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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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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 01:41: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潘晴 于 2014-1-11 01:49 编辑

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3)

文/潘晴

五、革命往往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视角,纵观历史的经验来看待当下的中国,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或是崩溃,其实并非是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必然选择。在中共“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中,中国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实行宪政,走向民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度出部分公民权力,实行法治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当政者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中共政权或许能像台湾威权社会的和平转型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中,保持住其实质上的历史连续性——转向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然而,究竟是帝国的运气太坏?还是一个专制王朝必然的宿命?中国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没有出现奇迹。毛死后,邓小平登上了红朝权力的顶峰,中共政权开始了寡头执掌朝纲的时代。垂帘听政的邓二世,不仅仅是帝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还是红朝权力中枢真正的决策人物。在这位“总设计师”的阴影下,中共看似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新时代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红朝一时“船未坚、炮未利,不得不求助于“黑猫、白猫、港猫、台猫、洋猫”的资本主义,毛时代的“马列主义原教旨”皆成电光泡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未能让共产党人踌躇满志几天,即以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告终。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使得红朝上下对“共产主义”饱满的希望,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水。

文革后,红朝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中共当局陡然一变,上下同心,痛定思痛,朝着人类普世价值转向,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更有可能驶入当今世界文明的港湾。可惜的是,在中共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个曾经出现的历史机遇。帝国寡头们,虽然把“改革开放”,当做拯救中共这艘“红色巨轮”的救命稻草。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不得不暂时地“韬光养晦”。红朝上上下下的官吏们,虽然个个高唱改革,其实是真戏假作,愚弄人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贪污索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和内外勾结,迅速地拉开了红朝制度性腐败的大幕。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中共当局未能激使自身变成有效力的民主和法治化的政府,将老大帝国一蹴成为和平转型的“宪政国家”。结果,中共高层在他们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时候,却让中国人民心中对此充满了失望和愤懑。

其实,在不改变这样一个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党内改革派们再多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曾几何时,胡耀邦、赵紫阳等维新派人士积极主张:党政分家,将国家导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一直强烈呼吁政治改革(党政=党国,分开=党是党,国是国,因此,触动了党国的根本利益)。但变法维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胡耀邦、赵紫阳,徒有党国第一把手的虚名,实质上只是粉饰帝国门面的维新大臣,仅凭救党、救国的“新思维”,就想与老迈而阴奸的邓小平和“八老干政”较劲,并未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如果人们能够洞察这个政权的本质,就知道“六四”大屠杀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镇压是一个独裁政权必然的选择。“六四”大屠杀宣告了红朝中那些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在一个专制中国实行政治改良的失败。历史悲哀地划下了一个百年的轮回,只是当年的“戊戌变法”杀的是变法维新的“六君子”,而一百年后,屠杀的却是祖国明天的希望——那些真心热爱中国的青年。黄昏中,赵紫阳广场洒泪挥别“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同学们,未来是你们……”的画面已成历史定格,留下的只是改革者末路的无奈与凄凉。天安门学子们热血喷流的汩汩声中,坦克和机枪奏响的轰鸣曲,象征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希望的破灭,和预示了中国未来血色殷虹的命运。

眼看“六四”就到了第二十五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屠夫咒语也早已过期。遥看中国,真实的景观迎面扑来。党争与权斗,民怨与维稳,镇压与反抗,掠夺与民生,发展与出路,革命与改良,变革与希望,无不交织着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对百年宪政梦想的追求与期盼。诺大的一个中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已像一座岩浆汹涌、欲待喷发的火山。而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和中南海对时局演变的失控与慌乱,概不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来临。

虽然中国面临大变革来临的巨大压力,但中共这个政权会主动变革吗?如果不管天变,地变,民变,官变,中共就是不变。人们又该如何抉择呢?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不外乎是两条路,中共主动改革或迎来革命。而笔者认为:变革,相对于改革或者革命来说,本应该是中国一个更恰当的选择。顾名思义,革即除旧,变即创新。光改不行,改需要来自统治者的自觉。所谓改革,无庸讳言,就是挥刀自宫,真正的改革者要有为苍生念,为国家计的治世品质,更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而今日中共寡头要员中,哪一个有此之心,有此之志?今日中国之改革,实在是比革命还要难!而变就不同了,变是指社会内部外部自发的变化,特别是整个社会压力的释放。是由不得当权者的。革命,则是被逼到了极端,顾名思义,是和人命联系在一块,要流血的。自古只有“逼上梁山”,没有谁吃饱了饭就造反的,革命从来就是被逼出来的。故聪明如温家宝者,说出了实话,保名乎?保命乎!此公已经看到,大变革的来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因果、形势使然。不论它以什么样地面目出现,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流血的代价,这将完全取决于中共自身的选择,和因果法则的历史规律。

但历史的悲哀在于,中共是注定要被历史埋葬的,中国人也注定了:要么成为一个独裁政权的殉葬品,要么在革命的浪潮中迎来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未来。在改革已死,民生维艰,官权暴虐,民怨沸腾的当下中国,人心浮动,社会动荡,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的思潮隐隐涌现。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学府中的精英们蔓及各地,举办讲座,开辟论坛,针砭时弊,宣讲革命。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者们纷纷深入城乡,协助市民和农民维权。在每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当官方为了维稳,拼命压制和封锁消息之时,这些活跃的人权义工,却将事件的真相透过互联网,发往全国,传遍世界。此情此景,恰似辛亥革命之前,国情民心的百年轮回。在当局堵塞了所有的民意合法申述的管道,拒绝了所有要求变革的社会愿望时,这些遍及全国的民间抗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来临的前奏。革命思潮,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这不是人为可以止息的,当局的压迫只会使人民革命的意愿越来越强!

日前,已有国内的革命志士发出了“北伐”呐喊:

余等将集众民之力,北上伐贼!蓝天不见,碧水不见,人心不见!
食有毒,穿有毒,住不实!民之后代何能存矣!
今高举国父旗帜:民主、民权、民生!北上伐贼!
以吾等之热血,铸吾等后代之民生!
北上!伐贼!

海外则有“革命党”遥相呼应,发出《民主革命檄文》:

檄文呼吁:“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

檄文指出:“当今中国“天怒人怨,天下苦共久矣。中共统治集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族被压迫人民之公敌。”

檄文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共担天下道义,并肩奋斗,救亡图存,在此宣誓吊民伐罪,共讨国贼。”

檄文宣告:“民主革命的洪流,一旦发动,必将以冲天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一切反自由、反民主、反人类之污泥浊水,创建自由、民主、法治和均富的新社会。”

这表明,海内、海外正在汇聚着一股革命的风潮,而且会越来越快的蔓延开来……

当年,满清王公载泽面对革命思潮时曾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一语道破了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一文中也指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他还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

胡德平的讲话意在警示中共:“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而中共的新任常委王岐山,也特别向党内的高级官员们,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说自明。对此,人们不难发现:革命的危机意识,和预感革命来临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体制内外的共同话语。王岐山是想提醒中共吸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教训,防范革命的发生。而胡德平明着是警告当局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实际是警告当局如不改革就会有“大革命”再发生。

不过帝国寡头们,特别是新君习近平,仍虚火十足的以“三个自信”给自己壮胆,以“中国梦”维持着党国在“火山口上烤火”的那份麻木。却不知坐待和拒绝变革,等来的只有革命。虽然中共的御用政治裱糊匠和油漆工们为帝国拼命涂抹新的油彩,但在残阳如血的红朝统治下,中国人已不再甘于忍受奴役了。就在中南海新贵们磨刀霍霍、呲牙咧嘴的对人民“亮剑”之际,人们已不难想到,一旦革命的枪声脆然响起,60多年的血色党旗,必将在亿万国人的唾弃之中应声而落……

历史的吊诡是:其实,革命并不是革命家们所变的戏法,说声“革命啦”即会从天而降。而独裁者们愚蠢的是,对历史的经验视而不见,以为只要严酷镇压,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表明:革命恰恰是统治者们逼出来的。而这种被逼迫出来的革命,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发生方式,也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动荡规模。

历史的悲剧是:革命目标,原本是可以用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来实现的。在所谓“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中共领导人的保守僵化,以及中共大家族权贵集团的贪婪和反动,加上新君习近平的脑残和顽固,必将使得短跑的革命快速地追上改革的步伐。

历史的局限是:所有政治权力运作者,包括追求民主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无论他们的理念和信仰是多么的不可动摇,却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特别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如果顽固地抗拒历史潮流,犯下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激起巨大的历史波澜,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而革命往往是在历史的拐点处爆发,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让人战栗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一个平稳的变革机会,或者说机会曾经出现过,但当政者无视和拒绝了这种机会,而民间也无法驾驭这种机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从来都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恰恰是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结果。

因为,一个社会的变革,它不只是来自于当权者们的主动作为。更多情况下,是来自于整个社会被压抑的巨大能量的爆发释放,就象核聚变反应一样,要想人为的控制,只能是统治者的痴人梦想。在改革已死的今天,中国的这场变革必然会导向革命,而这场新的民主革命,将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造反,均不相同。因为,这场革命是中国人百年共和之路最后的临门一脚,在国人的心中,这一革命的目标已经确立,那就是再造共和,建立永远避免为权力和生存而撕杀的宪政民主国家。让社会公正,让人心安定,让江山无恙,让子孙安康,这将会是一次开中国万世之太平的革命。

(未完待续)

潘晴
2014/1/10
于澳洲悉尼

注:《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共十个章节,敬请关注:
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论托克维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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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3 17:27: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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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 19:24: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有句古语:“土木不可擅动”。因为中国有智慧的古人讲究天地人三维合一的理论,天时,地利和人文对每个个体的动物和植物生命活动都有影响。在这里所谓地利就是指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的改变对整个国家乃至人类都有影响,而居住环境的改变对整个家庭乃至国家也都有影响,因为家庭就是国家组成的基本“细胞”。所以《老子》曾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夆;修之于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

今天的中国各地都在开展“美其名曰”的改善居住环境的运动,呵呵,连世界都为之发出感叹,今日之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拆哪儿”啦!然而拆倒了那些仰仗中国文化为基础建设的建筑物,建立的乃是受西方文化为指导的建筑物这又怎么会不影响在里面居住的中国人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有受此文化影响而建成的居住环境,西洋人有西洋人的文化,有受此文化影响而建成的居住环境。试想当美国人遍地都是四合院的时候,推行儒,道文化一定会一簇而成。反之亦然。用现代话讲,环境改变人,环境影响人!
不可否认今天的“CHNINA”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而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拆哪儿”改变了中国。不懂祖宗文化宝藏的中国人,今后只有捡食洋人吃剩下的垃圾过活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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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 19:25:57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时候听大人讲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现在大家都知道八月十五吃月饼,很少有人知道八月十五杀鞑子是怎么回事儿了。据说八月十五吃月饼是从八月十五杀鞑子而来的。其实要说起来,八月十五应该是一个民族解放的纪念日。

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做了亡国奴,在蒙古人的异族之下。蒙元统治中原之时,把全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和原来的西夏人、畏兀儿人(转帖者注:此畏兀儿人乃现在的裕固族人,现在的维吾尔其实并非当年的畏兀儿);第三等称为“汉人”,主要是北方的汉人,也有少量契丹人、女真人;第四等人成为“南人”,主要是原来南宋的汉人。
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不知道怎么治理中国这么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元世祖忽必烈灭了南宋以后,有人主张,干脆把汉人都赶走或杀掉,把整个中原大地变成蒙古铁骑的大牧场。有投降的汉人大臣,也就是汉奸,说这样不上算,把这些老百姓留着,让他们纳捐赋税,比让地上长草养马的经济效益大多了。元太祖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

但忽必烈对汉人不放心,于是就采取了红军的时候支部建在连上的办法,往每个村子里派一个军代表。大点儿的村子会多派几个,每个军代表负责若干个家庭。

为了防止汉人,村民的一举一动都要向军代表回报,不能随便,出门走亲戚都要事先批准才行。而且一到天黑就不许汉人出门儿。据说那会儿汉人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而且那菜刀是由军代表保管的,用的时候去拿,用完了马上就要还回来。

军代表是不带家眷的,也不带粮票。他们的吃住,包括性生活,都又他们管理的村民们负责解决。按照政策规定,军代表有初夜权,不管谁家娶了媳妇儿,第一夜都要和军代表睡。所以那时很多人家生了第一个儿子都摔死,不是大人心狠,是因为不知道是谁的种儿。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生出的孩子都是自己的。不论是谁家的姑娘媳妇儿,只要军代表要想和谁睡觉,汉人都是要服从的。做丈夫的只有在军代表不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和自己的老婆睡觉的。

汉语里有个词儿叫铁蹄下的蹂躏。说的就是哪个时代。什么叫蹂躏,就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敢说不。为什么说铁蹄下的蹂躏?因为蒙古帝国是建立在马背之上的。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光是被人蹂躏,还是任人蹂躏。

摔死头生子,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这么做的。而且即使不是头生子,也保不齐不是蒙古人的种儿。又经过了这么多代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汉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粹的汉人,而是汉族和蒙古族杂交的后裔了。

这样熬过了几十年,终于有了汉人的红巾军起义。但起义是要联络的,那会儿又没有什么手机传真互联网之类的通讯工具,要有也被过滤了。那靠什么联络呢?据说起义前汉人们互相送月饼,在月饼里面夹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收到月饼的人家看了,再做同样的月饼,送给别的人家。于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多。到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趁着花好月圆的时候,各村都把军代表杀了,就开始了。几经奋战,汉人终于打败了蒙古人,脱离了元朝的,蒙古军队又退回到了蒙古草原。汉人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就是明朝。朱元璋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建国以后,每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就给士兵们发月饼,就是为了纪念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时候没有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一说儿,发月饼已经是级别相当高的纪念活动了。从那儿以后,才有了八月十五吃月饼的习俗。

元朝是在十三世纪末年灭掉南宋后统一中国的,而大规模的汉人是十四世纪中页发生的。从时间上看,揭竿而起的那些人,就是蒙古军代表强奸中国妇女之后生出来的那一代人。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那一代人中有了蒙古族的血统,不象他们的父辈那末懦弱了。另一种可能是这一代人从小看着自己的母亲受凌辱,因此对蒙古人特别的仇恨。当亡国奴的那一代是看着自己的媳妇和儿媳妇被人糟蹋不敢发脾气,但下一辈人就不一样了,被人糟蹋的是自己的母亲,仇恨入心要发芽,所以长大了之后,无论如何也要报仇。

这段历史,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说了,就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但我估计,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汉人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因为我们每家每户的曾曾祖母都被人强奸过,而且还是中国人最为珍重的初夜,说起来自己都觉得没面子。就像给日本人当慰安妇一样,好多人都不敢出来承认。偶尔有一两个出来作证的,不光被大伙儿看不起,还被自己的儿孙们看不起。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的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蒙古人的血统,因此不愿意说蒙古人过去干的坏事。很多中国人把蒙古人当祖宗供着,满世界宣扬成吉思汗是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还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为自豪,绝口不提我们的祖先当过亡国奴的事儿。

其实,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民族英雄,却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中国人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的只有耻辱。蒙古帝国当年横跨欧亚大陆,中国只是蒙古国领地的一部分而已。成吉思汗死后,其治下分为多个汗国,每个汗国都由成吉思汗的后人为王,元世祖忽必烈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元朝的从来没有覆盖整个蒙古人的地盘。

元朝和蒙古人,最后并没有败在中国人的手下。他们只是被从中国赶跑,退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而已。蒙古后来虽然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但蒙古不是被汉人征服,而是被满清征服的。最后蒙古和中国都做了满清的亡国奴,但汉人的地位比蒙古人更低下。

只有在满清以后,蒙古才真正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只是蒙古治域的一部分,当年蒙古帝国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不属于中国,中国也不是成吉思汗的法定继承人。

我有个朋友的妹妹来美国探亲,说起她曾经到俄罗斯留学,跟俄国人说成吉思汗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俄国人说成吉思汗怎么是你们中国人呢?我跟她说那俄国人说得有道理,她说跟她上学时学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中国人提起来最有气的事儿是日本首相参拜,因为里面有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侵华战犯的灵位。其实说起来成吉思汗和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他们是一没什么区别,都是入侵我,杀害我中华同胞的罪魁祸首,而且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比日本更残暴,杀死的中国人更多。

成吉思汗成了法定的民族英雄,连他怎么死的也不能随便说了。历史书上只说他死于西夏,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宁夏,但死因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骑马摔伤了死的,还有人说是被暗杀了的。但民间有传说,是成吉思汗强暴西夏女子,并让那女子为他当陆文斯基,那陆文斯基一下子就把他那话儿咬下来了,于是成吉思汗就不完整地死掉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报仇,就把整个西夏国的人都给灭了。现在宁夏的居民,都是后来移民过去的。

成吉思汗的梦想是让蓝天之下都成为蒙古人的牧场。蒙古铁骑当年征服了半个欧亚大陆,给亚洲大部和欧洲东部的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过来。在蒙古人时期,中国及俄罗斯被占领部分的人口下降了一半,波斯人口十成中只剩下一成,而整个西夏国,则全部被灭绝了。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种族,种族灭绝,比起当年的蒙古人,都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现在说起这些,无意挑起汉蒙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隔阂,也不是要贬低我中华民族的伟大。但我觉得,历史不应该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说。在整个元朝,以及后来的清朝,我们汉族都是在外族之下的亡国奴。我们祖先所受的苦难以及民族的耻辱,我们有必要,有义务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没有必要掩饰。
就因为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遭受的耻辱,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已经奄奄一息了,中国文化是什么?是天干地支,太极八卦,老子文化。中国人的数学就是《周易》,中国人的语文就是《老子》。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说说中国话,写写中国字,至于中国文化是什么?有几个知道啊?直到今天,以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自己却用封建迷信四个大字把自己的祖宗留下来的中华文化打击的是奄奄一息了。可悲啊!可悲啊!自己的文化没有了,试问我们明天在哪里?答: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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