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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自由与历史,必然性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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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2 15:0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黑格尔:自由与历史,必然性与现实

徐辉/文


黑格尔对于古希腊有特殊的爱好,也有很深的研究。在探讨古希腊文明兴起的原因时,他对于吸收先进思想文化与民族混合两个问题特別注意。在黑格尔看来,这正是古希腊文明其所以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


首先,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及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促进,并不是自身孤立进行的,而是同广泛吸收别的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在古希腊跨入文明繁荣的历史门坎之前,它与周围时一些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当时,埃及、印度、叙利亚、波斯等在思想文化发展上都比希腊处于先进的地位。但是,希腊后来居上,它繁荣起来,并在许多方面超过当时各先进的国家,以致成为今天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揺篮。


从黑格尔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发展,在思想文化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就是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其二,就是在这种广泛吸收中,不仅没有失掉自己民族的个性,而且发展了自己民族的个性。黑格尔指出,“希腊人从印度、叙利亚、埃及取得了各种观念,同时希腊观念是希腊人自己所专有”。这表明当时的希腊,不仅敢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而且对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消化能力(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82页)。


黑格尔还转引希罗多德的话说,“荷马和希西阿特给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并且给各位神衹订了相称的别号”;可是黑格尔指出,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希腊许多神祇的名字是从埃及取来的,还说,希腊人在多度那占问过他们应该不应该采用这些名字”(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82页)。黑格尔在评述希罗多德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形时指出,“前后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实在非常一贯,因为希腊人从他们所得到的各种东西里作成了‘精神的’东西”(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82页)。就是说,希腊人并没有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奉若神明,对之顶礼膜拜,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把它们化为自己特有东西的一种成分。这种消化,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就象在艺术方面,希腊人或者从其他民族——特别是从埃及人——取得了技术的娴热;在宗教方面,或者也来自外边,但是靠他们的独立精神,他们改造了艺术,又改造了宗教”(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年版,第282页)。


其次,古希腊其所以能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是开放型的社会,而不是闭关锁国。而其开放的特殊表现形式,就是「吸收和融合外来的移民」。黑格尔指出,古希腊在繁荣昌盛之前,因其落后和处于先进国家环抱之中,所以,它很早就成为一处殖民地,在它的居民中,除了原有的居民,相继有来自腓尼基[是希腊人对迦南人(Canaan)的称呼]、印度、埃及等许多先进国家的居民,随之也带来了先进国家的先进思想文化。


所不同的是,这些殖民者不象近代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那样——所到之处把原地居民部“挤掉了”,相反,它们与希腊原来的居民“水乳交融'成了丰富和发展古希腊民族个性的积极成分。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即历史上的许多盛世(慧田哲学注:黑格尔以古希腊和罗马为例)对先进思想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往往是与民族的混合和融合并行的。其实,中国历史的一些盛世,例如秦、汉、唐等,也有类似的现象(以盛唐为例,当时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艺术、西域各国的音乐舞蹈,都相继大量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西北部,民族混合与融合的观象也很突出),黑格尔这里所揭示的,很可能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它是否也是现代或未来某些民族发展的条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黑格尔特别推崇古希腊文明,把它称为“美的个性”,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这种“美的个性”,当然首先是在古希腊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拙上形成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合理地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看到,这种生产基础正是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其所以能有先进的思想文化进来,则正是古希腊作为开放型社会(包括民族混合与融合)所带来的积极成效。这种社会开放和文化的反作用,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之一吗?


黑格尔把古希腊文明兴起的这种杠杆视为历史上许多先进文明兴起的条件,说明他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规律性」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有深刻的洞察。同时,他的这种论述也启迪我们,在明确了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后,还必须从历史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甩中研究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具体经验教训。


必须承认,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生产方式变革及其相应的阶级斗争是以往文明史的基本规律。但是,这种发现并不意味着历史规律性探讨的终结,而勿宁说,只是为这种探讨指明了方向。因此,问题在于除了上述的基本规律,历史发展(复杂的、丰富多彩的)是否还有其他规律性?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可以说,在这方画,黑格尔把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黑格尔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时哲学代言人,他谈论自由是从反封建主义开始的。早在17954月黑格尔写给谢林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人的自由天赋得到承认,就“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失了”(见苗力田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在黑格尔早期的神学著作里,例如在他关于基督教的“实定性”的批判中,就直接抨击基督教的变质,从早期反映「被压迫人民意愿的宗教变成压迫人民的宗教」(参阅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后来,在黑格尔成名的一些著作里,他对宗教批判的锐气似乎减弱了。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例如他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所表现的,总是力图说明他的理性主义体系不但不同《圣经》相矛盾,而且恰好贯彻了上帝要人们有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曾对此风趣地说:“上帝不愿意有窄心肠的灵魂或者空虚的头脑做他的子女;他愿意有精神虽属贫乏、但对于他的认识却很丰富的人……并且从上帝的启沄而有的思维精神的发展,最后必然进展到一个阶段,能是摆脱在感觉和想象的精神前面的东西,也可以用思想来理解。终久有这一天,人们会理解活动的‘理性’的丰富产物,这产物就是世界历史”。(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3页)]。


实质上,黑格尔所作的,乃是试图从人类如何进入自由王国这个角度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问題的提出,就表现了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勿庸讳言,黑格尔的探讨是以唯心主义方式进行的,但是,在他那里,这同样应当被看作形式,而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題的实质是,在黑格尔的探讨中,他始终杷握住了「自由实现的内在灵魂」,即对于备种过程的必然性的认识。


应当说,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无论从个体的发展看,还是从类的发展看,就有了自由的要求和行动。但是,对于自由的本质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关于自由所具有的朴素观念,就是指人从某一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意思。这是相对于某神不自由的自由。这种有跟的自由,就如同把鸟从笼中放飞所见的自由一样。由此引申,人们往往把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和行为当作自由。但是,无论现在、过去、将来都不可能找出一个思想和行动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人。这种把“任性”当作自由的自由观表明,人们还远没有把自由与必然联系起来思考。


与此相反,有人又认为,既然人的思想和行动不可能摆脱必然,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休谟的观点就是如此。


当然,在黑格尔之前,有些哲学家和思想家,已经开始把自由与必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了。但是,他们由于缺乏深刻的辩证思维,所以,都还不能认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斯宾诺莎最先提出了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杰出思想。但这个思想在他那里,还是一个远未加以展开和论证的观点。卢梭提出过奴役别人的人也不自由的洞见,接触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问题。但也未能加以论证。康德虽然非常重视自由的问题,但却把它的实现最终推到可望不可即的“彼岸”。


黑格尔的自由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前人种种自由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如他所指出的,“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6页)。这是他对于根本否定自由存在的扬弃。但是,自由又决不等于为所欲为的“任性”。黑格尔认为,「“任性”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一种表现,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所以,“任性”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同时他指出,自由也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的东西。


黑格尔在自由观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宾诺莎的思想,具体地指明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7页)。此外,黑格尔的贡献还表现在,他认为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从而获得自由,并非在“彼岸”,而就在现实之中。例如他指出,任何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都表现出某种必然性。因此,完全不顾及这种必然性的自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黑格尔所作的这种论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固然包含有向封建制度妥协的内容。但是,其中也包含有重要的合理内容,即在于指出了「任何时代和社会的自由都是具体的」,或者说,都不能脱离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可见,不顾及必然性的所谓“绝对自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


然而,黑格尔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把人类的自由的实现看成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黑格尔把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人类的自由发展分为三种形态:(一)东方君主专制主义;(二)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东方的君主专制主义,根本无自由可言。所谓君主一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任性”和“放纵”,并非真正自由。古希腊的自由,也只是在少数奴隶主和自由民手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根本没有自由。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制,才唤起了人们对于自由的普遍追求。黑格尔把这一点归之于基督教的影晌,他指出,"各日尔曼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7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完全实现了自由。相反,在他看来,人类真正达到高度自由的境界,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不管黑格尔上面关于人类自由发展几种形态的描述有多少不科学的地方,但是,最可贵之点在于,他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且他还指明了这个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人类实现自由的角度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课题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老人的深刻思想,是仍然能够给我们以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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