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会向梵蒂冈让步

FRANKSTON

作者: 潘小涛

近日不断传出梵蒂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问题的框架性协议已准备就绪，可在数月内签署，为双方关系带来历史性突破。由于主教任命权一直是中梵之间的最大分歧，一旦此关突破，建交似乎是水到渠成。

教廷消息透露，根据协议，梵蒂冈将来在任命内地主教的问题上有发言权。有外国传媒更报道，北京与梵蒂冈的谈判是在越南模式基础上获得重大进展的。所谓越南模式，就是指教廷和越南政府会就越南国内的主教任命进行协商，教宗拥有否决权，而最后的人选也是由教宗任命。虽然这已是教廷的一大让步，毕竟过往主教任命是教宗的绝对权力，但在越南模式上，教廷对主教有很大的主导权。北京真的愿意在协商中国各区的主教人选时，让教宗拥有否决权？

首先，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历任中共领导人中，最敌视宗教的。近年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官员信仰宗教，视之为蚕食其政权的重要因素。国家宗教局长王作安在党刊《求是》撰文称，不准信宗教是每个党员不能触碰的红线，“共产党和上帝（佛祖），只能选一个”，对“已信教”的党员，要透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

网上也流传两张图片，显示几名新疆警察拉起“坚决拒绝任何宗教，不信仰宗教”的横额，并有警察在上面签字。这绝非几名警察自把自为，而是切实反映中央对待宗教的态度。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浙江、河南、山东等地陆续出现强拆教堂事件，特别是浙江，1,200至1,700座教堂被指违规建筑而强行拆毁十字架甚至夷为平地。习近平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坚持由中共领导宗教，自主自办，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中国，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并说宗教问题始终是中共治国“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习的讲话，正正反映了中共宗教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新疆维族涉及疆独和宗教两大中共心病，近期被“重点招呼”是必然的（外媒指中共将数以千计维族人关进“再教育营”，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但它会放过教廷，任由教宗堂而皇之进入中国，领导逾千万地下天主教会信众？

中梵建交逼切性大不如前

十多年前，北京还有逼切性和需要跟教廷建交。一来他们要改善形象，以吸引更多外资；二来要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教廷是台湾最重要邦交国，并对中南美洲信奉天主教的台湾邦交国有重大影响，一旦北京与梵蒂冈建交，就会对台湾外交造成沉重打击。可是，中国国力日强，在中国的经贸实力面前，不少中南美洲国家早已跟北京眉来眼去，强如巴拿马也于去年倒向北京。如今北京对台湾的压力是全方位，外交施压的成效已不太显著。

可以说，北京与梵蒂冈建交的逼切性大不如前，时间也站在北京一方，随着中国国力日增，日后对梵蒂冈的需求更小，如今着急的反而是教廷官员。正如外媒引述教廷消息人士承认，“这份并非很好的协议，但梵蒂冈不知道未来十至二十年的情况，或者可能变得更差。”因此，如果中梵能够达成主教任命协议，也只会是教廷作出重大让步，教廷迫令自己任命的主教辞职、以腾空位置给北京认可的人选，就一点不出奇了。

不过，梵蒂冈这样做必定是不道德及有违良知的。一旦与中共建交，意味着台湾的20多万天主教徒要被放弃，而中国1,200多万追随梵蒂冈多年的地下天主教徒，不少人甚至因拒绝官方教会而被中共迫害，届时也会被迫纳入爱国教会的领导之下，叫他们情何以堪！

revealer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口号据说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有人认为这表明习近平是赞同宗教信仰的。

不过，“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样的句子，共党式口号味太浓，与宗教信仰那种清静、自然、神圣的气息不太协调。

另一方面，按照中宣部、百度文库等的解释，“人民有信仰”是指人民要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并非鼓励人民要有宗教信仰。

近年中共当局的很多做法也是打击宗教信仰的，例如强行关闭了民间宣扬传统文化和信仰的网站（只允许官方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扭曲解释）、强拆西藏的佛学院并驱赶修行人、强拆教堂、强令党员干部和警察不得有宗教信仰、出台更加严厉的管控宗教信仰的法规，等等。

习近平本身曾任中共党校校长，深受马列魔毒浸染，从他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能感觉到其中马列味甚浓。

其他的共党大员情况更严重，例如像胡锦涛、刘云山这类，长期用马列魔毒对别人洗脑，洗别人脑的同时自己脑也被洗，他们广泛散布马列魔毒所形成的负面效应，或称报应，会回馈给他们自身，使他们身负巨大而沉重的魔障，被魔牢牢控制，因而更加坚信唯物主义无神论、离神圣更远。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反对私有财产、否定人类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等，它就算再怎么改良，它的根是毒、是魔，它就不可能整个改好，而且一直会有倒退和重新变坏的隐患。

所以对于共产党，修修补补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将其整个推翻，以一种良善、文明的制度取而代之，如此方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