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2)

FRANKSTON

李志绥

                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的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她。’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她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傅并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我听说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
傅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
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
傅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
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傅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
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傅连璋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
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医务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
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法，医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我冲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
傅正色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
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自从一九四九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境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
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作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任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除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