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首场大屠杀——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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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曾经发动过一系列的运动，而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扩大化和血腥化，“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1950年代初，中共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对他们认为的所谓“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 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评价，有部分异见人士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目的是巩固新政权，不顾人民生死，自相残杀。”

大纪元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 。

记者：中共建政前呼吁国民党各级人员留守岗位，但建政才几个月就食言，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古时候很多王朝开篇都是大赦天下，那么中共建政后为什么要大杀天下呢？

丁抒：对国民政府的党、政、公、教留用成员，投诚起义的军人，中共原来说的是“三不”：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可是不到一年就出尔反尔，说他们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加以残酷“镇压”。这是毛泽东“永保江山”的预防措施。

毛泽东熟读史书。秦朝短命，二世而亡，毛泽东不认为是秦始皇暴政所致，却认为是因为焚书坑儒不够彻底，知识分子杀得太少了。他从秦始皇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是：“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被)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他替秦始皇惋惜。

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个再彻底一些、再狠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天下就不会丢给刘邦。他汲取秦王朝短命的教训，把镇压“敌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镇压，譬如说镇压叛乱，是有叛乱在先。“镇反”不是这样，不是有了“反革命活动”再镇压，而是预谋的。

当时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毛泽东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因为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鲜战场，正如刘少奇说的那样，“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与其说是“镇压反革命”，不如说是毛泽东要借助朝鲜战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国内“肃清国民党势力”，连根拔除所有可能的敌对势力，以巩固其政权。

记者：您曾撰文指，百分之九十几被“镇压”者没有“手持武器、聚众叛乱”，没有“破坏工矿仓库交通”，没有“偷窃国家机密”，概言之，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那么被镇压的实际上都是什么人呢？能介绍几个具体事例吗？那些被镇压是否其中有些还帮助过中共，或者说对中华民族有功的人？

丁抒：例子很多。镇反中被杀的国民党将军多达二百多名，他们几乎全部是中国八年抗战的名将，民族英雄。没有一个是“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

按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杀的是小蒋介石”。他说：“大蒋介石不来，来，我还要欢迎，一天给他吃四两肉，恐(怕)还不行。但小蒋介石不杀，不能平民愤。把小蒋介石杀了，就把祸根取掉了。”

举几个所谓“小蒋介石”的例子。原国民政府第三兵团，1949年底在四川金堂起义，后经过整编加入解放军第六十军。第三兵团原来是湖北的部队，将领大多是抗日英雄，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

中将副司令彭旷高起义投诚后担任中共军队的西南军区高参。另一位中将副司令和曹勖起义后但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教员。少将副军长曾宪成到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按照中共对起义官兵许诺“既往不咎”的政策，他们根本不是“镇压对像”。可是都被按上“反革命”罪被解压到湖北原籍被处决。

三十年以后他们被平反，叫做“恢复起义人员身份”。由此可见，当时按到他们头上的的“反革命罪”的确是无中生有。

至于对中共有功、帮助过中共的而被枪决的，可以举一个例子。

例如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1949年底冒着危险前往他的堂弟、国民党军第七编练司令官罗广文，成功策动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但到镇反时中共就不管这段历史，把罗广瀛定为“反革命”处决、镇压了。

上海1951年枪决的三千个所谓“反革命”，几乎都是没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

“镇压反革命”，除了杀，还有关押、管制。即所谓“杀、关、管”。逮捕判刑关押的就更多了。

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时期里有一千多名日本战犯被关押。可是他们几乎全部被分批释放，只有几十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判死刑的一个没有。

记者：1950年7月23日颁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有一条“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应防止乱打乱杀”，但实际情况如何？

丁抒：毛泽东当然没有说可以乱打乱杀。可是他预先规定了施行屠杀的计划数字。譬如上海，1951年1月，毛泽东指示上海市委一年内“处决一二千人”，指示华南分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谁完不成任务谁就是“右倾”。他多次要求各地纠正“右倾偏向”。

他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说“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中共各级干部要完成任务，又找不到谁“手持武器、聚众叛乱”，也没有人“破坏工矿仓库交通”、更没有谁“偷窃国家机密”。只好把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官兵，以及留任的或者解职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员抓出来当作反革命镇压。

国民政府的党、政、公、教留用成员，无需从事任何“反革命活动”，你的历史就是你的罪。所以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说：“许多地方，除去大批起义投诚人员之外，很难找到更多的打击对象。

因此，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级干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杀’、‘关’、‘管’的名单之中。”“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

因此，乱打乱杀，是毛泽东预设杀人数字的必然结果。

记者：镇反的指标，是按毛泽东设定的计划数字施行屠杀，例如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毛还一再说杀的不够。他的这个指标有根据吗？

丁抒：即便按照毛泽东“杀反革命”的计划，农村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1951年全国市镇人口为6,632万，乡村人口为49,668万。算起来是6,632×0.5‰+49,668×1.0‰=3.32+49.67=53万。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譬如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杀了一千五百多人，占成都市六十万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五，是计划数的五倍。

其实，全国各地都相程度一样，“超额完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记者：全国在镇反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杀？杀人最厉害的是哪些地区？

丁抒：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说：“镇压反革命”中“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

而毛泽东说的稍有不同：“我们建国以来几年时间至少就杀了七十九万反革命，还关了一百多万，管制了一百多万。”

1956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认为那是因为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没有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说：“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你说杀得坏，我说杀的好。我们杀了79万多人，关了100万人。杀的是小蒋介石，大蒋介石不来。来，我还要欢迎，一天给他吃四两肉，恐还不行。但小蒋介石不杀，不能平民愤。把小蒋介石杀了，就把祸根取掉了。”

1959年，他又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所以大致可以说杀了一百万人。

据我所知，邓小平主政的西南，特别是四川省杀人最凶。1951年3月，《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报导：“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譬如温江地区双流县，原政府的乡长几乎杀光，保长也杀，每逢乡村赶场期间必定杀人。而习仲勋主政的西北杀人最少，“对保长一级基本上都没有杀。”

但就全国而言，按计划是杀53万，实际杀了79万到100万上下。由此可见，滥捕滥杀的包括全国大部分省市。

记者：镇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描淡的滥杀现象轻描淡写：“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您怎么评价镇反运动，及其后果？

丁抒：当然，国民党留下的潜伏特务不能说完全没有，武装反抗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被当作“特务”抓捕的人绝大多数不是特务。譬如四川成都有一次夜里抓捕11个人，说8个是国民党军官，3个是特务。据参加者说，抓捕时“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根本就没有一个是特务。

还有一个“特务”的例子。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经赞扬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且不说朱自清实际是病死，而不是饿死的。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朱迈先。

朱迈先在北京加入中共。“七七”事变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搬迁到云南，朱迈先也到南方。中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配他到广西，在蒋雄为师长的国民党军131师政治部任科长。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朱迈先到北京奔丧后回到广西。1949年底代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与中共联系起义。中共派他到广西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桂林当中学教师。镇反时蒋雄被处决，朱迈先也被枪决。罪名是“匪特”。

八十年代平反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时，对五十年代的错案一般不予复查，但有点身份的，处于对台湾统战的考虑，也平反了一些。湖南省复查一万七千多人，大约80%撤销判决，恢复名誉。从那些人的被平反也可看出，被“镇压”的“反革命”，绝大多数都是滥捕滥杀的被害者。

中共现在轻描淡写地说有“一些地方”错捕、错杀。实际全国按计划是杀53万，可是杀了79万到100万上下。由此可见，滥捕滥杀的绝不是“一些地方”，而是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地区。

“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后近两年，“杀、关、管”，合计共约四百万人，极大的巩固了中共独裁政权，没有人敢乱说乱动，连被杀、关、管的反革命家属都不敢哭，民众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线。所以中共至今肯定“镇反”运动巩固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