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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中共如何才能“落得个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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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3 05:36: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专制政治对知识分子的羞辱,总是超过人们的预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主流舆论的氛围,就从“改革开放”主调转变成“四个伟大”颂歌。回头看,那些激情昂扬的“坚决不能让‘文革’重演”的口号,在很多情景中,不过是邓小平需要否定前朝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自欺欺人的历史反思表演而已。习近平发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伟大号召以来,“梁家河颂”、“用习近平思想指导数学”、“把十九大报告当佛经来诵读”之类“文革”旧戏毫无阻碍地重返历史舞台。

所幸还有那么多学者良心不安,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勇敢抗议。新年前后,来自体制内的“我控诉”的声音达到近年来的历史高点。继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等学者的直言批评之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一篇发表于网络的文章《政改难产之因》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而演化到今日,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决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

这种尖锐的批判和谏言,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我抗议”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谓振聋发聩。

从“长治久安”到“落得个好死”

长期以来,体制内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批评,都基于“长治久安”的逻辑。即便是要求承担历史灾难的责任,那也是针对领导集团中的某些个人,而不是整个执政党。这是古代政治斗争中“清君侧”的模式。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人们要求清除“迫害周总理”的“人妖”,后来被定义为“四人帮”。后来,邓小平为了权力更新,以“功过三七开”的评价让毛泽东陪绑。

到了八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反对腐败才能长治久安”仍然是一个主流叙事。“李鹏下台”乃至“邓小平下台”都可以喊,但是“打到中共”仍然是一个禁忌。来自湖南的“天安门三君子”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蛋砸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挂像,贴出标语“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竟然被抗议学生扭送到派出所。

“六四”血腥镇压之后,执政党的自我革新也就所谓“政治改革”仍然是体制内良心知识分子的热切梦想。两大进谏法宝是“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这时发生了冷战后时代的巨大变化,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不仅没有受到历史惩罚,反而成为全世界“跪谏”的皇帝。全世界各界都变成了中共体制内知识分子,力陈“唯有改革开放才能长治久安”的道理。中共将计就计,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如今,中共强化专制,世界开始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加倍受辱。

郑也夫教授新论断高度在于,明确指出中共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千秋万代长治久安。他在文章中说,一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

也就是说,尽管仍然是为了朝廷考虑,但这次是希望它“落得个好死”。有人想到了中国古人的最高忠诚标准:武死斗,文死谏。

“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

如果“长治久安”没有能够利诱中共政治改革,“落得个好死”就能吓倒它?郑也夫教授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郑也夫设想的“退出”路径是,给不同政治派别一个对话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协商”。但在他看来,“要让这个统治中国社会70年的政党亲手结束一党专政,要有一段不短的过渡期。过渡期只能由共产党来看守社会秩序。……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他还称,中共作自己的掘墓人,“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

艾晓明教授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篇德国导演佩措尔德的故事片《不死鸟》的观后感,尽管没有点名,但仍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对郑也夫教授的批评意见。

艾晓明教授说,“正如昨天我和一位朋友所说,你能想象死难中的犹太人仰望上天说:请给我们一个好的希特勒吧?这是荒谬的。希特勒和犹太人是死敌,他就是他的本性自身。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被屠杀者的绝境,你要代言说神赐一个好希特勒吧;作为知识分子,这是不理性;作为一个人,这是不道德。作为一个时代的旁观者,这是荒谬的一部分。”艾晓明教授讽刺说,“这样,人们就转而去赞美各种安全线内的好意思。好来好去,也就是排队去屠宰场时自己给自己放点安眠曲而已”。

体制内的希望在于支持体制外的反对力量

不过,郑也夫教授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的“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

既然如此,又何必苦苦劝进?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最大的希望,在于呼吁开放报禁和党禁,支持体制外的反对力量。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人们可以谈论仍在体制内的反对者方励之和刘宾雁,却完全无视因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小平专制而坐牢的魏京生;今天,人们热烈赞颂郑也夫教授的勇气,却没有人提及因为参与推动“零八宪章”而死于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没有人知道彻底反对专制的“南方街头运动”。

传颂郑也夫教授文章的人,也应该知道南方街头运动成员王默2015年11月在法庭的勇敢宣示:“颠覆任何执政党的执政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里我郑重声明,一直以来我主观意愿上想颠覆的是中国共产党专政这个独裁政权”,因为“中共自1949年以来直接、间接迫害致死了1亿多国人生命,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独裁政权是一个赤裸裸的反人类集团,它是有史以来全人类历史上黑暗、最邪恶、最残暴的政权”,“颠覆这个政权我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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