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太子党”：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

博讯螺杆

2016-01-25

作者：马勇

摘要

他们看到了体制之弊，他们也想改革也真诚改革，但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革掉自己舍身饲虎，因而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

　　在晚清十年政治舞台上，皇族及贵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终比较活跃，他们对国际大势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对中国处境有比较真切体认，在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只是这批皇族随着改革发展也在分化，而且由于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可能会影响整个贵族阶层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站在了改革对立面。所谓“皇族内阁”，就政治上来说，是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运动的巨大进步，但从权力分享、人人平等的原则说，表明以皇族、贵族为推动力的政治改革还是有着很大局限。他们看到了体制之弊，他们也想改革也真诚改革，但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革掉自己舍身饲虎，因而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后来的所谓宗社党其实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想轨迹发展着，他们那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先前倡导改革的激情。

　　改革先锋

      在两千年帝制时代，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产。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这些皇子皇孙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体制的忠诚，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保家卫国，都是不必怀疑的。但是，出于权力均衡和稳定，历朝历代对皇族的权力都有所约束，都不会容忍这些皇亲国戚对国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养的办法交换这些皇族手中的筹码，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让来自各个山头的满洲贵族参与政治，但实际上也是对皇族特权的一种遏制，是以一种集体的力量约束着皇族中的强势者。直至议政王大臣会议解体，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集中在皇帝手里，辅佐皇帝的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来源的军功贵族阶层，而不是皇帝近亲。

　　皇族介入实际政治干预政治，实际上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更准确地说，就是1860年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等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名义兼领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这个做法虽然符合论功行赏的原则，也合乎当时的政治实际，但这个行动和持续性坚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祖制，属于皇族干政。



　　恭亲王的例子并没有很快结束，相反由于慈禧太后变成了慈禧皇太后继续操弄权力，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有所偏移，这就为皇族持续干政提供了借口，不仅恭亲王继续担负着实际的政治责任，其他王爷也在这个过程中纷纷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现实政治。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政治上最忠诚的铁杆。我们看到甲午战败，大清国面临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当政治改革不得不发生时，恰恰是皇族这些铁杆维护着大清江山的满洲性质。不论是首席军机恭 亲王，还是总理衙门大臣刚毅、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同时，都坚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汉人政治家以政治变革为名暗渡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皇族对体制的政治忠诚度远高于康有为那些力主维新的人。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描绘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因为皇权中心发生了分裂，是皇太后从皇上手中夺取了权力，是政治复辟。这个故事说了一百多年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康梁师徒刻意造假迷惑当世和后世，但康梁的这个说法确实经不起历史检验。这个故事只是他们两人的一个主观臆想。历史真实无须远求，清代官方文书所告诉的故事脉络并不错，即便一些细节可能隐晦不彰。故事的大概脉络是光绪帝知道康有为等人盗用自己的名义准备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后分外愤怒，这也是光绪帝后来一再指责康有为等人“陷害朕躬”背景。

　　光绪帝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一百多天的操劳早已心力交瘁，现在又听到康有为等人这些令人发指的阴谋，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在1898年剩下的日子里，光绪帝生病告假是历史真实。而且到了第二年即1899年，光绪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到了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对可能的接班人进行了考察，最终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进行培养，希望在光绪帝生病期间能够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

　　己亥立储和随后而来的义和拳事件、八国联军事件等，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这实际上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成员因为煽动利用义和拳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分或处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却因为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的急先锋。

　　1901年重新开始的新政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这是接续几年前的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汉人知识群体。这一次，其主导力量好像比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汉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起到相当大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去考虑。其实从清廷政治发展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其实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为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确实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都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利，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至于载泽，他奏请立宪密折和面对中，更是对君主立宪的好处作了非常详尽的理性分析，尤其是其“三个有利于”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上说服了皇上和皇太后。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

立宪万岁


改革深度、广度与限度

　　在端方、载泽等考察宪政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决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当此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而张一麟就是袁世凯此时重要幕僚。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的区隔，以维护皇室至上尊严。而组织内阁的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两宫嘉许，遂急召袁世凯进京与王公大臣会商。

　　8月26日，袁世凯抵京。27日，与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世续、那桐、铁良、荣庆，还有汉大臣瞿鸿几、孙家鼐、张百熙、徐世昌等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进行两天密集讨论。在大的原则上，各位与会者一致赞成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只是在实施步骤轻重缓急等技术性层面，各位大臣的看法稍有差别。激进如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及庆亲王奕劻等主张从速实施宪政，略微保守的孙家鼐、铁良、荣庆等强调不要操之过急，力主稳步推进。这里的所谓激进所谓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势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没有人至少是这些参与者中没有人执意反对立宪，他们的争论只是一些具体细节，是策略而不是战略。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皇族和庶族并没有什么分歧和冲突，过去刻意渲染袁世凯等人与皇族载泽、铁良之间的争论，可能有夸大的地方，并非历史真相。

　　高层会商的结果及时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宣布委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寿耆、袁世凯编纂新官制;命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几总司核定。宣布镇国公载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由此可见，预备立宪不仅在推动力上，而且在后来实际运作中，皇族和那些满洲贵族高干子弟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预备立宪是政治史上重大事件，过去出于革命史观对这场大变动多有保留，从比较恶意的视角怀疑清廷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清廷也不会真的使用君主立宪分享权力。再加上后来突发事件影响，几乎从事实上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清廷特别是皇族确实到关键时刻不知权力分享的真谛，不知君主立宪究为何物，清廷最后之所以被送进历史，其实就是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是一种自私本能。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只是在1906年这个时候，皇族和满洲贵族确实是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的，确实是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的确实有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并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满洲贵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载泽改革密折强调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政治风险没有政治责任是不对的，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若果设之，必将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必将招致内乱。

　　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端方、载泽、袁世凯等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是不对的，下议院没有开设就去创设什么责任内阁，将使一切大权归之于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

　　两天后(9月4日)，官制编纂大臣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相关事宜。紧接着，清廷于9月6日下令成立官制编制馆，吸收一些宪政专家参与起草。9月18日，他们就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由载泽领衔报朝廷。这个方案只是规划官制改革大原则，比如在议会还不能很快建立时怎样落实君主主导下行政与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应该怎样合理设置等。

　　对于这个方案中的大原则，在此后讨论中也有相当争论，而且一个最重要的争论就发生在铁良和袁世凯之间。大致上说，袁世凯主张，既然官制改革已经构建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机会一步到位。而在当时中央官制体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权力至大而又无法负责任的军机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肯定要设立责任内阁。既然设立责任内阁，就必然要裁撤合并一些部门，军机处就在这些当裁当并名单中。

军机处

       军机处对于满洲贵族和皇族来说，或许是落实权利的重要体现，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军机处，只有一个责任内阁，而这个责任内阁将来还要向议会负责，他们担心这样一来必然使君主权力旁落，因而铁良等人坚决反对废除军机处，反对设立责任内阁，力主乘此改革机会削减督抚权力，增加中央权力，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限制官吏兼差兼职。这是一个收权思路，与袁世凯等人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不太一致。

　　与军机处、责任内阁相仿佛的改革意向还有内务府的设置，既然君主立宪了，也就不存在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了，内务府在君宪体制下也就没有存在必要。以此类推，还有八旗体制。君宪了，八旗也就从原来被养起来的状态解放出来了，他们应该恢复平民其实就是公民的身份，可以经商可以从政，不再受制于原来的体制和束缚。

　　类似事情还有翰林院，还有太监的存与废。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常态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当然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了，君主立宪体制下，国家能够负担的只是君主和皇室，还有君主的当然继承人，皇室之外的远亲，还有那些依附在这个旧体制下的太监、内务府等，当然不会存在。所以力主彻底改革的人以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彻底改革呢?

　　对于袁世凯与铁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的争论，朝廷很清楚，但根据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清廷很快对此给予明确的政策界定，划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议”的范围，即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以此减弱改革压力和阻力，以此推动预备立宪不在这些细节上争执。这是一个大智慧，也就几年时间，被恭亲王以来视为大清命根子的军机处，到了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时，自然而然地被裁撤被合并，波澜不惊，再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是铁良等人在1906年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体制忠诚与皇族站位

　　清廷的改革，不论是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会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他们的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社会需要的东西。但改革从来不意味着统治者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皇族放弃对大清国的所有权，保中国不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和皇族的心头之患，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利的改革，自然不会被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皇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皇族、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君主立宪或许应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汉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庶族出身的汉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既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那个后来引起争议而当时却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钦定宪法大纲》。

五大臣在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