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幽灵闪现 中国为何被称为告密者的天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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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建筑大学的许传青老师不久前发声澄清了流传在网络上的一份处分决定。这份决定中，因为教授《概率论》的许老师将日本与中国做了所谓的“不恰当”的对比，因而被学校行政认定为A类教学事故，并予以行政记过处分。

这源自一名上课学生学生断章取义地举报。许传青老师随后出来澄清，表示举日本学生认真学习的例子，是试图以此来激励不以为然的学生。过程中，许老师用虚拟语气来警醒学生：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会成为劣等民族。就这么一个本来极为正常的教学举例，然后就被成为A类教学事故，并受到学校行政的记过处分。

与许传青老师被行政处分间隔时间不久，好几所大学校园相继发生类似的“告密”事件：从北师大的梁惠王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瞿橘红，再到北京建筑大学的许传青，基本都是和时政不搭界的古代汉语、概率论等纯学术领域。

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让大学讲坛成为风险场域，探索真理之地变成了告密者狩猎场？然而，告密并不只发生在大学。据报道，此前山东某高校期末考试一道试题是：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这是不是在鼓励学生们相互揭发？出题者表示，这是借鉴人力资源管理专业“360度绩效考核”中的“同事相互评价”。



北京建筑大学许传青老师因在课堂举日本学生认真学习的例子被学生举报（图源：北京建筑大学官网）
其实，在这次“告密”密集发生之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2008年11月24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其私人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博客文章，透露他由于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批评政府，被两名女大学生向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密，遭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心理学专家认为，不确定性会使人处于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中。一个经常有人“打小报告”的班级学校，同学间、师生间一定疏远而戒备。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尽管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但在中华文化几千年里却成为挥不去的梦魇，有人甚至形容为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

随着儒家地位在中国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６６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伦理，人性也会受到腐蚀。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其“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的伦理思想与告密行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告密也受到官方（至少是表面上）的谴责和抵制。像“亲亲相隐”原则，该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进入二十世纪，虽然推翻皇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但因“舒芜献书（信）”一事而最终酿成的胡风案，遭难者却达一千多人，“大革文化命”中的告密行为，更是史无前例。



文革中同事、朋友之间相互告发的行为绵绵不绝（图源：VCG）
分析告密的原因，大致有四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因而大义灭亲；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的选择；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完全是利欲熏心。一般来讲，除第一种情形外，告密者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最后 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有法律人士此前就指出，“告密”尽管是一种“监视”，但它的用意不在“督促”和“管理”，与设定“监督权”并鼓励积极行使“监督权”的宗旨形同实异。假如因告密而遭受行政处分的教授果真在“批评政府”时有值得“相关部门”调查和立案侦查的地方，那么，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学生向“相关部门”的“告密”是否属于一种对教师在课堂发表批评言论进行的反批评性“监督”，以及这种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伦理规范，社会的有效运转，或曰“长治久安”，均建立在对这些伦理规范的维护和支持之上。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事实上，谁都可能会成为对方的告密者，也自然是谁都可能随时陷入被告密之后的陷阱。“因言获罪”早已被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法治主义所扬弃，现实中发生的“因言获罪”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法治”真正实现从“主义”到“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