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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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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6 17:52: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志绥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娴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娴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着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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