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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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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10: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椿,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基辛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方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借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旦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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