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储安平说：蒋先生治中国，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治中国，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大右派们都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有深切感受。五七年中共反右，主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右派是以民主党派为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势力，是中共体制外的曾经帮它夺取政权的同盟者。当初这些同盟者瞎了狗眼，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才支持它，现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就骚动起来，指责中共搞党天下。大知识分子嘛，小学教员水平的毛泽东是说不过他们的，况且人家还占了理，所以老毛恼羞成怒，就阳谋反右了。
右派知识分子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
拥共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奴才型，基本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多数是当年唱《团结就是力量》闹学潮反蒋的“进步学生”，他们给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咱为您擦擦”。这类右派，就是给他们摘了帽子，仍然还会拥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把迫害理解成母亲错打儿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类右派本来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和什么哥尔摩综合症扯不上。中共平反右派，主要是给这些人平反，也打心眼里觉得当年确实是冤枉了奴才们，那么政策也很慷慨，官复原职，工资补发，给房给老婆，立即重用。所以平反右派，真正得到全方位实惠的，是曲啸张贤亮们。他们的逻辑，是肯定共产党的伟光正（也是肯定自己），自己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而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因为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诺言，结束一党专政，才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放弃在海外优厚境遇的爱国者。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位高知老前辈曹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铁路专家，家里拥有大型果木林场，即后来的兴城果木研究所，四九年时他“毅然回国”，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果呢，就因为大鸣大放中放了一个很著名的臭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打成了大右派，怎么叫大右派呢？因为他职称高，是总工程师，副矿长。
这两种右派，后者值得钦佩，前者令人憎恶。当时划分右派是有界限的，有所谓的“极右”，“中右”，“偏右”，“边缘”等不同标准，那么后来的平反时，内部肯定也有个标准，也就是根据当年的划分标准，平反后什么样的右派要重用，什么样的右派要冷处理，嫡亲分明，绝对不是公平对待。
对知识分子右派的处理也是分等级的，极右者送劳改营，中右者下放。下放也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下放原单位基层监督劳动；一种是遣送农村监督劳动。轻微者即偏右或右派边缘分子，保留原职，但降薪一至两级。因地区或单位不同，处理形式也不同，总之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凑数。有一位同事，大学刚毕业才参加工作就被凑数了，属于什么言论也没有的一种，仅仅就是他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就被右派了。所以，他是个假右派，虽然是被凑数了，市委组织部的右派档案上没有他，所以落实政策也落不到他头上，糊里糊涂的当了二十年假右派，从农村回来时，已经近五十多岁了，找谁谁都不认账，当年的书记退休了不知所踪（其实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每逢大的政治运动之后，都要采取调任的方式保护那些决策人）。其他的知情人也都装糊涂，最后还是他在美国的弟弟，回国通过侨办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无非是恢复原职补发一些工资。
机关职员，也是按知识分子标准划定右派，平时散布落后言论的，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也要按右派边缘处理，但表面上不明确是处分，而说成是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的才能回到机关，表现不好的，那就糊里糊涂的永远变成了工人，反正自己心里明白。而工人中的思想落后者则被定为“坏分子”，或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
当年反右运动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后来平反落实政策的，仅仅是在册的右派，更多的边缘右派和“坏分子”都是吃了哑巴亏，“平反”政策落不到他们头上。总之，从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看，少部分中国人确实很坏，这个坏，就是妒贤嫉能，告密出卖同事，落井下石。但大部分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除了毫无正义感，还缺乏同情心。比如我工作过的车间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因为大家都曾是读书人，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平时与他的话就多一些，虽然他说话很谨慎，我也并不在意，但因此就多次受到车间领导的告诫：小罗，离那个右派分子远一点！
另外，大部分工农群众被毛泽东蛊惑的，以为真的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也都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仅歧视，还以嘲弄右派为乐。有些最脏最累的，又不信任地富反们去做的，特别是涉及技术方面的差事，也都是让右派们去做。做出了成绩，功劳是党的，荣誉是集体的，做出了坏结果，那反而是罪上加罪。比如农村修水库，一般都是被监督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做技术工作，功劳没他们的份儿，但是大坝决堤了，他们就倒霉了。所以，将右派知识分子交给工农群众监督改造，是个很恶毒的迫害手段。
今天，介于自由派和中共右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中共当局是乐于利用的。因为自由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温和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中共右派则主张在体制内政改，保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度。体制外自由派中持温和主义的某些主张，比如无敌论和无原则的非暴力，与今天执政中共右派的逃避清算思想就一拍即合，达成了客观上的默契，给人的错觉就是在合作，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主观意识上的合作，中共右派也没必要制造什么苦肉计，不会认为刘某人奇货可居，把他包装成一个中国的甘地曼德拉。但是可以利用他那伙人的无敌论和顺从论，一方面能瓦解分化海内外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能争取和迷惑广大民众（比如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个很阴险的招数。
右派知识分子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
拥共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奴才型，基本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多数是当年唱《团结就是力量》闹学潮反蒋的“进步学生”，他们给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咱为您擦擦”。这类右派，就是给他们摘了帽子，仍然还会拥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把迫害理解成母亲错打儿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类右派本来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和什么哥尔摩综合症扯不上。中共平反右派，主要是给这些人平反，也打心眼里觉得当年确实是冤枉了奴才们，那么政策也很慷慨，官复原职，工资补发，给房给老婆，立即重用。所以平反右派，真正得到全方位实惠的，是曲啸张贤亮们。他们的逻辑，是肯定共产党的伟光正（也是肯定自己），自己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而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因为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诺言，结束一党专政，才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放弃在海外优厚境遇的爱国者。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位高知老前辈曹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铁路专家，家里拥有大型果木林场，即后来的兴城果木研究所，四九年时他“毅然回国”，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果呢，就因为大鸣大放中放了一个很著名的臭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打成了大右派，怎么叫大右派呢？因为他职称高，是总工程师，副矿长。
这两种右派，后者值得钦佩，前者令人憎恶。当时划分右派是有界限的，有所谓的“极右”，“中右”，“偏右”，“边缘”等不同标准，那么后来的平反时，内部肯定也有个标准，也就是根据当年的划分标准，平反后什么样的右派要重用，什么样的右派要冷处理，嫡亲分明，绝对不是公平对待。
对知识分子右派的处理也是分等级的，极右者送劳改营，中右者下放。下放也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下放原单位基层监督劳动；一种是遣送农村监督劳动。轻微者即偏右或右派边缘分子，保留原职，但降薪一至两级。因地区或单位不同，处理形式也不同，总之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凑数。有一位同事，大学刚毕业才参加工作就被凑数了，属于什么言论也没有的一种，仅仅就是他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就被右派了。所以，他是个假右派，虽然是被凑数了，市委组织部的右派档案上没有他，所以落实政策也落不到他头上，糊里糊涂的当了二十年假右派，从农村回来时，已经近五十多岁了，找谁谁都不认账，当年的书记退休了不知所踪（其实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每逢大的政治运动之后，都要采取调任的方式保护那些决策人）。其他的知情人也都装糊涂，最后还是他在美国的弟弟，回国通过侨办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无非是恢复原职补发一些工资。
机关职员，也是按知识分子标准划定右派，平时散布落后言论的，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也要按右派边缘处理，但表面上不明确是处分，而说成是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的才能回到机关，表现不好的，那就糊里糊涂的永远变成了工人，反正自己心里明白。而工人中的思想落后者则被定为“坏分子”，或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
当年反右运动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后来平反落实政策的，仅仅是在册的右派，更多的边缘右派和“坏分子”都是吃了哑巴亏，“平反”政策落不到他们头上。总之，从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看，少部分中国人确实很坏，这个坏，就是妒贤嫉能，告密出卖同事，落井下石。但大部分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除了毫无正义感，还缺乏同情心。比如我工作过的车间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因为大家都曾是读书人，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平时与他的话就多一些，虽然他说话很谨慎，我也并不在意，但因此就多次受到车间领导的告诫：小罗，离那个右派分子远一点！
另外，大部分工农群众被毛泽东蛊惑的，以为真的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也都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仅歧视，还以嘲弄右派为乐。有些最脏最累的，又不信任地富反们去做的，特别是涉及技术方面的差事，也都是让右派们去做。做出了成绩，功劳是党的，荣誉是集体的，做出了坏结果，那反而是罪上加罪。比如农村修水库，一般都是被监督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做技术工作，功劳没他们的份儿，但是大坝决堤了，他们就倒霉了。所以，将右派知识分子交给工农群众监督改造，是个很恶毒的迫害手段。
今天，介于自由派和中共右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中共当局是乐于利用的。因为自由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温和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中共右派则主张在体制内政改，保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度。体制外自由派中持温和主义的某些主张，比如无敌论和无原则的非暴力，与今天执政中共右派的逃避清算思想就一拍即合，达成了客观上的默契，给人的错觉就是在合作，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主观意识上的合作，中共右派也没必要制造什么苦肉计，不会认为刘某人奇货可居，把他包装成一个中国的甘地曼德拉。但是可以利用他那伙人的无敌论和顺从论，一方面能瓦解分化海内外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能争取和迷惑广大民众（比如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个很阴险的招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