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员：你相信《社会发展史》吗？

诚毅

共青团员：你相信《社会发展史》吗？

作者：今钟

所谓人类必经的五个阶段的《社会发展史》，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基础，是中共洗脑的基本功。不但中学政治课、历史课，而且一切从业人员，包括说唱艺术演员的各行各业学习班都要灌输这一套基本教义，去建立“革命人生观”，那结论是“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胜”；连历史研究员也要根据这套教义去筛剪史料去削足适履，中华文明五千年丰富内涵，从此阉割殆尽。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没有人去深究，以为人类历史大概如此。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人类史就是阶级斗争，从人类历史一开始就如此，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就百分之百地肯定：“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五大洲千百个不同民族的“一切”历史来个武断，但是还没有提出后来所谓的“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

是一本书使恩格斯有了新鲜发现，把“一切历史”又改头换面。一个叫摩尔根的美国人，深入到印第安人的某一个易洛魁部落当了十几年养子，依据这个部落的生活习俗及所传历史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依据恩格斯观点，名为《古代社会》（共四卷）。恩格斯从此在《共产党宣言》的脖子上，又焊接上一个原始社会，自己否定了《共产党宣言》视为绝对真理的定论：“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所引证的全部资料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十九世纪对一个北美洲印第安人某一个部落的观察记录，就当成了五大洲各个民族发生的普遍历史，来了个简单的“一刀切”。

从此1949年后大陆各省市大学历史系教材中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尧典》等古籍，一律取消，中华远古历史成为空白。

其实中华五千文明的价值，不仅在于“流长”，尤其在于“源远”。在文化上美国人崇新，中国人崇古，都是有原因的。

在1949 年以前，中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野蛮民族的后代，无论中外汉学家，都非常珍视远古的典籍。譬如黄帝的武臣风后留下的《握奇经》（注1），许多人都发现绝不是部落间小规模战斗的总结。姜尚留下的《六韬》（注2），以及相传轩辕氏留下的《阴符经》（注3），举凡中华历史上知识全面的智者，如张良、诸葛亮等人都极为珍视，亲自为之注解，阐释，从中汲取了一般书籍所无的智慧。其实简陋的人类初始，不可能积淀如此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更不可能提炼到哲学高度。孔子珍视《易经》，也不清楚其来源，至于《河图》、《洛书》（注4），西汉大学问家杨雄也研究不出其出处与内涵，其所著《法言》（注5），内涵难比《易经》，包括后来的理学家程氏兄弟、朱熹等人不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等而下之，每况愈下。这部份内涵深奥的历史遗产，被党文化弃如垃圾。毛泽东说：“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给以总结”，一句话把孔子以前的文化全部否定，切割去了五千年文化的五分之二。毛泽东对中西文明断言：“中学有虚无实，西学有实无虚”，只见西方物质文明，对民族宝贵深奥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

中共占领大陆后，大学历史系，按恩格斯“教导”把十九世纪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当成了中华民族远古的祖先，大谈杂交、乱婚、群婚、对偶婚。学生遍呼“赛克斯”（性感），在大学生的满堂大笑中，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就这样悲惨地被“群体灭绝了”了。

在高级知识份子中，教授、研究员们奉共谕：“以论带史”，即以共产教义中历史唯物论或叫唯物史观来带领历史研究。基本观点是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每一次这种“动力”都造成了生产大破坏。黄巢民间传说“杀人八百万”，汉末黄巾贼造反，军阀混战，“开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注6），社会大倒退，道德大沉沦。明代野史记载了张献忠等反贼蜂起，一反儒家礼教，凡强奸不从者，皆裸裎绑高杆上，车载游示城乡，高杆之旗上，：上书“贞节烈女”，以恐吓女性顺从，不敢抗拒；“闯破天”、“闯蹋天”：从这类头领名字就可稍窥其反传统、反文化的内涵。梅兰芳名剧《费贞娥刺虎》（注7）反映了李自成大将、刘二虎等人淫秽宫廷，遭到反抗的故事。三十年代在美国演出，连费贞娥刺虎自刎倒下的姿势、角度、舞台位置都获得甚高的艺术评价。1949年后被中共禁演，至今无人会演，成了绝种。

中华历史除了黄巢、张献忠这些“中国历史发展动力”外，一切历史皆为“反动”。海瑞一类清官反而“比贪官更反动”，因为“维护了反动统治，延缓了历史发展”。右派作家姚雪垠，依循毛泽东思想写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文笔上乘，想像丰富，读者感觉如同歌颂当代朱、毛从井冈山打到北京一样，历史被歪曲，后代被迷惑。“以论带史”乱带一气：用阶级斗争解释魏、蜀、吴三国战争，很难说刘备代表什么阶级。刘、关、张剿灭黄巾贼叛乱，那肯定是“反动”，曹操代表什么阶级？统一中原又成了“功劳”，东吴使江南安定，“国险而民附”，你说代表什么阶级，如又何反动？

世界各民族历史纷繁多样，岂能用五种简单模式都装进去？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保罗既诺村古树洞中发现一批写在白桦树皮上的村史记录，发现在同一“生产力”（中共教义术语）水平上与农奴制并存的共有制，由长老会议管理，没有雇佣或租赁关系，农夫自耕自收，和平共处。笔者在韩战中，遇到过上级派来的一位干事，坑道中大谈来历：是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也没有鄂伦春族所谓的“共分猎物”但自种自收，在石板上烙饼为食，没有婚姻礼仪，把小学女同学，手拉手拉回家去，便成一家。有简陋农耕技术，有汉化小学说明文明水平，却不知阶级、剥削为何物。其实，俄国长期为农奴制，诗人莱猛托夫所著《当代英雄》（注8）中所反映同在十九世纪的中亚乌兹别克等民族却又不同，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拉丁人、以至美国人没有一家是按社会发展史发展的，大陆人人必学的《社会发展史》是恩格斯一家的杜撰，连共产党自己都已经把它戳穿，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畜牧制的外蒙古，被苏联“独立”后，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入境参观，钟表无论大小，一律停摆，没有上钟表看时间的习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殖民地。苏联欺负人家朦昧，不平等贸易，用四个玩具塑料小马，换一头真马。（在上世纪60年代）

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前，近代工业还不健全，没有多少工人阶级，中共基本上是农民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需要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到1953年却强令走入社会主义，文革中不管西藏、云南如何“落后”，所有少数民族一律进入社会主义。政治干涉经济；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大饥荒，乱七八糟。刘少奇1958解释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1980年邓小平又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之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以论带史”用历史唯物论把中国历史与现实“带领”得一蹋糊涂，什么“古为今用”、“厚今薄古”、“要法后王不要法先王”，（注9）把中华历史文化捣成烂泥，再捏成小泥人蒙混后代。留在这个党团之内，有什么劲？

附注：

1、见《百子全书》子部：《握奇经》。奇，读音为寄，为中华兵法基本概念，与正规之“正”相对，有出奇、意外等丰富含义。《握奇经》为轩辕氏（黄帝）武臣风后所传战术著作。

2、《六韬》按政治、军事等丰富经验列为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等六部份阐述，为周朝开国大贤姜尚所著。

3、《阴符经》轩辕氏着，张良注解。

4、《河图》似星象图解一与八、二与七、三与六、四与五相对，有线相属，四方皆成九数，至今无人破译；《洛书》类似，无出处，史上传说“河出图，洛出书”。

5、《法言》为西汉哲学家杨雄所著，内容与形式皆相似《易经》。

6、见汉末年，建安诗人王桀《七哀》之诗。

7、费贞娥为明末宫女，被李自成大将刘二虎掠去强逼成亲，费贞娥假意把酒招待，把刘二虎灌醉，刺死乱贼后自刎。


戏剧名家齐如山先生为发扬中华正气为梅兰芳再加工《刺虎》一剧，在国外颇负盛名。

8、《当代英雄》为十九世纪俄国诗人莱猛托夫所著中篇小说，题目有讽刺意味，写沙皇军中驻军中亚的一位有才华的厌世无聊、玩世不恭的青年军官。

9、“古为今用”：文革中毛指示的研究方针，把中国历史为中共政治所用。

“不要法先王要法后王”：法指效法，先王指尧舜禹，后王：秦始皇。

“厚今薄古：“鄙薄中国古代，抬高中共统治。◇

党文化发展史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