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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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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 10:2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虞云国





1958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参观首都师范学院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现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公案。
发表于 2017-10-2 13:49: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博讯螺杆 于 2017-10-2 13:54 编辑

中国知识愤青的一大典型—吴晗

知识分子,一向是社会的良心,但如果丧失了良知,那就是知识愤青。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纵观古今中外,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为先行者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到了某党执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有点出奇冒泡的例外了,变成了知识愤青。比如郭沫若,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了,然而他的个人操守却令世人叹为观止,成为文人无行的典范。郭沫若这类文人的可耻,就可耻在他们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声如琴瑟之音,味如麝兰之馨,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阎王大喜,立即准他投胎于豪门望族,转世为王侯将相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与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呢?这全仗有中国知识愤青们无比忠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为专制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那时候叫爱江山爱社稷。为皇帝歌功颂德,是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在中国知识愤青眼中,皇帝代表国家,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国焉有家?所以保护一个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中国文人为皇帝为政权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愤青的乖戾巧伪。

不过中国知识愤青,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吼声如山呼海啸威震四方云云,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青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中国文人拍皇帝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典型。

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个忠,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才行,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据说就是个大忠臣,大清官,标准的爱国愤青。吴晗不仅也是个大愤青,还是明史专家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某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而已,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愤青不知就里,又是罢官,又是背纤,又是骂皇帝的,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了:娘卖皮的给鼻子蹭脸啊,还有完没完?去死吧你!

吴晗的发迹,和那个张东逊是一样的,始于中国知识愤青集体投靠某党,管它什么正义邪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候他们那忠贞的爱国主义就不见了,而是对前朝政府卯足劲踢出了临门一脚。吴晗吴愤青,早在1943年昆明时就“叛国”了,加入了亲共民盟,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后返回北平,吴任清华教授,而其住所清华旧西院12号,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的中国知识愤青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注定要垮台,都在紧锣密鼓的找门子留后路积极投靠新主子。但是改换门庭,总得有点资本,立个投名状吧?知识分子有什么呢,一没人马二没枪炮,有几个学生,也早就是党的人了,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写文章,为新主子造势鼓吹,歌功颂德。郭沫若就很精明,与时并进的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得毛泽东常识。而吴晗的拿手戏是明史,他不失时机的写了《朱元璋传》,果然获得毛泽东青睐,在西柏坡召见他,专门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打政治擦边球,最终投机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吴晗写《朱元璋传》,先后曾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写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将红巾军直称“红军”,这就明显就是在影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了,于是当时出版此书的民国编辑部认为这个敏感词太露骨,就请他把“红军”改为“民军”,然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也万不能改!”(吴晗在1965年版本序言中对此津津乐道)。这次拍中共的马屁,他算是拍对了。

不过在1949年版中,他又出于政治考量,拿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了,因为当时骂蒋批蒋是个很时髦的舆论,不单是某党骂,所有的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都在痛快淋漓的骂蒋批蒋,于是吴立即将《朱元璋传》中的“流浪青年”又改成了“地痞流氓”,“三个伟大”也变成了“暴君”,成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最阴险最残酷的政治家”。但是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后,可能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有些难堪,先后对此书发出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诚惶诚恐,心领神会不折不扣的遵行照办,于是乎“地痞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所有的贬毁之词都改回成褒扬赞美了。

吴晗的身世和学识,与毛泽东是有其共同点的:第一,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愤青;第二,他们的背后都有个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第三,都重文科轻理科;第四,都曾当过图书馆职员。比如毛泽东的数学考卷是零分,但是杨昌济招女婿相中了他。吴晗也是一样,他当初是受到胡适的赏识才得以跻入高等学府(1929年考入沪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经顾颉刚帮助,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但考取北大时却因数学是零分而未被录取,只好转考清华(清华转学生入学的理科考试是数物化、生物、论理任选一门)从而顺利录取了清华史学系。由于他在明史方面的专长,胡适还特地写信推荐他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知识分子如果重文轻理,那就很容易卷入官场政治的旋涡,不过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做官从政的。因为文史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唯心的,难免在研究中掺杂个人的思想情感,研究文史是离不开政治的,也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或者干脆本身就转而变为政治家,结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成了至理名言。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它不存在历史轨迹,阿基米德与爱因斯坦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么有要么无,没有因时空而产生变化,即客观又严肃,唯心不得,瞎编是不成的,与政治更是不搭界。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就试图套用数理化公式来解释社会,结果是非驴非马,云山雾罩的不伦不类。反正我是看不懂的,相信马列主义者们也都是穿了皇帝的新衣在自欺欺人,不然能闹出亩产万斤的笑话吗?

由于张东逊吴晗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识时务咸与革命,1949年北平终于“和平解放”,某党也对他们投桃报李,吴晗替新主子接管了北大清华,担任了清华校委副主任等职,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豪情壮志:“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改造北京,拆毁古城墙和古建筑。很快,北京城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座城楼。如果说彭真是土八路,不学无术不珍惜文化遗产,有情可原,但吴晗显然不是土八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文化古迹是什么,他居然伙同彭真一起搞了个改建故宫的荒唐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要将天安门广场建设成中国的莫斯科红埸,拆毁天安门城楼,修建一个列宁墓式的检阅台,幸亏老毛此时已经对这些建设不再感兴趣,只关心权力了,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文革伊始就打倒了吴晗和“彭罗陆杨”,这个荒唐方案才没有被落实,不然人们今天看到的,就不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山寨版的中国克里姆林宫!

1953 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激烈反对,与主持拆除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吴晗思想极其愤青,自称“改革派”,在国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怒斥梁:您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两年前拆除古城墙时,清华建筑系教授林徽因,曾提出不拆除城墙开出入口等建议未被采纳,这次也抱病据理力争,斥责主张拆迁的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见王军《城记》)

吴晗的个人品行也是很卑鄙的,五十年代,吴晗利用北京副市长的权力,极力主张挖掘明十三陵(后改为只挖掘定陵),就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需要,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当时吴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谁也不敢得罪他,最后只好同意让吴晗“试掘”定陵,长陵才算保存下来。还有,文革前,吴晗也同康生一样利用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更阴险的: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某党合作发生了路线争执,后来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要求中共保证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没有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举报了。

吴晗助纣为虐的另一个罪恶是“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言论全数抖出,例如罗曾说: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是五四运动的清华大学领袖)。吴晗揭露章伯钧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怒斥章是对中共“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吴晗在反右中的表现,使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公开加入了中国某党。从此青云直上,坐稳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宝座。(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当时被吴晗严厉批判的人,还有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费孝通被吴晗批判后,很快就明白过来,立即也“反戈一击”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欺君现象深恶痛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是明史专家,立刻觉得大机遇又到来了,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也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皇恩浩荡,吴晗无比春风得意,因此名噪一时。但是这次,他押错了筹码,他根本就不懂毛泽东的本意。吴晗研究了一辈子的皇帝,却没看透眼前这个皇帝。因为他心目中的皇帝,那就是皇帝,只有英主或昏君,从来没有把皇帝当成是普通的人。当年毛泽东提出《朱元璋传》的修改意见时,难道吴晗没看出毛泽东在自比朱元璋吗?显然不会。但是吴晗的迂腐也正在这里,他错认毛泽东是比朱元璋还英明的英主,自己即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要他写海瑞,而且毛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的秘书卫士们亲自深入基层体查民情,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标榜自己是个兼听纳谏的英主,而且他在每次“民主整风”的同时,也都象朱元璋那样,暗中为臣子们划线分嫡,哪些是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哪些是与他离心离德的,他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明史,这门学问不远不近,档案健全史料丰富,在明史上做文章其实并不难,只需钻进书堆引章据典,再加上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是了,所以吴晗才能写出很多个海瑞来。这期间,巧巧的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毛泽东和彭德怀操起了娘,明摆着的事,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他的自我批评都是虚情假意的,是在找体面下台阶。彭被罢官了,这是多么明白的事情啊!可“少奇同志”们就是不明白,还在做党内民主的美梦,还沉浸在接班人的喜悦中,以为在庐山站到了毛一边反了彭,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丝毫也没有戒备毛泽东的两面派手段。这时的吴晗,如果看破内中症结,也大可以停笔不写那个破剧本,继续搞他的故宫改造规划去。但他就是发贱,眼看有人淹死还往水里跳。1960年底剧本完成了,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们排演,轰动一时,这不是明显的给毛泽东贴膏药吗?《海瑞罢官》上演,天下人看了都心里明白,是为彭德怀翻案呢,最不明白的可能就是吴晗自己。其实早在《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就按纳不住了,要批判大毒草,但毛泽东不动声色,由着北京市委折腾去,还是反右用的老手段,引蛇出洞!

1965年初,毛泽东的时机成熟了,吴晗的厄运终于到来,毛派江青到上海策划文革,柯庆施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她。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宣布它“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就是两报一刊铺天盖地的发表围绕海瑞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等大批判文章,在史学、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揭盖子”阶级斗争。毛泽东指示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为文革掀开了序幕,吴晗首当其冲的遭到批斗,成为文革祭台上的第一颗人头。1969年10月,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连骨灰都没有下落。

用迷信的说法,拆北京城墙是毁祖脉,发掘十三陵是破祖宗风水,这两宗应该是吴晗一生最大的罪孽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这句谶语也就应在吴晗身上:吴晗一生无子女,文革中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唯一的养女也精神失常自杀,名符其实的断子绝孙了。文人们的最大愿望是流芳百世,和郭沫若一样,他们的种种不幸,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美名乎?恶名乎?一代文奸,中国知识愤青—吴晗,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最后仍然象狗一样被抛弃杀掉了(注:毛泽东曾请吴晗夫妇到家中吃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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