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广东人是如何逃港的？

雨夜

原标题：广东人是如何逃港的？




   

    作者：小白鲸

    被誉为工程奇迹的港珠澳大桥于今日通车。此后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交流会更加顺畅，交通费用也比原来的摆渡轮船更加便宜，是促进中国南方发展的一针强心剂。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在这座大桥顺利开通的背后，历史上的内地与香港，却有着不堪回首的交通往事。尤其是在两地所属不同，制度迥异的特殊年代，除了少数人能通过正规渠道前往香港，多数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

    今天的文章就来领你回顾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港岁月。

   

    国军乾坤大挪移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中国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占有了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百多年。一条浅浅的深圳河将香港与中国分离开来，深圳镇的罗湖口岸成为双方通行的唯一官方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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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区的分割切断不了两地的天然联系，沿河两岸居民之间往往沾亲带故，甚至很多人的田地就在另一侧的辖区内。再加上国民政府和英美关系不错，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前，沿岸的居民基本上处于自由往来的状态。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解放军不断靠近香港，港英政府十分担心解放军打过深圳河占领香港，特地增兵两个师到香港。

    不过这步棋属于杞人忧天，中共中央为了保留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暂时没有打算解放香港。于是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之后，解放军没有再前进。中英双方隔河相望，彼此相安无事。

    如今的深圳河两岸

    左（北）为深圳，右（南）为香港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对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国民党在大陆上遗留的数百万军政人员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处理安置这些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若处理不当，还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开展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放松边境管制，任由这些人前往香港，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由此形成了第一次逃港高潮。

    但这批人员的撤退也带来了无休无止的问题：国民党情报部门利用香港的漏洞在我境内大搞破坏活动和煽动宣传，甚至对人员明码标价——抓一个村干部赏300元，一个共产党员赏2000元。

    总想搞事情

   

    这些活动致使深圳的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开展工作，严重地威胁了境内社会的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对深港边界实施封锁，并在宝安县内对居民进行登记，凡是留在深圳镇上的居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祖籍本地或广东省。

    2、历史清白，未曾加入国民党及其相关组织。

    非国家派遣的外省籍人员一律退回原籍，不得滞留。

    为了便于管理，政府在宝安县境内划出横长91公里，纵深19公里的“边防区”，形成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北至东莞山厦，南至深圳河的特殊隔离地带。

    强大的“立场”

   

    该区域自北向南由边防线、禁区线、警戒线三部分组成。外来人员若想通过须持有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和深圳当地边防部门开出的特许证方能通过。一切准备就绪，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宣布正式封锁深港边境，曾经的自由通行成为历史。

    边境封锁之初，由于建国初期民心稳定，暗自逃港的人数并不算多。然而情况从1957年开始发生了改变。

    农民与干部的求生之路

    1957年，随着整风整社等运动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危机，农民开始出现吃不饱饭的情况。同年年初，粤北地区发生了水灾，上万饥民流向宝安县要求去香港投亲，情况变得十分危急。

   

    这些流散人员大多是贫下中农，在讲究出身的特殊年代，边防部队无法对他们采取强力措施，只能暂且收留安顿。可是这些人每天吃住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对边防问题终于有所松动。

    逃港饥民等待香港难民署发放食物

   

    当年，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提交了名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文件称既然当下无法彻底解决失业和灾荒问题，不如放松管控，让群众到香港打工从而实现双赢。这个意见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并于1957年6月29日得到了批准，揭开了“五七逃港”的序幕。

    消息的传递速度远超政府的想象，大批群众涌到深圳河边，奔向河那头的花花世界。甚至一些党、团员也选择出奔，深圳一时间民心惶惶。

    河那头

    1955年的铜锣湾

   

    1955年的中环

   

    大批人员的涌入使得港英当局面临极大的压力，也恶化了红色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内外压力下，广东省委重新收紧边界管理，才在明面上控制了逃港大潮继续泛滥。

    为防止难民大量涌入

    港英政府亦筑起铁丝网

   

   

    但逃港的暗流却是越发强烈。

    当时逃港主要有三条线路：西线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线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东线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攀越梧桐山进入香港；或从盐田、大鹏和南澳一带游过大鹏湾。

    为了游到香港，当时的广东省形成了全民健身学游泳的热潮。不少人在泅渡时选择车胎、篮球甚至避孕套充当助游工具，还让这些物品成了紧俏商品。

    如何前往香港探亲

   

    人们逃港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香港，打工一个月挣的钱超过国内干一年的钱，巨大的诱惑使得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去香港。有人形容当时是“有权的批出去，没权的逃出去”。人们不仅不为因逃港被抓而感到羞愧，还认为被抓的经历是光荣的。如果有人逃港成功，家人甚至要放炮摆宴庆祝。

    小小的一条深圳河，不仅成为了两地民众之间的鸿沟，也成为了群众和人民政府之间的鸿沟。

    最后一次尝试

    到了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广东省不少地区的经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逃港的暗潮更加汹涌。

    60年代的香港

   

    当时香港有300多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有亲属在内地生活，暗地里的逃港接应活动自然无法禁绝。为了防止人口过度涌入，维持香港社会的稳定，1956年港英政府与中方达成协议，双方对往来人流实行“平衡进出”的政策。

   

    而这一行为使得不少分居两地的居民的正常探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与政府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于是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农民的自留地、放宽边境管理，和香港发展互补贸易来度过困难时期。

   

    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为了渡过难关，让受饿群众有条活路，广东省委默许了这一提案。轰轰烈烈的六二逃港，就此展开。

    1962年5月5日，边境放宽。当时有谣言称在女皇生日那天（其实是英国官方设定的君主庆生日，在六月的某一个星期六）大赦天下，能过去香港就不遣返，全部安排工作，更加激起了民众的热情。

    人们涌到宝安试图过河，连湖南、江西的群众都赶了过来。超乎预计的人流使得边防部门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地段的铁丝网都被人群冲破，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有超过三十万人过境。

    1962年的《明報》

   

    压力之下，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在5月22日收紧边境管控。而此时尚有数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愤怒的难民不顾一切地冲击火车站，矛盾一触即发。

    但难民们即使出逃到了香港，也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随时要担心被遣返。

    当时华山有超过三万人滞留，港英政府派数千名警察将这些人赶到收留营内，准备统一遣返回大陆。

    深圳边境，抓捕偷渡者。

   

    1962年港英政府遣返偷渡者的情景

   

   

    消息传出，全港轰动。为了解救这些亲人，在港广东人涌向华山，不少人甚至通过卧路拦车的形式帮助警车里的难民逃离。华山一时间呼亲唤朋，哀嚎遍野，场面惨不忍睹。

   

   

    好在对于政府“非人道”的命令，不少香港警察采取消极抵抗措施，帮助难民逃离。逃港群众得以化整为零，如涓涓细流般融入香港社会，为香港社会带来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也给香港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持续不断的人员外逃引发了中央的深思。

    邓小平执掌大权后，为了改善民生，决定对临港地区的经济实施放权。1980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先锋号角。

    新时代新口号

   

    自此大规模逃港终于成为历史，不少逃走的人甚至回来投资办厂，置业生活。他们在香港不投不靠，努力奋斗赚来的钱，为深圳后来的经济奇迹注入了第一笔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