须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静脉。

与此相反,我以前单位上的一个同事,1983年出生,家境相当殷实。其从小到大,几乎没碰到过坎坷之事。生活和工作,早就由父母安排妥当了。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地活着,别给父母丢脸。对待工作,他素来不敬业。一到办公室就打游戏,反正这份职业于他而言,有或没有都无关紧要。失了业,也不会被饿死。上班之余,他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和追求,不外乎邀朋呼友,跑到酒吧去蹦迪、唱歌、酗酒,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久而久之,他沾上了毒品。整个人黄皮寡瘦,精神萎靡,像是被死神提着的一个木偶。

他被关进戒毒所后,作为同事和朋友,我曾去监狱看望过他。从他那冷漠和无助的眼神里,我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内疚和愧怍。那一刻,我在想,假如我那个死去的发小,有他一样的家境,结果会怎样?是像他那般,走上一条不归路;还是珍惜生活,做一些对自己,同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03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80后一代的现实困境。贫困的孩子被生活挤压和抛弃,找不到精神的归宿;而条件优越的孩子,又大多处于价值混乱和心理颓废的状态,更谈不上有心灵支撑和信仰追求。

社会道德和良知责任,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大环境的潮流之水裹挟中痛并快乐着。任何历史时期,做‌‌“理想主义‌‌”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况且,当一个人自己都无法安身立命之时,你又怎能期望他去经世济国,谈什么家国天下,忧国忧民呢?

我也曾是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热血青年,自逃离乡村那一刻起,即怀着满腔热血,发誓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来报效国家,造福乡梓,且有一种‌‌“声不震名誓不还‌‌”的决绝之心。但遗憾的是,在城市里闯荡的这么些年,当年的那股锐气和霸气,早已被现实给打磨钝了。我工作虽然稳定,却长年成了房子的‌‌“奴隶‌‌”。每个月都需省吃俭用,一边还房贷,一边将微薄的余资寄给乡下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操劳一生,到了晚年,我不能不管他们。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他们活着最坚实的理由。

进城快十年了,我依然处于一种漂浮状态。一只来自乡村的小船,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人在城市,心却在乡下。也许,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医疗改革,或一次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不会对我的情感造成深度伤害;但我乡下父母的一声咳嗽,却可能对我的心里造成强烈地震。我在想,这是不是充分证明了我的自私呢?可有什么办法呢,在关注社会问题之前,我必须先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前年的一天深夜,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生病,叫我速回。我赶紧打辆出租车,连更连夜赶回乡下,将母亲送往县医院急诊。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无法查出母亲病因,我只好将母亲送至市里的医院再做检查。待母亲病情稳定,我领她到市区逛了逛。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大城市。瞬间,她就被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给吓住了。入夜,当她住在我简陋的家里时,一直闷闷不乐。我问她何故如此,她闭口不答。还是她返乡之后,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娃,没想到你在城市里生活得这么艰难。我当时想,要是我的病医治不好的话,我就去撞车,给你挣一笔钱回来。‌‌”听到母亲这话,我的泪顿时流了出来,心里既酸且痛。

那么,既然我的根在乡下,这是否意味着我能在乡村找到心灵的归宿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乡村,已然是一副破败、荒芜景象。即使个别村庄矗立起一座座崭新的楼房,却鲜有人住。家中除了迟暮老者和流着鼻涕的留守儿童,就只剩一条黄狗,以及几只鸡鸭。所有的青壮劳力都一窝蜂涌向城市,靠贩卖廉价的体力获取求生的资本。他们宁可在城市里住工棚,也不愿回到故园,守住那一亩三分地。

面对乡村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加之乡村结构、人际关系、道德习俗的改变,我曾经熟悉的故土早就不再了。它只剩一个朽坏的躯壳,专等着在外的游子回去凭吊和伤感。如此说来,我们注定是无根的一代。城市我们进不去,乡下又回不去。我们就像一个游魂,在城与乡之间艰难往返,唱着不倦的挽歌。

一个没有归宿感的青年,他能做什么呢?也许,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承受,像农民承受土地的重量,像居无定所之人承受乡愁的煎熬……惟愿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能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家园里,获得灵魂的大宁静,大慈悲,大欢喜。

我们等待着,奋斗着,也祈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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