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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钦哉遭遇看中共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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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3 11:56: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左起:武士敏(勉之)、杨虎城、冯钦哉、孙蔚如,1933年


今年九月五日,西安市的冯寄宁先生给中共当局写了一封《申诉书》,请求为他在一九六三年就死去的祖父、“起义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国军二级陆军上将、右派分子冯钦哉,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一九九七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废除了“反革命”罪,为什么到了二OO七年还有一个死人头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呢?而且这个人已经死去了四十三年。


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之“若干政策问题”第五条规定:“原属起义、投诚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帽子,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但为什么偏不给冯钦哉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呢?


冯钦哉者,是一九O九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资深革命军人。袁世凯称帝时,曾在包头起义;曾受孙中山指示,奔走于上海、北京、天津、济南间,联络革命。一九二四年后,入杨虎城部历任营长、团长,作战英勇,累功至师长。一九二八年,杨虎城赴日本,受命和孙蔚如共代军长职。一九二九年,蒋冯战争中,全歼唐生智军,获蒋介石召见,并获赏银两万元。


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和刘峙、樊松甫等人通电全国,反对张、杨非法扣押蒋介石之“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行径,表示“当即勉效前驱,一不做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三不与中央军作战。”在南京军进迫西安时,被任命为讨逆军渭北司令。事变后,所部扩编为二十七路军,任总指挥,辖四十二师和一六九师,自此脱离了西北军。


一九三八年,所部编为第十四军团,参与娘子关、中条山战役,功勋卓著。一九四八年,迁华北剿共总部副总司令。在共军兵临城下时,不但拒绝登上蒋介石派来接运高级人员的飞机,反而与傅作义狼狈为奸,积极策划投降中共。一失足成千古恨,累及所有部属都遭中共杀戮、关押、劳改、管制、批斗,亦使自己及亲属成为贱民,虽名其孙曰“寄宁”,却至死不得安宁,而且死后四十多年仍不得安宁。悲哉!


投共后,冯钦哉即遭投闲置散,只得了个北京市政协委员的空衔。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又因在“西安事变”时表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遭西安市公安局逮捕,从北京押回西安关押。一九六一年,得时为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之力,保外就医。


当时,其家被查抄,什么也没有了,又值三年饥荒时期,其惨可知;所幸赵寿山不忘旧谊,常来看望,有时还带来一袋富强粉;有一次,与赵寿山说起“西安事变”事:蒋被抓后,关到新城,不吃饭,只吃赵寿山送的羊肉泡。因问,“咱这样吃不饱,比起(民国)十八年年馑来,怎样?”赵一声喟叹:“比十八年年馑还厉害,吃人哩。”一九六三年,冯钦哉病故于西安。


一九八O年,冯钦哉的右派问题被民革北京市委根据中共的政策作了纠正,但使子孙后代深受其害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却仍然挂着。其媳妇胡宜秋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为冯钦哉摘帽的要求,市公安局着其找检察院;到西安市委统战部投诉,市委统部也将投诉信转到市检察院;找市检察院,而市检察院又让找市公安局,当胡宜秋拿着检察院的通知找到公安局时,公安局搞接待的人便讲:“民革的平反文件我们不认,你要拿共产党平反右派的文件来。”至此,一个小小的西安市公安局接待员便把中共所谓“长期共存、肝胆相照”的谎话拆穿了;民主党派、议政参政,不过是让人脸红的笑话耳。但拿到“共产党平反右派的文件”时,又如何呢?请读者耐心看下去。


不久,胡宜秋病故,为冯钦哉摘“历史反革命”的担子落到孙子冯寄宁肩上。二OO七年三月,冯寄宁终于在西安市档案馆“拿”到共产党平反右派的文件了。当他拿着这个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向西安市公安局要求为祖父“历史反革命”平反时,市公安局又推托了,此事“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应向相关部门反映”。于是,冯寄宁只好又找西安市委统战部,市委统战部仍旧将材料转交市公安局。二个月后,市公安局还是坚称此“事项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应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是什么部门呢?至今讳莫如深、无可奉告。


无奈,冯寄宁只好再找西安市委统战部,但市委统战部在与市公安局“协调不下来”的情况下,将冯寄宁写的申诉转到中共西安市政法委去,“请政法委协调解决”。又三个月,当冯寄宁到市委政法委询问处理情况时,市政法委政策法规处王姓处长答复说:“这事不应由政法委管”,让他仍去找市委统战部。公安局、检察院不都是你政法委管的吗?政法委、统战部不都你共产党一家的事吗?共产党不是领导一切的吗?为什么现在又不管、不领导了呢?


说到这里,笔者真是怒火中烧:世界上有这样王八蛋的执政党?有这样王八蛋的政府吗?有这样王八蛋的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吗?明明你党中央发的文件,而且已发了二十多年了,冯钦哉又是符合这个文件的规定。为什么还要推来推去,把老百姓的痛苦当作皮球来踢呢?


中国共产党窃取权力快六十年了,但仍然保留着土匪作风:除了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不干任何正经事。当年抓冯钦哉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是何等积极,何等雷厉风行呀!如今搞平反,却如此推三阻四,世界上有这样残害人民、愚弄人民、与民为敌到底的政权吗?


想当年,邓宝珊代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举行了正式会谈,并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协议》明确规定:“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弃义的中共和毛泽东,不但是既往必咎,还要栽赃诬陷,对民国时期的党政军特警,乃至教员、保甲长,大开杀戒:对大部份“起义、投诚”人员以镇反、肃反等各种名义予以大批屠杀,之后又对其残余处以关、管、批、斗,再使其中之不少人被打死、饿死、累死、病死。而且株连九族,令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等亲朋戚友也沦为贱民。


同样可怜的还有张东逊,这位现代鲁仲连、国共双方之间的调人,他既不容于日本人,曾坐过两年多日本人的监狱;他对国民党深怀不满,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时,每次开校务会议,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逊便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然而他更不容于共产党。


张东荪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和见证人,对北平和平易手是立了大功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刘仁:“请经妥人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但是,共军一进城,毛泽东就变脸了。这位曾经有功于中共的人,居然被诬为“美国特务”,而惨遭迫害,其次子、三子先后自杀。一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学者一九六八年被逮捕,一九七三年死于秦城监狱中,时年八十七岁。世界上有这样言而无信、忘恩负义的东西么!


而冯钦哉受迫害,更由于他是抗日英雄。凡抗日者都没有好下场,即如彭德怀,仅仅打了一场虚张声势的百团大战,就被毛泽东批了几十年,最后被害死于黑狱之中。从冯钦哉、彭德怀之遭遇,不但看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一伙背信弃义的无赖团伙,同时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日本走狗、汉奸、卖国贼。


《开放》2007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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