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从不骂蒋介石，病逝后蒋介石送他6个字

雨夜

鲁迅生前从不骂蒋介石，鲁迅病逝后蒋介石送他6个字

2018-01-28 政史时评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曾是年轻人心中的一面旗帜，他把文学当成匕首与投枪，一生都在与黑恶势力作斗争。众所周知，鲁迅的“骂”是出了名的，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和事，他都会“痛下杀手”，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奋笔疾书“舌斗群魔”。鲁迅的刀笔犀利，骂人能骂到入骨三分，比如我们中学课本曾收录过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的就是当时文化界的著名人物梁实秋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曾是年轻人心中的一面旗帜，他把文学当成匕首与投枪，一生都在与黑恶势力作斗争。

    其实，不只是梁实秋，被他骂过的不计其数，大多是社会名流，诸如：吴稚晖、陈源、徐志摩、章士钊、胡适、林语堂、郭沫若、周扬、夏衍、朱光潜、李四光、施蜇存、丁玲、成仿吾、章克标、邵洵美等等。



    鲁迅不骂那些无权无势的文人同道，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丝毫不手软，就连手据生杀予夺大权的要人，他也照骂不误。比如戴笠，那可是个连日本人怕得要命的主儿，鲁迅先生照骂不误。但是，纵观鲁迅一生，却从没骂过作为那个时代黑恶根源的总头子蒋介石，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解。鲁迅与蒋介石是浙江老乡，两人的老家相距不足150公里，虽然两人的人生并不无实际“交集”，但是，从零星的史料与当事人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两个人是有些“惺惺相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只要来看看鲁迅当年的遭遇就可明白一二。

    鲁迅所生活的年代，用我们历史课本上的话来说就是，白色恐怖时代，处于高压统治下的民众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命给整没了。按照鲁迅的“反动”程度，他就是有一百条性命也不够折腾的，因为，他们要想要鲁迅的命易如反掌。但是，面对鲁迅的“挑衅与漫骂”，他除了受到口头上的恐吓以及几张无人实施的通缉令外，鲁迅仍能安然无恙地睡觉、写作、愤世疾俗地活着，这和蒋介石对鲁迅的欣赏与偏袒有很大关系。下面再给大家讲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中我们也能窥见一点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

    1930年12月，兼任着教育部长的蒋介石收到密告：“教育部那个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通缉在案的鲁迅。”告密者的本意是想借此邀功，没想到蒋介石却对告密者说：“你找个他在部中的好朋友去告诉他，我很高兴能与他共事。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收到消息的鲁迅，拒绝了蒋的“好意”，不想与他这个重权在据的浙江老乡一晤。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一个月有300元现大洋的薪水，后来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被免，每月300元的现大洋又继续拿了多年，这不能说与蒋的关照有关。

   

    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病严重，乃至卧床不起，当时，鲁迅曾想赴苏联治疗肺病。这件事蒋介石知道后，立刻指示拨出一笔钱帮助鲁迅到日本治病。蒋介石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

    后来蒋介石还委托蒋梦麟专程去看望鲁迅，但是，这次仍然被鲁迅拒绝了。鲁迅也最终因为肺结核，在1936年10月19日，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虽然鲁迅一再拒绝蒋介石的“好意”（蒋只是在打人情牌，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封住鲁迅的嘴，聪明如鲁迅者，当然不会轻易上当），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小老乡（鲁迅比蒋介石大六岁）也是存有一丝好感或期待的，所以，终其一生，没在公开场合骂过蒋介石。而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惊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在上海，敬仰他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参加到治丧的活动中。 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三、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很多政界名流、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的挽联为：

    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而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还委托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花圈上题写的很普通的六个字：“鲁迅先生千古”。有人说，鲁迅先生也是识时务者，因为，当初有人劝说鲁迅用真名去骂蒋介石时，遭到鲁迅拒绝，认为这样做风险很大，所以鲁迅虽然嫉恶如仇，但是仍然要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我们不能对鲁迅求全责备，保全生命，才能继续战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吗。也可以从侧面看出：蒋介石对文化人的敬重，据说，民国时期是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的时期。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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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既收日元，又收卢布，专门帮外国势力摧毁中华文化的文化特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级五毛）。鲁迅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和民族自尊心，为马列魔教入主中国扫清了障碍。

鲁迅、五四运动反中华文化，这些是前导；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这些是后继，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为什么大力吹捧鲁迅 ? 因为鲁迅就是反华势力的笔杆子，共产党要先毁掉中华文化，然后才能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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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思想的钥匙


鲁迅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写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钱杏（笔名阿英）：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鲁迅与马克思的相同点


马克思《绝望者的魔咒》：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马克思《Oulanem》：
“他们也是 Oulanem，Oulanem，
这犹如死亡的名字，鸣响、鸣响，
直到它在卑微的蠕动者中消褪。
停止吧，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如空气般清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 --- 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


马克思《Oulanem》：
“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
时钟停止了，那微小的建筑倒塌了。
很快我将紧抱永恒，
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的诗作：
“哈，永恒，我们永远的痛苦，
无法描述、无法衡量的灭亡！
它是如此可憎，被造作出来，以蔑视我们 ---
而我们本身，作为盲目的时钟机器，生来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愚蠢日历，
我们只是为了毁灭而昙花一现，除此之外，绝无其它目标。”


马克思《Oulanem》：
“哈！在火轮上受刑之时，我必须愉快地在这永恒之环上跳舞；
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
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我和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
我要用我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

我要在它粗糙的现实周围投掷武器，
拥抱着我，这世界将哑然死去，
然后堕入绝对的虚无，
毁灭、不复存在 -- 那才是真正的活着。”


马克思《关于黑格尔》：
“因为我发现了最高的真理，
又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的奥秘，
现在我如同神灵，
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


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演奏者》：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看见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牠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


马克思的诗作《人之傲》：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在废墟中穿过各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胸中的那一位与创世之神平起平坐。”


《共产主义宣言》第一节写道：
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共产主义宣言》第二节写道：
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共产主义宣言》第二节又写道：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1848 年新年作品集：
“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不仅将消灭反动阶级和王朝，还将让所有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这就是进步。” “他们的名字将湮灭。”


马克思：
“一个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会中进行。革命不会在乎它毁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会在乎它毁掉的房屋一样。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势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


恩格斯在《The Magyar Struggle》中写道：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使所有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消失。这也是进步。显然，若不粉碎一些精致的国家花朵，这一目标便不能达成。不过，没有暴力和残忍，历史就不能进步。”


马克思：“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


马克思：“我们必须让这些混蛋相信我们与他们继续友好，直到我们有能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道路。”


马克思：“我们发起战争，针对宗教、国家、家乡、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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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鲁迅等人欲消灭汉字

鲁迅说过: “中医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

钱玄同1918年4月在给陈独秀的信（《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发表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陈独秀在《答书》中说道：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胡适在《跋语》中说道：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鲁讯语录》：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鲁迅在《关于新文字的答问》一文中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提出“汉字落后论”，痛骂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 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钱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随感录·八》，将道教称为“最野蛮的道教”，认为：“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

陈独秀1918年7月1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阴阳家》说：“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周作人1920年7月撰文《乡村与道教思想》说：“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

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在旧版（毛时代出版）《鲁讯语录》中，还有大量的鲁迅对道教、汉字、中华文化的疯狂诋毁、污蔑......

至此，“五四文化精英”们的目的已非常清楚：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消灭汉字等等，就是为了把中华文化彻底消灭，让中国人彻底失去民族自信心、成为一盘散沙，从而顺从外来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认贼作父。

鲁迅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日寇觊觎已久，随时准备灭亡中华的时代，他都在干什么？在给国民政府添乱、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给中国人民泄气。同时代的日本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在宣扬天皇是神；德国人在干什么？在鼓励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在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是上帝的孩子，是自由的火种。战场上鼓声是干什么的？是鼓舞振奋士气用的。鲁迅在战场上干什么？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有劣根性、五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中国的医术是骗术、要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人。甚至说“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办法，至于‘灭绝’一条”。 ---- 摘自《鲁迅欺骗了整个中国》

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他的密友内山完造。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 ——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政府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企图麻痹听众吗？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

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也叫128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鲁迅在干什么？在外国租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2月16日）

上海事变，日本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潜入商务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 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人间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不亚于火烧圆明园。这期间，鲁迅在内山完造家里躲避了一个半月，竟然在他的所有文章、日记里，对此没有半句评语。

鲁迅等“新文化精英”，对中华文化、汉字、道教的批判，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并非如此！

其实很多事情，在鲁迅的时代人们都早已心知肚明，今天的中国人反而还有很多被蒙在鼓里。请看：

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共产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人们只看到中国的黑暗，却看不到这背后更大的黑暗
是令人惋惜的
苏雪林却知道那是一种国际性的势力
中国之所以受制于人
当然因为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
可如果没有鲁迅这个内鬼
外神想要摆布中国也就没这么容易
所以追根究底，罪魁祸首还是鲁迅这个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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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人如何评价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

“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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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 因为充当了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的刀手: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1206/1036011.html

鲁迅当年怎样欺骗人民？

http://www.aboluowang.com/2015/0810/596075.html

鲁迅──汉奸还是族魂？

http://www.aboluowang.com/2015/0805/594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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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鲁迅欺骗了整个中国

　　
文/xiejk2003
　　
　　
鲁迅，一个被神话了的逝者。在历史思维开放的今天，有必要让我来剥开鲁迅身上那伪善的外衣。也许我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也许是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佛教内研究方面的，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上个世纪，中国最虚伪的文人，可以说鲁迅当之无愧。他不仅是伪善的，而且是险恶的。鲁迅是中国最媚日一个文人，他的很多行为放在独立于文学等条件下——从国家安危民族团结抗日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最大的民族敌人、最典型的汉奸无疑。每次国家有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里躲，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作家李长之在其专著《鲁迅批判》中描述的一样，鲁迅在灵魂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但是该书中对鲁迅的精神分析仍不够深入、全面。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饿共同特点表现为：缺乏自信和自尊，对他人过分依赖和自我强求，不开朗，好思虑，多愁善感、软弱等。这类人格特征可视为本病的温床，尽管不能说具有上述人格特点的必然发展为抑郁症，但临床所见抑郁症患者，一般都具有上述抑郁人格特点。鲁迅先生的文章，反映他是一个至少高度的抑郁症病人。鲁迅常常是悲观甚至绝望的。


毛XX曾经高度颂扬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而使鲁迅随后在中国的身价倍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鲁迅是个什么？有人说他是一个不懂英语，不懂数学，手无缚鸡之力，虚无缥缈，对我毫无用处，落后不了解政治的一个浙江肺痨。你们这些中国狗让我恶心，一会装浙江狗孔乙己用你们浅薄的知识给我挑刺，一会装浙江狗鲁迅给我灌输南方狗的得过且过。


一、鲁迅的出身（狭隘的童年）


鲁迅是我国被人称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他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


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小时侯鲁迅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过自由的童年生活，使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二、鲁迅的文章（畸形的心理反映）


鲁迅文章的感觉就是“难受”、“闷”。这种感受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中阴郁、压抑的氛围，灰暗的色调。我们可以看鲁迅的所有文章，几乎没有一篇脱离这个色调。关于色彩的问题我下文会着重分析。鲁迅的文章本身没什么不好，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无可非议，然而自从把他的文章编入了语文课本之后，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文章合为时而作”，鲁迅的文章的确是一个典型，他的“顺手一枪”也常常是恰到好处，所以他的作品许多都成为经典之作，成为专家们研究的对象。他们往往会从只言片语中洞悉出广阔的时代背景，从蛛丝马迹中探究出深刻的社会变化。


鲁迅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说过：“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另外，在其文章《白光》、《祝福》、《孔乙己》和《故乡》中对主人翁描述的文字有“青白脸色”、“花白的胡子”；是“苍黄的天底下”、“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斑白的短发”……这些词都给人一种萧索、寒冷的感觉，没有热度的。李长之也说到：“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他孤僻，清高，不圆通，几乎不参加任何宴会，在群集里也坐不久。这是很典型的抑郁症状。


而且，他常以一种戒备、敌对的角度看待身边的人：“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著名的事例是《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在这里不作赘述），有次还因为几个青年的玩笑而生气下了逐客令，甚至因为包办婚姻的事而一度反感母亲。他的敏感，易怒，多疑都是鉴于早年因宽厚一次次被欺骗、伤害的经历而形成的，一个人先前有多少善意，反过来就会激出多少恶意。无论如何，这就促使了鲁迅与周围人的距离一步步拉大，不但人们觉得鲁迅是冷淡的、难接近的，从另一面来看，鲁迅也愈发感到人情的冰冷，他的孤独就像《呐喊》序中提及的那个铁房子把他关在里面，从他笔下迸出来的就是一个个冰渣一样的文字，带着寒冷的色彩。


以前，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是用阶级观点，认为只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都应该是正义的，值得肯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评价的标准也已不再是阶级的观点，而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是时代变化带来的直接结果。于是我又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鲁迅的文章，在当时，他们的确是战斗的檄文，是刺向敌人的匕首，但生活在现代的的学生，未必会有如此深刻的感觉，我们所感受到是改革开放的浪潮，信息时代的快节奏。对于那些贴近生活的故事，贴近生活的文章，我们会更喜欢，更深刻地去理解。


有记载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意思就是“待死堂”。而在《呐喊》的序言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在钱玄同找到他之前，他一直在做他自己也认为毫无意义的抄古碑的工作。试想，一个人长年累月，甚至熬夜地做一件他以为“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我的理解就是他想以此麻痹、疲惫自己的身心，换言之，就是自虐。这让我想起悲剧人物西绪弗斯反复推巨石上山的无终止的劳动。之后他在新文学的阵营里写着鼓励青年的文字，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但自己的心中却不抱太大希望。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疲惫、压抑的处境啊！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字色彩怎么可能明丽？


而他既然不抱希望，为什么还要写呢？可能碍于对朋友的情面，可能出于对青年的责任感——而对己，或许，是一种心理需求吧。一方面，内心积郁的情感得以发泄；另一方面，那些鼓励青年的话也能给鲁迅自己一点慰藉，一点乐观向上的心理暗示。并且能增进自我的价值感，从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事中跳出来。当然，他对革命并不是完全绝望的，所以仍相信文学对拯救群众的灵魂会有一点用。他是爱国的。但这份深沉的爱与现实的鲜明对比反而增加了他的失望和创痛，由此而产生烈焰一般的愤怒。这份愤怒在作品中的反映仍然是“黑”。


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册书都有鲁迅的文章，传统的教育中鲁迅被灌入了太多太多“斗士”与“革命者”的形象，光芒耀眼，却让人看不到真实。谁能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彷徨，谁又知道他的绝望和悲凉？借用圣经里所说的：“黑暗在光中照耀，而光却觉察不到。”他在激励青年们的同时自己承受的黑暗有多深厚，恐怕我们已经很难感同身受。他就像一堆寂寞的火焰，面对熄灭的悲凉独自在无人的旷野里燃烧。


三、鲁迅是什么（伪善的文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密友内山完造是个日本特务头子，以上海为根据地，以鲁迅这样的中国文人朋友做掩护，不知道为日本皇军侵华做了多少铺垫和准备。日本军占领上海的时候把中国的商务书店等都交给内山完造经营管理——这叫接收敌产。日本人战败后，他是数十万日本在上海“侨民”选举产生的总头目，安排日本“侨民”回国等等行政事务。你们想想，这样的日本人会是简单的“中国人的朋友”吗？


鲁迅的作为，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 决不看中医> ，什么[ 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 吃人> ！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 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两个感想：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 反动透顶罪大恶极> 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 申报> 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还出版了《伪自由书》）。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 ，居然被学者认为人人都是阿Q ，我呸——阿Q 那样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 ，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 ，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 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 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 ！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 符合主旋律> ，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 英雄模范> ，我们看到的，是[ 伤逝> 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是[ 祝福> 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 祥林嫂> ，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 黑暗面> 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唯一的出路要么推翻政府；要么接受日本鬼子[ 打破黑屋子> ，就象第弟周作人做的一切！！中国的青年那么仇日，却有那么崇拜鲁迅，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现在的年青人跟过去的红卫兵一样多是不健全人格，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跟风随大溜，胜者王败者寇。


鲁迅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日寇觊觎已久，随时准备灭亡中华的时代，他都在干什么？在给国民政府添乱、跟日本人勾勾搭搭、给中国人民泄气。同时代的日本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在宣扬天皇是神；德国人在干什么？在鼓励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在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在干什么？在宣扬自己是上帝的孩子，是自由的火种。战场上鼓声是干什么的？是鼓舞振奋士气用的。鲁迅在战场上干什么？在说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有劣根性、五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中国的医术是骗术、要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中国人。甚至说“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办法，至于‘灭绝’一条”。


（现在的某些所谓精英与当年的鲁迅等人如出一辙，都是拼命贬低中华文化、拼命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力图使中国人放弃抵抗、驯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为什么你们可以对鲁迅那么宽容，对小燕子对张越等这些弱女子就那么苛刻呢，她们不就是不小心穿了跟日本国旗相似的图案了么？所以我说中国人如果有劣根性，其实就有胜者王侯败者寇、欺弱怕强的劣根性。鲁迅混的很牛比，刀笔吏，嘴能骂死人，被政府承认和颂扬，文章进了教科书，于是，他成了被顶礼膜拜的牛人、强人。


鲁迅真的是强人吗？我看不见得，文字是衣服，内心虚弱的人才需要靠强悍的文字包装。鲁迅现实中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强悍的行动证明我们看看？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也叫128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中国军民浴血抗日，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鲁迅在干什么？在外国租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2月16日），各位不晓得历史，可以去翻翻上海志，1932年2月16日上海军民正在干什么，在干什么？中国人被日本侵略，鲁迅却躲到法租界的日本人家里，胆小却不说了，“不义”的罪名却是推脱不掉的。36年鲁迅死了，37年日本人来了，鲁迅的弟弟当了汉奸，我们失去了一个证明鲁迅的机会。但是，日本人来了，被鲁迅辱骂成“性变态”的原北大女校长杨荫榆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不被日本兵强奸，找到日本宪兵队长那儿斥骂日本人，被日本兵枪杀后一脚踢到桥下；曾被鲁迅屡屡痛骂的“情敌”高长虹后来远在法国留学，37年惊闻日本人入侵中国，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辗转数十个国家，行程几万里赶回中国抗日，之间跟随中国军队转战大半个中国，这是何样的英雄赴死壮怀激烈？……。鲁迅都有什么行动来向我们证明？留日本胡？看日本医生？进日本书店？交日本朋友？说日本小孩比中国小孩可爱？还是骂中国人都是阿Q?


崇洋媚外、心胸狭窄、人格扭曲、汉奸走狗，这就是欺骗了整个中国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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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鲁迅承认其密友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


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投靠日本间谍

1926末至1927年是鲁迅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从一个对日本的崇拜者到彻底投靠者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侵略：1915年一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月侵占沈阳；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侵占山东，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爆发五四运动；1926年日军炮轰塘沽，导致了“三一八”惨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人人痛恨了。然而，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后，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入住虹口地区的日租界内。早在1870年，日本人开始侨居虹口地区，同年该地区被非正式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898年日本参与租界管理。1910年，虹口地区日侨人数超过其他各国侨民，位居第一。1916年，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地区治安事务。 1925年6月9日，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入驻虹口地区。所以，鲁迅入住虹口地区，是住进完全被日本势力控制的范围之内了。

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文中居然有这样的文字来说中国：“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北洋政府职位的小科长。

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的信号，这样的人当时实在是太少了。鲁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的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地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鲁迅则几乎天天都躲进内山书店。1976年，清水安三在《我怀念鲁迅》里说：“我向好多人说，在上海要是想会见鲁迅，四点左右到内山书店就可以碰到。”这里的所谓的“好多人”，当然都是日本人。显然，鲁迅可以在这里每天很方便与日本人“友人”频繁接触。而如果在自己家中频繁出入日本人，显然会引起极大嫌疑，而作为一名学者去逛书店则名正言顺，天衣无缝的安排！

那么，内山完造是何许人也？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police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police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 police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仅是一篇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鲁迅与其交好，未必就是“乐于作汉奸矣”。证明鲁迅是否“乐于作汉奸矣”需要关键性的三点：一是，鲁迅是否知道内山是间谍？二是，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完造是间谍的？三是，鲁迅在认识内山完造后，有没有危害国家的言行？

这方面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说法。鲁迅在其1933年出版的《伪自由书》的“后记”中讲到了内山完造。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次他和几位中国文人去内山书店，由于内山完造对中国文化出言不逊，一位文人后来对此予以公开揭露。按理，内山完造作为一个老牌间谍，不至于犯侮辱对方国家的如此低级错误，很可能他是在抛出探测气球，试探对方的反应，物色是否有可以网罗的对象。鲁迅此段文字就是针对那位中国文人的文章的，其目的显然是想撇清自己与内山的关系。鲁迅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绝妙的奇文，我们将其中相关的三段话列在下面：

1.“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内山的间谍身份一清二楚；

2.内山对鲁迅和同来的中国客人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鲁迅此段话表明，他不仅确信内山是间谍且人品不佳，并且，表明自己不屑于与这样的人物为伍，划清了界线；

3.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这段话又说内山不做侦探了，还要号召文人们竭力学他。

前面1、2段文才说过内山是侦探，3段又说他“不做侦探”，“不卖人血”，才说过他是“什么东西”，后文却说文人们应该向他“竭力学学”！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狂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由此可见，鲁迅对内山的间谍身份早就一清二楚，因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鲁迅是什么时候知道内山是间谍的呢？我们可以从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的举动分析得出结论。鲁迅才到上海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先后5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最后一次，见不到内山就赖在书店不走。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要搬家，有大量的家务事要处理，尤其是一个文人，光整理书籍就得忙上好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如果，内山仅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没有什么特殊背景，鲁迅会这样急吼吼吗？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在来上海之前，就知道内山是个有过硬背景的人物了，而这种背景当然是日本方面的。鲁迅是来投靠的。

至于，鲁迅为自己辩白的：“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真是欲盖弥彰的天大谎言了。鲁迅何止于仅仅是去翻翻书，鲁迅全集中收录了大量他与内山的书信来往，就是铁证。而且，早在此前的1930年，鲁迅就避居在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1931年 “一.二八”爆发沪凇战争，鲁迅又举家避居内山书店。另外，鲁迅经由内山完造介绍了一位日本医生須藤五百三，从此，此人就成了鲁迅全家的家庭医生。此人曾经是日本陆军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和朝鲜，退伍后到上海開設医院。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的“乌龙会”的副会长。鲁迅通过内山完造的安排，把自己全家的生命健康托付给了这样一个军国主义者。怎么是“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我们再看看鲁迅在结识内山完造后的种种表现。在内山引荐下，鲁迅会见大批日本人士，仅1931年，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人就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等。在多年会见的日本人中，有很多背景特殊的人，例如，松本重治是日本近卫首相的智囊团人物，后来参与策划了汪精卫投日。内山完造还多次邀请鲁迅去日本访问，疗养等等，而邀请方大多是有背景的。在此期间，鲁迅还多次与日本人联合举办文化活动。又是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 演讲，又是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又是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亲自担任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鲁迅在与内山接上头后，有关激烈诋毁中国的文字，就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凡日本书店均有出售，获得丰厚稿酬，而由于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对他无可奈何。中国人把不顾民族利益，投靠异族的行为称为“认贼作父”。难道鲁迅不怕人骂吗？鲁迅确实不怕人家骂，根本看不起包括爱国心在内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有了藤野提供的精神支持，有内山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大日本帝国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庇佑下，可以放胆干了。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令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 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 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期间还狎妓作乐，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还诬蔑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政府了：“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政府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企图麻痹听众吗？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

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为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高出多少。

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例如鲁迅大肆污蔑中华文化和汉字、竭力贬低中国的一切，就是为了消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让中国人顺从日本的侵略和统治。

1936 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与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 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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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鲁迅的几个污点
　　
　　
吴海勇
　　
　　
与汪精卫少年激进、中年温和、晚年堕落的路径不同，鲁旗手的辉煌，或者说露出反骨则是在中年以后，而且逾老弥坚。相反，在38岁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小公务员。原因很简单，因为38岁之前他基本上籍籍无名，论级别也从来没有超过正处待遇，所以没NB可吹，没架子可拿，没资格可卖。

更为重要的是，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待遇最为优厚的年代，反正是除了宋朝，好像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之相比。像鲁迅这样一个准处级，一个月都有２４０到３６０块大洋（兄弟，这可是合法收入呀，议会通过的标准）。如果按当下的购买力，基本上是2.4万到3.6万之间。而即便是在十多年后，当乡间教师的胡大才子兰成，每个月也才６块大洋，还要养活老娘、妻子、侄女和两个孩子。

陶潜先生曾说，做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如果这米换成五十斗或者是五百斗，可能就不一样了。何况，从小受穷的鲁ＧＧ当时正在攒钱准备买房子，接母亲，养活在日本的弟弟一家。此外，还要维持出门就打的，经常下馆子，每天有点心和糖吃的准富裕生活。所以，这受胯下之辱，也就可以理解了。反正俺觉得，如果换了俺，俺也会钻的。


老袁的大腿下面

大清军方的高干子弟袁世凯绝对是一枭雄，20郎当岁的时候，就监国朝鲜，行废立之事，除了搞了三房朝鲜姨太太以外，还把整个朝鲜王室和政府玩弄于掌股之上。当时，他只怕李中堂和日本人。慈禧、李鸿章和张之洞死后，多年的老袁熬成了婆，江山已经是袁家沸鼎里已经退了毛的鸭子了。

我们的鲁迅先生是在1912年12月19日见到的天颜，当时大总统集体会见了教育部处级以上官员。想必在这个河南人讲话的时候，绍兴人是认真做了笔记的。至于回去有没有给全处的同志们传达贯彻，并在黑板报上写学习心得，俺就不知道了。

反正，接下来几年，在老袁的淫威下，鲁GG只能忍气吞声。

一是祭孔。孔子是圣人，祭孔现在看当然没有什么，但是要知道，五四运动是反孔的，鲁GG是砸烂孔家店的主力砖手。而老袁祭孔，其实也不是为了孔子，而是为了自己的帝位。祭祀就是告诉鲁迅这种有反骨的臣民：做人要厚道，要忠君，膝盖要软，该跪的时候千万不能含糊。鲁迅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小九九，不过他从不介意在老袁面前为孔子下跪，反正只要老袁给他工资就行。

更为屈辱的是，鲁迅签字支持了日本亡俺中华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是个老江湖，签署二十一条前，他知道大伙都反对，为了推卸历史责任，他要求全体公务员都签字支持，否则总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鲁迅就这样“被迫”签字了，不过，鲁迅跟日本特务头子内山完造关系密切，他签字时心里怎么想，谁知道呢？

这第三，当然也是最严重的，是他在袁世凯称帝，全国十多个省份宣布独立，进步党和国民党同时武装起义时，竟然安心领取洪宪皇帝的俸禄，没有辞职，更没有像梁启超那样愤而出走，或者撰文揭露（靠，那时即便他撰文了，也没有人知道教育部佥事周豫才何许人也）。

张勋的大腿下面

1917年7月1日凌晨，辫帅张勋把溥仪连拉带扯弄到太和殿，宣布恢复帝制。一时间，北京满城尽带黄龙旗，假辫子比文革时的毛选还畅销。那天是星期天，当天上午，鲁迅先生平静地走过挂满龙旗的街道，到琉璃厂买碑帖。第二天是星期一，他没有去上班，同事给他带来了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的上月工资。这钱，显然已经带有一些皇家气息，他纳的时候，有没有笑，俺就不知道了。

7月3日上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远在天津的老段在马厂誓师，准备带兵进京再造共和。而与此同时，经过两天的思考，鲁迅来到教育部，与同事话别。请注意，这个别，是暂时离职，而不是辞职，因为他并没有提交书面报告。经过五六年公务员生涯的煎炒烹炸，迅GG已经很老练。他深知，这帝制是不好玩的，复辟多半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上次老袁的时候自己已经现眼，这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果然，老张5000辫子兵挡不住老段的几万大军，7月12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听听外面枪声已经逐渐稀少，7月16日星期一一大早，我们的鲁迅先生又回到了教育部办公室。

由于当时没有电视直播，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当段总长马厂誓师的时候，鲁迅应该是不知道的。他如果在第二天，段宣布讨张之后，再去教育部离职，就有点可疑了。所以，应该这次鲁ＧＧ的表现是好的，基本上没有钻张大辫子的裤裆，或者说，只钻了一半。


（注：此文中大部分史实，来源于吴海勇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８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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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揭开鲁迅弃医报国的真相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 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

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党教育部干部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据)，作者作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该凡人打发时间发泄无聊的玩艺，作者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作者就鼓励他，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神 ----鲁迅诞生了！

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为按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已经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二十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那时还没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 何况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何况，作为写作行内人来说，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 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

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个人推测，一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一个私立的偏僻乡下的野鸡类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还要不厌其烦地给其修改日语语法和单词的错误)，而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根本申请不到奖学金，虽然有藤野先生热心帮忙，也难有起色，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开始对医学学习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回国结婚之机辍学，滞留东京5年之久，但由于缺乏发展机会，只好回国担任师范教员(鲁迅自称： 因为母亲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所以回国任职) 。

这样说，可能彻底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却最为可信，接近事实。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须知，厦门大学是新创办的，当然不可能万事完备， 但已经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可以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须知，1926年时局动乱的 250--300元光头大洋/个月，换在今天，相当于月薪3万元！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看看“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而被逮捕和被剥夺公民权；看看“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款，连累了后代还债30多年！当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迅，一生行乞办学……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 ----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属于最高薪之列，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前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一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着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见鲁迅日记）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祖国，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他到底还想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