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遇害暴露问题 中国被质疑空前危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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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北京时间6月29日通报，当日在番禺区大学城某高校的地下停车库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名男子持刀伤害两人。两名伤者经“120”医护人员到场救治，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就在前一日，上海才刚刚发生两名小学生在校门口遇害。这样的惨案，最近几个月发生的比较密集。

　　前不久，山东烟台一男子驾驶叉车疯狂撞人，造成1死10伤，被警察击毙；同样在本月稍早一些时候，陕西西安公交车乘客被砍十人负伤；今年4月份陕西米脂发生恶性砍人事件，受害对象是米脂三中的中学生，凶手长期失业在家……这些都被认为是凶手在报复社会。同时也有，另一种因为承受不了社会的压力而选择自杀的行为：甘肃女孩因遭受班主任性侵长期以来多方诉求无果，最终在一众看客的欢呼声中纵身一跃当场身亡；宁波一中年女性在捡到两名女孩的手机后 ，“勒索”两千元人民币(专题)，两名女孩因无力承担，这名中年女性当场把手机摔在地上。近期以来的种种事件，都透露出悲凉的气氛。



　　陕西米脂一所中学四月份也曾发生恶性杀人案件，凶手也被认为是报复社会（图源：VCG）

　　客观地讲，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可能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凶杀案在中国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如此频密地出现？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分析，有的认为是社会原因，有的认为更多地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也有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进行，指出有些凶手天生就是反社会性人格。实事求是地讲，这类凶杀案的密集爆发，一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后，其处理方式就像中国互联网信息平台新浪微博上以为博主所描述的：秩序井然的信息，从事件突发到统一格式的蓝底白字的公安部门通告……安静而有序地完成了整个信息需求和传播的闭环——十几个家庭的天大的灾难和痛苦，也就完成了告知。这个新传播史前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管理部门和公众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极端事件，因为其随机、孤立、偶然、意外而极端，任何寻找背后动机、环境要素、体制土壤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挑衅的。于是，这世间，只有幸存者和遇难者之分，只有天灾没有人祸，魔鬼是上帝的指使而不是凡间的生灵。“蓝底白字”的秩序和遗忘的终点，将是世间最有温度的等待和一切苦难的归宿。

　　在上海两名小学生遇害后，互联网上出现一张图片：一名外籍老师在小学生遇害地点神情悲伤地献花，而背后是一些零零散散表情麻木的看客。如果说外籍教师是温柔的慈悲，身后看客那好奇的眼神则让观者感受到发自心底的悲凉。

　　中国看客的心态，早已有之，中国近代思想家鲁迅先生也大力描述过看客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凉。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如今，上述种种事件中的看客的表现、凶手的疯狂、官方的处理……依然令公众体味着“浓黑的悲凉”。中国官方的媒体正在书写中共成立97周年的纪念活动，一边是浩浩荡荡的庆祝活动，一边是生命的黯然消亡。多维新闻在《娴熟的沉默 大陆舆论管理部门究竟在怕什么》一文中，针对媒体在近来广州母女暴雨中触电身亡、老兵维权等问题上的沉默现象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绩升迁体系加上多年来形成的官场政治环境，最终导致作为宣传机器的官方媒体，在不知不觉中置换了自己的受众：生产的内容不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而是要“给领导看”。



　上海小学生被砍事件发生后，校园周围加强警力（图源：Reuters）

　　如果说官方媒体作为宣传机器受中国官场政治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给领导看”的状态，那么一些政府机构在处理引发社会高度舆论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也常令公众失望，比如说在处理宁波中年女性摔手机事件上的处理结果，该名女性变成官方口中的“弱势群体”；此前引发跨省追捕的鸿茅药酒(专题)案当事人谭秦东遭遇跨省抓捕，后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走出监狱首次接受采访结束时说的那句话，至今令人难忘，“我不会再被抓回去吧”，而事情最终以谭秦东向鸿茅药酒致歉进入尾声。也难怪一些学者专家惊呼社会各个领域的专业道德普遍出现颠覆性破坏。这种“怪象”，是社会出现全方位的底线危机的表现，同时又互相影响。客观地讲，受近来这些事件的影响，不得不承认，凶杀、对生命的漠视、一些普遍的歹意、惊恐与悲凉在社会中确有蔓延的迹象。而对生命的敬畏，不论对于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应是统一的律令。当下，中国社会需要做的功课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