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

孟飞 · 发表于 2007-11-10 19:22:00

“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 ——感念包遵信先生孟飞包遵信先生走了，伤痛之中，自然让人想到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对自由民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想到他的道德人格。
 
在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启蒙运动中，包先生以其在学术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及影响，无疑是这个运动的领军人物。那是一个充满希望、探寻真理、渴求精神价值的年代。那时的包先生，以其中年人旺盛的精力、对启蒙事业的热情，在大陆思想文化界南北奔走，从官方体制内的理论活动到民间思想沙龙，从学院讲座到在出版界组织学术著述的出版发行，不遗余力地倡扬人类的现代思想文化，特别是自由、民主等人类的普世价值，以期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那套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走向未来丛书》，我们只须从丛书的名字上，就能感受到包先生的追求。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中，包先生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最早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学人之一。香港记者胡楠在回忆包先生的文章《性情中人包遵信》中，讲到一件事：一九八六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正是“一颗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评语），年轻气盛，想干点惊天震地的事。便邀请各路英豪到上海参加“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
 
由於胡耀邦尚在主政，参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请。开幕那天，一位与会者说，共产党应该说话算数，兑现对知识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闻之鼓掌。没想到包遵信却拍案而起：“岂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节，九十年代的士，为什么要乞求别人不要打鞭子‥‥‥”全场掌声如雷。
 
有人记述了这个场面：主席台上的上海市长江泽民脸变了色，看看左边的市委书记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边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朱面含微笑，那位来头最大的胡德平则是起劲鼓掌。江市长只好把涌到嗓子里的话咽了下去。包先生在此时讲“士”讲“节”，虽然沿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话语，但只要联及到包先生当时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以及会议的组织者及参与者们，我们就很清楚明白的看到，包先生在讲这番话时已经和中共政权脱离了君臣之份，从思想到行动上都摆脱了对这个政权的依附关系。
 
这句话的内涵已转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和对人类良知、社会责任的自我担当人格。在一九八九年那场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六四”民运中，包先生是知识界的学人中，最早激于道义、不计利害、挺身而出、声援学生、走向广场的少数知名学者之一，也是知识界支持学运的"知识分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之一。包先生参与“六四”民运时的情感、愿望和道德人格，胡楠在《性情中人包遵信》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包遵信在八九民运一开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说：“就是在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伟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识分子才勇敢地投到运动当中。
 
就算我们站着也要死，躺着也要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当他被问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识分子公然参加游行是否抱着背城借一的心态，希望这样可以迫使政府让步时，他说：“在五月以后，对政府已经很气愤，但是还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想用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出来表态.军管不是很突然的，我们已想到当时可能会军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学生不肯让步，政府也不肯让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上街头，可能会使那些坚持学生是动乱的人改变念头.”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
 
当时天安门广场处於危急之中，他和严家其已联名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兼告李鹏书》，观点十分尖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和几位香港记者都为他的安全担忧，认为李鹏不会放过他。我说：“老包，你真是胆大包天！几派势力都在利用学生，李鹏也不想学生撤离广场，为的是有足够的理由打击赵派势力，事实上，李鹏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烟才说：“我也预计到了这场民运将以大悲剧结束。民运被镇压后，专制会出现.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连声援也不敢表示了。
 
但学生们太单纯、太可爱，他们现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谁支持？”我们走到阳台上，默默地望着天安门广场，与早几日那种声势浩大的场面相比，显得冷清多了，甚至连撕人心肺的救护车声也听不见了。我说：“你知道有人已经失踪了吗？”老包叹了一口气：“有几位我知道，不是被共产党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问他：“你呢？万一‥‥”他给我一支烟：“抽！你看，我的背包里有书、有烟、有牙刷洗脸巾，在什么地方睡觉都可以，当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语，他却叫香港某报的一位女记者：“来，给我们拍一张生死离别照。” 
 
最应该提到的一件事是：当独裁者决定对以和平请愿的方式来诉求民主、自由的学生动用军队镇压时，包先生与严家其先生领衔发表了《五一七宣言》。《五一七宣言》公开指明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并发出了“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的誓言。
 
能在几十万野战军兵临城下的巨大恐惧中发出这样的誓言，不但彰显了那一群知识分子面对野蛮横暴的独裁者，为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永不屈服、以身殉道的坚定意志和人格尊严，也彰显了人类面对强权和恐怖时的良知与勇气。这誓言中激荡着铮铮铁骨、浩然正气，也激荡着世间的公理、正义，在当时的情势中如黑云漫城中的雷霆闪电，振聋发聩，激励人心。
 
即使在今天，对于那些渴望活在一个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不甘做奴隶，在专制的黑暗、高压、牢笼中固守人性尊严的人们，这声音依然生发着巨大的情感力量。 “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在“六四”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的近二十年的艰难岁月中，包先生践行了他当初的誓言。他先是被抓捕判刑，经历了近五年的牢狱磨难。出狱后，不但被剥夺了公职，失去了经济上的生活保障，而且被长期监控，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文章著述。在如此艰难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包先生不改初衷，依旧尽其所能地在学术研究上，也在民间维护人权的活动中积极行动，庄严、从容、无所畏惧地承担着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进程应该负起的责任。
 
作为中国当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包先生是一个真正地做到了既承接传统又走向未来的人。在他身上，既秉承了传统士子文人以天下为己任，以身殉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博大胸襟、道德持守和人格尊严，又接继了现代知识分子拥有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在被抓捕入狱、被监视限制自由的政治迫害和被剥夺工作、断绝经济来源的生存迫害中，仍然矢志不渝的践行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追求，义无反顾地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包先生在当代自由知识分子中，与陈子明、鲍彤、刘晓波等先生一样，是兼具大仁、大勇、大义的人，故而他们最遭统治者的惧恨和迫害。然而也正是因他们的存在，中国知识分子自孔孟以来的道德人格、精神气节在“六四”大屠杀后才仍然能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主义黑幕统治下，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动才昭彰显著，为世界所关注。包先生走了，他与“决不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称臣”这句誓言一起走进了近百年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大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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