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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国曾尝试跟美国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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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9 12:31: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标题:五十年前一场轰动南美的人民外交

转自《纵横》杂志的2006年第5期 http://www.cnki.com.cn/Journal/F-F4-ZHZH-2006-05.htm

    1956年7月至12月,中国派出了88人的大型艺术团访问了南美的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四国,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在访问演出结束,取道苏黎士经布拉格回国途中,艺术团副秘书长李德椿等10位同志因为飞机失事牺牲,还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就是艺术团的真正目的---争取进入美国---并没有实现。  
  出访背景和缘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苏联保持一致。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不到半年,中国、朝鲜和美国、韩国(当时叫“南朝鲜”)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热战”结束,“冷战”继续。1954年4月在讨论朝鲜和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首次以中国总理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1955年4月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在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曾经在一定范围内提到对苏联外交活动的看法和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思路,其大意是:苏联莫洛托夫式的外交活动死板、僵化,而且还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为此,中国应该谋求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和风格。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也承认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理念;另外,在内政和外交上,中苏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痕。此后,周恩来开始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其要点是独立地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而且扩大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东国家的交往,尽量对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开展工作,特别是寻找和美国接触的机会,争取建立和改善关系。作为行动步骤,则实现以人民外交、文化交流先行,打开渠道。
    1955年7月,在法国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团长张致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由《巴黎文学社》社长莫•索利亚和比利时文化交流中心经理儒斯曼作为中介,和当时在美国百老汇有点小名气的《人人歌剧团》的团长布林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中国方面邀请《人人歌剧团》到中国演出美国的音乐剧《波吉与白丝》,而美国方面则承诺邀请中国的一个艺术团去美国演出。1955年又是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出版10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其列为当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重要活动,同年8月由我父亲楚图南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代表中国纪念《草叶集》出版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向美国的6位著名文化人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到中国参加11月在北京举行纪念会并邀请他们在中国参观访问---中国首先向美国表示了友好和希望接触的愿望。
    可是事情并不顺利,杜勒斯控制的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美国公民和演出团体来中国的申请,布林为此向中国方面表示了“十分遗憾”。另外一位美国文化人W•弗兰克在其访问中国的申请被美国国务院拒绝后,更是投书《纽约时报》,批评杜勒斯的“极权主义”,没有“远见和眼光”。
    这些事情当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看来美国人还是愿意和中国交往的,但是美国国务院在杜勒斯控制下,力图封锁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总会有机会,不要放弃,还要努力。  
  组团和访问南美的准备
  1956年2月,中国派出了以包尔汉为团长的中国文化艺术团共76人赴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访问并获得成功;同时也在筹备派出艺术团出访当时还没有和新中国建交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是主要的民间外交出访活动是南美,最终目的是要“相机进入美国”,为此组建了中国艺术团,团长则由周恩来选定为楚图南。
    现在看来,选择楚图南作为团长的理由是:当时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没有公开,是中国知名的文化人,又是《草叶集》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特别是在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时任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主要负责人的楚图南曾经被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接待“避难”,同时被美国领事馆接待的还有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被美国认为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代表,而且楚图南还代表民盟向美国驻昆明的领事罗司先生就民盟的政治主张、对李闻案件的看法以及对美国在华政策等问题多次表示过意见,并在以后也和罗司先生有过联系和交往,因为这些背景,进入美国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自从楚图南开始从事人民外交工作以来,和智利的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阿根廷著名作家贝尔纳多•克尔顿、巴西著名作家乔治•亚马多(西班牙译法为:若热•亚马多)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并通过他们在南美举行过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展览会、接待中国的来访者等,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另外,楚图南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当时叫政务院)部长级成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有资格和到访国的参、众两院打交道。按当时的说法,楚图南的身份和地位“可高可低,可官可民”,非常适宜出访这些暂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在1955年,楚图南还率领艺术团到芬兰、丹麦、瑞典、挪威以及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而且还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冰岛演出访问,见到了冰岛总统,取得了在这些地区进行工作的经验。
    楚图南挑选的主要助手、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指导是赵沨,赵沨后来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早在40年代,楚图南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主要负责人时,赵沨是秘书长,1946年7月还有一起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经历,是老朋友,更是老同志。艺术团的主要演员则是根据赵沨提议决定的,包括京剧界的李少春、张云溪、袁世海、张春华、杜近芳、云燕铭等,音乐界的刘淑芳、魏启贤(后来赶去的)等和王铁锤等民乐演奏家,舞蹈家则有赵青、刘庆棠、安圣子等,都是当时中国中青年艺术家中德名才艺冠盖一时的佼佼者。
    考虑到所出访的地区是美国的“后院”,多数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建交,而且还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为了适应在复杂条件下进行工作,在中央机关有关负责同志的安排下,李德椿同志担任艺术团的副秘书长,由中央机关安排的俞林等同志和对外文协抽调的通晓英、法、西、葡等语言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班子,负责艺术团的交通、安全、保卫、联络(特别是与当地华侨的联络)等日常工作。艺术团中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在中央机关某部门工作的王力(就是在“文革”期间名噪一时的人物)担任艺术团副团长兼秘书长,按当时的说法,王力是 “笔杆子”,是来协助艺术团收集和总结资料的。
    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是选定演出节目,周恩来曾经指示:派最好的演员,演最好的节目。“派最好的演员”还比较容易落实,那时候是“全国一盘棋”,要抽调演员没有什么困难,演员所属单位无不支持,甚至认为是所在单位的光荣。演最好的节目,则很有讲究: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京剧中一些精华的“大戏”还难以被外国人接受,因此演出的剧目限定为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情趣和美好感情的“折子戏”,而且还要唱、念、做、打都有、容易为外国观众所理解的节目,选定的节目有《三岔口》、《雁荡山》、《秋江》、《拾玉镯》、《小放牛》等。根据以往的经验,外国观众对孙悟空这样的“猴戏”兴趣颇浓,因此准备由李少春主演其拿手戏《大闹天宫》;在民乐演奏上则安排了笛子独奏《放风筝》这种表现年轻人在春日里美好心情的节目,还有琵琶独奏中国古曲等节目;在声乐方面则安排了在外文和演唱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刘淑芳担任主要角色,而且准备到南美后学习当地的民歌并演出,后来传遍中国的阿根廷民歌《小小的礼品》、智利民歌《红色的戈比叶》、根据西班牙名曲重新填词的古巴民歌《鸽子》都是当时在当地学习、演出并带回国的节目。
    周恩来对艺术团的工作极为重视,在天桥剧场审查了全部演出节目,并和全团同志谈话到深夜。周恩来提出,人家怕你们去宣传“赤化”,因此要向人家介绍中国人民丰富而古老的艺术,多方面地表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风趣的精神面貌,并建议将《大闹天宫》改为《花果山》;对京剧的舞台艺术布置提出了改进意见:传统的京剧舞台正中是一张桌子,两侧各一把椅子,对中国的观众,当然会理解,但是像《拾玉镯》这样表现少女情怀的节目,可不可以在舞台上略加改动,使之更有生活的气息;周恩来还说,演员和艺术团成员的服装,“要入乡随俗,不要都男的都是中山装,女的都是旗袍”,让人家以为是“制服”;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艺术团的领导:艺术团要接触各国的各社会阶层,从平民百姓到国家元首,都以礼相待,对一些在当地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文化名人、华侨领袖要重点拜访和交往,对各国的党派和社会团体、宗教界人士,只要愿意,都可以交往,甚至对国民党政权派驻的“外交官”,也要以个人身份私下、间接地做些工作。周恩来还和艺术团的领导就如何争取艺术团进入南美的签证、如何争取进入美国、如何对待美国在南美各国的使馆、美国在南美的公民等问题都有详细的指示和交待。7月27日,周恩来在和平宾馆出席一个活动后还专门为艺术团全体成员饯行,鼓励大家不论多困难,一定要争取出去,能够演出就是胜利;要通过演出交流文化、结交朋友。周恩来还端起酒杯,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壮哉此行,预祝艺术团演出成功,等待你们凯旋!
    7月29日,中国艺术团88人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布拉格,经瑞士赴南美,第一站是智利的圣地亚哥。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罗青长后来对楚图南回忆:周恩来一直关心艺术团的行程,特别是从瑞士起飞开始赴南美的航程后,一直在关心艺术团的安全,直到深夜从外电获悉艺术团安全抵达后才休息。  
  引起轰动的演出
  艺术团进入南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在签证上就遇到阻力,除了乌拉圭以外,智利、巴西、阿根廷政府最初都一度甚至二度拒绝给通过经纪人申请进行商业演出的艺术团入境签证,后来经过多方交涉,终于获得签证,由于印度和南斯拉夫使馆的帮助,艺术团的主要领导还获得了外交签证。艺术团到达南美之行的第一站---智利的圣地亚哥时,社会党领袖、参议员萨•阿连德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开车将老朋友楚图南送到市中心的旅馆。
  艺术团到达南美的时候,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疑问和困惑,人们关心: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艺术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访问和演出的。艺术团到南美的第一次活动是全团向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有智利“国父”之称)奥赫金斯的铜像献花圈,表达了对智利人民和智利民族英雄的尊重。这样看来一件普通的活动,却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这使国民党政权的“使馆”散布的艺术团是来进行“颠覆”、“输出革命”的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朋友开始通过艺术团的活动重新认识中国。
    8月20日,艺术团在智利开始访问南美的首次演出,此前向智利官方,特别是向智利总统卡洛斯•伊巴涅斯发出了邀请。伊巴涅斯总统表示将约见艺术团的领导,但是在预定的约见时间前一小时却派联络官来表示“因病”取消约见,楚图南立即派人携带名片随联络官去总统府表示慰问,总统府随即派出级别高一些的总统新闻官前来表示感谢,楚图南则将准备好的礼品请新闻官转交总统,表示敬意(这位新闻官后来成为楚图南终生的好朋友---曾到中国访问,并每年圣诞节给楚图南寄来贺卡和信件,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直到楚图南去世)。但是在首场演出开始之前,智利官方对何人将出席演出的开幕式始终闪烁其词,直到开演前15分钟,智利朋友才告诉:总统将出席开幕式,接见艺术团的领导。几分钟后,国家剧院的所有灯光一齐亮起来,伊巴涅斯总统和夫人出现在贵宾的包厢中,一面观看演出一面和楚图南等交谈。演出结束后,又兴致勃勃地参加国家剧院经理为庆祝首次演出成功举行的酒会,还下令广播和报道总统出席中国艺术团演出开幕式的消息。
    首次演出的成功给艺术团的成员极大的鼓舞,南美各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艺术团的节目能够为当地的群众理解。刘淑芳在到达后向当地艺术家学习后演唱的当地民歌,则更是受到欢迎。从8月20日到10月25日,在南美四国的五个城市共演出58场,直接观众14万6千多人;通过电视观看的则在100万人以上。除了智利总统夫妇观看并会见艺术团领导以外,乌拉圭国务会议主席、执政的红党领袖,巴西总统夫人,阿根廷副总统,以及这四国的外交部长或教育部长、五个城市的市长都观看了演出。巴西总统库比契克曾经三次表示要看演出,但是终究没有来,在巴西的最后一场演出则是由库比契克总统夫人主持的慈善义演,总统送了花篮和表示祝贺的名片。阿根廷总统是庇隆军政府以后的阿兰布鲁,在政治上还不敢过多接近中国,曾表示要观看演出,后来则称病作罢。
    艺术团还走访了智利、乌拉圭、巴西三国的议会,访问了巴西下议院议长和上议院副议长(议长卧病),智利和乌拉圭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长,还在巴西的下议院旁听。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市议会,议长为欢迎中国艺术团,宣布原来的会议暂停一小时。同时,艺术团还和当地的知识界、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去智利海滨聂鲁达的别墅看望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聆听聂鲁达夫人演唱民歌;参加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家宴,慰问亚马多年迈的母亲。这些活动使艺术团的成员们开拓了视野,交了朋友。多年后,很多人还在怀念那些难忘的朋友和一幕幕交往的故事。
    在巴西最后一场由总统夫人主持的义演中,有一个节目是中国传统的杂技《抖空竹》,演员们出神入化的演出使观众如醉如痴,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将表演用过的空竹送给总统的两个女儿,教她们抖了几下,结果,第二天巴西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塑料的空竹,成为时髦的玩具。  
  争取进入美国的尝试
  艺术团出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找机会,争取进入美国。为此,还没有出发前,艺术团就收集了许多资料,涉及美国政府、议会机构的运作模式,楚图南还特别注意可能要打交道的各方面人员的情况,例如担任美国教育部部长的是一位女性,楚图南重点研究她的经历,研究将来可能和她打交道的各种预案。另外,还研究了应对美国签证申请种种对策(例如,对方要求按手印,当如何处理:按不按?按了要不要抗议?抗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等。
    艺术团到南美后,采取了主动和美国人接触的姿态。所到之处,一律向美国使馆送票邀请看戏。对方的反应是:美国驻智利大使退回所送的票,但附信表示了感谢;美国驻巴西大使打电话表示不能出席,但致谢意;美国驻乌拉圭大使的夫人和使馆官员来看了戏;美国驻阿根廷使馆也有官员来看戏。这些情况使艺术团领导认识到:由杜勒斯控制的美国国务院,虽然敌视中国,但是,美国的外交官并非铁板一块,不少人其实还是愿意接近、了解中国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领导了一场外交攻势:9月22日,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方面提出了一项《关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声明》的草案,该草案提出,“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为了恢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两国)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清除目前阻碍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力图通过外交手段扫清艺术团进入美国的障碍。这样一个友好的建议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拒绝。其原因除了美国顽固推行杜勒斯的“冷战”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外,也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已经在酝酿之中,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日趋尖锐。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面临西方的责难,而中国在当时又支持苏联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艺术团虽然经演出经纪人和印度、南斯拉夫等国使馆的努力,但是仍然没有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美国丧失了和中国改善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国家掀起了反对苏联的浪潮,艺术团没有实现去墨西哥和希腊演出的计划。
    艺术团在南美还通过各种途径设法和美国的新闻界接触。特别要提到的是:印度驻阿根廷的大使赖嘉文先生,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和楚图南很熟,遇见从亚洲来的老朋友,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味道。赖嘉文不仅动用使馆设备为艺术团提供与中国通讯联络的方便,还以印度大使的名义出面为中国艺术团举行招待会,向在阿根廷的外交使团介绍中国艺术团,请来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每日新闻等西方媒体的记者,艺术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都出席了招待会,并尽可能地回答记者的提问。西方记者的态度是有礼貌、无恶意,所提的问题不仅有艺术团行程和表演的问题,而且对中国的一般情况也有兴趣,所提的问题探询性居多。但是,尽管提问的记者和所提的问题不少,但是和当地的媒体相比,报道的并不多。
    艺术团利用可能的机会和美国人接触,认识了美国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其中有教授、舞蹈家、医生等,他们的态度比记者要好,更愿意和中国交往。其中还有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表示愿意为中国艺术团去美国演出牵线搭桥。艺术团在巴西圣保罗演出时,和艺术团同住一所旅馆的200多名美国人中,有180多人买票观看演出。中国和中国艺术的魅力,以及美国人希望了解新中国的心情可见一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 ... /69632/4717107.html  .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12: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上文

  在艺术团所到的五个城市中,约有华侨3200人,其中约有1200人突破了国民党政权“大使馆”的恐吓和阻挠,观看了演出。艺术团还通过访问、会见、招待会和宴会等活动与200多位有一定声誉和地位的华侨接触。
    对一些重要侨领,艺术团领导还多次登门拜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侨领李玉堂先生,早年曾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后来在南美定居,又以乡长、家长的身份和地位资助到阿根廷的华侨青年求学、就业、甚至成家立业;他不仅自己兴办学校,还关心和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担任不少学校的校董等职务。他的学生遍及侨界,有的还在阿根廷政府中担任高官和国会议员,国民党政权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对这样一位重要侨领,楚图南亲自率领部分艺术团成员登门拜访,在李先生的客厅里,中国式的灯具和家具,正中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都使艺术团成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李玉堂先生对艺术团的来访还给予过重要的帮助:当时阿根廷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极为冷淡的,虽然有官员观看演出,但在招待会等各种活动都没有政府方面的人员参加,而且回避和艺术团领导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李玉堂先生动用了他的影响,促成当过他的学生的阿根廷教育部长会见艺术团的主要领导,有机会让艺术团的领导向阿根廷政府官员说明新中国的情况和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李玉堂还把国民党政权驻阿根廷的大使找到家里,告诉他:新中国成立才7年,艺术团就到南美最豪华的科隆大戏院演出,在南美各国引起轰动,在南美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问他作为中国人,是应该高兴还是阻挠?该“大使”十分汗颜,向李玉堂先生表示,他看到国民党政权“气数将尽”,不想再当这个“大使”,打算终老海外算了,应该说这是相当一部分国民党驻外人员当时心情的写照。  
  返国途中飞机失事,十名工作人员殉难
  10月底结束了南美四国的访问演出后,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带来的冲击,去美国、墨西哥演出的计划搁浅,艺术团从南美飞回瑞士的伯尔尼,一方面进行初步的工作总结,也让演员们休整,同时争取去希腊演出的签证。这时,伯尔尼也在11月初发生了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示威,继续演出是不可能了,艺术团决定回国。所走的路线是从瑞士的苏黎士飞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再转莫斯科回国。由于艺术团人数多,所以分四批离开苏黎士。前三批是艺术团的主要领导和演员,在前三批人员到达布拉格后,最后一批是李德椿等十名工作人员预定在11月24日从苏黎士起飞到布拉格。据当时在艺术团担任秘书工作并去机场接机的沈愈回忆:李德椿等十人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回到布拉格机场,艺术团领导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由赵沨打电话询问中国驻瑞士使馆,得知飞机失事。这时,艺术团决定由赵沨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请曹瑛大使向捷克外交部询问,由于局势动荡,特别需要注意安全,因此舞蹈演员、而且有点“功夫”的刘庆棠自告奋勇陪赵沨去使馆,赵沨和曹瑛大使交谈了很长时间。赵沨回来后和艺术团领导商量,决定暂不向大家通报噩耗,以免因三个多月来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演员们情绪过分哀恸;同时决定,第二天就由楚图南和王力率领大部分团员离开布拉格飞莫斯科,然后乘火车回国,留下赵沨、俞林和沈愈等三位同志处理善后。在赵沨等三人到机场送行时,楚图南与长期担任其秘书的沈愈话别,楚图南紧握沈愈的手,非常真挚而严肃地说:“好好工作,注意健康!”飞机起飞后,赵沨才向沈愈说明飞机失事的情况。
    据后来得到的消息:一架捷克斯洛伐克航空公司的班机于11月24日下午6点15分从苏黎士起飞,起飞后三分钟起火,随即坠落在瑞士边境靠近西德的地区。飞机上除了乘务员外,有中国公民十人和捷克“班尼克”冰球队的十几名队员,还有从中国访问归国的一位玻利维亚生物学家。
    飞机失事后,瑞士方面的善后安排是将遇难者遗体全部集中火化,然后平均分送骨灰。这样一种“死亡者人人平等”的安排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驻瑞士使馆坚持要找回十具中国公民的遗体,并分别装殓送回中国,为此,中国使馆派出了彭华、王乃成两位同志到事故现场辨认遗骸,同时也是为了找回艺术团的资料文件等。这是一件非常困难、艰巨而又极为令人伤感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三个昼夜。由于飞机在空中爆炸,遇难者遗体已经支离破碎,艺术团工作人员邓子若的遗体是在一节断手的结婚戒指上有其妻子名字“陈淑坚”才辨认出来的,其随身携带的皮包上依然可见斑斑血迹和肌肉残骸;演员吴鸣申则是根据一条皮腰带上龙的徽记辨认的;两位同志还不断打电话问及牺牲同志的衣着、特征等。
    十位中国同志的遗体装棺运回布拉格后,11月30日在捷克国家火葬场火化,曹瑛大使和使馆及驻捷克机构的代表,捷克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一位司长,还有一些捷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火葬仪式。随后,十位同志的骨灰空运回国,公祭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毅同志书写墓碑,表达了永远的怀念。  
  还要交代几件事情
  1956年正值筹备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国内一片热气腾腾,艺术团成员抱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当时艺术团是团结的,大家相处也是融洽的。偶尔,也有几个不和谐的音符:那个后来不可一世的王力,当时的工作是努力的,也是恪尽职守的。仅在智利会见当地公众领袖---智利红衣主教时,没有按艺术团约定的礼仪行握手礼,而是来了个“时髦”的吻手礼,为此,楚图南对王力有过规劝,是出自对年轻人的善意,但王力对此怀恨在心,“文革”期间甚至挟私报复,应该看出其品质,后来遇到合适机会,就自我膨胀。据知道这些情况的一些负责同志说起,他们曾经批评过王力:忘乎所以,不尊重楚老。
  刘庆棠在“文革”期间曾经相当活跃,父亲始终认为他当时还是努力、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文革”期间听到刘庆棠的一些表现,父亲只是说过一句:“唉,这个青年!”语气中更多的是惋惜之情。
    1957年,京剧演员云燕铭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并被下放到哈尔滨。父亲始终认为云燕铭是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是右派。前两年,我出差到哈尔滨,通过文化部门找到已经80多岁的这位老艺术家,谈到当年赴北欧和南美的访问演出,依旧是对朋友们一往情深。
    刘淑芳在约10年前有过一次纪念其舞台生涯的演出,在所演唱的节目中,保留了几首从南美学来的当地民歌,还深情地怀念那些难忘的岁月。
    父亲早年的秘书沈愈一直和我们有很好的联系。如今,已是80开外的沈老鼓励我写好这篇文章,并提供了很多原始素材。在此向他表示感谢,并怀念那些曾经与父亲一起在周恩来指挥下为开拓人民外交事业而努力的耕耘者。不论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们当年所付出的努力不应该被忘记!可以告慰的是,中美关系的坚冰在15年后被打破,具体的指挥者还是周恩来,所遵循的思路还是人民外交,还是文化(体育)交流!
    附:赴南美中国艺术团因飞机失事牺牲者的名单:
    李德椿、俞良、饶其丰、张槐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邓子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人员;
    吴鸣申、张春来、刘又春---中国京剧院演员;
    蒋文林、王文华---中国京剧院舞台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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