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的尘埃

淮南老樵

     拂去历史的尘埃

    谁是“秋收起义”领导人？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昌，后历任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1927年8月下旬，余洒度召开修水山口会议，与平江农军负责人余贲民、浏阳农军苏先俊等人组建了中共名义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任师长，部队5000余人。9月9日毛泽东发动“农民自卫军”搞“秋收暴动”，余洒度应邀参加，因久攻长沙不下，部队严重受挫。

      农委书记、中共候补委员身份的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叫各路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中。余洒度参加前委会议，在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时，极力反对毛泽东向农村转移的主张。9月29日，“秋收起义”残部到达永新三湾，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以对部队进行改编为由将余洒度编入军官队任一般干部，以此剥夺余的指挥权，进而自己掌握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控制。失去指挥权以后，余洒度与苏先骏等人离开部队，于10月间到达上海，向党中央做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后来成为研究、佐证“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

      事实上，此次“秋收暴动”是毛泽东绕开了党中央乃至湖南省委，完全背离党的领导擅自发动的，行动宗旨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肆意抢掠、杀戮富人，中央根本不同意、不认可这样的做法。

在美国作家斯诺为毛泽东代笔的《自传》里，毛自言“起义”之初他本人只是“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者，他曾被民团俘获，要拉去砍头。据他自己说，他用随身的几十块大洋贿赂了民团，然后得以逃生。毛说“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

      “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即是指余洒度。毛信口开河，否认了余的正规军军官的身份，将余贬得很低，但是毛的“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这句话却泄露了一个天机：余洒度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甚受官兵的拥戴，威信很高。

      余洒度与苏先俊等人反映的情况激怒了中央，对毛泽东进行了处分。毛在《自传》里自己说：“因为‘秋收暴动’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

      请注意：这里面依然还有谎言：毛当时只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根本就不是正式“政治局成员”！所谓‘劫掠运动’，也就是土匪、抢劫、杀人的意思。

     “秋收起义”的这些真实细节早已载入党史，只是“伟人”的光芒一直以来太耀眼，使得世人无法正视真相而已。

     井冈山，谁收容了谁？

      余洒度等高级将领离开第一师以后，部队严重溃散，难以成军。最后，参加“秋收起义”的军队和“农民自卫军”合起来只剩下七、八百人，五百多支枪，因此缩编为一个团七个连。这样的小股暴动队伍如果不赶快躲藏起来，实际上是万难生存的。为了求生，毛泽东派人前往井冈山，找那里的农民军领袖王佐、袁文才联系，送枪百余支要求投靠。王佐、袁文才的农民军以井冈山地区为根据地已有数年，实力雄厚，官军奈何不得。因为袁文才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请注意这一点），他的部队同样属于“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因此没有拒绝毛泽东。井冈山农民军以1000元大洋和数百担粮食接济毛泽东，并准许“秋收起义”残部上山。

      事实很清楚，是王佐、袁文才收容了毛泽东。王佐、袁文才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党史里也写的很明白。但是，在毛的《自传》里，王佐与共产党人袁文才却被毛亲口说成了“盗魁”即“土匪头子”，并且是他收容了井冈山农民军。毛泽东公然撒谎说：“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

      这样一说，井冈山根据地就变成毛所“创立”的了，王佐、袁文才反而成了投靠者。王佐、袁文才以两个团的实力投靠了队伍不到一个团的毛泽东！

      这之后，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数千人上了井冈山，彭德怀又率近千人上了井冈山。朱为军长（最高领导），彭为副，毛为政委，组成了一支8000人的“朱、毛、彭军”。相比之下，井冈山原有的农民军变成了少数人，曾经秉承大义，慷慨救济、收容毛泽东的王佐和共产党员袁文才竟被诬为“土匪”，最终惨遭“清除”。杀死农民军领袖王佐、袁文才，夺其地盘的行为，使毛泽东丧失了当地民望，不久，井冈山即被国民党军攻陷，“朱、毛、彭军”遂成“流寇”。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曾为袁文才、王佐平反、追认为烈士，承认了袁文才的党员身份，承认了他为“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

     关于“陕甘边区”

      党史资料如是说：

       “1934年11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1月，改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方上“红军”势力和“苏维埃”政权的领袖、首脑，他们创建的这一块边区根据地，毫无疑问也是党的根据地。由于“中央红军”的到来，这块根据地就成了第二个井冈山，刘志丹等人也险乎成了第二个王佐、袁文才！有人说毛泽东曾经在刀口下留了刘志丹一命，但是刘志丹最终还是因背后中枪而死，谁下的手？这一直是“不解之谜”。在毛泽东的《自传》里，这个第二个井冈山居然又与刘志丹等创建者毫无关系。

      毛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瞧瞧，这个根据地又变成他毛泽东创建了。

      为了维护这个谎言，在“解放”了十几年以后，毛又亲自挑起“小说《刘志丹》事件”。1962年，小说《刘志丹》被毛定性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被指责为幕后策划者。习仲勋屡遭清查、迫害，被捕入狱坐牢八年，前后被整治、“审查”十六年之久。贾拓夫被逮捕囚禁，于1967年遭迫害致死。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活活打死。受到《刘志丹》一案株连者多达万余人。陕北老区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迫害致死。

      “四人帮”倒台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