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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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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19: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李志绥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着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着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着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着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着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着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和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 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着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
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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