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只堪哀:一对母子在土改中的“净身出户”遭遇

雨夜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主办的杂志《老照片》的第107辑，此杂志的官网的这个网页上有那一辑的封面和目录：http://www. lzp1996. com/wqyd/20160713/1103.html]http://www. lzp1996. com/wqyd/20160713/1103.html

原标题为《往事只堪哀》作者邹存荣






    在清理旧物时发现民国三十五年（1946）属于奶奶的一纸“分家单”（图1），并看到一张母亲与弟弟摄于1950年的二寸合影照片（图2）。睹物思人，将近七十年前的往事在脑海里又翻腾了出来。

    我的老家是黑龙江省青冈县。父亲是小学教员，因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母亲在父亲临终时向他表示：“你放心走吧，我绝不走道儿（改嫁），一定把两个孩子给你带大成人。”童年的记忆里，母亲与婶婶常常吵架。详情对于还是小孩子的我来说不能尽知，大致不外是由于父亲治病卖掉了共有的房产中的几间房子所导致。母亲是刚强的人，不愿再在这种氛围下继续生活下去，在老亲故旧的主持下分得了九间土坯房（当年我家曾开过驻车马的大车店，留下了一座土坯房的院落），带领两个孩子搬出了老宅，迁到一位本族长辈家的东厢房居住。这一年母亲三十六岁，我十五岁，弟弟七岁。

    分家的主持人们一致认为，一个寡妇人家带领两个孩子支撑门户，仅靠几间破房子的租金维持生计实在难以为继，于是议定让老太太跟着“老大家的”（大儿媳妇，即我母亲）过，一方面对孩子也是个照应，另一方面有老太太这份养老的家产收入，也能对生活有些补贴。就这样，奶奶带着她分得的四垧土地（原是作为家族坟地之用，父亲就埋葬在这里）和两间小平房与我们住到了一起。婆媳一对寡妇领两个孩子，日子虽然过得紧紧巴巴倒也平平安安。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后奶奶因病去世，母亲的难过自不必说。祸不单行，仅过了几个月，一场天大的灾难又接踵袭来。

    此刻，初中已毕业的我也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继续上学本县没有高中，到外地就读所需的费用又负担不起，只得另谋打算了。有本家叔叔的亲戚去哈尔滨跑买卖，母亲便央求人家把我带出去寻找出路。到了哈尔滨本就没有什么投奔的目标，整日里彷徨在街头，很是焦急。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在一家电影院附近的广告栏上看到了一张东北邮电学校的招生简章：管吃、管住还不收学费。怀着忐忑和兴奋的心情去报名应试，等到那儿一看，城里的考生们不论男女穿戴都整整齐齐，其中还有穿皮鞋的、穿呢子大衣和戴眼镜的，而我一身棉袍子、棉裤腰的中式打扮，相形见绌，顿感自惭形秽，心早凉了半截。谁知我竟然被录取了，而且开学后见到的同学多半都是我们这些外县的“土包子”。我被分配到报务班学习拍电报，时间是1947年10月份，后来规定从这一天起我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虽然学习紧张、生活艰苦，但对前途充满憧憬，过得还是很愉快的。

    这一年冬天特别冷，一进腊月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是经常的。此时正是土地改革进行到高潮时期，即平分土地的阶段，哈尔滨市里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从外县带腔进城来缉捕逃亡的地主的“贫民会”的农民，但农村土改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并不知道多少。

    春节期间，学校放假三天。大年三十的午间我急匆匆地往家赶，赶到兰西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到青冈时已无车可搭了。年三十的晚上，临时搭伴的几个同路人胳膊挽胳膊地在雪道上星夜兼程，几十里路，到家已是大年初一的黎明时分了。我迫不及待地去敲自家的门，岂料里面却应道：“你妈搬到七老太太的北炕去了。”这七老太太是本族中一位穷苦的长辈，年已七十多岁，我称她为七太奶。我心中纳闷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个平分土地的阶段，人们叫作“刮大风”，就是不分地域，这个屯子的可以到另一个屯子去揪斗地主，另一个屯子的也可到这个屯子来揪斗地主；也称之为“扫堂子”，即地主全家人不许带任何东西，全被撵出家门，使之净身出户。翻了身的农民被发动得疯了似的为所欲为。隆冬数九，那些被撵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人们只有选择一死了之，以求解脱，因此上吊的、跳井的随处可见。听说南门外韩家河屯子，一户姓何的人家，全家大人小孩都跳进了一口井里。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已经发布，中秧发觉了这种极左的做法后，立即进行纠偏，加以制止，不然其惨烈的后果还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

    母亲和弟弟被净身出户后无处栖身，亏得这位穷本家七太奶收留了落难的母子俩，留住在她家的北炕，碗筷和粮食也都是她给拿过来的。大年初一早上，老太太给端过来一碗饺子，我不吃，母亲非叫吃，南炕的老太太也说过年就得吃饺子。我吃了一个，母亲吃了一个，剩下的便都给了弟弟。到了晚上，睡觉的感受让我终生难忘，没有被子，只有母亲和弟弟共同搭脚的一条麻袋。母亲非叫我盖，我怎么能盖呢！我只好打个囫囵身、穿一身棉衣睡在热炕上，真是热得难耐，想脱衣裳透透风，但没有盖的又太冷，只好忍着，翻来覆去熬到天亮。大年初二，我哪儿也没去，陪母亲待在家里。

    其间，母亲一句也没说被贫民会弄去受过什么委屈。做梦也没料到，当初分家的主持人的一片好心，前后仅一年的工夫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但母亲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也没有，也没掉过一滴眼泪。看到我难过，母亲还用“赶上这年头了，又不是咱们一家摊上”这些话来安慰和开导我。初三的早上，我含泪回了哈尔滨。

    回到学校，我把一条毯子、一床褥子和其它能捎回去的东西都给母亲捎了回去。骤然减少了这些铺盖，睡觉时感到特别地冷，但我想到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弟弟，纵然再冷我也能咬紧牙关忍耐下去。虽然断了经济来源，好在吃住都不用花钱还能继续学习。所有花钱的道儿只得全免，星期天也不逛街了，没有钱坐公共汽车，不坐车跑坏了鞋，掌鞋又没钱。至于年轻人向往的看电影这种奢侈的事，连想都不敢想了。

    住在农村的老舅知道了我家的情况，正月初几把他老姐姐和外甥接了去，这算是生活暂时有了着落。母亲帮助干农活，弟弟揽了几头猪当了放猪的猪倌儿。后来听别人告诉我，那时弟弟因为一个人孤伶伶没有伙伴，抱着鞭子守着几头猪在大地里整天地哭。转过年来，弟弟九岁了，已过了该上学的年龄还不能上学，母亲很是着急。也该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县里捎信来说，政俯落实政策把归公的房产退还给房主。母亲喜出望外，以缠过又放了的小脚走了几十里的路程回到县城，办理了收回的手续。母亲带着弟弟返回了县城，弟弟才得以入了学。靠几间破房子的房租不够弟弟上学和母子俩的生活开销，其大部分生活来源靠养一口猪、母亲纺线和秋收后娘俩到人家收割后的地里捡拾庄稼维持。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急需通信人才，我们在校仅学习了十个月就毕业了。1948年8月份，我被分配到合江省的省会佳木斯市的邮电局实习，组织上认为我能独立工作了，转年3月份便把我调到勃利县邮电局顶替那里调离、南下的报务员的空缺。一个人负责整个报务工作，值机、投递全是一个人做，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夜休班。这期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电报业务量大增，工作压力很大，生活也很苦，工资又很少，除了饭伙的支出是固定的“包伙”而无法节省外，其它连穿衣服我都计算着花，1949年冬天我没有舍得买棉鞋，仅穿单鞋过的冬。省委往各县发机要电报都在午夜十二点左右，穿单鞋去县委会送电报，又冷又害怕，脚冻得被猫咬了一般。每花一分钱都会想到老家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弟弟，能省就省了吧。那年除夕夜的情景我终生难忘！每当发了工资立马寄了钱回去，我的心里才觉得踏实。

    自从1948年大年初三与母亲他们娘俩分别，因工作无人替换请不下假，直到1951年10月份趁工作调转之机才得以回去看他们。这张母子合影的照片，是1950年母亲在县城照相馆拍照后主动寄给我的，想必是她怕我想她，以此证明她现在的生活很好。母亲是刚强的人，从照片上看她情绪很好，从不让人看到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内心的苦水只有暗自咽下。那年分手时，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而此次归来已成长为一个大小伙子了。记得见面时，母亲惊喜地又摸我的脸又摸我的手，仿佛是在确认发生在眼前的现实是真的吗？如今我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诸般事宜轻易不会再引起情绪波动，但是每想起当年的这些情景仍激动不已，禁不住老泪纵横。

    1954年我结婚，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给了我五百元钱，这一笔钱在当时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便问她钱的来路，她说：“主要是你这些年寄回来的钱，我尽量不花，给你攒起来的。”有这五百块钱，我的婚事办得比一般同事体面得多。

    1956年，我在牡丹江邮电局工作，单位分配了家属宿舍，便把母亲和弟弟从老家接了出来。婆媳关系处得很融洽，而且我还有了三个孩子。正当母亲苦尽甘来，应该享受晚年天伦之乐时，却在六十八岁时因病与世长辞了。母亲走得很安祥，表情很平静，想必是实现了当初她对父亲的承诺而感到欣慰吧。

    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虽然没读过书，但纵观她一生的人生观，却给我如何面对人生的态度以很大的启迪和教育。一、她认准的事一定克服万难去实现。为了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遭受多大的挫折和苦难也毫不放在眼里，始终都抱着乐观的态度一往无前。二、对逆来的现实能理智地对待。我家并未被划为地主成分，就那点做坟地用的土地够不够划为地主成分姑且不论，仅以“扫堂子”和净身出户来说，为使阶级矛盾激化到极点的目的倒是达到了，但把人往绝路上逼，实在是有失人道，更何况是对待孤儿寡母？而眼前她却不考虑那么多，她认为既然已经无法扭转现实，那拿好自己的主意就是了。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