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松：一个敢怒敢骂地主后代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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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从江西移民来的。听长辈说，在清朝前，这里只有极少数的苗民，到处一片荒凉。清政府实行移民政策，把这里居住的苗民赶走，从江西省移民数万来秀山，我祖父的祖父两兄弟就是这样来到秀山的。
   
    他们来后一无所有，靠挑脚（下苦力）为生，后来炸油粑粑卖，然后又改行磨豆腐，由于豆腐做得好，生意红火起来，慢慢就有了些积蓄。他们又用这份积蓄做烤烟生意，当时秀山是生产烤烟的产地。
   
    以前民间有种说法，“家不分不发”。我祖父的父亲，就是太祖父，秉承这句古训，对他三个儿子说：“祖宗千辛万苦才创下这份家业，现在分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珍惜，各自为业，为老祖宗争光。”这样，我祖父就带着他分得的一份财产移居到现在的官桥小教场居住。
   
    我祖父精明强干，经过多年的打拼，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辈达到了鼎盛。祖父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胡传宗是最小的。那时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国家衰弱，认为只有科学救国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养几个儿子发奋读书。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央财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汉大学，他婚后生了三个女儿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伦考上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秀山担任了财政局长；四伯父胡光楣读的天津大学，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祖父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离开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边，读的私塾。
   
    民国初年，五兄弟都相继结婚生子，每家都是儿女成群，三伯父多达14个子女。父辈们都秉承祖父的训示，送儿女们去读书，所以我们胡家的几十个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学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注：胡祖暖因为遇到土改，只读了小学）到1949年时，我们这几家的人丁发展到42个。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亲头脑很灵，他觉得我家在那个偏僻山乡不会有大的发展，要发展必须兼营商业，因此，他就搬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石耶镇。石耶当时虽然没有公路，但有条梅江河，经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长江。秀山当时也没有公路，农村出产的桐籽、茶籽的销售和加工很困难，而石耶正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父亲看到这一点，着手创建了一个集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商号“瑞发恒”。他建厂房，修码头，安装榨油机（木制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从桐油中提炼一种叫锈油的高纯度油，用来油漆船舶和机器。油用船从门前的梅江河运出去，一直运到上海。我父亲发了财，担任了地方上的乡长，还兼任石耶区的民团团长。
   
    在1949年前，我们胡家在秀山是一个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当了个副科长，他干了一段时间，很想回乡搞实业，那时也提倡乡村经济，于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桥。当时在国民政府干事，走人时是没有什么退休金的，更没有什么子女接班，这种作法就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我大伯回到乡里，并没什么钱，但是他有知识有文化，他和我三伯这种人，就是当时农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带回了不少种子，比如西红市、西瓜等等，交给农民种。还有，那时秀山的盐很贵，要从外地运，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换一斤盐。我大伯从酉阳的龚滩运盐回来，全部按成本卖，不赚一分钱，就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时的人都喜欢购置田地，为什么呢，金银财宝可能被强盗偷，被土匪抢（我们这儿是四川、贵州和湖南的交界处，土匪多。）。但是，田地抢不走，所以人们都愿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当时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户和佃户协商。我家与佃户是两种，一种是按四六，佃户六成，我们四成，有些很贫穷的就是三七开。1948年我曾经跟我哥哥去收过租，谷子一打了当场就分，假如是10挑的话，我们就得4挑。佃户要把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时家家都备有凉水和甜酒，佃户挑一挑来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谷子之前要做几大坛甜酒。记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户家吃的饭，当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
   
    二，土改来了！人，杀了；财产，分了
   
    土改来了，那就是暴风骤雨呀！
    他们首先挑动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传，开群众大会。当时我11岁多，记得听他们说：我们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产党来实行土地改革。为什么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是解放穷人的，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把穷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政府。几千年你们为什么穷，为什么受剥削，你们想过没有？就是你们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你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全部剥削走了。你们穷了，他们富裕了，这是一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是一种吃人的社会。我们今天就是要帮助你们站起来，就是要斗争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恶，要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夺过来，因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你们的，是被他们剥削走了。以前，由于国民党是支持地主打压穷人的，所以你们不敢出声，今天不同了，我们是来扶持你们解救你们、让你们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们要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只有把他们打倒了，你们才能翻身。
   
    怎么打倒呢？先开会诉苦，比如说，你们农民要种地，要出种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劳而活，坐享其成，这合理吗？这就叫剥削。我们要打倒地主，当枪毙的枪毙，当劳改的劳改，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夺回来，因为这原本就是你们自己的东西······
    通过一系列的煽动挑拨，把农民的仇恨激发起来。
    仇恨煽动起来了，好，把地主拉出来，批斗！
    土改干部坐在台子上，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封建势力！”下面群众也跟着喊。然后划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农，当时只要家里有五挑田就是地主。这个标准是相当低的，我们石耶有好几家，那算个什么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们只能算是自耕农，维持生活都困难。比如孙兴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里很穷，平时还要做面去卖才能维持生活，也把他家划成地主。
   
    为什么要这样划？原因是划的地主越多，他们分的土地和财产就越多，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共党也就越得人心。我们这个村，共划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实够地主标准的只有我们胡家、吴家和鲁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结果划了二十多家，这还不包括富农，你说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紧接着就是杀人，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是同时进行的，杀地主和杀反革命也是同时进行。那些天，三天两头开会，公审，一公审就拉出去枪毙。我们石耶的镇志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石耶一个乡就枪毙了36人。
   
    我先说我家被枪毙的亲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儿子胡署东是同一天枪毙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点在石耶大桥下的河边。胡署东以前是老师，他同他妻子陈翠云都在石耶小学教书，他是校长，因为他有文化，就叫他来当了乡长。他当乡长没几年就被杀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枪毙，就在我们余庆村鸭子河坝。四伯父最惨，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枪毙，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胡署东，另一个叫胡蒙元，曾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师长。抗战结束后，他到四川宜宾当了县长，刚解放他就被枪毙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刘湘办的干部训练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后埋在官桥，他们三弟兄被枪毙后抬回去已经没有地方可埋了，因为土地已经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边，一块板板、一床席子都没有，因为财产也全部被分完了。他们三弟兄埋在同一个坑里。三中全会后，我去给他们立了碑，现在我每次去给爷爷上坟时，也给三个伯父挂青。我想，如果我爷爷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个儿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个个都是血淋淋的尸体，不知他会如何感想。
    我再讲讲我看到的一些杀人场面。
    土改时我虽然只有十多岁，但胆子很大，只要听说杀人，只要是在方圆30里之内，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杀人场面。比如杀杨卓之，我亲自到现场观看，目睹了难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一个叫杨卓之的名人。杨卓之是秀山民团的团长，共产党来后，他进山当土匪，后来被抓住了。他当然是被杀的对象。不过，当年对秀山人民，他应当说是有功之臣，如果没有他，秀山人吃盐会很困难。当年盐要从自贡经长江进乌江，到酉阳的龚滩上岸。从龚滩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杨卓之在酉阳、秀山、甚至贵州的松桃一带名声很大，只要说是杨卓之押送的盐，土匪就不敢动。
   
    公审大会是在秀山飞机坝中山纪念堂开的，会完后把他押到现在粮食局那个地方枪毙了。在杨卓之的脚还在一抽一抽时，上去了三个人。一个手提一把菜刀，另一个拿了一个小锅和一个菜板。他们把杨卓之翻过来，撕开衣服，用刀剖开他胸膛，一把将他的心脏拉出来。他们三人就在离尸体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锅里爆炒，然后拿出瓶酒，边喝边把杨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几个人，称了几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杨卓之的血吃。
    当时我还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他们是不是特别恨他呢？因为我曾听老百姓恨一个人时说：“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恨他，而为了壮胆——练胆量！就是说，吃了被枪毙人的心子，尤其是像杨卓之这种人的心子，走到哪里都不怕。
   
    三，堂嫂一家“绝门”
   
    到1952年底，土地分完了，财产也分了，土改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仍然极其残酷，对地主子女的打压也非常可怕，造成了很多人间悲剧，老一辈基本消灭，下一辈深受其害。从土改到三中全会，我们胡家42口人只剩下12个，有的枪毙了，有的劳改死了，有的整死了，有的打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自杀了。
    我四伯家有个姐姐叫胡祖云，高中毕业，当地的民兵看上了她，一天晚上，四五个民兵闯进她家，想要强暴她。我堂姐长得高大，她大声叫喊，惊动了其他人，民兵们没能得手。他们丢下一句话：“跑得脱初一跑不脱十五。”我堂姐见事不对，赶快嫁了人，她嫁给了现在野人洞一家姓彭的贫下中农。
   
    民兵转而把目标盯在陈翠云身上。陈翠云是我堂嫂，是个知识女性，秀山三大才女之一，解放前担任石耶小学的校长。她丈夫就是我四伯的儿子、与我爸爸同一天被枪毙的胡署东，也是该校的前任校长。胡署东去当乡长后，陈翠云就接任了石耶小学的校长。在她任校长那几年，石耶小学被县里评为模范小学。土改时，她丈夫、公公被枪毙，婆婆被吊打后神智不清，她本人也被从学校赶回家。
    堂嫂长得一表人材，很丰满，当时30岁。民兵中有一个叫“来宝癞子”的人，是个痞子，他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家里一贫如洗。他跑来想强暴我堂嫂，堂嫂坚决不干。他说：“你要是和老子（我）结了婚，你才会平安，你这两个娃娃才保得住，否则老子把其他民兵叫来，把你一家人都搞死。”在这个痞子多次的威胁下，堂嫂为了两个娃娃，被迫答应了。那几年，堂嫂都是以泪洗面。几年后大饥荒到来，来宝癞子饿死，堂嫂的小儿子也饿死了。多年后，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去看她，她和大儿子胡辽洋住在一间摇摇欲倒的烂房子里，真是家徒四壁。胡辽洋以前非常聪明的呀，但几十年后已经变得傻乎乎的了，连泡茶都不会。我担任了华联公司的经理后，把他招来干打包的工作，每天五元工钱我给他十元。
   
    他这个样子，也没法结婚。一天，他在门外路旁看到一个婴孩，他把她抱回去，堂嫂打开看，里面有十块钱，两包奶粉，几件衣服。堂嫂也许是知道儿子成不了家，决定收养这个弃婴。
    堂嫂2003年去世，她那个傻儿子有什么办法，是我去给她办的安葬。
   
    堂嫂去世时，养女长到12岁了，堂嫂一死，胡辽洋就没办法了，是我去救济的。后来胡辽洋死在养老院，也是我去安葬的。那个养女也来给他送葬，当时她已经大了，在秀山卖服装。对了，她的亲生父母就在堂嫂家对面，当年抛弃她是因为计划生育，他家已经生了好几个娃娃了，见又生个女儿，又要罚款，因此就把她抛弃了。现在，他们见胡家的人死光了，就出来认女，主要目的是想要胡家那几亩地和那间房子，房子虽然破烂但那块地基还不小。
    这样，我堂嫂一家不仅人死绝了，身后连一片瓦都不存。
   
    四，专门用地痞流氓
   
    共产党来到秀山后，很快建立起了农会，共产党对当地情况不熟习，需要当地的人来建立基层组织，用哪些人呢？据我所知，我们石耶农会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为什么新政权需要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无产无业素质又差，干起坏事来无所顾忌。
    比如有一个外号叫“癞蛤蟆”的田维忠，当了农会会长后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他多次强奸地主子女鲁世法的妻子，连月经期间都不放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闯进我家来，不准我们卖米豆腐。当时，我家财产全部被没收后，我妈妈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卖，我在一旁帮着洗碗。田维忠冲着我们一阵臭骂：“谁让你们卖的？你们还想剥削我们穷人吗？告诉你，今天是我们穷人的天下，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从今天起，不准再卖了，否则搞死你们！你们死了比一个蚂蚁还不如！”骂完他走了。他边走还边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区”唱成了“解放军”，而且他下面不会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没好报，在“粮食关”时，他母亲、老婆、两个儿女都饿死。他自己也饿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将一头集体耕牛的舌头割来吃了。第二天，余庆大队大队长发现了，把他绑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从河里捞鱼回来，他看见我鱼筐里的鱼，有气无力地说：“你送我几条鱼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洋洋唱“解放军的天”的情景，便没有理他。走了几步之后，我又返回，问他：“老村长，你怎么被绑在这儿？”他说了割牛舌头的事。我心想，真是恶有恶报。他盯着我筐里的鱼，哀求说：“我以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很后悔，你大仁大义，不要记我小人的过。求你送我几条鱼······”他那个惨样和那种哀求的声音让我心软了。我说这鱼是生的，怎么吃？他说就生吃。于是我把小鱼送到他嘴里，他一条接一条地把鱼生吃下去。
   
    另一个素质极低的人姓黎，是我们乡里的特派员，那时还没有派出所，特派员就是由公安局派一个人到乡上行使公安工作的人。这个人五短身材，又黑又矮又瘦，而且还一脸的麻子，因此人们背地里叫他黎麻子。他一开口说话就是“日妈”，比如他在逮捕周明山的大会上说：“日妈周明山抗粮就是破坏统购统销，日妈破坏统购统销就是反革命，日妈反革命就要抓起来枪毙，日妈你们不好好听我讲······”
    这个人不仅残暴，而且是个色鬼，他看到哪家的女人长得漂亮就要去追。共产党就用素质如此低劣的人当干部。
    他见我家六姐长得漂亮，就来提亲，那是土改结束后。我妈说，她还小，还在读中学，一口拒绝了他。他又去找我姐姐，结果又被我姐姐骂了。他怀恨在心，1954年，他借统购统销和禁烟运动，派民兵来把我妈抓去，一顿暴打后，罚我妈站八天八夜，屎尿都拉在身上。后来民兵说太臭了，才通知我们拿衣服去换，我妈已经奄奄一息，浑身肿胀，两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刚才我提到逮捕周明山，我说说是什么回事。周明山是我们村的人，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另外，他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妈。1954年搞统购统销，乡上叫大家卖余粮。那一年虫灾，粮食减产，哪里有什么余粮。统购任务完不成，乡里就派民兵来一家一户地搜。搜到他家时，从柜子里搜出了那三百多斤谷子，周明山说：“我只打了这点谷子，自己吃都不够。”民兵不由分说，强行把谷子挑走了。
    第二天，周明山把他母亲背到区上，对区长和黎麻子说：“我家没吃的了，只得出去讨饭，但我母亲年龄大了，走不动，我只得背来交给你们，你们吃饭时给她一口饭吃就行了。”说完他把他母亲放下就走了。
   
    区上派民兵把他妈抬回去，同时就把周明山抓了。黎麻子说：“周明山，日妈你还敢闹粮，绑起来！”
    周明山被抓到县里，一个月后，突然通知我们到梅江镇去开会。梅江镇离我们这儿十五公里，我们心想怎么通知到那儿去开会呢？南桥乡、令木乡、石耶乡的都去。
    审判台设在河坝，人山人海，到十点钟时，公安和民兵就荷枪实弹把会场围了。审判长宣布，把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说完押了两个人上来。那时我就在那个台前，我一看，哟！其中一个不就是我的邻居周明山吗！为什么要公审他？公审就意味着要被枪毙呀。我那时才14岁，还想不明白。
   
    审判长宣读周明山的罪行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属于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周明山马上就被拖到河坝。我跟着跑去看。
    周明山跪在地上，一枪把他头打烂了。他的尸体没人收，他母亲和两个孙孙，几十里路，怎么去收嘛。
    周明山死后他母亲天天哭，没多久也死了。周的女儿11岁，儿子7岁，只得出去讨饭。他们两姐弟睡在牛圈里面，只有一点谷草，我听见他们的哭声，好凄惨！后来好像是岑溪那边的一户人家来把姐姐接走了。弟弟一个人一直住在牛棚，十七八岁了都还住在里面。
   
    五，关押地主家属的“集中营”
   
    这个毛泽东呀，他地主不放过，连家属子女都不放过，一个个非要整绝。
   
    土改时，把我们父辈枪毙或关押后，又把我们地主家属，大多是妇女儿童，集中关押在一个叫田家院的地方，为什么要关我们呢？说是要保证土改顺利进行，防止地主阶级破坏，必须对我们严加管制。我们一共有七户地主家属被关在田家院吴龙文的院子里。地主吴龙文已经被枪毙了，他有十几间房子。
    那个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前面只有一个八字龙门进出，后面小门旁边住有一户姓孙的贫农，农会就安排他监视我们。
    监管我们的是个女人，一个土改的积极分子，她当了个妇女组长。这个人心肠很硬，“阶级觉悟”很高，一见到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她就板着面孔，一脸凶相。我背地里叫她“母夜叉”。
   
    “母夜叉”掌管八字龙门的钥匙，我们外出必须向她请假。
    集中营每天开门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两个小时放我们出去打水、捡柴、摘菜、挖野菜。那时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全靠这两个小时找吃的。我们七家人，每天主要就靠吃青菜和野菜度日。我讲讲在“集中营”里发生的几件事。
   
    ，吴文若一家的不幸
   
    我有个表哥叫吴文若，黄埔军校毕业后分到一个部队当见习连长，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保卫战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回到石耶。土改时，他家划为地主成分，加上他又曾是国民党军官，因此他在1950年10月被判刑20年，送到四川阿坝劳改。
    他被抓走后，他家有六口人被关到集中营：他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她妻子叫杨淑华，她高度近视，无法去挖野菜，只能叫她13岁的大女儿吴蒲柳去挖。他家六口人，每天吃青菜、野菜至少要一背筐。吴蒲柳开始每天还能摘半背筐菜，后来她身体越来越差，目光呆滞，面色菜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
   
    那个冬天，好容易出了太阳，集中营的人都出来晒太阳。太阳一晒，身上的虱子满身窜，大家便相互捉虱子。这时，蒲柳站起来说要去解大便，她刚走了几步，就蹲下去拉了一地稀粪。她妈赶快去扶她，可她身子直往下坠，她口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妈，饿，饿得很······”不一会，她就断气了。
    杨淑华大哭，说：“我不该生下你呀，你投错了胎······”
    大家叫我去向“母夜叉”报告。因大门锁着，我去找后门的老孙。老孙这人还有良心，听说后很同情，与我一起去找她。“母夜叉”听说后把双眼一瞪，张口就骂：“死一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地主死光了都没关系！”老孙说：“人死了总得抬出去埋，不能放在那儿烂呀。”“母夜叉”这才说：“就叫那些地主去埋，你要好好监督他们，防止他们搞破坏。”老孙又说：“到哪儿去拆几块板板，钉个匣子？” “母夜叉”说：“她还要匣子？就这样拖出去埋！”
   
    在返回的路上，老孙忍不住说：“太过分了！”
    回到集中营，老孙叫表嫂找床烂席子把女儿裹了，由集中营凡是还能走的人帮忙抬出去。大家都没力气抬到山坡上，于是就在河边挖了个沙坑，把蒲柳草草埋葬了。
    蒲柳死后不久，表嫂的婆婆和儿子也饿死了，他们一家六口只活出来三个。
   
    ，陈淑清一家的遭遇
   
    吴肇修是我的堂姐夫，我们关在集中营时他和他儿子吴光瑶都被抓走关押。他家关在集中营里有六口人：我堂姐、她的婆婆和她的媳妇陈淑清。
    在进集中营之前，堂姐就已经遍体鳞伤，她遭受了吊打“半边猪”、跪玻璃渣、跪铁梁角刺等刑罚，在集中营里她已经行动困难。她的婆婆年已八十，她媳妇陈淑清下面有三个小孩，老大吴世和六岁，大女儿吴世林四岁，小女儿吴世奇两岁。这六口之家的全部生活担子都压在陈淑清身上。
   
    陈淑清是秀山美萃乡陈家大院的人，出身名门闺秀，17岁时在秀山女子中学毕业。毕业后她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家，到22岁时，她已经为吴家生了一子二女。可惜，她的丈夫是个纨绔子弟，常在外面拈花惹草，陈淑清按中国传统的逆来顺受的妇道忍受了，从没有大吵大闹。
    在集中营里，她的负担太重了，上面是两个老人，下面是三个小孩，油盐柴米全无，她岳父（我们叫公爹）吴肇修当时又关在牢里，还要给他送饭，由她大儿世和每天给他送一碗青菜去。
    一天，世和送饭时，吴肇修对他说：“你回去给你妈说，就是青菜嘛也多送一点，我饿得很呐。”世和回来说了后，陈淑青哭起来，她实在没办法了。我妈安慰她，说现在大家都一样，熬过这段日子就好了。
   
    但是，陈淑清觉得她熬不过去了。
    那天早上我从她门前过，突然听她房间里传来“嘿哧”、“嘿哧”的声音，就像杀猪杀了后喉咙里冒血泡子的声音。我跑上去一看，她倒在地上，身旁是把菜刀，脖子上一道伤口直往外冒血泡。我赶快叫我妈，我妈跑来把她抱到床上。没有药有，大家束手无策。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在山上砍柴时，摘了几枝叫“毛蜡烛”的草药。我赶快拿来敷在她的伤口上，不一会血就止住了。我妈劝她说：“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一死了他们怎么办，你要为他们着想呀。你要想开点，这种日子又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过的。”
    陈淑清躺着养伤的日子，这一家人就更惨了。我妈出了个主意，叫她的两个大孩子吴世和与吴世林借外出挖野菜的机会到街上餐馆里去要饭。
    这果然是个好办法，他两兄妹第一天出去就很有收获。街上有店老板以前受过吴肇修的帮助，见他的孙子来讨饭，不仅悄悄给了米饭，还给了点肉。
    那天这两兄妹笑得好开心，半年了，都没见他们笑过。我妈帮他们把饭和肉煮在一起。世和很懂事，叫我妈同他们一起吃。记得陈淑清接过儿子给她的饭后老是不吃，眼睛呆呆地盯在碗上，眼泪流下来。大家劝她，她还是不吃。吴世和说：“你不吃我们就不去讨饭了，大家一块饿死。”我妈妈也劝她，她最后才吃了半碗。
   
    我当时小，不太明白，现在想起，一定是她内心难受，让自己的儿女出去讨饭。
    陈淑清伤好后，又开始出去摘野菜，两个小孩继续讨饭，日子好一些了，关在牢房里的吴肇修也吃上了他孙子讨来的饭菜。
    但是，吴肇修没能活出来，他被枪毙了。
    这儿我讲讲吴肇修这个人。
   
    吴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吴肇修是个很善良的人，我们秀山二中就是他出资修建的，那是是在抗战时。他认为日本敢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大办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招的老师都是从沦陷区里来的优秀教师。所以，那些年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民主人士。
   
    1949年9月7日，解放军打来，国民党县中队要烧石耶梅江河上的大桥，他出面阻止，说，烧了桥也拦不住解放军，只能给老百姓出行带来不便，那个桥是他保下的。
    解放后，吴肇修最初作为民主人士，但后来还是把他抓了，把我家作为监牢，关了几十个人。
    那天来通知，说吴肇修因剥削人民压迫人民，被人民政府枪毙了，叫陈淑清去收她公爹的尸。
    去收尸的全是几个女人，有我母亲、我姐姐和他们的伯娘。几个女人用席子把他裹起，抬到现在水泥厂桥头那个叫乱葬岗的地方。乱葬岗是以前留下来的，凡是没得田土的人，包括过路的呀、叫花子呀都葬在这儿。吴家的土地都被没收了，只有埋葬在这儿。
    没两天，我出去时，看到一条狗拖了一条人腿，街上的人说，那就是吴肇修的腿。我当时很感叹：吴肇修呀，你生前做了那么多好事，怎么落得这个下场？
   
    关了我们大约一年后，农会把我们放了。陈淑清一家被赶到全门沟的一个瓦窑去住。那个瓦窑四面透风，下雨天地上到处积水。不到一个月，我堂姐和她婆婆相继去世。埋了她们之后，陈淑清变得失魂落魄，走路分不清方向，像是痴呆了一样。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彻底崩溃了。
    那天，世和因为饥饿，偷了瓦匠沟当六地里的几个红苕。第二天沟当六找上门来，陈淑清连连赔不是，表示孩儿不懂事，一定赔偿。沟当六抓起世和就是几耳光，骂道：“狗日的地主崽，还想压迫我们贫农？！”
   
    关键是他走时恶狠狠地丢下了一句话：“老子去叫农会的人来打死你们！”
    这句话把陈淑清吓惨了，农会在土改中的暴行陈淑清太清楚。她觉得大祸要临头。
    当天，她对世和和世林说：“妈饿得很，我们到街上去讨点吃的。”
    她同两兄妹走出全门沟到了公路边，她对两兄妹说：“妈走不动了，就在这儿等你们。如果你们回来万一没看见妈，就自己回去煮饭。记着要让世奇吃饱，不要饿着她。你们两个要团结，要勤快，不要吵架······.
    她目送一对女儿走了后，就转身朝岩门坎的河边走去，她在那儿投河自尽了，当时她还不到30岁。
    又是我妈妈她们几个女人去埋的，打捞她尸体时我也在场。女人下不了河，是用竹杆把她捞上来的。
    那时枪毙人多，乱葬岗已经没有地方了。埋她公爹的那个坑是空的，尸体不见了，于是她们就把她埋在她公爹的坑里。
    陈淑清死后，她的三个孩子靠讨饭为生。一个七岁多的孩子要承担抚养两个妹妹的担子，这个奇观世界上可能难找。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洗过，一身长满虱子。没多久，三岁的妹妹吴世奇就病了。世和把她送到街上万寿宫我二伯家的偏房住下。那天我路过，看见她躺在几块木板上呻吟，身子骨瘦如柴，小被子上密密麻麻到处是虱子。
    不几天，她就死了。
   
    她死了是谁去埋？是她七岁多的哥哥！他把一根绳子套在他妹妹的脖子上，拖着妹妹往前移。拖到猪行坝那个地方时，正好遇到我，我帮他把世奇拖到河坝，用手扒了个沙坑埋了他妹妹。
    当时这一幕有人看见，但没人敢帮忙，因为要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
    世和两兄妹不久被他们妈妈娘屋的人接走了，他们从此再没有回到石耶。
    他们的父亲吴光瑶活出来了，他坐了十年牢，出狱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回来。那时我也回来了。
    对了，吴家家破人亡，但他们的房子却保存下来，原因是他们的大院做了区政府的办公地，就是你前天去看到的那个地方。
   
    （三），“母夜叉”的结局
   
    我还说说集中营里那个“母夜叉”。
    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我们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早上，她的公爹路过我们集中营旁一口水井时，用手捧了几口水喝。有人看见了，说他是在放毒，向农会汇报后，农会又向区里汇报。区里土改工作团的王团长指示，把他抓起来。当天农会就把她公爹抓了，三天后他被拉到河坝枪毙了。母夜叉和她丈夫去收尸的时候，呼天抢地。
    其实这完全是冤案，他哪里放什么毒？我们天天都喝那井里的水。但那时正是镇压反革命的火热时期，只要有人举报，不是事实也是事实。
   
    这一下“母夜叉”成了反属（反革命家属），组长也被撤了，她的威风一下子消失，路上遇见人，头埋得低低的，说话声音也像要断气。这还没完，到“粮食关”（大饥荒）时，她老公和儿子都饿死，她只身逃到贵州江口县桃英区，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老光棍。那个老光棍是个酒鬼，三天两头暴打她。后来我到江口路过那个寨子，在那儿住了一晚。我见到了她，才40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些驼了。我问她还认识我不，她说不认识。我说我就是集中营里的那个胡祖暖。她说：“不记得了。”我说：“你不记得我记得！”
   
    五，一个积善之家的“灭门”
   
    我亲眼目睹这一家全部死绝，他们本是一个积善之家。
   
    在石耶街旁梅江河边，有一家地主，主人叫鲁伯林。我家同鲁家是同一个村，离得很近。鲁家在当地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说，他家每年都要打十多二十口棺材，免费提供给那些贫寒人家，年年如此。
    以前有种说法，“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是，鲁家做那么多善事，是什么结果呢？。
    前面我说了，我从小胆子大，只要听说杀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粮站下面枪毙三个人，一个叫杨兴伯，一个叫杨欣然，一个叫鲁世义，这三个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审判台的前面，三个地主看得很清楚，他们被五花大绑，工作队的人鼓动一些人上台批斗揭发，呼的口号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恶霸地主！”“劳动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鲁世义最年轻，只有20多岁，他就是鲁伯林的大儿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审判长，要杀要剐快一点！”
   
    刑场在319国道旁边，打鲁世义时，枪没响，鲁世义还扭过头，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说是哑火。行刑的人重新换子弹，“砰”地一枪把他头打烂了，头骨和脑水洒了一地。
    他的弟媳叫刘桂华，她丈夫鲁世法参军到秀山，在文工团里。刘桂华才20岁，她来收尸，穿的旗袍。她把鲁世义的头皮和脑水一点点收集起来，包在一张白帕子里，放到鲁世义的颈子边。我听她哭述说：“哥哥呀，我们鲁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冤孽事嘛，遭到这种报应？”
    没两天，就在鲁家对面的鸭子河坝枪毙人，这一天枪毙14个，我大伯、三伯、四伯就是这一天被枪毙的。我记得的有吴肇修、吴龙文、鲁庆全。另一个就是鲁世义的父亲鲁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头打烂，又是刘桂华来收的尸。她把公公的头皮脑水收集起来，仍然哭述说：“鲁家到底是什么回事嘛，人们都说你们净做好事······”
    接下来把鲁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银，她已经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铁梁角”刺。农会会长田维忠和周发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裤子脱了，强迫她在“铁梁角”刺上滚。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把她提起来像打夯那样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讲述至此时抽泣）
   
    还有一个叫“矮子黄”的女人，是地主孙老六的老婆，孙老六被枪毙后，农会的人把他老婆抓去，脱光衣服后扔在一堆铁梁角刺上，还拿脚去踩她。她没死，后来她在东北的女儿来把她接走了，从此她再没回来。
    （注：“铁梁角”是当地一种有生一寸左右长硬刺的植物）
    这儿又说到那个农会会长田维忠，他溜到刘桂华家里，想强奸她。刘桂华不从，田维忠用枪抵着她的头说：“老子今天来日你，是看得起你！你他妈的还不干，你不干老子一枪把你毙了！”刘桂华没办法，被田维忠强奸了。
    第二年，刘桂华的丈夫鲁世法被部队清洗回乡，原因很简单，地主子女。他回来后还是管制劳动，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批斗。我在《难忘的岁月》里记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红苕，他挖断了几根，说他是有意破坏，抓去就是一阵斗打，唉呀，那个日子！
   
    到了大饥荒时，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我们在同一个食堂），他们一家饿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来食堂想打点吃的，其实那个饭就是几片红苕加晒干了喂牛的红苕叶。大队长杨通明（音）骂他：“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工？打饭你就来了！”他说：“队长，我这几天是病了，路都走不动。你松我一下，我妈、儿子都躺在床上，你松我一口气。”杨通明说：“你还想讨吃？你狗日的四类分子！滚！”
    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他支着棍子，很艰难的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胡讲述至止，失声痛哭）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看到他。那天我从他家门前过，他门是关着的，我推了一下，从门缝里望进去，看见他母亲、妻子和娃儿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个柜子上。
    我去找队长杨通明，他听说后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是几个地主！”他把我骂一通，我当时怒火一下子冲起来，恨不冲上去几刀把他杀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亲和妹妹。
    去埋他们一家时，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坝边。我看见鲁世法的耳朵，还有他母亲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这一家死绝了。
    我们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涨大水，全部冲走。
   
    地主鲁柏林全家灭门
   
    鲁柏林（土改时枪杀于石耶余庆村鸭子河坝）
    鲁世义（鲁柏林大儿，土改时枪杀于石耶粮库下面公路旁）
    鲁柏林之妻（1960年饿死）
    鲁世法（鲁柏林二儿，1960年饿死）
    刘桂华（鲁柏林二儿媳， 1960年饿死）
    鲁世法之子（1960年与祖母、父母饿死于家中）
   
    六，鲁家大院的故事
   
    这个四合院位于秀山县石耶镇，以前是地主鲁晋权的住宅，它经历六十多年的风雨，居然幸存了下来，虽然大院的一些厢房和粮仓已经消失，但与绝大多数尸骨不存的地主大院相比，它算是长命的。胡祖暖老人当年经常进出这个大院，他专门带我到此，讲了下面两个故事。
   
    （一），斗打11岁的地主子女
   
    鲁家大院的主人叫鲁晋权，他同我是老表，他岁数比我大，但与我同辈份，鲁家也是从江西来的，解放前，我们两家经常走动。
    1951年，鲁晋权被枪毙，家里财产全部被没收，他老婆上了吊，留下四个儿女。鲁泽黄是老大，11岁，他下面还有三个妹妹。父母死了，财产被没收，几个娃儿没有吃的，饿得受不了。他一个伯娘就说：“泽黄，现在你们只有救一个算一个了，两个小的让她们饿死算了，保两个大的。”果然，后来两个小的饿死了，就饿死在这个房子里。
    接着，农会把泽黄和他大妹妹赶出大院，赶到山上一个叫滚猪岩的茅草棚去住。有一次我上山打柴，无意中看到他们兄妹，我说：“你们怎么住到这儿？”泽黄说，住这儿倒没关系，害怕是每天晚上农会要叫他到鲁家大院去接受批斗，还要挨打。他虽然比我小一辈，但与我同年，土改时都是11岁。这样一直斗打他一个多月。
    这时，又是他家的那个伯娘对他说：“你赶快带你妹妹出去逃荒，否则你两个都要死在这儿。”泽黄于是带着妹妹往贵州逃，逃到松桃县大路乡时，兄妹两被一个老汉收养。他隐瞒了自己的成分，那家人一直不知道他是地主子女，对他和妹妹还不错。他和妹妹后来都在那儿结婚生子，从此一辈子留在那儿了。2010年他回来参加族里一位晚辈的婚礼，我们又见了面，他说起当年的往事，仍然非常痛苦。
   
    （二），张洪富一家的遭遇
   
    张洪富住在离我家两里路外一个叫蔡家沟的村子里，抗战时他参军打过日本鬼子，在部队上当了排长。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娶了鲁氏的女儿鲁泽英。
    张洪富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土改本来整不到他头上。但是，由于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就给他划了一个兵痞成分，抓起来判了几年徒刑。在他被抓的当天，他妻子和儿子张宝也被抓来，关进了这个鲁家大院的粮仓。
    农会把鲁泽英母子关在这个仓房里，锁上门就走了。这一走他们就把这事忘记了。半个月后，有人从这儿路过，闻到一股很浓的臭气，开始以为是死老鼠，后来觉得不对，打开仓门一看，鲁泽英和她儿子张宝已经饿死，身上已经生蛆了，母子俩还抱着。当时鲁泽英还不到30岁，儿子才几岁。
   
    七，土改之后的不幸
   
    土改结束，地富和其家属们的苦难并没有结束，我自己的遭遇就不说了，那已经写在我的两本书中，我讲两个别人的故事。
   
    （一），一棵杉木和一棵梨树
   
    为下面这件事我走访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石耶公社宝塔大队有个姓邱的贫农社员，家很穷，吃盐都困难，因此，他有时便去砍集体的林木来卖。那天，他又砍了一棵杉树，树直径大约有5 寸，当时市场价可卖2元。第二天他去卖时，走到现在石耶检查站那个地方被公社干部查到了，说他盗窃集体财产。问他是什么成分，他说是贫农。公社干部听说是贫农，就只把杉木没收了，没有抓人。但是，好像不整点什么又说不过去，于是问他树是哪个砍的，他说是他自己砍的。又问他，有没有人看见，他说有个人看见，叫张鹏程。干部又问张鹏程是什么成分，邱社员说他是富农。
    富农！这下就有戏了。
    这个公社干部，他姓王，一心想抓点阶级斗争。他当天就到宝塔队去开会。他先召集队长和积极分子开了个小会，然后开大会。他说：“你们中有地富分子，支持贫下中农破坏集体经济，是谁？”队长按事先的安排说：“是张鹏程！”王干部说：“把他抓出来！”
    张鹏程被抓来批斗，他觉得很冤枉，说：“我只看到有个人扛一根棒棒，我不晓得他是干啥。” 但不由他分说，王干部认定他这个四类分子在背后使坏，破坏集体经济。
    会场上有个积极分子揭发说：“张鹏程还把队里的一棵梨树苗挖来栽在他屋前的院坝上。”
    张鹏程说那是他在山上挖的一棵树苗。王干部说，山也是集体的，挖树苗就是盗窃集体经济。王干部认为不仅要算政治账还要算经济账，于是他问：“树大概要几年挂果？”
    下面回答：“三年就可以挂果了。”
    “树的寿命有好多年？”
    “大约五十年。”
    “一年收得到多少果子？”
    “平均两百斤。”
    “现在梨子多少钱一斤？”
    “一般两角钱一斤。”
    “那就是两千元钱。”
    于是，王干部要张鹏程照此退赔。张鹏程说，他没钱，他去把树苗挖出来栽回去。
    “那不行，你挖都挖了，就像杀人，人杀了还得回去？”
    这时有一个人说，他猪圈里还有一头猪，有两百多斤。张鹏程一听大惊，哀求说，那条猪他喂了一年多，油盐钱都要靠它。
    但是，他的猪还是被强行拖走了。
   
    （二），死，也要吃顿饱饭
   
    吴肇修的二哥叫吴正夫，他被抓去劳改，幸亏抓走了，晚一个月就会被枪毙。但是他还是没能活出来，大饥荒时，劳改人员大量饿死，他也饿死了。
    吴正夫有几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叫吴永禄。吴永禄是个非常有才学的人，1949年时刚刚高中毕业。抗美援朝时他想参军，因为是地主子女，没要他，他只好回乡种田。
    大饥荒时，他的几个妹妹都外逃了，只有他留在家里。一个大雪天，他饿得受不了，出去在地里偷几个萝卜，结果被发现，民兵冲着他一阵暴打，把他打昏死过去。民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
    过了一阵，他醒过来，从雪地里爬回了家。他觉得这个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便想自杀。他老想起当时人们说的一句话：要死也要吃顿饱饭，不要做饿死鬼。这个话我当年也经常听到人说。
    他家徒四壁，只有一床旧棉絮还值点钱，他就把这床棉絮抱到石耶街上，向一个姓杨的人换了一只鸭子。他回来把鸭炖了，吃得一干二净，连汤都喝完。
    他用的什么绳子上吊？用的批斗他时捆他的那根绳子！民兵要他把那根绳子保存好，开斗争会时带上好捆他。
    据说他死前还写了一首诗，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去他那儿玩时看到他经常写诗，都是古体诗，他很有才华，多年来，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
   
    八，一家贫下中农的“灭门”
   
    土改时我们村有一个叫白老全的人，他当了多年的民兵队长，因此我们一直叫他白队长。我书上写了他一家人的命运，有一两万字。
    解放前，他们一家住在石耶一个叫猪行坝的地方，就是卖猪的地方。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们四弟兄。这四弟兄相当懒，全靠大哥“卖兵”过日子。“卖兵”就是有钱人家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去当兵，出钱让他去。他每次收几十个大洋，去了之后，一般走到湖南，最多走到吉首，就找个机会溜回来，下次又这样干。这个钱来得容易，他这样干了十几年，但这点钱一家人过日子还是很难，几兄弟吃了就睡，懒得不成样，四兄弟都是光棍，住在茅草房里。
    共产党来了，就需要这种穷人作土改积极分子和民兵。分胜利果实时他家分的是一等：田土是一块旱涝保收的田，房子是吴家大院的好房，而且很宽敞。白老全一家高兴得直喊：“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分的那一块良田，他们甚至晚上都要走到田坎上去看。他们一改懒惰，开始认真耕种这块田。1953年，丰收了，他们除了自己吃以外，还卖了余粮，并且有了钱给每个人做了一套衣服。白老全的妈兴奋得很，唯一的不足是四个儿子都没有媳妇。她四处托人做媒，结果很不顺。原因是他们一家的懒惰是出了名的，而且几兄弟一个个长得一副猪相。因此，好事没干成。
   
    第二年，1954年，他们的收成就差了，为啥？原因是分到良田的那股兴奋劲过了，根深蒂固的懒劲又上来了，比如，田里生草了也不去除。这一年又他们不仅没什么余粮卖，自己吃都困难。后来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分来的土地又归公，他们的生活又困难了。
    1958年，他家的小兄弟白老高到一个矿山去干活，他受不了苦，跑出来，结果被抓住作为流窜犯送去劳教，第二年就死在了劳改队。接下来是59年、60年大饥荒，白家真正的苦日子到来了。全家没饭吃，大儿、二儿先后饿死，他们妈饿得站不起，她说：“解放前住的茅草房，但日子还过得去，春节还有地主像吴肇修、胡家给我们送吃的，有肉、有米、有面条、有粑粑，现在连菜叶子都吃不上了，还不如旧社会。”
   
    她是贫农，说这种话也没把她怎样，何况她很快也饿死了。
    这样，他家只剩下老三白老全一个人，他为什么能活下来呢？因为他当民兵队长。当时送犯人到秀山都是他负责解押，他背一把大砍刀，人们怕他。公共食堂打饭时他因此要占些便宜，这样他才死里逃生。
    但是，由于他的懒惰远近闻名，家里又一贫如洗（以前分的房子又被政府收回去作了区委的办公地），所以他也一直没能讨上媳妇。到文革时，他才找了一个残疾人——她的腿残得很利害。
    第二年，他老婆生小孩，那天晚上，他懒得不想自己操劳，去找队长帮他解决。队长说：“你老婆生娃儿关我卵事！”
    他说了一番话，很精彩。他说：“咦，不关你的事？我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就是要依靠党、依靠政府，你当队长的怎么不管？你晓得不：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这个话是毛主席说的。你不管，你就是否定毛主席！”
    队长没办法，只好向公社反映，公社打电话，县里还来了一辆吉普车，把他老婆接到县里生了个儿子。
   
    他后来很得意，说：“石耶有哪个生娃儿到县里去过嘛？有哪个坐过吉普车嘛？”
    三中全会后他又分了地，十年前他死了，今年他儿子又死了，都是村上埋的。
   
    采访时间：2017年7月9日、10日、11日
    地点：秀山县石耶温泉山庄
    注：胡祖暖于2018年8月26日去世。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