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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偷听过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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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 17:11: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小时候家里有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是父亲民国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别看那台“五灯”收音机是个舶来品,老的掉牙,但质量可真高,从来也没坏过,每天早间新闻联播前能听到《东方红》,晚间新闻联播结束后能听到《国际歌》。尤其1963年中苏两党开展“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时,中共一方天天在收音机里滚动播放那九篇评论文章。文章播完后放送的《国际歌》非常悲壮,至今想起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一天,我独自在家,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里面在喊:“共军官兵弟兄们!共军官兵弟兄们!”我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赶紧把波段旋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出门东张西望。确定刚才周围无人,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还有一天,我竟然收听到了前苏联的对华广播,在一阵优美雄壮的《祖国进行曲》后,一个干净利落的男声和一个温馨轻柔的女声交替出现:“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听得我既兴奋又紧张。

那时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奇。虽然有一种负罪感,但常常不可自控。听得时候很兴奋,但过后总是无限地自责。

1972年,我经过一年的节衣缩食,到年底买了一台九管全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国内算是高档的了。那台收音机有一个拇指宽的透明长条窗口,上面有波段的刻度。拧开收音机,这个窗口便亮了,随着声音里面的灯光会不停地闪烁。旋动旋钮,有指针在窗口的刻度上行走,可以寻找你需要的广播。当时我得意极了,心中满满的幸福感。

记得那时我常常半夜里蜷缩在被窝里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她播音既没有那种姨太太似的软,也没有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把小收音机当枕头垫在耳朵下听着玩儿,当然是很小声的,不然耳朵吃不消。当我的手指头随意地旋动着波段旋纽,在刺刺啦啦的强大电子干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声音:“自由中国之声,现在报告新闻……”声音显然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讲话的声调明显与我们每天听的广播不同,好奇心驱使我继续听下去。天啊,这是台湾的“敌台”啊!接着又出现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共军弟兄们……刺啦刺啦……飞机……赏黄金N两……刺啦刺啦……”我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拿黄金蛊惑咱人民空军驾机叛逃台湾呢。我最初的反应是:臭国民党,想拿金钱来引诱咱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不答应归不答应,但那台湾女播音的声调还是很爱听,跟电影《南征北战》国军电台女播音一个味儿,比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声娇媚得多了,让我对那个播音的女人有点儿想入非非。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程度。

我最喜欢台湾台播出的音乐。记得当时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喉美极了,当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从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知道在那些被判刑的人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罪状:“偷听敌台”,而我现在竟然也在偷听。我的手在颤抖,可好奇心又实在难以抗拒,于是就蒙头躲在被子里听……这回可是不折不扣地“偷听”了。敌台毕竟是敌台,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敢戏弄。记得当时有个节目叫“三家村夜话”,三个人用古里古怪的声音扮毛泽东、江青和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丑化。“自由中国之声”自然每天都要宣传台湾如何如何自由,而大陆则“吃饭要粮票,走路要路条”。我一想,可不是吗?没有粮票我们还不得饿死?出门哪个敢不带介绍信!

每当暗夜我收听敌台的时候,总是想起《永不消逝的电波》那部电影中,马路上奔跑着的搜索发报电波的汽车。越是夜静时分,那辆搜索车寻找电波的画面,便越容易出现在我的眼前。若突然听到几处近处的狗叫,便悚然一惊,仿佛那辆搜索的汽车已经开进了我们的大院,眼看就要到了我家门口。这时,我便一身冷汗。

一天,我突然发现呼市的街头有侦查电波的汽车在马路上绕来绕去,我猜想我偷听敌台的事也一定被政府发现了。只是公安部门掌握了大概方位,没掌握具体的地点罢了。那一晚我吓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象着“偷听敌台”这个可怕罪名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我甚至做好了被拘捕后,进到监狱如何向公安人员供述的准备。虽然后来我没遇到任何麻烦,但还是好长时间不敢再偷听敌台了。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如“美国之音”“BBC”“自由中国之声”等。当时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做“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停职、隔离审查、批斗、检讨,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被判刑,甚至枪毙。

文革中,内蒙古工大有个英语老师,为了学习英语,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那时,美国之音对于听众还免费发送“英语900句”的教材,大陆的听众如若需要,可向香港某指定地点写信索取。该老师利令智昏,真的向香港某指定地点发邮件索要。

1968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了,经人举报,他被打成美国特务,不久便被验明正身,绑缚刑场,执行枪决。

记得那时广播里天天在宣传:“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广播里还老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屈指数数,除了亚非拉一些丐帮弟兄,眉眼象样子些的朋友大概只有南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北边金太阳的朝鲜,以及欧洲那唯一的一盏社会主义小明灯了,罗马尼亚则属靠不大住的两面派。而国际上的敌人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应该说我们的敌人遍天下才对头。这敌人一多,听广播不小心就会收到某国或某地区的声音。不好,这就叫收听敌台了,我就是这样误入歧途,走上了偷听敌台的犯罪道路的。

偷听敌台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很难戒掉。我后来越听越多,除了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后来又收到澳洲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在所有的“敌台”中,我最喜欢澳洲广播电台,记得当初我接触邓丽君的歌就是通过“澳广”。我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这种来自电波的虚无的安慰就像镇静剂,支撑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并让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并不希望我们去解放,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一厢情愿,也让我明白台湾人民并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60年所谓的浮肿病其实是饥饿所引起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所谓的二号病就是瘟疫……

1971年9月的一天,我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首先提到中国有一架专机,在外蒙古坠毁了。这肯定坐的大人物啊,能坐专机的有谁啊?不就仨人嘛,主席、林彪、总理。周总理一看好像报纸上还登着呢,还每天……,咱们中国的特点就是大家从报纸上看谁消失了谁还出现。周总理还在,林彪没出现,猜到了,林彪!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不过我还是假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偷听敌台了。

后来,我的一个曾经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同学对我说,他们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那时还专门有人通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我就再也没有兴趣去“偷听敌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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