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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导致武文俊被枪毙的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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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8 08: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愚民盼清官 于 2016/3/19

    原标题: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知识分子武文俊之死

    湖南一小学教师武文俊因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写信,于1977年1月被枪毙了,时隔30年重读这封信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下面是武文俊原信的引录(湖南《湘声报》编辑向继东加注)。

    “十化宗主阁下:

    上次来函,想必一定收到,此事宜早图之,愈快愈好,迟则有变,反害自身,则祸必临头耳!须知,熊精特性,最善蛊惑人心,笼络人心,软化人心,熊乃丁火所化,即是最坚硬的金属,亦能被软化,他迎人则抓住不放,笑不休,笑后则吃人。它所宠信的人,也可说是最倒霉的人。曾有熊精的故事,说人熊感受宇宙阴阳之气,变化成精,能托胎于人,又能借尸还魂,世人不识。它宣扬专替人民办好事,骗得多人信服,好认人作亲属朋友,但一旦真正与它亲密接触,就会被它吃掉。它自谓穷通宇宙哲理,有通天之术,可以引导人民进入“天堂”,骗得五湖四海人们的信任。于是它把舌头伸出,变成了一座“天桥”,指挥人们上“天桥”,进入“天堂”,于是人们受骗,没有认清本质,不识真伪,人们络绎不绝竟不辞劳苦地披星戴月地忍饥挨饿地上“天桥”,岂知有去无归。原来“天堂”是个死胡同,都进入了熊精的咽喉,被吞吃。眼看人民就会遭受灭族之祸。幸好,天帝知道了此事,即降贤士于人间。贤士拔剑斩精,才拯救了人们。”

    [注]武文俊在狱中交待说:称呼“十化”,即“华”字分拆,指华国锋;“宗主”,武说是指奴隶社会的头人;“上次来函”系虚构,意在增加破案难度;“熊精”二字共28画,是影射毛泽东;“熊精的故事”是根据民间“莽蛇精的故事”改编的。

    “历史到了现代,熊精又借尸还魂了,它不断地把宠信的人做为梯子,踏着梯子使它可以不断上升。做梯子者,自然是被践踏者。最初还以为是荣幸,认为地位提高了,其实是个梦中牺牲者。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还是那句老俗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得宠应当思辱,居安应当虑危,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现在既做了它足下之梯,那就不能不认真对付,无能无为,会被踏碎,有偏有倚,亦会踏扁,须知熊精变化多端,要人倒地,鬼神莫测,若稍有不慎,就会遭险。它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挂着“为人民造福”的牌子,骗取了五湖四海的人信任之后,因而也就有了杀人之权,置人于死地,只要一句话。经常思考着杀人之术,治人之道,整人之法,竭力煽动鼓励人们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自己打自己,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它经常宣扬的“斗争哲学”,也是它全部学说的宗旨。所谓革命,按照它的打算,先革有产者之命,后革无产者之命,一时运用这股力量,打倒一方,一时运用那股力量打倒另一方,以逐步达到消灭人民之目的,确实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与它共事始终。不主张公理、正道,惟我独尊,至高无上,毁灭人类文明、自由、民主、幸福,实行野蛮、残暴、灭绝人性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它是真正的拉历史倒车,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万恶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林说它是社会封建主义,这种说法不当)。”

    [注]文革后,中央拨乱反正,立即修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

    “下面只简举数例,证明它不如封建社会进步,而是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

    一、经济不如封建社会富裕,外面光华,内部空虚,国家和人民都很贫困。就拿农民的劳动和收入来说,现在农民一年360天,天天劳动,起早摸黑,比封建社会给地主做长工辛苦得多,可是收入很少,只能维持半饱的生活,吃自己的饭,每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到一升大米,与奴隶生活水平差不多。以前给地主打长工,一日三餐饭是吃地主家的,有时还有点酒肉荤菜,每月工资两担稻谷,一年就有24担稻谷余着,折合市斤就有两千多斤。打零工是每日工资3到5升大米,一天三餐饭还是吃主人家的。插田打禾时的零工工资,每天可达一斗五升左右的稻谷,三餐饭是吃主人的。手工业每天工资有5到8升大米,一日三餐吃主人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就更不用说了,要比农民高得多。封建社会人们的劳动量又没有现在这么大,劳动时间没有这么多,种植面积也不及现在的一半。“杨立贝、白毛女、祥林嫂”毕竟还是加了浪漫色彩的创作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当然不能否认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弱点。但是现在不许写阴暗面,若允许写的话,又何止千万个比祥林嫂、白毛女更惨的人呢?这证明现代社会不如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

    二、关于妇女的“解放”,若说妇女现在得到了“解放”,不如说是用绳子把妇女穿了鼻栓。看农村妇女,除了负担家务劳动外,又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妇女的劳动量、劳动时间超过了男人,变成了女奴隶。以前说妇女整天绕着锅灶转,没有得到解放,现在才是“解放”了,劳累得要死。又说老人和儿童“解放”了,不看别的地方,就看大寨的老年和儿童就知道,一个个都被整弯了腰。当然,要人民劳动并不错,不过,所付出的劳力和所得的收入,对比一下,不及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差不多。

    三、人民没有政治地位,连买个东西也要讲情面,讲人熟。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学术界,不能发挥才能,都被认为是毒草,要进行批判,于是没有人敢写书了,只有熊精的邪说独盛,盈柜满架。这种奴隶主义社会,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四、一切人的行动都不自由。就是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老百姓自由多少,都被当做奴隶一样管得死死的。利用奴隶管奴隶,这是一种巧妙的奴隶制度,人们都成了奴隶。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动还比较自由。

    五、职业不自由,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人身不自由,处处有约束,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反对生产自由种植,反对劳力自由支配),生活不自由,生存不自由,生育不自由(要把生有两、三个以上小孩的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强迫实行阉割结扎生殖器)。它没有后代,痛恨人民有后代,要减少人口,实行截代灭种之法,完全把人民当作牲畜,侮辱残害,明杀人,暗杀人,数目之多,无可统计。

    六、徭役赋税之多,史无前例。征收公粮,按单位亩积计算,比封建社会所交公粮多十几倍到二十倍;按总斤额计算,比封建社会多40倍左右。与农民以前给地主交的租谷差不多(每亩田土交稻谷200斤左右)。“收租院”是演的现实,不是演的历史。各种税收繁多,什么都要交税,真是熊精“万税”,人们常常喊“万税,万万税”!还有其他派购、统购、徭役、义务工、积累工等等,人民总负担量,超过封建社会若干倍,农民贫困,又不许搞点副业收入,说是资本主义道路,要退赔,要批判,真是连吃盐的钱也没有。农村忙碌不休而生活苦,城市萧条而颓废,工人生活水平亦不高。

    七、专门吹嘘成绩,鼓吹这种社会奴隶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59年到61年那一阶段更苦,确实饿死不少人。可是把错误加到别人头上,说是苏修掐我们的脖子,要我们还债,又说是刘少奇路线搞的,又说是下面干部的“五风”,又说是天老爷不下雨。就不承认自己有错。报刊广播,都是讲的“大好形势,而且越来越好”,从来没有讲过半点缺点错误,使人们看透了这种虚伪的实质,因而产生反感,都不相信。

    它否认了一切学术思想,独尊熊精的思想和个人的主义,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愿望。

    以上只是随便略举数例,说明熊精的倒行逆施,由封建社会复辟倒退到奴隶主义制度,至于社会上的其他(利弊、舞弊)弊病,不胜枚举,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有所觉悟,民心背向,只是怒不能言。人民跟着它,遭受了多少劫难,多少苦难。现在熊精的天下快要满了,有童谣云:“王不像王尾巴长,四成幸运被水淌,十田交了八丘粮,熊精二十八笔(必)亡。”

    阁下若有智勇,成全大事,除却大害,拯救人民,拯救中国,定天下不难,我们当助一臂之力。否则,若苟且拖延,受它笼套,必为所害。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

    [注]以下是武文俊所谓“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其实有十一条,“三”为原文重复。

    “若能成全大事,下面附有建国条例商讨。

    一、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熊精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二、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段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

    三、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

    三、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四、建立一定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决民事纠分和刑事犯罪。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五、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材。

    六、发展工农业生产。

    七、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八、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利(作)弊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九、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十、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知内者草”

    (注)今天看来,武文俊的信,对那个时代确实是反动的。至于“反动”得正确与否,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本身已经做了回答。当然,武文俊也有失之偏颇、甚至以偏概全和泄私愤之处,但难道他应当就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判决书说武文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已是无须狡辩的。但说他“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无论怎样,也看不出这层意思。我倒觉得,武文俊在为“英明领袖华主席”设身处地着想,提请他注意“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同时还要华注意不要做“梦中的牺牲者”,因“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此情此意,实乃“谋士”之状,又怎能说是“击攻”呢

    相反,武文俊就是在华国锋上台后被“从重从快”镇压的。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殉难者的名单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遇罗克的死是为了让“出身不好的人”有同样的“平等参加革命”的权利;张志新的死是为“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李九莲的死是因“怀疑文革、为刘少奇鸣冤”;林昭则是为了反对“现代迷信”……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死,都是洒向共产主义祭旗上的血,而武文俊似乎不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之内。我想,那时如允许个人思考的话,武文俊是看出“革命”后果的人,他也许会像顾准那样走向“经验主义”的。

    在狱中审讯时,问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抓得过死了。”并说写信“给中央领导,如果领导对结扎、民主、自由等问题能考虑一下更好,能否改革一下。”而那时的时代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却希望“改革一下”,当然与那个时代就格格不入了。

    武的同事说武文俊“有书呆子气”,我是相信的。不然,他不会一进监狱就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教诲感化了,并在“交待书”中一再诅咒自己“没良心”。他这样做,是想“从宽”,能活下去——既为自己,也为了孩子们。也许他想到了,假如自己死了,受苦的就是孩子们,因为“其父系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我镇压”的帽子会让他们永世抬不起头来。1976年7月30日上午在第三次庭审中,审讯者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恶,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党允许我再活下去的话,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的罪恶是死而有余,枪毙都还太轻了。我如能活下去的话,一定重新做人”。他还说,“我家4个孩子……还小,我爱人思想也很进步,她们都是革命的”。同年11月9日最后一次提审,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条生路。”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毫不留情的。

    武文俊蒙冤25年后,我又踏上那块土地,武文俊的妻子刘满英流着泪对我说:“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也不管闲事的,教书回来,要么帮着做点家务,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那次,他也是鬼迷住了……”与武文俊一起任教杨和平小学的同村人武思月说:“武文俊是个好人。他善良,从不与人争吵,做事都考三虑四的。还有,他胆子小,出点事就吓死了。他还比较孤僻,有书呆子气,书读得多,社会上的事也想得多,但平时开会讨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他不吱声的。到出事时,我们都不相信那信会是他写的。”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18日至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经过167天的审理,武文俊就被枪杀了。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称:“武犯自1958年参加教师工作后,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经常发泄不满言论,曾受到学区重点批判,但仍不思悔改,发展到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极为反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书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反革命匿名信,1976年4月24日投寄‘国务院总理亲收’。利用古今中外最恶毒的语言,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本院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深入发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特依法(没有说根据某款某条,引者注)判处武犯文俊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书最后称“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3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但据查案卷记录,武文俊没有上诉,倒是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要求复查此案。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了。

    德先生题:

    读罢上述文字,我深感武文俊是可怜又可悲的。小知识分子往往是可怜又可悲的,小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低层,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一样不富裕,但不同的是他们又读了点书,能思考,能看问题,忍不住会发一点议论,麻烦可能会因此而至。从武文俊的信可以看出,他还不完全是在“泄私愤”,还有些“为民请命”的意思,实践已经证明,他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在那样早的年代,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就写不出这样的信。悲剧也出在他爱读书、能独立思考方面。作为一个教师,国家还是给了他一点工资的,他的生活不会比当地农民还差,但一个地道的农民就不会有他这样的悲剧,一个农民既写不出这样的信,也思考不了这样的问题。

    可怜可悲还在于这个“小”字,如果是个大知识分子,影响力也大,在杀不杀的问题上可能还要考虑斟酌一番,不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一样。即使错杀了,现在也一定“平反昭雪”了,或追认为“烈士”什么的。《水浒传》中把小知识分子出生的军事取名“吴用”真得很贴切,“吴用”乃“无用”也!他为宋江出谋划策一生,但最后只落得上吊自尽的下场,可以说吴用的内心深处是不赞成投降“招安”的,但他也不可能公开跳出来反对,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来尽力保护李逵,保护武松,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这很像文革中的周恩来。

    知识分子真得很无用,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权无势又无钱无财,偏偏心中又有道义,还不肯谄媚拍马,卑躬求人,时常被骂为“穷酸文人”,他们能发挥其所长的便是他们的文字,所以往往文字偏激,仅从武文俊的信来看,他够“恶毒”的,而生活中的他却是个“老实人”。

    就是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是相似的,上海一次搞纪念鲁迅的活动,特邀唐弢先生参加,唐弢看了直摇头,“鲁迅先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主办者把鲁迅都弄成“横眉冷对”样子,在他们看来,鲁迅先生的杂文那么厉害,一定是脸色铁青、嫉恶如仇。而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很和善,唐弢说,鲁迅先生即使和林语堂、胡适之也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杀死的冤家。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他的文章被毛泽东誉为“很有辣味”,看他的文章恐怕很难与他那“弥勒佛”般的长相相联系,有人说他是“用笔杆子杀人”,但到底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所以他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量刑是较轻的一个。   

    本来写文章是为了给人看的嘛,“文似看山不喜平”,“只有片面才深刻”,如果一篇文章四平八稳,味同嚼蜡,这样的文章谁爱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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