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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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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4 21: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二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苏维埃社会真相

苏联经济当初的迅速发展,和他们若干具体措施的采取有关。但是,根本的是在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独裁制度,剥夺了所有国民的财产和自由,使其全体沦为国家的奴隶,强迫他们在皮鞭下为政府劳动。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发展并不能反证社会制度的必然优越。我国万里长城雄伟得很,那是当初在专制独裁制下,由千万劳动者的血泪和白骨堆起来的;商代的青铜器美轮美奂,世所公认,那是牺牲了万千奴隶的利益和生命得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日本曾经迅速勃兴,国力强大,举世触目,则缘于法西斯对国内民众的残暴统治和无情奴役。就是早已为人所不齿的所谓“满洲国”,经济曾经也很繁荣。1943年秋季,东北三省依靠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包括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巴莱克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在内的34家外国金融企业,在东北三省设立了分支机构。“满洲国”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而当时底层民众,无一不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⒇  
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如此。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强行集体化,把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在城市,有产者也均被全面剥夺。无论工人还是农民,所有劳动者,都被剥夺殆尽,变得一无所有,不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独立劳动来谋生,一律堕为国家的奴隶,依附于布尔什维克,只是政府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当时,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不劳动者不得食”。不仅不得食,拒绝劳动且罪同“反革命”。列宁说: “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21)  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22)  负责监督劳动的是特务机构“格柏乌”。“格柏乌”最初的名字叫“契卡”,意译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23)  “怠工”与“反革命”相提并论。列宁指示﹕“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24)   在布尔什维克残酷的统治下,作为“劳动力”的普通民众,被任意宰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可言,往往成批地或被折磨死、或被打死、或被饿死。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仅1918年—1922年2月,杀人就不少于200万。(25)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北高加索,人口减少了20.4%,而1933年政府却将足够700万人食用一年的1800万公担谷物运往国外,民众怎能不大批饿死?(26)   在苏联“粮仓”乌克兰,1931至1933年出现大饥荒,500到700万苏联人丧生。(27)  1929——1953年,前后共约有2870万人更被关进“古拉格”(劳动营管理总局),完全失去自由,强迫劳动,占全苏人口的10%以上,其中,275万并且死在了那里。  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28)对现状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则被大批开除国籍,驱逐离苏。1922年,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当时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被驱逐出境。总共有多达200~250万人被赶出国境,流亡国外。(29)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苏维埃国家,就是一座变相的监狱,一座地地道道的劳改营。统治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大劳动营的,就是当年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这个造反时的领导集团,一旦掌权,就原形毕露,迅速转化为贪图私利、只知压迫剥削民众的、罪恶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特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保卫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他们被原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德热拉斯,后来恰如其分地、科学地命名为“共产党阶级”。而“共产党阶级”的统治手段,则主要依靠臭名昭著的“格柏乌”—“克格勃”特务组织。“共产党领袖”依靠它来控制党,进而依靠党来控制民众,这一特殊政体,被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也是曾经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科学地概括为“格柏乌政体”。后来蹂躏人类至深的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就是由这个政体演化而来。
人类社会从1215年英国“大宪章”签署、君权开始受到限制时起,逐步由封建制向民主制转型。到现在,将近千年,这个转型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推进,自由经济的广泛而迅猛地发展,相应要求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快速实现,改行民主制的国家于是迅速增多,原来的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则日益加深,更趋成熟。世界民主事业朝气蓬勃,前途一片光明。
从英国“大宪章”产生到民主制在全球实现,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内,民主和专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继续前进、完成民主制在全球的全覆盖,还是停滞下来,维持专制独裁现状,甚或倒退回去,在部分地区重搞专制独裁的问题,始终摆在人类面前。
民主制的内涵之一,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在同时,少数人的一切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恰恰相反,主张依靠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按照民主制,社会自然会在和谐中不断发展,而按照“阶级斗争”学说,社会永远动乱不休,天为宁日。近代以来,以这个错误的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以建立一党专政为目的,成为世界历史的一股强劲的逆流,曾经笼罩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猖狂至极,但因其违反人类的天性与良知,正在走入其衰败期,终将彻底失败,成为过眼烟云。践踏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与反抗,铁板统治73年后,终被民众推翻,就是这个运动整体解体的象征。

秋白对苏联真相的如实报道

1921年1月-1923年1月底,两年多时间,秋白任职《晨报》记者,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本着记者的良知,如实地报道了他在苏联的所闻所见。
刚到远东共和国新都城赤塔,他就多次听说了布尔什维克对民众的无情掠夺:“听说穷党政府(指布尔什维克—引者)要没收商货”。(30)    一位莫斯科逃难出来的女郎,听说秋白他们要去莫斯科,紧张地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很为他们担心。原来,她家在莫斯科 “有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只留四五间住的,……弄得一塌糊涂。” (31)   秋白清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所谓‘营业自由权’”被政府“侵及”。(32)    在沃木斯克,遇见一中国工人,从他那里得知:一九二O年春天,在那地方还可以做小买卖,后来全充公了,强逼做工。(33)  到伊尔库斯克,他们渡河所乘的“小小的火轮”就是从船主手里“征收公用”,不收渡钱,被称为“苏维埃渡船”。(34)     农民更被彻底剥夺,处境尤其悲惨。“农民出产物之全量”被“收取” 。(35)  一位老工程师曾向他抱怨:“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 (36)   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位亲戚,不仅儿子“被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杀了”,他们家的“许多房舍,邸宅,田地一概弄光了。”他自己“还坐过三个月的牢狱。”(37)  德维里省一牛奶厂主谢美诺夫,从小辛苦到大,挣得的一份家业。德维里劳农兵苏维埃决议:宣告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宣布之后,就派人去搜查封闭,一大半不动产都充公了。后来通国又行动产没收法,名为“革命税”,谢氏被判出六万卢布,他把几千张卢布纸币尽行拿出,说:“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革命政府说,如不拿出,立即枪毙,限了六天的期限。终于搜出充公,才罢。(38)
苏维埃政权对有产者的掠夺,完全违反人类的良知。某乡有一地主,没收之后,他到处询问,向各机构去申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始终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终于精神失常。小村落的尽头,一间木屋外,残枝堕叶,雪影稀微之处,常常见他,有时背着手,有时叉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踯躅,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什么!什么!……啊!……不是地主?没收?”“呀!什么!”(39)
所有在俄的华侨,一如俄民,在被剥夺方面,无一幸免。例如,在赤塔,“许多穷苦的华侨,货物被政府依官价征收去了”,而“官价(却)一时发不出来。” (40) 包括华侨在内,“都赶进工厂做工。”(41)    在赤塔的七万和欧俄的四万华侨,“大家都想回国。”(42)
凡抗拒没收者,政府即予逮扑、流放。托尔斯泰故居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后,所余土地安置了十八九个农民,他们就是因抗拒征调被捕,出狱后流放于此,建立了所谓的“公社”。(43)    被“扫地出门”、流放异地他乡者,比比皆是。
民众被剥夺之后,只能仅凭赤裸裸的身子为政府干活以谋生。“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坏!‘登’上大狱,要到别处去也很难……”。(44)  “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塞维克,下狱三四次。” (45)  “办事(即劳动——引者)的人才有饭吃”。(46)  在沃木斯克,秋白遇见一中国工人,谈起来,也说是:“强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面包”。(47)  看管托尔斯泰旧居的一户农民,革命时分得一俄亩半田,却要交税十二铺德。折合每中国亩交粮13斤。(48)
沦为奴隶的劳动者们从政府得到的报酬极低。看管托尔斯泰旧居的农夫,每月政府给的工资八九十卢布。不够照一张像。(49)  “一中国工人,皮包匠,每天在工厂做工八小时,一月得钱二百多万。”(50)  而“其时一万八千苏维埃钱才能兑一块中国钱”。(51)  工资虽然极低,物价却高得出奇。秋白说:“买些东西,其贵不可思议。” (52)   “一个苹果二十毛钱!(俄国小银元,值中币一元)” (53)  “买一盒俄国烟,价值要到一千七百五十卢布。” (54)  理发“一人要一块钱。” (55)   车手(火车司机)上车来道别,回赤塔去,要几支烟。他说:“可怕可怕……生活真难呵!我一个月薪水七百元苏维埃卢布,买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56)  至于职员(官吏)的生活,“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57),生活同样困苦不堪。
秋白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秋白说:“饭菜恶劣”。但是,比较起来,在那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秋白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问同行的人,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58)
友人告诉秋白,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全国集权行得很厉害。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粮食,消费者凭劳动卷领取,劳动卷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59)    口粮从每月十五斤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不等。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一月口粮,折合不到中国的12-34斤。(60)    全体民众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美索瓦有中国侨工二百多人,都是做苦工的。秋白同他们谈话,他们说着,颜色凄然:“……不能回去,有什么法想呢!……一个月我们现在得了三十斤黑面包,只够半个月吃。” (61)  而“苏维埃的黑面包”,秋白第一次吃时,据他说,“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 (62)  而“黑面包”求之不得,秋白认识的刘君,一九一九年冬天,还不得不吃马食料,为时达两个月之久。(63)
至于灾区,情况更加凄惨。“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儿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噛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真是惨不忍睹。(64)
与下层的艰难困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层的腐败。一位小学女教师因所领口粮不够,兼任一临时讲席,多得一份口粮,竟因此而被审判,在争辩中,方知审判官每人至少得到七份口粮。可他们却仍黑着良心在整一无助的小小女教师。有一军官作弊,得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假装不知,其后,军官之妻瞒着委员长,以地毡贿赂营长。委员长之妻从闲聊中得知,嫉妒告发,事情方得暴露。(65)    至于苏维埃官员偷买毒品(鸦片烟)的事,秋白也接触过。(66)    而强收市民、充公的房屋,则由“新来的官员住。” (67)
在苏维埃官员的支持纵容下,城乡地痞流氓猖獗。在赤塔,秋白得知:有些红胡子(土匪)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68)在乌金斯克,秋白睡梦之中,听见上乌金斯克华侨商会会员上车来见总领事,诉说那地方胡子哄着俄国多数党反对商会,派兵搜查,诬蔑商会长,剥去上下衣勒索,要求总领事解决。(69)  二流子在布尔什维克支持下猖獗、时兴的事,就在中国的哈尔滨,人们也是知道的。当时,秋白在一家饭馆,看到一个俄国乞丐,给了他一角钱。乞丐走后,饭馆主人说:“给不得他们,天一天来歪缠。要是俄国穷党(北方人俗称‘布尔塞维克’的名字)一来,这般人都得抖起来罢?……”(71)
苏维埃政权之腐败、官员道德之败坏、民心之丧失,在秋白下面一段描述中,跃然纸上:

馆门开处,一位“美人”走进来了,红粉两颊,长眉拂
黛,樱唇上涂着血滴鲜红 的胭脂,丝羅衣裙,高底的蛮靴,
轻盈缓步的作态坐下,眼光里斜挑暗视,好像能说话似的。
拈着一支烟,燃着了,问道:
“咖啡牛奶一杯,有好点心么?”
贵倨的半老徐娘(咖啡馆女老板)和声下气的答应着。
咖啡点心都拿来了。……
“你们这里没有牛肉饼么?几万钱一碟?”
“没有,对不住,可是可以定做,晚上就好,要多少呢?
请问。两万钱一碟。”
“要两碟,浓浓的油。”
说完,他就站起来,扭扭捏捏的走出来,走到门口,懒
懒的说一句“再见”。店主人忙答应着,回头笑向那半老徐
娘用法文说道:“这又不知道是哪一位‘委员’的相好,看
来很有钱呢……”(72)

社会上怨声载道。秋白访友,当晚,这家又来了一位亲戚,是伊尔库次克派来购买食粮的。那客人不断的骂布尔塞维克。据他说,那地方情形比赤塔坏得百倍。“唉!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还有什么……他们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还说是共产党……呢?”(73)
见到一位工程师,秋白因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咦!……”旁边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产党。”秋白就回身问他共产党的党纲;并看他脸上涂脂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楞着,只是笑,勉强说着一两个字,又顿着不说,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师抢着说:“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抢,监狱,监狱……” (74)  秋白造访托尔斯泰故居,也看到托尔斯泰家的“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75)
秋白清楚地知道: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农民,一九二0年以来,都不满于劳农政府。他知道,所谓“食粮均配法”,没收农民出产物之全量,为近时西伯利亚以及其余各处农民反抗的真因,——这种风潮,他们到莫斯科时已经很甚。(76)  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抢夺农民粮食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 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77)
和农民血肉联系的工人群众则首先提出了民主的要求。1921年2月21日,在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工厂的工人举行会议,提出了要苏俄政府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要求取消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结果,被“共产主义刽子手”布尔什维克镇压,超过100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被逮捕,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逮捕。(78)
苏俄的所谓“十月革命”是从彼得格勒港口喀琅施塔得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开始的,水兵们因此被誉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消息传到港口,水兵们大惊:敢情布尔什维克夺权前宣传的民主是骗人的?水兵们不允许抓人,并要求追究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工人射击。他们更不赞成一党专政,坚决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对此,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立即命令 6万军队展开进攻,甚至对水兵丧失人性地使用了毒气。英勇的水兵们坚决还击。约一万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直到战斗结束,喀琅施塔的约26000水兵,没有一个人投降。战死者约15000名,8千人跑到芬兰,2千人被判刑。二战后,对民众造反恨之入骨的斯大林,把逃到芬兰的这些人又抓了回来,关到集中营里。这就是所谓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79)
秋白这样如实客观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二月二十八日在克龙史泰(今译喀琅施塔得——引者)——彼得城的港口,向来军事上的要塞,——有一军舰上的水手暴动……声言反抗“共产党的苏维埃”,……到今天——三月十九日——报上载,居然已经完全平静,死亡却也不少。……有人告诉我,莫斯科暗中正在戒严状态中……形势不大稳当。那阴谋的口号是要求三端:(一)自由贸易,(二)开国会,(三)解散共产党。这次克龙史泰的口号却是“无共产党之苏维埃”。(80)
至于农村的“民变”,其混乱、血腥,一村苏维埃秘书向秋白作了详细地介绍:当时,白党乱事屡起,劳农政府须得多集军队,下令征兵。他们村里应有三千人应征。一天早上,新兵齐集车站。车站堆着一大堆人,父母妻子兄弟,牵衣哀泣……急听得村外呼号声大起,突然一排枪声。几分钟后,公事房门口突现一大群人,街卒赶紧举枪示威,农民蜂拥上前,亦有有枪械的,两峰相对。村苏维埃秘书说:我陡然觉得满身发颤,背上冰水浇来,肺脏突然暴胀,呼吸迫促,昏昏漠漠不辨东西,只听得呼号声,怒骂声,“不要当兵”,“不要苏维埃”……我生生世世忘不了这一刻的感觉,——是“怕”,是“吓”,是“惊”?……不知道。(81)
秋白知道当时被称为“十恶不赦的白军”是在为民主而战斗。他为好奇心所激发,曾以新闻记者名义去访《光明报》主笔。《光明报》是谢美诺夫“白军”的机关报。他问到“谢将军”,主笔说:“呀,谢将军是真正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可恨社会党,过激党胡闹。”主笔说,一旦“谢美诺夫民主国”成立,希望中国了解远东问题的重要,能和此“新俄”及日本结三国同盟,抵御美国的侵略。(82)
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智问题,秋白也是十作了客观报道的。他引一位老者的话,这位老者是德维里地方一牛奶坊协作社的社员,据秋白说,此人是中下社会的人,谈吐朴实,蔼然可亲。他说:布尔什维克“看见带眼镜的人都指为智识阶级,怠工者,拼命排斥;于是智识阶级更逃得厉害,至今弄得要人办事的时候,人手又太少了。”(83)
苏维埃政权的倒行逆施,把整个俄国拖入了破产的深渊。俄国本来落后,1913-1914年,俄国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2.6%,与美国所占的8%、日本的13%、英国的14%、德国的16%,根本无法相比。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主要由于政策错误,加上内战、外国干涉等因素,1921年的工业生产最多只及战前水平五分之一,对外贸易从29亿卢布跌至3千万卢布。粮食收获的总额,从8亿零100万英担(1英担为100磅——引者)跌至1922年的5亿零3百万英担。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渊的边缘(84),俄国成了大国中唯一的“饿乡”,社会一片凋零,民众真正生活在“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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