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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是08宪章的发起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典型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派，他至少不会像我一样喊出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与中共利益集团应该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也会列入中共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黑名单。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东北有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部队，即国际上公认的生化武器。被中共曾经痛斥过的万恶的细菌战，现在中共不仅全盘接受、继承、发扬、光大，将这样的反人类生化药剂的研究成果广泛的应用在法轮功学员、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同政见者身上。
无数案例证明，被中共莫须有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在监狱、黑监狱、精神病院的狱练后没有被改造成功的，往往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一定会置之死地而后快。生化药剂成了中共在阴暗的角落里杀人不偿命的最好的武器。
在京沪两地上访路上不断倒下的访民们，很多人是死在中共维稳压倒一切的暴力手段中，被打死的、药死的、关押死的、折磨死的比比皆是。被监狱、黑监狱、精神病院关押处理过的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凡是没有被中共改造成功的签署化解协议的人，往往最后不是一无所获，就是被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疾病缠身、甚至被夺取生命。
我是从2001年12月开始上访的，从我眼前永远消失的老面孔不断出现的有陈小明、段惠民、杜永林、郑敏珠、周明德........等数十人之多。被药物（生化药物）害死的比例不少。
2004年九、十月份，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在监管我时曾经说过“杜阳明你有糖尿病，我也有糖尿病，我们同病相怜”我 毫不客气的反击说“你的糖尿病是吃喝嫖赌吃出来的，我的糖尿病是被你们政治迫害、精神折磨引起内分泌失调造成的，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即使不排除中共使用暴力，无家可归、寄人篱下、为摆脱监控东躲西藏的生活，那样的生活环境本身就是折磨人的。长时间的、久拖不决的上访带来的精神压力很容易造成身体的垮塌，访民中许多年富力强的，刚刚中年出头就显得老态龙钟、甚至中风、脑瘫，需要拐杖帮助行走。
全世界的维权成本，中共国属于最高，成功率最低的，不仅需要长时期的精力、物力、财力的支撑，更需要生命财产的付出为代价，因为在中共国的宪法是写在纸上，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摆设作用，连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都得不到保护，只能手捧宪法活活饿死在牢房里。
中国人民不仅得不到民主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会被剥夺。我以亲身经历负责任的告诉全世界，在监狱、黑监狱这个阴暗的角落里，中国及其走狗不仅对我实施电击棍、手铐、约束带、扎床等软酷刑、硬酷刑，而且对我使用兴奋剂、致幻剂等生化药剂。许多像我一样的社会精英都不同程度地被中共实施生化药剂的毒害，这已经不是秘密的公开秘密，尽管中共以鸵鸟式的姿态不置可否，大量的证据材料以证据确凿的控诉揭露了中共反人类罪行的残忍、暴戾，随着中共政权的垮塌，真正的罪行当量、力度、广度才会浮出水面。就是运用脚趾头想，也能分析出刘晓波的癌不是生出来的，是中共使用生化药剂种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