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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六四下台印证自己诡异预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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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0 14:3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诚毅 于 2016-8-10 14:40 编辑

                                                                                                          赵紫阳六四下台印证自己诡异预言 图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在1980年的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担任赵紫阳秘书的陈仲旋借休会时间去看望了赵紫阳。交谈过程中,赵紫阳称“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吊诡的是,1989年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下台,当时距离他70周岁仅数月只差。(阿波罗网编者注:北宋邵雍的《梅花诗》预言: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图源:Getty/VCG)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8 讯】
作者:陈仲旋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时间快到时,我提醒他到会。他听后一怔,说不是明晚吗?随即动身赴会去了。事后,他一句批评我的话也没有,可我难过了好几天,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样可以赴会讲话,那就真坏事了!”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不论对待什么人,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也从来不发火。有一次,他身体欠安休息期间,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说我写的一篇东西(指我给新华社分社写的内参)还好,但文字过长。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
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形成系统概念后,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军舰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而他,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他没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而赵紫阳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1962年,我刚到他那里没两天,就跟他下乡,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处理一些文件,就又下乡去了。很少时间呆在广州。如在广州,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开会,直至深夜十二点。即使决定星期一开会,这个星期天也要下去。时间不允许他走远,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县委、大沥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来。佛山地区是主要产粮区,我们去得最多,潮汕地区是粮食亩产高产区,也去得不少。有人说,赵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称为只是“存在于户口本上的人”。
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现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哪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
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他们眼里,赵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
毛泽东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化名赵明,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那是土改时分给他们的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鱼、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没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没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主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会感到威胁。”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主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来,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来,这样是没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来,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你们清的账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提出了账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吴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编注)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
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吴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吴才添夫妇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讲话(书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其中记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什么会议忘记了)讲到了此事:说赵完全按老贫农的意见搞“四清”,还说那位老贫农家里养了只狗,原打算杀吃,后来因为有上面的干部(赵当时化名,群众不知是赵紫阳。看来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决定不杀,继续看门。因赵当时是大走资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说的是谁,而我一看即知。这些材料是编造不出来的,再则当时也无人敢编造毛的讲话,我觉得可信。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吴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2000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向我动情地述说当地人描述赵当年如何下令保护了九寨沟。九寨沟能有今天,他们很感激赵。当我听到这些,总是会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会永远不忘。
推行联产责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当时,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鱼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个小缩影,面对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
李一哲大字报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两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竟有的买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鱼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鱼。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鱼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别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鱼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赵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映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带来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1983年增至122万担;鸡:1980年260万只,1983年697万只;水果:1979年109万担,1983年213万担。
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有关价格改革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像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没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炎黄春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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