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平台建筑民工/元老院成员(附 力行复兴的蓝衣社简介)

hzoroo

向中国民主平台的建筑民工致敬
向身有血债 功成身退 安享建国津贴的中华民主国元老院的成员们致敬


建议所有民运人士宣誓：
加盟民运，成仁成义，甘做民工，建立平台，败可亡命，成不居功，高风亮节，造福中华。


任何一个民运组织不能宣誓要这样的做，都是无法取信于民的。如果不能做到这样，民运当道，难免是中共第二，难免又一批杨佳来砍杀某些居功自傲的、拥兵自重的、耀武扬威而得罪平民的当权的民运分子。所以说，海外的那些各种名号的所谓的民运组织，首先要建立一个具有可行细节的针对民运首领自身的弹劾制这一民主正义程序。否则，支持民主的民众，凭什么支持这些很可能成为中共第二的组织？！ 所以，在革命性质的民主运动组织中，如此自清自律条款，是摆在第一位的。


除此之外，真正的民运人士，应有中国国民党蓝衣社（力行社）骨干成员们的作风---有个民族脊梁的样子---自律严格而身体力行---富有血性、具有理想、生活俭朴、刻苦清廉、正直自律、组织严密，纪律井然、修身献身。（消灭中共匪国<首都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蓝衣社首领之一 --- 康泽）。但是,真正的民运人士，唯一要抛弃的，是蓝衣社自取灭亡的祸根---针对贫苦的弱者而荼毒苍生。真正的民运人士，除了“坚持人道”这一点与蓝衣社不同之外，其它的方面，与蓝衣社完全相同。真正的民运人士，除了象蓝衣社成员那样从自律力行之中汲取力量之外，还有更大的力量源泉---坚持人道。这是自然界的潜规则。


曾经消灭依靠欺骗与抢劫而立国的中共匪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是蓝衣社。再次消灭依靠欺骗与抢劫而立国的中共匪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依然是更高水平的蓝衣社式的组织（禁止荼毒贫弱苍生并崇尚功成身退且决不争权夺利的蓝衣社）。


真正的民运人士是搭建民主平台的建筑队民工，建国后只在元老院里当陪审团成员，继续维护正义与公正。而元老院成员决无弄权夺利谋位的空间，决不以功勋而与民争利争位争权。


元老院成员在建国后，尽可以写回忆录赚钱，尽可以拍广告赚钱，尽可以靠劳动赚钱，尽可以领取并享有高额建国津贴。而其它的与民争利的赚钱路子全应被堵死。


元老们津贴的多少，应以实物为参照，比如每月五万斤大米的或两万斤菜子油的钱款（也就是年薪百万元人民币的样子），以防止通货膨胀后，元老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这工资是一直支付到死亡为止，而不是支付一定的年限，这样可避免元老们最后穷死饿死的地步。（据说辛亥革命的功臣，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写过一文章“与妻书”，但是林觉民的妻子最后是穷病交加而死的。因为国民政府给元老家属的补贴只有三十年的年限，年限一到，一老太太能有什么经济财源？国民政府造了大孽，不败亡才怪了）


以上措施的重要原因是：


妨碍中国走向公正的，只有中共一党。中共杀人历来杀人如麻、嗜血如命，他们并不在乎贪官们的命，中国反腐的困难完全是太子党因害怕唇亡齿寒而为虎作伥---为贪官作伥---是中共的太子党们以及太子党的老子们妨碍中国走向公正。因为贪官被灭，利剑将凌于他们的头上。（可见，反腐的民众只把矛头指向贪官，完全是打蛇不打七寸，没找到要害）。


鉴于专制的护卫者--太子党(包括中共提拔的所谓的第几梯队接班人），以及太子党的护卫者--贪官们，这些即得利益群体（中共的主流）的顽固性，中共这条吃美帝屎的狗，给美帝明送子女暗送财的同时，强力压榨百姓，煽动愤青反美，对于义人，或者不理不睬，或者只有肆意的凌辱，并且毫不妥协。中共这种对民众的凌辱(包括对民众的封喉)，促使民众从对不公的怨恨转化为对中共的仇恨，这是中共匪徒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所在。因而，民主运动的事业必定是激烈的。太子党与贪官以及贪官子弟到海外的，有海外民运人士解决，太子党与贪官以及贪官子弟在国内的，有国内民运人士处理。这些真正的民运人士---民主平台的建筑民工们，是海内海外的杨佳别动队、是北京的宫廷政变者、是军事政变者、是武装起义者。


在这场波澜壮阔步的抗争运动中，身背血债的民运人士，其血债由政府赦免，并享有高额建国津贴，除此之外，只能进入元老院做陪审团成员。因为身背即得利益者（中共匪徒）的血债以及被即得利益者（中共匪徒）的阴魂缠绕的人，不适合做和平社会的执政者，


但是民主政府有责任保证他们惬意的生活，同时这些人高昂的社会责任心与正义感，足以使他们成为陪审团的成员，以捍卫国家与民众的权益。


以上原因是其一，原因之二是：


民主平台的建筑民工们（真正的民运人士, 建国的元老们）是杀出来的。而民主国家的国家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不是杀出来的。民主平台的建筑队民工们是最伟大的人，是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的人，是彪炳千秋的人，但不是中华民主国的公仆（包括总统之类的国家领导人）。因为民主国家的公仆的产生，有其一套文明而正义的程序，而不是野蛮的打打杀杀（只有在专制时代，在文明与公正受到压抑的时代，野蛮的打打杀杀才可以对文明作出贡献）


另外，有必要明确一件事情：


那些杀出来的与高官显位无缘的民主平台建筑民工们，比龌龊的、贪权恋位的、追名逐利的民运政客们要高尚一万倍。当前的龌龊的民运政客与中共的贪官污吏太子党是一丘之貉，是中国的失望所在。所以，身上没有血债的民运，连进元老院的资格也没有，继续让他们在国外打工吧。


因为这种所谓民运人士的鼓噪，并没有什么价值，并不是什么高科技高见解，他们所言的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不能说，而是，如果只说这些陈词滥调来滥竽充数，而不组织力量对独裁专制的、向民众敲骨取髓吸血榨膏的中共匪徒的有生力量施以重创，只算是搞个民运的头衔而己，这对民主运动是毫无贡献的。这是目前海外大部分所谓民运人士的真实状况，但其中不包括突破网络封锁软件程序的制作编写者。


这些只说不做的，这只能算做民主运动的同情者，算不上什么民运人士，陈泱潮的那几张符合光学常识的照片与伍凡的虚拟网络上的网名（包括所谓的军中声音在内），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伍凡的那个搞笑的军中声音是如此，而陈泱潮的反特权论，也是如此，那个反特权论，其实也是千真万确的陈词滥调而己。反特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官僚阶层是天然的谋利集团。这一点早就有学者表述过。民主的本质就是在法制方面的反特权。而法制方面的反特权，也就是一个社会信用度的问题，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乱，这是一个对约定的遵守与尊重的问题，是个诚的问题。儒家提倡的“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路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诚”，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一点做不到，社会的信用度成问题，法制必然危机，国家必然动荡不安以至出现民运成功之前的国家乱态。所以说，陈泱潮的所谓反特权论，无非是遵守法制的问题，无非是个社会信用问题，无非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说的“诚心正意”之中的“诚”的问题，是重弹千真万确的老调而己，对民主平台的建立能有什么贡献？）。


当然，这是针对只管把陈辞滥调喋喋不休的人而言的。荀子曰：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之用也。并非所有的仅仅是开口的民运都是没有用处，尤其是在情报战心理战之中起作用的人，更是有大贡献，他们更是在艰苦的建国历程中的一大笔宝贵血债负担者(笔如枪,强于剑。一谍能抵十万军）。


关于血债，有一句话说得好：“I am glad to pay”----这笔血债，我支付得起，我乐意支付。口行善而身行恶的祸国殃民的国妖们妄图强调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也需要呵护、也具有价值、损坏也要赔偿，这就是对他们的简单而干脆的回答。


台湾民主的精彩之处，是把陈水扁拎出来，台湾民主的不够精彩之处，是在陈水扁在位时没把陈水扁拎出来。人们并不在意谁当总统，如同坐轿子的人并不在意谁在抬轿子。人们关键的在意之处是，谁干的不好就可以立即将其扒下来，就象谁抬轿子没抬好，坐轿子的就另找一个抬轿子的，非常简单而自然流畅。民众对公仆们也是如此，并不在意谁做公仆，但公仆们没干好，民众们将其卸任，是名符其实的举手之劳----投个票或举个手，表决一下即可。这是民主的本质。


对总统及官员的弹劾权是民主的实质，虽然在程序正义之下选举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如同民主的基本前提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民主的基本前提是民众对信息的掌握具有不在下风的位置。这就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所要争取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弹劾制与新闻自由，这是一个民主常识，如同将人群分为左派右派是一个伪命题，同样是个常识，在本质上，国民从来不分为什么左派右派，尤其在现阶段的华人圈子里，只分为对新闻言论自由的支持派与反对派，也就是民主派与专制派。


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流血救民、成不居功、败不亡命的蔡锷将军，永垂不朽!
中国民主平台的建筑民工们万岁!
中华民主国元老院的成员们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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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简介：


蓝衣是指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
蓝衣社成立于1932年3月1日，正式名字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
由一群富有血性的具有理想主义的刻苦清廉的黄埔青年人士发起创立的。制定有“修身进德”的《生活限制条例》。
强调正直、自律、廉洁、献身。
其宗旨是为救国护民，抵御外侮，复兴民族,也叫复兴社。目标是：统一国家、重整军备、禁烟反腐、复兴农村。


蒋介石为蓝衣社拟定的“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
调剂劳资、统制工商
平均地权、扶助耕农
唤起民众、注重道德
崇尚礼仪、创造武力
夭志劳动、誓服兵役
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主要人物
蓝衣社领袖 贺衷寒
蓝衣社理论家 刘健群
黄埔系将军 胡宗南


“蓝衣社”的构想由1929年留日归来的黄埔四期学生腾杰发起，经过三年艰苦而周密的筹备，包括初期游说，寻求赞助，后来初具规模时的“聚餐会”，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
最初，这个筹备是极其秘密的，因为对于几乎全数的骨干分子来说，他们既供职于国民党，又要参加这种隐蔽的自发民间团体，所以这是一种“违纪活动”。
蓝衣社成立初期，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严酷的纪律换来了蓝衣社最初两年的清新热烈。
生活上，为官无论大小，一律低薪俭朴，专管人员的监视下，仅有的几次贪污腐败被肃清；
组织上，人事管理严谨，秩序井然，设立了各专门机构负责军政警宪特等。


成立初期，它成功地接管整治了充斥着鸦片，黑社会势力，贪赃腐气的武汉，捕杀武汉警察局侦辑大队长，即历史上有名的“清流武汉”，紧随其后的是“廉政风暴”。这一清廉举措曾一度被南京效仿。
蓝衣社运用铁与血的手腕，竭力助蒋实行对红军的第四第五次围剿。
由于其高效的行动与成绩，使中共匪帮惊惶失措，中共领导人为此丧心病狂地被迫开展“肃反运动”，红军干部士兵被中共大量屠杀。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谓战果辉煌。


1938年5月18日，蓝衣社按蒋介石“停止一切团体活动”的手谕，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宣布解体。其30余万成员，绝大部分转入三青团，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转入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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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蓝衣社的覆亡，是因为派系相争、依附权贵、在经过短暂的廉洁自律高潮与高效成果之后，腐败滋生，争权夺利，最后不宣而散。
实际上，蓝衣社犯下滔天大罪而自取灭亡,排在前三位的原因：
第一是----针对贫苦弱者的荼毒苍生
第二是----针对贫苦弱者的荼毒苍生
第三是----针对贫苦弱者的荼毒苍生
1933-34年惨绝人寰的一次大屠杀(延续一年杀了60万人)，残戮民众，灭绝村镇，其罪孽决不亚于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往之后的人体器官的活摘。如此严重违反了蓝衣社自身的“救国护民”的宗旨，从而蓝衣社走向了堕落和毁灭的步伐---实质上是蓝衣社自杀而亡---背离自己的宗旨而失去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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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的毫无人道、荼毒苍生、自取灭亡的历史(堪比文革与活摘）


一、康泽的建立战略村与屠杀以及扫除文盲
康泽在江西建立标准战略村，实行保甲制，连保连坐，动辄连坐灭门杀无赦，形成无人区。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之后，以壮丁队的形式对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在各村成立夜校，扫除文盲，要求背诵《剿匪手本》，朗诵口号，如同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二、蒋伏生的建立集中营与屠杀以及贩卖人口
1933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他草拟的指令完全如同电影《投名状》里的抢钱 抢粮 抢娘们 抢地盘：
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与难运者一律烧毁；
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


为此，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另一数据是四十多万青壮年的死亡），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9万人口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建立了集中营，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而两三千的妇女，则被一个个地明码标价卖到了外地，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被贩卖到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成为包身工、士绅家庭的奴婢、妓院的雏妓。（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贩卖妇女儿童的所得现款，充当军饷。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

[ 本帖最后由 hzoroo 于 2008-9-11 13:5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