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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斗士刘晓波先生在狱中患肝癌许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获得了保外就医，但终于抵挡不住病魔的摧残，于7月13日与世长逝，践行了为自由而出生入死的人生观。
在医院的弥留之际，晓波先生表达了想要出国治病的愿望，这果然是先生的自由本性所然，即使魂归西天了，也得名副其实地让灵魂放飞在西方的天堂上去遨游，那里才是真正自由的国度，但是如此想法毕竟与先生一贯担当道义的殉道者骨气有所脱节。其实，继续呆在国内牢狱中，坐穿牢底，将其化作为炼狱的历程，拆下肋骨当柴烧，留取丹心照汗青，又有何不可？既然要当硬骨头，就该坚持到底，那种境界岂不占据了更高的位格？况且，先生既然认识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在这大限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作人生的最后冲刺，似乎更有英雄豪迈的气概。当然，为此还需要比较一番两个可选项的价值观的负载量大小。
晓波继续表示，第一志愿是想去德国，第二志愿想去美国。德国是思想者的沃土，哲学家的圣殿，大概较为符合先生那种智慧者类型的夙愿；而美国是海外民运的大本营，是政治风暴的台风眼，大概较为符合先生向往的投身于政治行动的身践力行的夙愿。但我以为，先生难免天真了些，以为去了西方国家就会“如鱼得水”。德国的民运圈情况我不清楚，而美国的民运圈子我是熟悉的，那里却是个浑水塘，先生真若下水去游泳，则难免要沾污了你洁身自好的羽毛，降低先生的品格，更为“无物之阵”所纠缠，为整日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所困扰，为躲避同行的冷枪暗箭而殚精竭虑。先生无法得知的是：如今在美国的一些“民运圈子”，早已沦陷为是非之地，黑帮之境，匪气，痞气，邪气，傲气，俗气——“五气”通贯而穿行，互为借助 ，于是“产生问题要比解决问题多”。郭文贵来到美国不久，就已经认识到了：“海外民运，一群垃圾！”
尼采说：“有很多人（笔者注：指奴隶品格的下等人）潜移默化地去依附于别人，舍弃独立自主而乞求奴隶的待遇。”曾几何时，海外民运流行起大搞题材炒作的运行模式，盖因低贱品格的奴隶秉性，缺乏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于是借力发力，大搞所谓“茉莉花革命”，随之“天下围城”，“同城饭醉”，“雨伞革命”，“崩溃论”，“新刁民”，“变局策”，“柴静的环保”，“钻裤裆艺术（钻进车底）”，“全民大逃亡”，“郭文贵爆料”，等等等等，形式各异，花样繁多，新陈代谢，层出不穷。走马灯翻转，万花筒看戏，大王旗变幻，万变不离其宗，都为丧失了主人精神和高贵性，沦落为 “骗与瞒的艺术”，还自以为是“正路”。如今的海外民运想当然地炒作起“刘晓波”题材来，拉大旗作虎皮耳。那么如此炒作将影响怎么样的中国民主大业呢？答曰：鹦鹉学舌，东施效颦，只会南辕北辙，必将亵渎圣灵，最终败事！
熟知晓波的好友余杰先生评说，刘晓波在异己分子里也可算是个异类。先生的智商超高，曲高和寡，先生的微言大义焉能为平庸之辈读懂？诚然，先生的行为有缺陷种种，不检点之处多多，为此，先生也每每自责和忏悔，可是须知：“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
（一）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
晓波年少时通读马克思著作全集，想必对于马克思主义精神有相当的熟谙。先生曾多处引用过马克思的话语：“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先生对于真理的求索一头栽进去，孜孜不倦，满腹经纶，学富五经，论著甚多，可是在海外民运圈里，大佬们几多是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信口开河，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极多甚多。
马克思对于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为晓波先生学到了深处，为先生写作无数的政论文章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大肆鞭挞社会现实之黑暗，倡导普世价值，呼喊宪政民主，为此先生领取了数次牢狱之灾却并不喊冤。可是海外民运的大佬们都是以国内的牢狱生涯来领取海外的“兑奖券”，即获取坐稳大佬位置的资本。
可是在民运圈里，大佬们都是以责骂中共为能事，且仅限于此便足矣，如此，则隔开时空千万里，轻易地躲避了眼前最为现实的社会现实：对于身边的流氓气，痞子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自己亲身卷入其中，以为大搞“操你妈的X”的；以为“我是大流氓”而声张自身价值的；以为大肆施展拳脚动用野蛮行径的；以为大搞非法移民业务的，以为募捐敛财的，也照样算是为着“反对中共”的目的而行动得到了首肯。
（二）尼采的超人个性
气宇非凡，独抱孤怀的尼采，以超人般的自诩大喝：我是太阳，我发射出光芒和热量，我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早在学生时代晓波先生深受尼采精神的感染，放浪形骸，桀骜不驯，抱负宏大，卓尔不群，由此升华精神境界，反映在至高的道义和学术层面上，成就了先生的德性和伟绩，一匹文坛的“黑马”脱颖而出，大谈个性自由，倡言感性审美，呼唤人的全面解放，批判学术泰斗，抨击青年导师。
反观今日海外民运圈子，媚俗艳俗盛行，光宗耀祖时尚，为的是博取庸众的掌声，吸引媒体的聚焦，放弃独立人格的操守，也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却毫无自身思想能量的释放。
（三）庄子的达观人生
由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做审美理论的，使得先生最为贴近庄子的人生观：庄子认为凡事道法自然，安然顺命，尽力摆脱肉身的牵累，则可进入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绝对精神，绝对逍遥的境界。
庄子哲学中，有傲视权贵，有放荡不羁，有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有对现实的冷漠超脱，这些大多为晓波所辩证地消化吸收，内化为先生的人格，再外化为实践行动。故而人们可以理解，先生是如何的能够达观与周遭境遇相处，为了中国明天的民主、自由、人权和博爱，持之以恒地大声疾呼，高声呐喊，为此领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牢狱生涯，最后一次获刑11年，坐牢长达近9年，但是先生从不喊“苦”，更不喊“累”，绝不喊“罪”。
惜乎，且看今日海外民运圈子，大佬们大多汲汲于功名利禄，戚戚于粉丝女人的青睐，猥琐于不正当的攒钱，热衷于庸众的掌声和鲜花，吹嘘于光荣业绩，荣耀于结识西方政要••••••，为此尽可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为此大佬们执拗于彼此间争风吃醋，面子攀比，争斗不休，低俗不堪。
（四）基督教的忏悔。
基督教教义认为：“义人上天堂，罪人下地狱”，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相对立。人有原罪，需要救赎，忏悔就是一种途径。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寻求上帝的宽恕从而提升自己的现实生活及道德良知，是基督教传统中重要的精神生活要素。忏悔意味着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以弃绝自己尘世的方向，反转至另一个方向，即向上帝去复归，以获得上帝的救赎之恩赐。
当年出道之时，作为文艺青年的晓波勇于担当文坛黑马，文笔上恣意汪洋，天马行空，以大无畏的气概四面出击，抨击各路英雄好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快淋漓，举止上也粗话较多，不拘小节。八九民运过后，晓波大变了样，乃至人格分裂（曹长青语）。从此开始更多的是在作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晓波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生从教父派的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吸取了养料，以丰富的阅历和经历相结合，先生认识到：“对生命对超尘世的精神信仰的谦卑和敬畏，（假如）没有那种面对不可避免的悲剧的承担和责任感，（就）缺乏在正视悲剧前提下有勇气投入其中的殉难品质，缺乏苏格拉底或耶稣式人格的那种悲怆的高贵之美。”面对 “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晓波就连连说起“敬畏”和“内疚”，乃至“恐惧”。晓波承认恐惧，论证道：“人类为了摆脱恐惧，才去超越的，没有恐惧，人类就只能平庸。”
先生坦承：“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晓波的人格得以净化而升华，开放了奔向上帝之路。
可是观察一番海外民运的大佬，有些还是基督徒，但都是一些“捧不起的阿斗”，唯我独尊，自命不凡，自我夸耀，自吹自擂的甚多，圆滑世故，回避责任担当，急切不耐烦的争名夺利，争风吃醋，导致内斗内耗激增，导致堕落低贱，导致自我消亡，自我湮灭。
（五）实用主义的路线
晓波的话语在民运圈子里中最引人争议的一句，是“我没有敌人”，捧场者啧啧称赞其堪称为基督教精神的“大爱无疆”，是化敌为友的法宝；批评者则愤愤然指责其丧失了敌我意识，是“和稀泥”而丧失革命斗志，是无操作性的改良主义，是“投降派”，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者都没有切中要害。
二十世纪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具体用法，对于某人语言的阐释还需要人们看透该语言者的内心所思以及与语言者周遭环境和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孤立、抽象而机械刻板的语言阐释是无甚意义的。因此我们对于“我没有敌人”的语义分析也该如此。
日常语言学派的思潮可以看做是现代性人文精神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降解，脱魅，祛魅的一种表达。人类社会现代性的趋势就是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去发展，同样，在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是典型地朝向现代性的个性化去拒绝宏大叙事。实用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思维都是凭借实际经验的一种方式，是人的适应性行为和反应的机能，它并不提供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认识也不是要探寻什么绝对的恒定的客观真理，而是为了求得特定的适应环境下的满意的效果，使生活愉快、安宁和满足。实用主义的核心人物詹姆斯提出，人的认识并无统一模式的“先存的原型”，“有用即是真理”。
在晓波推出“无敌论”的特定场合，有待于考量双方的力量对比：一方是掌握整个现代国家机器的巨无霸，另一方出场的是一个孤身鏖战的斗士，尽管领衔着一个有约6400名文人联署组成的松散群体，但还是杯水车薪，不足为惧。巨无霸之所以成为了巨无霸，还不止在于器具形式的东西，更是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历史场景中，由国人的芸芸众生组成了“无物之阵”欲吞噬一切异端；许许多多的看客要欣赏砍头闹剧，无无数数的“人血馒头”食客张开大口想品尝“一小撮分子”的鲜味；浩浩荡荡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语）构成了巨大的专制统治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而高效率运转起来——由此可见，双方在物质层面上的较量对阵极其不对称，差距甚为巨大。但在精神层面上的较量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这在刘晓波因起草修改《零八宪章》而遭关押的程序上看得非常清楚——没有逮捕证，不拘押在看守所，拘留期限长达半年，拘留期间不得与家人和律师见面，法院审判对外不公开，辩护律师收到威胁恐吓等等，更不必谈论判决书上的种种荒谬是对于司法公正的无情嘲弄。
实用主义经验论的观点放在生存论领域通常是个“博弈论”的方法，举凡博弈者的基本策略无不以“扬长避短”来谋划。那么我们来看待晓波在法庭上辩护的特定场景，正是这样，先生所要“扬长避短”的就是“无敌论”——尽最大限度弱化、消除、回避自己的短项，为此不与之较量任何物质形态，“无敌论”的宣称就意味着不对国家的政权，这个物质形态的机器进行实质性的对阵，那么就谈不上具有“危害性”，此衰彼涨，从另外一面却突出了自己的强项，从而强化之，即精神形态的道义，而精神形态的事情必然要运用言论形式来表达，故言论须获得自由：“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其理由在于：既然“无敌”就不对国家政权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危害，那么判决我“言论罪”岂不荒谬之极？换言之，既然我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为什么要对我“动手”呢？！
《孙子兵法》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博弈论策略的实例，从而验证晓波的“无敌论”之可取性。现代足球理论趋向于功利性：比分领先的一方倾向于采用稳固防守的消磨战，不主张积极进攻，以确保比分领先。围棋对弈时实空领先的一方在收官子时往往会让步、妥协，尽量回避复杂纷争的局面。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对弈时，子力领先的一方通常会采取拼兑双方子力的策略，以图简化局面，导致获胜几率的上升。
刘晓波的“无敌论”贯彻实用主义策略，以守代攻，是权宜之计，是妥协方案，当然不是普适性的万能公式。以美学角度说，即以尽最大虚化背景的方式来突出主题：“以言入罪该是我刘晓波最后一位了。”称赞者大多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将其大大泛化之，从而跨过了真理的界限。
平心而论，晓波的“无敌论”确实颇为常人费解，海外民运圈的品行尽是些利益熏心，贪功争名，急功近利，浅薄浮躁，这些人士哪有心思去花费时间好好专研理论、琢磨先生的微言大义？于是“打倒”、“消灭”、“推翻”、“结束”之声不绝于耳——仇恨意识毒化了民主政治的智慧。由于缺乏实用主义的实践性，“言行长期脱离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一些极端的说法和作为更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反感，从而将大多数海外华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对立面。”（徐彬语）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市
2017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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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9 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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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17:5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