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很浪漫哈，正在學習中國的共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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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街头暴动，竟出现“中国工农红军”旗帜

華夏時報 徐立凡

▲在聚集于奥斯曼大街的一群示威者中，有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帜。图/欧洲时报微博视频截图 法国总统马克龙这几天有点忙。 当地时间12月2日，刚刚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飞了13个小时返回巴黎，马克龙就立刻在爱丽舍宫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怎样应对全国街头的动荡。商讨的内容或许包括是不是要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缘起：黄背心运动在法国迅速蔓延 法国街头动荡的导火索是油价。2018年，法国柴油价格增加了16%，柴油价格变得和汽油一样贵。政府同时又调高了汽油和柴油税，并且打算在2019年再进一步加税。 燃油加税，实际上是马克龙前任奥朗德政府的政策，但马克龙没有改变这个容易引发社会不满的政策。没有犹豫，他就背上了奥朗德的锅。 这使得曾经支持马克龙的民众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以黄背心运动为名，从11月17日起上街抗议。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2日，法国巴黎，“黄背心”示威游行后一遍狼藉。图/视觉中国 黄背心也是飞机上的救生衣的颜色款式，以黄背心为名，或许也包含了救命的意思——油价持续上涨，购买力就持续下降，草根和中产是对价格最敏感的人群，于是在每个星期六不上班的时候，他们纷纷走上街头。 11月17日星期六，28万人上街示威，11月24日星期六，16万人上街示威，12月1日，13.6万人上街示威。 黄背心运动的参与人数虽然在减少，但迅速蔓延到了荷兰、比利时等国，而且，暴力倾向也趋于剧烈。马克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赶回巴黎的前一天，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等一些繁华街区，出现了点火、烧车、砸商店橱窗等行为。 不过，安静地在街上行走，仍然是黄背心运动的主流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有一个镜头让中国网民格外关注：一面醒目的旗帜飘扬在黄背心运动的参与者中，上面有六个汉字：“中国工农红军”。 ▲当地时间11月23日，法国圣德尼，法国“黄背心”抗议行动现场。图/视觉中国 传承：中国革命的红色文化是法国政治情境主义的要素之一 像穿越剧一样，法国现实版的黄背心运动，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到了一起。这个穿越是怎么发生的？ 穿越的时空虫洞形成于1968年。上世纪60年代，发源于诗歌里的情境主义在欧洲文化里占据主导地位。 情境主义是指，只要你创造出一种情境，然后退到一旁，就可以获得超验的美感。人们引用不同的文化、宗教去创造文化情境、文化意象。 当时欧洲声名最盛的诗人金斯堡信奉了佛教，甲壳虫乐队、沙滩男孩则追随一个名叫马赫西·约吉的人学习印度音乐和冥想，以获得某种超验感觉。 他们都是年轻人的偶像。当1968年社会运动席卷全球的时候，年轻人就把偶像们的情境主义移植到了政治层面。中国革命的红色文化，就此成为法国政治情境主义的要素之一。 ▲1968年5月，法国街头。图片来自网络 移植中国红色文化的是德国裔法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在1968年初，一次著名的反越战大会演讲中，杜奇克把反越战视作改变欧洲的一部分，而改变欧洲如同1934年-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虽然艰苦卓绝，但最终必然胜利。参加大会的欧洲学生们狂热地接受了杜奇克给出的中国红色情境。4月，杜奇克在一个药店买药时，被一个失业的油漆工人枪杀重伤。 这一幕后来在关于1968年欧美社会运动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枪杀事件，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年轻人都接受了杜奇克的中国红色情境。红色成为欧洲社会运动认可的情境之一，也成为1968年巴黎“红五月”的主色调。 对于红色在资本主义发源地的盛行，当时的德国副总理、外长勃兰特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评价：“任何一个在20岁的年龄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党人。” 用意：黄背心运动博弈的背后，还涉及欧盟团结 1968年法国社会运动留下了另一句名言是“政治就在大街上”。大街上的运动，需要创造一些红色情境，杜奇克、以及1968年的其他运动领袖给欧洲的社会运动留下了这种传统。 今天参加黄背心运动的人，左中右都有，但那面“中国工农红军”旗，无关左中右，只与1968年欧洲社会运动的传统有关联。这是一种传承。 再从历史穿越回到现实中来。马克龙为什么要背奥朗德的锅，坚持损人不利己的油价政策？答案在法国政府的财政报告里。 ▲为抗议法国政府出台上调汽油及柴油税的政策，11月24日，法国超10万人走上街头。图/视觉中国 2017年，法国财政赤字好不容易从3.4%回落到了2.6%，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欧盟财政赤字标准是3%，长期超过这个标准，将遭受处罚甚至可能被暂停欧盟成员国资格。 法国是欧盟最后一个达标的国家。为此，欧盟在2013年、2015年两次给法国宽限，而且表示不会第三次宽限。也就是说，马克龙必须保持法国财政赤字不突破3%的标准。这就是他愿意背锅、给燃油加税的主要原因。 英国脱欧逐渐成为事实，也迫使马克龙不得不咬牙坚持燃油加税。欧盟将要失去英国这个强大伙伴，如果法国财赤不达标，欧盟的裂缝势必会进一步扩大。黄背心运动博弈的背后，不全是百姓购买力下降的事，还涉及欧盟团结。 1968年法国“红五月”运动，最终戴高乐政府用普遍加薪的方式，遏制了运动的进一步蔓延。这一次，马克龙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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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病”是种什么病？从法国骚乱说开去

文 / 北游
   
一， 法国在很多老一辈中国人眼里都是浪漫的代名词，而巴黎俨然就是浪漫之都。

    虽然中国游客的朝圣之旅往往被遍地的狗屎和盗贼败了兴，但在精神意趣方面的敬仰，并没有因此减少几分。最近两周，浪漫的法国不太平，接连爆发2场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

    据观察网报导，继11月17日28万法国人大游行后，24日又有超10万人走上街头。    过程中冲突不断，民众扔石块、纵火的行为，引来警方“催泪弹+水枪”的回击。至此，两场示威活动已造成2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超过180人被捕。伤者包括4名警察。

    至于上街的理由，法国民众原本是为了抗议政府出台上调汽油及柴油税的政策。但有外媒观察人士分析，示威游行已经变得越来越“反马克龙”。

    有法国人直言，“一场内战即将爆发”，更有甚者在推特上发图，称“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自由引导人民》”。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响应，用3个“可耻”，批评了在这波游行中使用暴力、“居心叵测”的示威者。

    由示威游行升级为暴力冲突，在欧美国家并不鲜见，但这么爱上街表达人民激烈的反抗意识，法国人独占鳌头。如同，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勒费弗尔所说：“我们不是来做官员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我们来这里是为反对一个完全脱离普通民众的政府，这是人民的反抗。”

    我不想讨论法国民众的现实诉求，我想把历史跨度拉到足够大，来说说法国人所擅长的“反抗意识”。这个反抗的意识和传统其实在法国历史上一直有所显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代大事件——法国大革命。
   
二， 人类的心智模式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于，总是把历史事件自动演绎成“大人物+事件+时间”的叙事结构。比如法国大革命，无非就是几个启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几个革命领袖带领人民起来革命的历史事件。而大量的背景被忽略掉了。

    实际上，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外的边缘人物在革命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涌入权力的中心。

    如同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再加上毫无政治经验的巴黎的下层文人。这些人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多的只有仇视。

    当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经验的社会底层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人性中无底线的恶展现的淋漓尽致。暴力、恐怖和屠杀席卷整个法国，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布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在雅各布宾派专政期间，雅各布宾派鼓动法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纠察“反革命”运动，大量被认为有反革命情节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布宾派颁布的“嫌疑人法令”规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没有实际证据的被告，可以根据“意识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时期法国嫌疑犯总数达到了30万人，不少人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人民公敌”。同时，在审判环节只保留“无罪”和“死刑”两种判决，嫌疑人无处申诉，非死即活。

    据统计，在雅各布宾派专政的四年里，至少有7万人被砍去了脑袋。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属于封建旧贵族，真正受难的还是普通法国百姓。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不但让法国人人自危，甚至让当时整个欧洲都感到颤栗和恐怖。

    是什么让一群声称要通过反抗来获得光明与理想的革命者，转瞬之间就变得如此无情和残忍？法国得了一种什么病？
   
三，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把法国大革命生动描绘为“壮丽的事业和恐怖的记忆”。

    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

    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民众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鲁索奠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抽象原则的激励下，革命者们打破一切旧制度的激情高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建设新秩序的蓝图。

    宗教、政治、司法、军队......所有旧制度被打破后，却没有民众习惯和具备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时补上。革命给人民带来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随着旧制度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挡。

    托克维尔在在反思法国国运时，痛心疾首到，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鲁索之辈，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开启了“知识变权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政治。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思想是需要癫狂的，而公共言说却需要温良。是因为哲学只是能来认识世界，而不能用来改造世界的。政治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癫狂的世界。

    审慎而节制的原则才能防止政治因为哲学的癫狂而走火入魔。因为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并非是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不过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可以预期的秩序。如果我们用哲学来改造世界，把人当成了神来膜拜，结果却是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地位。

    法国大革命即是如此。

    法国革命者推倒了所谓束缚人理性的旧宗教，关闭了一切教堂后，却创建了“理性宗教”，拥立了一位女演员为自由女神，视其为理性女神，被革命议员们和革命群众们顶礼膜拜。    这不啻为历史上最为滑稽的一部闹剧。

    革命者本来试图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极端，结果却直接摧毁了文明，堕落成了血流成河的丛林社会、人间地狱。“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泥沼。

    认为人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够建构出完美的世界，人无所不能，这就是“法国病”。
   
四，施特劳斯说，所谓现代性就是“青年造反运动”。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把一切旧的、老的经验和制度摧毁掉，换上一套新的，这是进步的，这是理性的，也是现代的。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人类自以为是的傲慢。

    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从政治体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

    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在革命后的86年间，法国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对比美国和英国数百年稳定的政治框架，法国人应该感到汗颜。

    法国人的“反抗意识”没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却后，人性的脆弱和邪恶却因为新旧秩序的长期无法顺利交替，而释放出了无穷的破坏力。法国人在政治科学上的无能，可见一斑。
   
五， 法国这个国家在中国是个符号，是浪漫的代名词，至少在刚刚打开眼界的近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眼中，这是确凿无疑的。

    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老爱拿法国说事，这符合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贯认知：我们骨子里也是浪漫的。浪漫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抒情，爱喊出一些让人激情澎湃的口号。

    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怀着浪漫革命情怀的的法国人就提了很多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的中国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口号。

    必须要承认，在浪漫的方面，中国人理解起来很容易，自然也不遑多让。但是，浪漫也要用对地方，不能乱用。比如，法国人对平等、人权、公正这些观念的浪漫追求就有着魔的感觉。

    法国公民从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项福利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1/3左右

    近年来更高达GDP的57%

    没有法国人普遍对所谓“弱势群体”的浪漫情怀，这一切不会成为现实。

    然而，要维持这么高的福利，必须有高税收配合，劫富济贫是必然选择。副作用显而易见：政府债务的高企，经济活力的低迷，以及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带来的安全隐患。

    这可能就是法国近年来骚乱不断的根本原因。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这很公平。如果说“法国病”的本质在于把人神化了，那么天真浪漫可能就是这个本质的衍生品。

    实际上，天天想着拯救别人的人，常常干的其实是慷他人之慨，拖他人下水的勾当。更要命的是，法国人自己并不觉得。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既对掌握公权力者提防，也对所谓的“人民群众”高度警惕。

事实上，当年巴黎人冲击巴士底狱时，监狱中只关有7名犯人：4个造假者，1个伯爵（因性行为不检点被捕）和两个精神病人。但是在攻占巴士底狱的过程中，却有100人死亡，其中包括监狱的典狱长，他的头后被穿在矛上在巴黎游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