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公投”的法律依据

郑恩宠

刊于香港《动向》2014年9月号
「獨立公投」的法律依據

（大陸）鄭恩寵
　　在中共黨文化的語境中，一貫將所謂的「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進行妖魔化宣傳，現又增加「港獨」，認為香港反對派爭取真普選的行為是在搞「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並將所有「獨立公投」視為分裂國家的行為。本人不支持任何分裂中國的行為，但對中共御用法律文人的矇騙和誤導行為，有責任正本清源。

　　「獨立公投」來源

　　民族自決權是國際法公認的理論，在十七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洛克的憲政思想中就提出過民族自決權的概念。之後，一九一九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將民族自治權的概念引入到國際法中。他提出全球中凡自認為構成民族的團體，都有組建自己國家的權利。

　　二十世紀初，威爾遜將民族自決權引入國際法，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人類的共識。當時全球存在著空前的民族壓迫，到二十世紀中葉，民族自決權已成為全球各國公認的傳統理論，它順應了人類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和強佔領地民族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歷史洪流。

　　歷史到了二十一世紀，隨著殖民地時代結束，是否可以廢止民族自決的權利呢？答案是否定的，當代人不僅要對民族自決權的概念突破非殖民化的範疇，也要對民族自決權的權利主體加以擴大，以便實現對人類以往傳統理論的發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聯合國憲章》依據

　　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是聯合國的宗旨之一。之後，以一九六○年《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為代表的一系列聯合國的決議，又進一步鞏固並發展了民族自決權的理論，即：「一切處於外國殖民統治、外國佔領和外國奴役下的民族都具有決定自己政治地位和自主地處理內外事務的權利。」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球有一百多個原殖民地和附屬國都相繼獲得獨立。因此，從國際法上看，民族自決權的傳統理論是人類反殖民鬥爭歷史進步的產物。隨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全球的思想家、法學家們一次次將民族自決權理論運用到被壓迫民族獨立問題的實踐之中。

　　二○○八年科索沃通過「獨立公投」脫離塞爾維亞宣佈獨立。在冷戰結束之後，世界上許多地區和國家都相繼舉行過「獨立公投」，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南蘇丹和格魯吉亞的南奧塞梯地區，無論屬哪一種獨立公投，其理論依據都是國際法中的民族自決權，這並不違背《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在對民族「獨立公投」的問題上，若發生衝突，聯合國的國際法院還可提出諮詢意見，例如：二○○八年科索沃脫離塞爾維亞宣佈獨立，佔科索沃百分之九十的阿爾巴尼亞人行使民族自決權，然而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是否屬於「處在外國殖民統治、外國佔領和外國奴役下的民族」，當時國際社會產生了重大分歧，聯合國國際法院在二○一二年給出的諮詢意見中認為，科索沃宣佈獨立不違背國際法。事實證明，民族自決權及民族「獨立公投」是國際法上的一項基本人權。民族自決權和民族「獨立公投」不應在中國受到任何人的曲解、否認並將其妖魔化。

　　民族和自決權的行使

　　如何界定民族自決權中的「民族」定義？哪些民族才有自決權？事實上「民族」的定義至今還沒有舉世公認的標準，並沒有局限於人類學意義上「民族」的範疇。中共將馬列當為聖旨，但列寧是這樣認為，一個民族有權選擇分離，也有權選擇不分離，決不能把民族有權分離理解為必須分離，認為民族不分離就是沒有民族自決權。

　　正如法律上規定，夫妻並沒有必須要離婚的規定，但不等於沒有選擇離婚的權利。而中共將民族自決權作唯一壟斷性的解釋，民族選擇分離就是分裂國家，這是大逆不道及欠法律依據，特別是國際法公認的法律依據。

　　當今世界對民族自決權理論和法律的理解在學術上雖有分歧，但主要在兩個層面上是有共識的；第一是主權國家的國內法，尤其是憲法。事實上，雖然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鼓勵本國分離成幾個國家，但還是尊重「獨立公投」的權利，例如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訴懷特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承認，只要獲得其他各州的同意，那麼一個州就可獲得獨立。一九三三年英國議會通過決議認為：只要全民公決獲得通過，西澳大利亞可以從澳大利亞分離出去。第二個層面是國際法，國際法認為，主權國家的國內法沒有規定民族自決權，或雖有自決權卻附加了苛刻的條件，某個民族就可以依國際法行使自決權。特別是當某個民族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待遇時，作為一種救濟方法，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來尋求獨立建國的手段。在現實中，什麼是「別無他法」和「不公正待遇」，需達到何種「程度」，在目前的國際法上都沒有較為清晰的「標準」。

　　中共建政以來，一貫藐視法治，至今缺乏國際法的人才和真正的專家精英，卻頑固地揮舞反對各民族的自決權和「獨立公投」的大棒，最終在國際舞台上難以站得住腳，也難以在十三億國人中服眾。「亡黨先亡心」，這絕非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